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杜甫的经历

一个具有时代良知的人，应该为时代的不幸而忧患，而一个勇士，则必须敢于正视时代的灾难。杜甫正是这样一位有社会良知的勇士和英雄。在安史之乱中，他与人民一起逃难，深受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被叛军俘虏后，他没有丧失气节，“挺节无所污”。在为官期间，他因与肃宗政治见解不合，直言为宰相房琯辩护，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在遭到肃宗贬谪期间，他深入民间，看到了人民的惨状，对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同时，杜甫还积极为抗击叛军鼓与呼，为抗击叛乱出谋划策。并写下了《悲陈陶》《春望》《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早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杜甫回家探亲，一路上看到山河破碎，人民遭殃的惨痛情景的时候，就以敏锐而忧患的目光预感到了国家将面临的灾难。他的忧患之心几乎要漫过终南山了。他回到家的一夜之间，头发就变白了，看上去好像一个白头老翁，身体也衰朽了。但其实这一年，杜甫才四十四岁。

果然，就在他回到奉先不久，就听说了安禄山起兵范阳之事。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从此爆发。

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外族，而且他们的部属大部分也都是胡人，因此，这一场动乱从本质上讲，是民族间的斗争。异族势力入侵，对汉民族造成的灾难就更加严重。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民族间的战争，由于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必然使双方陷入疯狂之境，杀红了眼是常有的事情。

杜甫在逃亡和被掳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叛军屠杀人民的罪行。

这年的十二月，叛军攻陷洛阳、潼关之后，潼关守将哥舒翰降敌，叛军长驱直入。杜甫当时已由奉先转迁到白水县的舅舅家里。白水县离潼关不远，自然很快就沦陷了。杜甫在兵荒马乱中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当时，从洛阳一带向西北方向逃亡的难民达到百万计，还夹杂着潼关失守后逃亡的军队。杜甫就夹杂在巨大的难民潮之中，和普通难民一样承受着惊恐、饥荒、疲乏和被捉的命运。这次逃亡，由于难民之多，也没有组织，人们争相逃亡，被践踏而死的就有不少。而且都没有思想准备，身上所带的干粮少。路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解除饥饿，难民成批成批地饿死在路旁。更有不少行动迟缓的，以及那老弱病残者，被叛军从后边一阵砍杀，鲜血染红了西去的道路，逃亡的人哭声震天。人人争先恐后地往前奔，被从潼关撤下来的逃亡的军马践踏而死的也不在少数。从洛阳西去的道路上一时间成了人间地狱。

杜甫上路之初是骑着牲口的，可是路上人杂而混乱，杜甫一介文弱书生，哪能保护自己，很快牲口就给人抢走了，杜甫只得步行。由于年老体迈，老眼昏花，以及过分的疲劳，一时间陷入蓬蒿丛中的淤泥里不能前进。杜甫呼喊求救，但人们都自顾逃命，没有人向他伸出援手，眼看就要面临被叛军捉住追杀的命运。这时，与他一同逃亡的表侄已经骑马走出了10里，忽然在难民潮中找不到杜甫，非常焦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返回身来，呼喊着杜甫的姓名寻找他。终于在一处蓬蒿丛中将陷入泥泞的杜甫找到。

十四年后，杜甫把这一段生死经历写成诗歌寄给他的表侄，诗中追忆当初逃难时的狼狈情状时说：“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缰，飞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

这首诗歌虽然是写表侄在难中对自己的救命之恩，同时也写出了叛军对人民的野蛮屠杀驱逐，在辛酸回忆的背后隐含着对叛军屠杀人民罪行的痛恨。

杜甫携带妻子儿女，历尽千难万苦，最后终于把家安在了鄜州城北的羌村。这时，叛军的势力膨胀到了北方的敷州一带，杜甫听说肃宗在灵武即位，于是想投奔灵武，可是他刚一起程，就被叛军捉住，送到长安。大概是因为杜甫善于隐蔽自己的身份，所以在长安杜甫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被扭送到洛阳做伪官。他被关押在长安的监狱里，而且还有行动自由，可以自由地出去放风。他走在长安城的街道上，看到昔日繁华富丽的国都现在却成了人间地狱，野草丛生，血腥的大屠杀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叛军攻陷长安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旧日统治者的宫殿府邸，有的被焚烧，有的被洗劫一空。安禄山命令大杀皇族，先杀霍国长公主、王妃、驸马等，后又杀王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同时还把杨国忠、高力士的同党，以及安禄山素来所痛恨的人都杀了，或以铁剑揭开脑盖，流血满街。跟随玄宗入蜀的官员们留在长安的家属，都被一批一批地杀害，肝脑涂地，连婴儿都不能幸免。偶然也有杀剩的王孙，隐藏在荆棘丛中，浑身血迹斑斑。这些王孙贵族们平日享尽了富贵生活，但现在想卖给人做奴隶都不可能。杜甫有感于此，作有《哀王孙》一诗，诗中形容王孙的悲惨情景时说：

