杜甫移居陇右

杜甫辞官之后，移居陇右，真正走向了民间。一方面他怡情自然，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仍积极关心着朝廷政治，关注着民生疾苦，倡导民族平等，反对不平等的和亲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政治见地的观点。当时，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杜甫砥砺自己不丧其志，努力在诗歌上有所创新。这些积极的生活姿态，表明杜甫虽远离君主而依旧心怀天下的情怀。

在政治上遭遇了重大打击的杜甫，已经对政治心灰意冷。他怀着一腔悲愤之情，终于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携家离开华州，来到秦州。

秦州距离长安七八百里地，是塞上军事重镇，也是陇右道东部的一个大州，约有11万人口。秦州城位于六盘山支脉陇山的西边。陇山高约2000多米，山势陡峻，为渭河平原和陇西平原的分界。古人戍边行役，视度陇为畏途。但这里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山簇孤城，形势险要，自然风光秀美，羌汉杂居，别有情调。杜甫初来这里，感觉很是新鲜。这种塞上异族风情激发了杜甫心中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与追求。

杜甫携家来陇，日子过得非常清贫，又为生计所迫。在这样艰难困苦中，他起初在城里居住，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无法支付城里昂贵的生活费，他搬迁到了秦州城外的乡间。尽管一方面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得不采药晒药，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抽出许多时间，徜徉于自然山水之中，或登临眺望，游览凭吊，与自然亲密接触，过着一种闲适恬淡的生活。

杜甫到秦州后，写下了许多游览凭吊的诗歌。杜甫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两个值得去的地方，一个是东柯谷，一个是仇池。他首先去登了仇池，仇池在仇池山上，仇池山以此而得名。仇池绝壁，登高望之，形若覆盆，其高二十余里，羊肠小道，三十六回肠。上有平田百顷，山上多水泉，仇池天生险峻绝壁，一人守道，万夫莫开。乃天下之险峻，陇右之胜地。杜甫初去游览，对这里喜爱不禁，不觉有终老此地的想法。他在《秦州杂诗》第十四首写到了仇池：“万古愁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多么洒脱的想法，与那些道教徒和隐士们的想法相近似。可见杜甫此时的心情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对自然之景观是何等的钟情。这也是他在饱受政治打击之后的真实想法，心灰意冷，只想逍遥于天边。

杜甫也曾经到秦州城南60里的东柯谷，探望族侄杜佐，并对杜佐和他的东柯草堂非常感兴趣，那里的环境显然深深地打动了他，使他想在那里的竹林边睡上一觉。杜甫在《示侄佐》中说：“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可见杜甫希望像竹林七贤那样归隐山林。他还写了到东柯后的诗歌：“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险绝，水竹会平分。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遗闻。”这是写东柯的绮丽景色与在东柯生活的诗歌，采药山里，自得其乐的生活。这样陶冶于无限自然风光中的悠闲生活，无疑使他的心灵获得了某种安慰，政治失意的痛苦也减轻了许多。

杜甫虽然在政治上用心良苦，但他从来就不失对自然的热爱之心，因为自然之美表达了他内心对自由的向往，自然使他的心灵无拘无束。在长安十年痛苦干谒生活中，他曾游何园、曲江等长安名胜之地，表明了他那时虽然政治热情浓厚，但对自然之爱却是不曾退失的。在脱离政治之后，杜甫真的有一种“飞鸟归旧林”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他二十年前“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徜徉于山水自然的自由岁月。

除了常常走出去欣赏边塞壮美的山水奇观之外，杜甫还亲自参加田园般的劳动实践，向往过一种像陶渊明那样的田园生活，在劳动中带来收获的喜悦。杜甫来到秦州，主要是靠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问题。劳动既使杜甫获得了田园生活的快乐，又使杜甫知道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密切了同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这使他从精神上彻底脱离统治阶级。

杜甫听说了东柯谷那里居住着十多户人家，过着美好的田园生活，于是对东柯谷向往之至。在杜甫的脑海里，甚至有一幅向往中的东柯谷的田园生活图景，这幅图景美不胜收，有盖瓦的房屋，有竹林，小桥流水，曲径通幽，还有一片富饶的田地，可种瓜种粟，简直就是世外桃园了。后来他去了东柯，虽然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但他所向往的这种自食其乐的美好田园生活，也表明了他对自然以及淳朴乡村生活的感情。