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

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

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旧日王族、官僚和人民遭到屠杀的同时，军队也一批一批地惨遭杀戮。宰相房琯两次率领军队反扑，均遭到失败，数万人全被叛军合围屠杀，鲜血染红了战场。其中很多兵士是在战败被俘之后惨遭屠杀的。

安史之乱中的大屠杀行径不胜枚举。很多屠杀行径杜甫都亲眼目睹，给他的心灵强烈的震撼，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严厉谴责屠杀行径。他在夔州写的《三绝句》是动乱与屠杀、淫乱的真实记录：

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

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

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三首诗，都是历史的真实，但不为史书所记载，杜甫的诗歌填补了这一历史。这三首诗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战争的暴行，杀官，杀民，掳掠奸杀妇女，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到汉水上游去攻打羌浑的禁军，居然和羌浑一起奸淫烧杀，为所欲为。这与朔方神策军在东京、郑州、汴州等地的掳掠如出一辙。杜甫对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诗人，都怀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写下了许多揭露大屠杀的诗歌，如曹操与王粲的诗歌：“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些卓越的现实主义诗歌反映了战争中的大屠杀给人民带来的惨绝人寰的灾难，是对大屠杀的谴责。

杜甫不仅揭露了安史之乱中各方大屠杀的罪恶，也对导致屠杀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除了政治的原因外，还有部分原因是人的内心邪恶的本性得不到根除，如自私、残忍、破坏等，导致了战争中人无法控制人性中的邪恶，从而屡屡发生罪恶大屠杀。

杜甫被叛军关押在长安城之后，当时有名望的人大多被叛军送到洛阳去担任伪职，杜甫按理当然也免不了担任伪职的命运。但为了不被押送到洛阳去担任伪职，为了不玷污自己的节操，他凭借机智，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身份，因此没有被胡人察觉他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也没有像长安一般官员那样被押送到洛阳授以伪职，而且也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史传称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与他自己的努力与机智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被俘虏到洛阳的达官贵人中，大多都做了伪官。大诗人王维也是其中之一，当然他自己不是乐意的，所以被安禄山拘留在菩提寺后，他吟诗说：“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虽然在诗中表明了忧国心，但最终还是迫不得已做了一段时间的伪官。后两京收复，王维因为这首诗得到了肃宗的宽恕。

还有人是自愿担任伪官的，如曾为玄宗宰相的陈希烈，早就与安禄山有勾搭，因此叛军一进城，他就迫不及待地去洛阳做了安禄山的宰相。还有与杜甫平素关系比较好的张垍，本是唐玄宗的女婿，在叛军将要入城时，他却不随唐玄宗逃走，而是留在城里，做了安禄山的臣子。

与王维、张垍、陈希烈等人相反，杜甫被俘在长安城，这一时间大约有九个月，这九个月中，杜甫不但不做伪官，在自己生死难料的情况之下，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唐军与叛军的每一次战争，关注着唐军的胜败；对安禄山的叛军的所作所为给予了猛烈的鞭笞。杜甫关心唐军的战况，当他得知唐军在陈陶与青坂两次战败时，怀着极大的悲愤与同情，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等饱含爱国主义情感的诗歌。对唐军的战败表示了深切的痛苦，同时又饱含期待。

杜甫身陷贼中时，不仅不从叛军，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做好逃离叛军的准备。当杜甫得知肃宗已于756年二月从彭原进驻凤翔，于是就下定了逃回去的决心。

杜甫这一次的逃难经历，可谓九死一生。当时肃宗那边没有半点联系，所以他开始逃奔时，不知道该往何处逃。四月里的一天，他走出城西的金光门，奔向凤翔。这回出奔，他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那时胡人正从河东打到长安的西边，与郭子仪两军对峙。他穿过两军的封锁线，不能走大道，只能在山林中间，选择崎岖小路前进。他随时要担心被胡人捉住，一路走，一路向西遥望，只知道对着西边的落日走，却不知肃宗离自己还有多远，西天的落日更增添了他心中的凄凉之感，心情异常紧张，凄惶而茫然。他想到自己生死难料，心里如同一片寒灰，遭遇着巨大的心灵与肉体的痛苦与折磨。当他走到武功时，望见太白山的积雪，这才知道自己摆脱了危险，感到万分的庆幸。

关于这一次逃难，他在当时和稍后写作的诗中均有提及。在《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一中说：“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雾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

杜甫经历了重重磨难，终于到达凤翔，他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边，穿着两只麻鞋，拜见肃宗。肃宗为他高尚而忠贞的民族气节所感动，于是授给了杜甫左拾遗一职。

比起当时长安城的一些大贵族来，杜甫从长安出逃所表现的气节实在比他们高出千百倍。在被叛军抓获之后，杜甫亲眼目睹许多达官贵人、士兵军官投靠安禄山的军队，帮助敌军镇压人民，助纣为虐，给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他为此愤愤不平，于是写下了揭露安禄山反叛的诗篇《后出塞五首》，希望那些受安禄山招募的将士能够醒悟过来，离开叛军，为抗击叛军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其中的最后一首诗云：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

这首诗写一位士兵脱离叛军的经过和他脱离叛军的思想历程。他以二十年的战争经历，深明大义，不肯从逆，当安禄山从幽州起兵，把黄河、洛水流域的中原地区都扰乱了。这时他当机立断，半夜里逃离叛军，从小路潜归故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故里惨遭浩劫，家破人亡、村落成废墟的景象，这时他庆幸自己逃脱了从叛的罪名，但想到自己儿孙都死光了，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不胜悲伤。

杜甫创作此诗的主旨，即让有良知的将士早日告别叛军，回归朝廷的军队，以削弱叛军的势力，达到不攻自破的效果。同时，脱离叛军，表现出诗人对国家的正义与忠贞的民族气节。因此，杜甫创作此诗，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正是孟子所倡导的气节。在民族危亡、国家遭难的时候，是很能看出一个人的气节来的。有些人为了富贵而放弃节操，置国家存亡与民族利益而不顾，助纣为虐，当亡国奴与走狗，这些人将会永远受到人民的唾弃。而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民族与国家利益为上，舍弃富贵而牺牲自我，为国殉节，受到历代百姓的敬重与爱戴。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种种表现，突出表现了他高尚的气节。

杜甫逃归凤翔，做了左拾遗的谏官没有多久，就卷入了一场朝廷的政治斗争中。他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受到打击，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后半生。

安史之乱中，时任宰相的房琯因指挥不当，在陈陶、青坂两次大的战役中，几乎全军覆灭，因此引来了肃宗皇帝的震怒与问罪。况且，房琯在任期间，朝廷里的另一派官僚如贺兰进明、崔圆等，专门在个人利益上做打算，都与房琯结怨，在肃宗面前大肆说房琯的坏话。因此，房琯战败后，朝廷上下一片指责声音，都欲将宰相置之死地而后快。

杜甫认为，房琯年少即享有盛名，晚年成为一代醇儒，其道德修养是那些私心结胸的朝臣无法比拟的，况且此时正是朝廷用人之时，更应该凝聚人心。房琯战败，虽然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在这时要治房琯的罪，不利于当时的反攻形势。若是战败必治罪，那谁还肯为朝廷疆场卖力？为了调动辅佐之臣的积极性，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惩戒堂堂一国之宰相。在这个时候惩戒战败疆场的一国之宰相，必然会使天下百姓产生忧虑，将士寒心，大大损伤国家的元气。

正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杜甫认为自己有责任直谏皇帝。杜甫在直谏前当然知道将所面临的巨大危险，也知道这次犯颜直谏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因为以杜甫这一个多月在朝廷的观察来看，唐肃宗对房琯已经产生了厌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唐肃宗想把这两次战败的责任推卸给宰相，自己就不用承担任何领导责任。还有，房琯曾是唐玄宗的宠臣，一朝天子一朝臣，出于巩固自己政权的考虑，房琯也不适合再为宰相。有了这几个重要条件，杜甫明白进谏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弄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一场政治旋涡中而不能自拔。尽管如此，杜甫却依然打算犯颜直谏。

杜甫认为，作为一个臣子，如果不直言相谏，说出正义的声音，那么就是没有尽到对皇帝对国家的责任。因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便是以死殉国，也是忠臣所为。杜甫要以直谏来试图改变君主的行为，来试图扭转国家的命运。这就必然使得杜甫与皇帝之间发生严重的冲突。

就在杜甫拜左拾遗的那一个月，他履行谏官职责，上疏救房琯。朝廷之上，他不顾众人的反对，站出来对唐肃宗说：

“陛下，臣以为此时不可轻言免相，若此时免相，则导致抗叛军心大乱，叛军气势会更加嚣张。助长敌军志气而灭我军之气势，此乃国家之不为也！”

“放肆！”肃宗对杜甫一声断喝，震动着朝廷上所有大臣的心。“你一个小小谏臣，知何军国大事！朕观你屡次为房琯辩护，是出于个人私心。来人，将杜甫押下去，重审，查清他是否为房琯一党？”