他在《秦州杂诗》第十三首中写到：“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

杜甫除了享受田园躬耕生活的乐趣以外，还与佛家方丈等有所交往，由于佛家学说的影响，也使他从精神上减轻了一些痛苦。

杜甫在秦州有一位好友叫赞上人，就是大云寺的赞公和尚。杜甫在陷入贼中时，赞公曾留杜甫小住，临别时还送给杜甫一些东西。乱世飘蓬，杜甫没有想到竟在这边塞地区与赞公重聚，自是喜出望外，两人自然又常常聚到一起。

杜甫与赞公常一起郊游。有一次，赞公对杜甫大讲栖息山岩之趣，使杜甫非常向往。第二天，杜甫渡了好几次水，来到赞公居住的寺院里，邀请他一起去选择一块好的隐居之地。赞公是位好静的心迹朴素的人，他也非常赞同杜甫的想法，于是俩人一同前往东柯谷西枝村一带寻置草堂之地。他们愉快地携手同行，恣意游赏，走了很远的路。攀着藤萝好不容易登上了山巅，回头一瞧，山可真高啊，下边的村庄河流都像蚂蚁似的，两人毕竟年事已高，都不觉有些头晕目眩。可惜这次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卜居的愿望一时实现不了。返回的时候山顶上还剩下一抹落日的余辉，漫草上面的露水已经很多。他们一路上谈佛论道，欣赏着夕阳之下无限美好的大自然景色。

杜甫在《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中，记载了这一次与赞公的东柯谷之行。诗中有：

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屡渡。

赞公汤休徒，好静心迹素。

昨枉霞上作，盛论岩中趣。

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

杜甫长期与赞公相处，并一道四处寻访胜迹，可见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很是默契。对长期饱受政治失意创伤的杜甫来说，扳依宗教也是返璞归真的一种生活方式。

杜甫在举家搬迁到秦州以后，对自然山水有着更深刻的热爱，这是他在对政治对君主感到绝望与怨恨之后，精神与情感的寄托之必然选择。在秦州，他流连于山水之中，消除了许多政治上的苦恼，徜徉于自然山水成为他疗治精神创伤的重要方式，他对自然山水从此存在着更加深厚的依赖感。在对政治深刻厌恶之后，他更加渴望那种返璞归真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在杜甫居住边陲秦州的时候，唐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很羞愧的事情。在唐与回纥关系破裂之后，嫁到回纥的宁国公主被回纥遗弃归唐。当初，肃宗以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肃宗亲自送宁国公主到咸阳，公主虽然不愿嫁到回纥，但考虑到国家，愿意牺牲个人的幸福，她在离别之时对父皇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后来回纥可汗死了，回纥想要宁国公主殉葬。宁国公主说：“回纥因为爱慕中国的风俗文化，所以娶了中国的女子为妻，如果要随从你们本国的风俗，何必到万里之外去找个女子来结婚呢？”宁国公主以自己的机智逃过一劫，没有殉葬。

回纥可汗死后，回纥以宁国公主无子为由，将宁国公主打发归唐，宁国公主总算活着回来了。但她回来时没有一点公主的娇贵与尊严了，叫一国之人都悲愤难平。杜甫想到公主所受到的侮辱，心里不免对公主充满了怜悯之情。他原本对这桩不平等的婚事就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最坏的局面出现了，这使他不得不就这一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

关于宁国公主因和亲而饱受屈辱归唐一事，杜甫在《即事》一诗中有详细论述：

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

人怜汉公主，生得渡河归。

秋思抛云髻，腰支剩宝衣。

群凶犹索战，回首意多违。

这首诗是专门议论和亲的：听说与回纥的关系破裂，和亲的事情完全错了。现在不但没有能靠回纥兵打败安史叛军，叛军反而更加嚣张了。杜甫对肃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而想通过和亲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表示了谴责。

杜甫反对和亲，是他的深刻洞察力使然。大唐与回纥和亲，与吐蕃和亲，将大唐的公主嫁过去，按理这些外夷之邦都应对大唐持甥舅之礼。但当大唐国力衰微之时，吐蕃侵扰边境，回纥肆无忌惮地蹂躏中原，屠杀人民，对国家的弊端远远大于益处。这些深刻的教训，使杜甫认识到和亲并不能对国家关系的改善起主要作用。