杜甫被两个着锦衣的卫兵拖出了朝堂。那两个卫兵夹着杜甫的胳膊，感觉这个老人好像没有身体重量似的，很轻松，朝廷里都是大腹便便的臣子。

肃宗令韦陟、崔光远、颜真卿等审讯杜甫。杜甫被关押在监狱中，一连很多天不能够与外界联系，每天只能听到狱吏的呵斥、皮鞭舞动的声音以及犯人的呻吟。没有一个人来看他！这使他感到分外的孤独。过去，他还将希望寄托在宰相房琯身上，希望他能光复国土，中兴大唐。现在由于肃宗的固执己见，宰相遭到贬谪，使他的愿望即将付之东流。

幸好审讯的都是几个忠臣，非常同情杜甫的遭遇。审讯后，韦陟向肃宗说杜甫的言辞虽然狂妄，但不失谏臣的体统，肃宗对韦陟也表示不满，要人重新审讯杜甫，并准备杀了他。这时，宰相张镐说：

“臣以为杜甫确实忠心耿耿，作为谏臣，他谏得尽管有错，但他尽到了为臣的义务，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况且，他当初从长安逃脱贼人之手，历尽千辛万苦来投奔凤翔，投奔于陛下，其忠心如日月可鉴。陛下不应怀疑他！”

肃宗想到杜甫曾经千辛万苦地逃脱敌人，回归自己旗下，听了宰相之言，也有些感动，便说：

“好吧，放了他吧，只是朕现在不想再见他！”

幸有张镐营救，杜甫才在这一年的六月一日宣告无罪。但肃宗没有放过杜甫，他认为杜甫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人物，于是命令杜甫离开凤翔，回家探视妻子。杜甫这一次仅仅三个多月的政治生涯宣告失败。

君主大抵都是很自以为是的，所以要改变他们的意志比登天还难。唐太宗与魏征，堪称中国古代君臣合作的光辉典范，原因在于唐太宗有明君风范，敢于纳谏。但即使这样的千古明君，有时候对魏征在朝堂上直谏也很恼火，认为没有给君主面子，曾扬言要杀了魏征，可见其固有的帝王孤傲、自负、惟我独尊的心理也是很难以克服的。唐肃宗远远比不上英明的唐太宗，所以杜甫的命运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本来，谏臣是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政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产物。谏臣的责任是对君主提出批评性或建设性的意见，使统治者的决策尽可能具有合理性。先秦时代，人们就意识到国之兴亡与君王能否纳谏有密切关系。唐代谏职最多，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职。可惜的是，谏官的设置虽有其合法性，谏官的谏诤却并没有法律效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想听则听，不想听则不听。进谏者的命运大多是可悲的，除非遇上了明君。

杜甫有些背运，碰上的是肃宗，而不是虚怀若谷的太宗，所以他遭到了惨败。尽管如此，他对君王应纳谏和谏臣的言责仍持肯定态度。“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说得多么恳切，他并未因直谏受到打击而放弃责任。“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这也是他的希望。其实，杜甫从自己的遭遇中已知道肃宗等人是不大喜欢逆耳之言的，但他认为纳谏是德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谏诤和纳谏可以给国家带来福音：“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要实现德治，作为官员，就应勇于谏诤，不怕牺牲自己。

关于杜甫为房琯辩护一案，杜甫个人亦多在诗或文中表明其心迹。他为救房琯而贬官，欲效仿屈贾的行为而不得，恨自己不能以死来表白自己的忠谏之心。上元元年（760年），杜甫在《建都十二韵》中说：“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

杜甫被唐肃宗打发回家，不得已恋恋不舍地辞别凤翔起程，穿着一件青袍，连匹马也没有，就径直上路了。

一路上人烟稀少，阡陌纵横，断岩绝壁，遇到的不是伤兵，就是难民，到处都是呻吟和流血的人民。半路上，他又累又饿，终于走不动了，于是找了一个养马的军官借得一匹马代步。这时正是金秋十月，山路旁开着菊花，路上印着古代的车辙。杜甫想到自己四十六年的人生，虽然费尽了心血，却一事无成，还险些因为进谏而遭到肃宗皇帝的杀害。在肃宗皇帝身边为谏臣的三个月以及在监狱里的几十天中，杜甫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人生命运，这使他感到生命的无常，也不觉对肃宗充满了一种怨恨之情。就在这样的一种怨恨情绪中，杜甫不觉快走到家了。临近家的地方更是一片凄凉的景象：树上乌鸦哀鸣，草莽中野鼠四窜。夜深时经过战场，寒冷的月光照着死者的白骨，阴森可怖。杜甫想起哥舒翰的军队守潼关时一败涂地，害得秦地的军民死伤大半。这是多么哀伤的事情啊！

回到家中，杜甫想着路途的见闻，感慨万千。他在《北征》第二段中有着详细的描叙。

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

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杜甫回到羌村时，正是晚霞时分。林子里鸟雀喧闹。经过一年多的分离，如今活着回来，让家人很是意外。妻子久久地看着他，忍不住地抹眼泪。孩子们看见他，起初围绕在他的膝边，后来因为害怕他反倒走开了。邻居们听说他回来了，都趴满墙头，唏嘘感叹。夫妻俩久久凝望着对方。这出乎意外的重逢，让人觉得难以相信，如同在梦里一般。喜极生悲，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第二天一大早，邻居父老们就带着酒来看望这一度生死未卜的归人，他们一边倒出酒来一边难为情地说，不要嫌弃这酒味薄，因为战乱，黍地没有耕作，孩子们都东征去打仗了。杜甫想起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与乡亲们的穷困，不觉生出很多悲哀。同时来了灵感，写下《羌村三首》，其中写到了他到家的几天与妻子儿女欢聚的最感人场面。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杜甫回到家，因为劳累，病了几天，很快就进入了现实生活之中，但家中贫寒的现实生活也令他高兴不起来。妻子衣服补丁加补丁，夫妻相对痛哭，无情的松泉，也仿佛是在为人而呜咽。平生所最爱的娇儿，由于缺少食物，脸色惨白得如雪似的。一见诗人就啼哭，浑身都是污垢，脚上也没有袜子。床前两个小女儿的衣服，也都打满补丁，而且衣不过膝。心情很是沉痛。在《北征》第三首中，他将当时的场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

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

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杜甫《北征》诗中的这段，写自己与家人团聚的场景，写得真切生动，千百年读后仍然觉得非常感人，仿佛诗人就在眼前。这种卓越的写实才能，以及对家庭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反映了诗人对生活体验的深刻感受力。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一样，都是现实主义的名篇，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是借路途的所见所闻来表现人民的苦难，用高度写实的技巧表现出了旅途中所见到的人民的苦难，反映了诗人对人民的关爱之情。

杜甫远离朝廷，看到了一幅更加深广的社会图景：白骨遍野、万物萧条，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由于深入到民间，并且亲身体验了这种痛苦，使他对人民在战争中的痛苦有了更加深刻而直接的感受。也深深刺痛了他那颗对人民的仁爱之心，并为他们的不幸而忧心忡忡。

杜甫的忧民情怀，是源自自身的感受而又推己及人的。杜甫中年以后的时光，大部分是在流离状态中度过的。他自己一方面过着悲惨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而忧愤深广，甚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的百姓，想到灾难深重的民族、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怀，使杜甫的诗篇富有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使诗人的形象在人民的心中永远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乏关心民瘼的诗人，那些伟大的或优秀的诗人们，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爱之情。但是像杜甫这样，从亲身经历而引发的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并不多见。杜甫的身同感受，是时代造成的。就杜甫的经历来说，是他的不幸，就他的文学成就来看，则不失为大幸。

在回纥兵的帮助下，肃宗终于收复了两京，回到了长安，大肆赏赐。许多凤翔时代的官吏都得到了奖励。尽管广大的地区还没有收复，人民依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肃宗君臣却为眼前的胜利所陶醉，迫不及待地享受起失而复得的荣华富贵来了。

杜甫也随着朝廷一起回到了长安，依旧做他的左拾遗，过了一年多平静的岁月。但好景不长，唐肃宗在长安坐稳君主之位后，因为一帮小人的挑拨是非，唐肃宗又感觉到了玄宗旧臣对他的潜在威胁，于是再次清算房琯的罪责。杜甫曾为房琯做辩护，肃宗将他与房琯当作同党，成了贬谪的对象。《旧唐书·杜甫传》明确记载他的贬官与房琯有关：“琯拜罢相，甫上书言房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

这次贬官可以说是杜甫一生政治生涯中最大的打击。试想，他刚刚从胡人的铁蹄之下逃出，九死一生，好不容易从长安逃到凤翔，做了皇帝的近臣，满以为可以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志向，可是回到长安上任没多久，就因为房琯一事而再度遭到贬谪，看来这次遭贬不同于上次，这一次是彻底地被肃宗皇帝抛弃了。他再次从长安金光门出来。想到他一生的政治理想完全落空，内心的打击是巨大的，不由得感慨万千。在出金光门时，杜甫不由得想到一年前他正是从长安金光门出来，逃离叛军之手，踏上回归朝廷的路，那时他一路上所遭遇的种种磨难与艰辛，现在想来还感觉到胆寒。