杜甫并不是一味反对和亲政策，他认为和亲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缓和民族关系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他对汉朝时王昭君下嫁匈奴单于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名妃尚有村”。对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也持赞赏态度。而对肃宗为讨好回纥，将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大汗却持反对态度。因为当时回纥兵力强大，对唐王朝版图虎视眈眈，这个时候的肃宗，不通过强大自己来平息安史叛乱，却想通过和亲以借助外援，投机取巧，是“以羊投狼”的引狼入室的表现，杜甫是坚决反对的。

和亲政策本来是儒家仁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对本国人民道德教化的延伸，同时主张对异族他邦实行怀柔政策，以协和万邦。中国历史上汉唐都有和亲的成功范例。历史上唐王朝素有与吐蕃的和亲政策。吐蕃的松赞干布向唐王朝求婚，太宗从边境的稳定出发，答应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令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去吐蕃，松赞干布大喜，亲迎于河源，并特为公主筑一城，建宫殿以处之。自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但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每况愈下，外族势力崛起，靠和亲保持边境安宁只是一相情愿的事了。所以杜甫主张，应以加强边防守备为主，和亲为辅。对朝廷本末倒置的做法，毫不客气地指出是“拙计”，显示出他的深谋远虑。

从历史上看，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纠纷并不是靠和亲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即便是出生高贵的公主下嫁少数民族首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的冲突。少数民族比大唐强大时，在国家之间的政治矛盾发生时，这种和亲的婚姻关系对国家矛盾的缓解的作用微不足道。因为这种最上层的夫妻关系含有很浓重的政治因素，这种夫妻关系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因此是很脆弱的。在政治的利害冲突、国家势力的此消彼长面前，夫妻之情也难免会被政治所异化而变得无足轻重。如王昭君后的几位匈奴单于，也都娶了汉公主为妃，但大汉与匈奴的关系并没有长久地保持友好，而是不断地发生战争。所以不要寄希望靠和亲来达到稳定边关的目的，关键在于强大自己，掌握主动权。在唐王朝强大时，和亲能使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加稳固，但唐王朝失去了往昔的地位时，靠和亲来达到稳定边疆的目的就成了一种妄想，成了一相情愿和痴人说梦。

和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手段，双方都想通过这种手段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肃宗让宁国公主远嫁回纥可汗，宁国公主在回纥举目无亲，受到屈辱，含辱而归，感受到了国家的微弱给她身心带来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并不是对公主一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唐王朝举国臣民的伤害。因此，这种和亲是政治上的失策。杜甫在诗中对宁国公主充满了同情，对宁国公主作为政治的牺牲品而表示惋惜和哀伤，对和亲失败使国家名誉所受到的损害表示悲愤。

杜甫在秦州时，对这里的少数民族是持友好与亲近态度的。他在这里感受到了异族风情，以及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勤劳。时间一长，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非常热爱，产生了在此长期定居，终老于此的想法。他希望在这里建一个屋，送老白云边，像陶渊明那样过幸福的隐居与自然生活。从杜甫这些自然袒露的心扉中，可以看出杜甫对这片土地上少数民族人民的无比热爱之情。

但大唐的统治者们对少数民族所持的态度与杜甫却完全不同。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大唐王朝统治者歧视压迫少数民族造成的。从表面上看，它是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头目与唐玄宗、杨国忠等大汉族的最高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冲突，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因。安禄山等胡人首领能够一呼百应，在短时间内就拿下洛阳、长安等大唐统治中心，这与胡人集体的反抗是分不开的，并非只是胡人统治集团对大唐的反抗。正是因为胡人集体的反抗，才导致这场叛乱持续时间很久，双方力量消长此起彼伏，才导致了这场叛乱的复杂性。而胡人之所以集体反抗大唐的统治，无疑与唐最高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有关。