到达华州之后，杜甫曾回老家洛阳，看望他战后的故乡。一路上，杜甫更加清楚地看到朝政的弊病。首先是回纥兵在收复两京之后，对人民的大肆掠夺与屠杀，其次是通货膨胀，大路上到处都是乞丐与饥民，国家民生凋敝，外族欺凌，人民苦不堪言。离开长安后，杜甫对国家的现状看得更加清楚了，使他更加忧心君主与国家。

杜甫身在朝廷一年多，深知朝廷与君主的弊端。肃宗收复两京之后，赏赐无度，致使很多人无功受禄，天下尽是王侯，而这些人受禄之后自恃有功，不再为君主效力。此外，肃宗利用回纥兵来收复长安、洛阳，将来定无法打发回纥兵，势必造成灾祸。况且君主身边小人居多，肃宗亲近小人，远离贤人，迷信神仙与符瑞，坐享太平，不思进取，陶醉于已经取得的胜利，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最大祸害。杜甫一想到此，不由得心忧如焚。他在到达洛阳后，立即写了《洗兵马》一诗，来规劝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其诗云：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

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餧肉蒲萄宫。

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

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

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

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

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

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

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

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

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

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

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

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

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

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在这首诗中，诗人忧心君主与国家的心情跃然纸上。王安石说，这是杜诗的压卷诗，是很有道理的。一方面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对胜利抱着坚定的信心，另一方面，对朝廷的种种缺陷有着深刻的揭露，并以此来提醒最高统治者。

这首诗里，杜甫对国家对君主的忧虑深刻而清醒。杜甫还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希望天下不再发生战争，表达了自己和平的愿望。

杜甫身遭唐肃宗的贬谪，心情还处在最为复杂与痛苦的阶段。但他能抛弃个人的情感恩怨，一心为君主为朝廷着想，这种品质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表明了他完全抛开个人的私心、恩怨与荣辱，以天下为己任的仁者情怀。

杜甫后来弃官赴陇，来到秦州这个塞上重镇，耳闻目睹的多是胡笳戍鼓、烽火燧烟、过往使臣、军旅回防等一些戎马倥偬的景象，就更加触动他那忧国之思，对边塞的安全充满了担忧。

当时，吐蕃趁唐军对付安史叛军之际，开始不断袭击唐边塞要地，在唐的边塞地区掳掠烧杀，而唐军竟不能应付。当时戍边的大部分军队都调往内地靖难，所以边塞唐军的实力很弱，致使吐蕃肆无忌惮地侵扰。

一次，朝廷派出西去吐蕃进行和谈的使臣经过秦州，秦州刺史设宴款待，杜甫也在席。杜甫在这边塞之地见到唐朝君主派往吐蕃的使臣，很是激动，好像见到使臣就如见到君主一般，他与使臣言谈甚欢，临别时还希望使臣能为国立功，在外交上为国家争得名节和利益。杜甫对使臣一行人抱着殷切的希望，并目送他们一行人消失在边塞的黄沙之中。他的心里在期盼着使臣从这条道路上早日归来，带来有利于国家的消息。

可是没有多久，唐的使臣却被吐蕃扣留。消息传到秦州，使杜甫对边事更加担忧，内心无限忧愁。这时，杜甫想到了汉昭帝时楼兰通匈奴，不亲汉，傅介子至楼兰，斩楼兰王首以归，为国家争得了荣誉与利益。杜甫希望使臣也能像傅介子那样。

于是，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写道：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

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这首诗歌深切地表现了杜甫对边事的忧虑与悲怆之情。

杜甫身在边塞，出于自身的安全，也是从国家的军国大事出发，忧心边疆吐蕃的侵略，并将这种担忧写成诗歌，虽然远离了政治，但对国家的忧虑的情怀却是一如既往，永不变色的。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极其可贵的。

杜甫一生多次受到政治的迫害与打击，但无论何时，他始终都不以己悲，始终一如既往地关怀社稷，忧心君主，体现了杜甫心忧天下的圣人情怀。

杜甫到达洛阳后，访问了几个朋友，哀悼了在战乱中死去的亲人，又遇见了他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卫八处士。二十年不见的老友重逢，分外高兴，但同时又感觉相见如梦中，很不真实。经历了战乱之苦，故亲旧友已死亡过半，世事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杜甫禁不住提起笔来，作《赠卫八处士》一诗，其中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等诗句，感叹乱世中人命如游丝。