而大唐统治者之所以对胡人等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态度，其根源在于唐统治者狂傲自大的心理，以汉民族为文明之族，其他为野蛮民族，称为蛮夷之邦，认为是劣等民族。在大唐统治者看来，蛮夷之族缺乏信用，是不值得给予平等待遇的。另外，外族与汉族由于血脉不同，民族文化心理不同，汉民族与外族之间的相互戒备心理在民族性中扎下了根，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唐统治者看来，如果给予他们与汉民族同等待遇，势必让他们发展壮大，这样大唐统治者将难以控制他们。因此，必须时时监视他们，不让他们得势。例如安禄山在宫廷里时，李林甫时常监视他，杨国忠处处与他做对，屡次向皇帝进言称安禄山要叛乱。这其实就表明了大唐统治者内部存在的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普遍的警惕性。这种不被信任感，导致了安禄山最终发动叛乱。在这种不信任的心理驱使下，对少数民族的态度自然是镇压了。

杜甫过去身在长安，对于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与政策，并没有深刻的印象，现在到了边陲，亲自见到了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对大唐对少数民族任意役使的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

杜甫所在的边陲有一个叫马邑州的小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的山谷间，隶属于秦州都督府。由于处在边关，马邑州内多有少数民族居民。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统治者们对境内的少数民族更持排斥与镇压的态度。为了防止他们的叛乱，统治者们把他们中青壮年的骨干力量调到最前线，让他们在抗击安史叛军的战争中消耗掉。这无疑是当时中央政府一石二鸟的策略。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边将任意地将州内的夷民调去东征。无数青壮年的夷民由于将领无能而白白送死，无一而返，家人抱怨，毡帐萧条，哭声充塞了道路。杜甫站在秦州的寒山上，遥望马邑州的惨痛情景，心里对少数民族的遭遇无限同情，为他们的不平等待遇而呼吁，对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变相的镇压政策表示愤怒。于是写下了一首遣兴诗：

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

降虏东击胡，壮健尽不留。

穹庐莽牢落，上有行云愁。

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

邺中事反覆，死人积如丘。

诸将已茅土，载驱谁与谋？

这首诗对少数民族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刻同情，表明杜甫对国内的夷民抱持平等的态度，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这首诗同时表达了杜甫对中央政府夷民政策的批评，对边关将帅让夷民东征表示愤慨。能够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立场上，用民族一统的思想观念看问题，不搞民族主义，这种见识就比当时的统治者们要高明许多。

杜甫这一次走到了边关，亲眼看到了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镇压与不平等政策，对唐朝统治者又有了新的了解，这是他以前身在朝廷和长安所不能见到的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与统治者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与人民包括少数民族人民的感情又增进了一层。

杜甫一家在秦州住了三个月，在这年的十月去了同谷，因为当时在秦州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另谋出路。而且秦州地处交通要冲，他曾经又在朝廷做过官，现在虽退了下来，但官场旧交很多，虚与委蛇的应酬很多，这使不善于交际的杜甫穷于应付。向往自由生活的杜甫，不希望长久沉溺于其中。杜甫经济拮据，这些应酬自然花费不菲，所以他向往更加清净的地方。而且，由于杜甫担心吐蕃入侵，这使得他决计要离开秦州南行。他听说离这里一两百里的同谷县山幽水清，又有良田可种，生存很是容易，于是就决定到同谷去定居。

当时，同谷的县宰仰慕杜甫的诗名，也来信邀请杜甫去，把同谷描绘得非常完美。县宰在信上还答应待杜甫到达同谷后，提供生活的帮助，为他修建房舍等，这使杜甫感到很高兴，于是决定早日动身到同谷去。

但杜甫从秦州搬到同谷后，那位曾经邀请他的县宰却没有露面，大约只是徒慕杜甫的虚名，而一旦杜甫真的到来时，却不愿承担一个书生一家的供养。县宰只是为杜甫在栗亭这个地方草草地建了一个茅屋，杜甫一看到这个歪歪倒倒的茅屋，就知道自己被这个小官吏耍了。杜甫到同谷后，先是在这里居住了几天，但茅屋实在盖得不成样子，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而且位于偏远之地，四周荒无人居，要在这个地方生存下来，实在非常艰难。更为气恼的是，一天风雪交加，杜甫和妻子孩子都在大雪的田野里挖地瓜黍类的粮食充饥，但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饥肠辘辘地回来，到家门口一看，哪还有家啊，茅屋竟然给大雪压倒了。杜甫一家人站在雪地里，饥寒交迫，又得不到任何人的救济，心里感觉更加的凄凉，对那位县宰更加愤怒了。