杜甫在洛阳，朋友没有见到几个，亲人就更是稀少。他在一个阴寒的冬天回到洛阳东偃师县西北25里的陆浑庄，探望亲友。但这一次回来，他一个弟妹也没有见到，门锁着，弟妹们都去逃难了，而且下落不明。

杜甫的心情十分惆怅，在这个空荡荡的屋子里独自度过了一个寒冬。他在大雪铺天盖地的时候，坐在门前思念着自己的弟妹们，盼望着他们能够从风雪中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杜甫与弟弟的感情是极为深厚的。他们在患乱时相互慰藉与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充满伦理道德的国度，兄弟姊妹之间，像杜甫他们那样彼此友爱的，也是绝不寻常的。杜甫深沉、稳健，每以兄长规劝弟妹，对弟妹的生活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与照顾。在这个大家族里，杜甫是一家人的主心骨。

好不容易挨过长冬，到了春天，杜甫外出向本地熟识的人打听弟妹的下落，这才知道他的弟弟杜颖流落到山东一带避乱去了。由于叛乱，杜颖三年没有能够回家。故园里花自开放，鸟来筑巢，杜甫空对着这良辰美景，而无人共赏，想到弟妹飘泊，内心更加惆怅。他写下了《忆弟二首》，第一首诗云：

丧乱闻吾弟，饥寒傍济州。

人稀吾不到，兵在见何由。

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

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

其二首诗云：

且喜河南定，不问邺城围。

百战今谁在，三年望汝归。

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

断绝人烟久，东西消息稀。

杜甫将这两首诗，连同书信一同寄给在济州的杜颖。但由于战乱，杜甫对弟弟收到这封信不抱多大的希望。

令杜甫感到万分庆幸的是，杜甫不久就收到了弟弟的回信，他拿着书信，高兴万分，急忙拆开来看，弟弟在那里尚还安全，杜甫心里感到有些高兴，在乱世里能够保全性命就不错了。只是弟弟的妾已经走了，不辞而别。唉，身处乱世，连自己都保全不了，妾终究是无法保全的啊。

能够得到弟弟的消息，杜甫很是高兴，但高兴之余，随即又产生了欲见不能的苦闷，多么希望弟弟能够回老家来。但一想到自己在故乡的这段日子，并不比外边更加好过，回来后反而觉得还是他乡好，心里就希望弟弟还是在他乡或许更好些。杜甫在盼望弟弟回来这件事情上，内心矛盾重重。他读完弟弟的来信，仰头看见弟弟三年前写的字还挂在墙上，那上边有弟弟写的刚劲有力的四个大字：“天道酬勤”。因感慨而作诗，其诗云：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

直为心厄苦，久念与存亡。

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

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

杜甫除了对弟弟在乱世中不得相逢表示最深的怀念外，还关切着其他的亲人。从弟在安史叛乱之初从军，征发到河间，战死沙场，至今已三年。杜甫这次东归，才得其噩耗，心中更感悲伤，想河间城现在空城无人，从弟草葬其中，已经三年之久，他的坟上大概已经长满了春草，因此不胜凄恻，写了首《不归》诗悼念从弟之死。其诗云：

河间尚征伐，汝骨在空城。

从弟人皆有，终身恨不平。

数金怜俊迈，总角爱聪明。

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

杜甫不仅在战乱中写下了许多怀念亲人的诗歌，而且在其他不同时期都有许多写给亲人的诗。如杜甫在困居长安时，他的弟弟杜颖来信说，由于天一直下大雨，黄河泛滥，堤防溃水，家里的房子被浸泡在大水中了，很是忧虑。杜甫接到信后随即写下了一首诗宽慰弟弟，叫他不必过分担心，信中还充满幽默感地说：“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却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这是说要以蟠桃为诱饵，把大鳌钓上来。传说巨鳌能制河水泛滥，故杜甫有此想头，是在宽慰弟弟，并非说大话。

杜甫对妻子、儿女、兄弟以及其他亲人的感情是深厚真挚的。其《月夜》《一百五日夜对月》《元日示宗武》《得舍弟消息》《月夜怀舍弟》等诗，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亲情。

总之，无论在何时，杜甫都是一个极重视亲情的人。亲情是他一生的重要依托与牵挂，也是他的一个精神支柱。很难想象，一个不重视亲情的人，一个连自己的亲人都不关心爱护的人，如何去兼爱天下百姓。因为亲情是一切感情的基础，只有热爱自己的亲人，才能推己及人，兼爱天下大众。杜甫的仁爱精神，显然不局限于孔孟的“恕道”，他是以关怀人类命运为出发点，兼爱一切人，同情一切遭遇不幸的人。在这点上，他超越了孔孟之道的恻隐之心，吸取了墨家思想的精华。那些描写亲情的诗篇充满情韵，显示了诗人仁德的一面，也显示出诗人人性的光辉。这是杜甫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的重要因素。