杜甫只得自己暂时又用茅草搭建了一个小屋作为栖身之地，继续上山挖食，穿着短衣在山雪中奔走，大风吹乱了白发，他负薪拾橡，饥号呻吟，穷愁之惨烈，莫过如此。诗人到同谷本来是为了求得温饱，没料到比在秦州时的生活反而要苦得多。在秦州时，或多或少能得到一些亲友的帮助，不至于苦寒饥饿到如此地步，在这里可真是叫天不应，叫地无门。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对这段生活有充分表露。其一云：“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其二云：“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在同谷县所做的七首诗歌，都是如此悲惨的景况，都是叙述在同谷不幸遭遇的诗歌，读来令人无限凄怆。

搬到什么地方去呢？杜甫在这样悲惨的景况之下，在这个寒冷多风雪的大冬天里，按常理当然要选择一个人烟多容易解决生存问题的地方。但杜甫与常人考虑的却不一样。越是在悲惨的境地，杜甫反而越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使自己消沉。他从秦州来到同谷的路上，曾经经过凤凰台，凤凰村就在凤凰台下。凤凰台下还有飞龙峡和万丈潭，传说潭中有龙出没。杜甫在经过那里的凤凰山时，对那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见凤凰山高不见顶，人莫能至，因此触发了心思，因凤凰台而想到周文王时，有凤鸣于歧山，又想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思念起先贤所创立的业绩，勾起自己上达无由的感叹，并产生愿剖心血以饮啄凤雏，待致太平的非非之想。

杜甫于是寻到了凤凰台下的凤凰村居住，这里位于飞龙峡下，万丈潭边，是砥砺其志，不使自己在穷困中磨损心志的最好去处。

杜甫选择住在这个地方，显然是因为爱慕凤凰之名。古人对于地名，是很有讲究的。每一个地名必须有它命名的原由，想必这个凤凰山也是有来历的。关于凤凰山的渊源典故，历史上并没有可靠的资料，但仅根据凤凰山这么一个神奇的名字，就可以使人产生许多瑰丽的历史联想。而且，杜甫在幼年时期吟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咏凤凰的，他从小的时候就对凤凰充满了神奇的向往，而今到一处叫凤凰山、凤凰台、凤凰村的地方居住，怎么能不叫他对这里充满了神往之情呢。

杜甫居住的地方，不仅能让他想象到传说中的凤凰，而且还能想象到龙。因为杜甫就居住在凤凰山下飞龙峡万丈潭附近，据说万丈潭里有蛰居的潜龙。在《同谷七歌》中有诗为证：“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巃嵷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腹蛇东来水上游。”这使杜甫无疑又因潜龙而展开了瑰丽的想象，飞龙出峡，风云际会，那该有多快意啊！可见杜甫在飞龙峡万丈潭这样的地方，虽身处穷困，却依旧保持着凌云志向。

居住在人杰地灵之处，是砥砺志向的最好地方。因为这里留下了许多神奇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是教育和启迪人们的最好之处，可以追寻先贤的遗迹，在此韬光养晦、磨练心志。也可以俯仰古今，与曾在此留下大量历史文化遗迹的古人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古代许多有名的人物，在求学时代都曾在人杰地灵的胜迹读书或隐居，如李白曾在匡山隐居读书，苏东坡曾读书于家乡的眉山，这些地方无疑都是山川地理环境极好的地方，有大量的历史人物的遗迹，在此修身养性是砥砺心志的最好方式之一。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上有仙人出没，水中有龙在潜吟，这是名山灵渊的标志。杜甫居住在凤凰山下，万丈潭边，一方面忍受着苦寒的生活，境况之惨，空前绝后。另一方面却也借凤凰山之名而修身养性，砥砺情志，时时自勉、自强不息。

由于生活上的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杜甫一家人实在无法在同谷呆下去，于是决定离开同谷举家入蜀。杜甫携妻带子从当年的十二月初一出发，经过漫漫旅程，于当年的岁末到达成都。

从同谷到达成都的这段路程，比从秦州到达同谷更加艰险漫长。两段漫漫旅途异常的艰难，除了忍受饥寒之外，还得与凶险的山川自然搏斗。可以说，这两段旅途，是诗人一生中最为艰辛的两段旅途。

这两段最为艰辛的人生旅途，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人给每一段路程各写了十二首纪行诗，成为两组，从这些纪行诗歌里，可以看到诗人旅途的足迹。由于这两段经历的艰险复杂，使得杜甫这些描写旅途的山水诗歌，不是常人的登临览胜，而是搀杂着诗人亲身体验的艰辛与感受。因此，既不同于古代与同时代的诗人所写的山水诗歌，也不同于杜甫以往登临览胜或是漫游所写的表现山水的诗歌，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等，这些山水诗歌因为是诗人亲身的历险，所以都带有非同寻常的感受。

在翻越木皮岭时，杜甫写下了“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在夜半渡过水会渡时，杜甫有“回眺积水外，始知众星干”。在走过飞云阁的云栈后，他有“歇鞍在地底，始绝所历高”。在龙门阁的时候，杜甫说“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这些从“辛苦”中得来的酸甜苦辣种种复杂的感受和触发，与常人登临览胜的眼花缭乱毕竟有本质的不同。

杜甫能将蜀中奇特的山水写得别有新意，写得“搜奇抉奥，削刻生新”，摆脱了以往写蜀中山水诗歌的俗套，而是独辟蹊径。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深切体会，来发现蜀中山水的最大特色，把自己的深切感受融入到表现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中。这就具有高出流俗的诗歌风范。

此外，杜甫还在这些山水诗歌中，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感情。《剑门》一诗可谓其中的代表作。其诗云：

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

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吾将罪真宰，意欲产叠嶂。

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杜甫因剑门之险而担心封建军阀割据，希望上天削平剑阁，使军阀不能倚此而割据。

因而观之，杜甫能在山水诗歌艺术上突破前人，敢于创新，还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在山水诗歌中融入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正适应了时代的发展需要。唐代安史之乱后，由盛转衰，社会进入急剧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突出，使得杜甫所见所感比以往增多。那些不吐不快、如梗在喉的感慨使得山水诗歌的传统的习惯写法难以满足表达的要求，所以促成了他在山水诗歌上的突破和创新，在山水诗歌上能够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感。

山水诗派形成之初，重视客观刻画。最初代表人物是谢灵运的山水诗，他对山水自然之美有极细极深的独到领悟，写出了不少技艺精湛、形象生动的名句。但他最大的缺陷是诗显得繁富而不空灵，堆砌而不浑成。后来齐代的谢眺的山水诗从颓风陋习中，从玄言诗的劣习中解脱出来，创作了不少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于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

但六朝及隋代，虽然有以上二人在山水诗上较时代传统有所突破，总体上文坛弥漫着的是一种贵族华靡文风，像陶渊明那种高雅朴实的田园诗歌表现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直到盛唐时期，风景诗和景物描写的艺术技巧才有了显著提高，王维、孟浩然等著名的盛唐诗人将山水诗歌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他们的山水诗歌追求一种诗情画意，其美学趣味多偏重于娴静幽雅，久而久之，形成了成规陋法，熟字、熟境、熟貌、熟调等较多，不利于表现不同境地、不同感受、不同的思想观念。因此，需要舍弃旧法，力图变革。

杜甫较王孟等人，在生活经历上更加丰富、更加苦难卓绝。他的人生历程较王孟更加复杂，所经历的地方更多，忧国忧民的情感更浓，杜甫的个人遭遇、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他对传统山水诗歌缺陷的敏锐把握，促使杜甫成为在山水诗歌上惟一的集大成而大变的诗人。

杜甫从秦州入蜀的这两段漫长的旅途，使他在山水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较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也包括对景物描写和山水诗表现艺术的探索与发展。杜甫虽然不以山水诗而成名，但他却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开拓了这一诗歌领域。

公元759年这一年，杜甫可谓在旅途中历尽磨难。经历了四次大的迁徙，从洛阳到华州，从华州到秦州，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入成都。这一年中虽然渐渐远离朝廷，辞官而走，政治失意，但杜甫的忧国忧民的心始终没有改变，而且由于深入民间，亲眼看到了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苦难，亲身体验到了这种苦难，他对人民的热爱、同情之情更加浓烈了，对国家的忧患更加强烈了。而他虽然这一年在迁徙中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在政治上经历了如此之惨烈的打击，但他的精神始终是激昂的，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改，并不曾有丝毫的懈怠、颓废、屈服。正是这种浓郁的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使得他在山水诗歌上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为山水诗歌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