洛阳经历了战争的摧残，虽然已经是春天，但人烟断绝，一片荒芜，叫杜甫不忍卒看。而且，现在洛阳虽然在唐军的掌握之内，但叛军随时都有反扑的可能，洛阳的处境并不安全。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洛阳当然不能久留，杜甫不得不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在回华州的路上，杜甫看到，这一路上与数月前他来时的景况完全不同了，到处都是混乱不安的局面。由于唐军兵源严重不足，统治者到处抓壮丁，不顾民情，做出很多残酷的事情，青壮年劳动力纷纷逃亡。

杜甫从洛阳出来，首先经过新安县。过新安时，杜甫看到了征调娃娃兵的凄惨场景：在一片乱嚷嚷的点兵声中，人们的哭喊声响成一片。杜甫问新安的官吏，官吏说新安的县份小，成丁没有了，只好征用十八岁的“中男”。于是，杜甫看到一群还很稚嫩的孩子被驱赶入了军队中。这些孩子和他们来送行的父母都在痛哭，那情景是如此的凄惨，叫人不忍心再看。杜甫想，这些娃娃兵这么小，对守王城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不过是去当炮灰而已。不觉对政府的强行征兵政策感到愤怒，但转念一想，抵御胡人是人民应该尽到的责任，仗还是不能不打的。现在唐军在前线屡败，兵源严重缺损，除了征招娃娃兵之外，还能有什么法子呢？于是，他只好走过去安慰这些娃娃兵，安抚他们要收起眼泪，以收复国家为重。并告诉他们说主帅郭子仪像父兄一样仁慈，你们到了军中，会受到爱护的，要他们放心前往，不必悲痛欲绝。他还写了《新安吏》记叙了这一见闻。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这首诗既对娃娃兵表示了同情，对征调娃娃兵表示了谴责，但诗中同时还洋溢着爱国的情感。

行到河南陕县东石壕村时，天已经黑了，杜甫当晚就借宿在这个村子里。尽管天黑已经很久，但村子里没有一盏灯，好像进入了黑暗的地狱似的。杜甫借宿在一对老夫妻家。半夜里，杜甫刚要睡着，突然听到了村子里鸡飞狗跳的声音。他慌忙穿好衣服起床，原来是夜里小吏抓丁，四处一片骚动，人们惶恐不安。这家里的老翁听说征兵的来了，在老妇人的指点之下，急忙从后院跳墙而逃。老妇打开门，向气焰嚣张的小吏诉说着家庭的悲惨处境，老妇说他的三个儿子中就有两个儿子战死在战场上了，家中再也没有能去前线打仗的人。家中只剩下孤儿寡母，而且穷得衣不避体。但吏卒仍然不肯放过，蛮横地说，你想逃避兵役是吗？那好，交五百金来！可怜老妇穷得吃树皮啃草根度日子，家里哪有一文钱，最后老妇只得献出了自己的一条老命，主动要上前线为将士备晨炊。于是老妇人被小吏们押走了。

抓丁的小吏们走远了，杜甫这才从隐藏的地方出来，老翁与杜甫相见无语。杜甫独与老翁告别后，就匆忙上路了。

杜甫根据他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写下了《石壕吏》一诗：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首诗既写出了吏人抓丁的凶狠嘴脸和蛮横言辞，深有感愤，也成功刻画了一位战乱时的老妇人机智勇敢、深明大义的性格。这位老妇人献出了三个孩子，最后还挺身而出，虽然是强迫所为，但也表现出了一种爱国的情愫。

杜甫在这一路上，所见所闻甚多，深有感触。他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子孙都阵亡了，如今也被征去当兵，老妻卧在路旁直哭，她知道丈夫这一去就再也不能回来了。杜甫还看到一位从相州战败归来的士兵，回到家中，但见田园被毁，蓬蒿满地，乡邻们不是死了，就是逃亡他乡，东西分散。当他背起锄头去耕作荒芜的田园时，县吏来了，把他叫回去在本州服役。更叫杜甫产生悲痛之感的是，他看到一位新婚的少妇，晚间结婚，第二天早晨丈夫就被招去守河阳，她前来送行，哭得凄惨，说自己嫁给征夫，不如遗弃在路旁。这三个人，三件事，深刻地印在杜甫的脑海里，于是杜甫写下了这组诗。其中尤以《新婚别》的艺术成就最高。这首诗是新娘子的话，是对出征丈夫的送别之词，反映了兵役加给人民的痛苦。其诗云：

兔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

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

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安史之乱中，杜甫在从老家洛阳回华州的途中写下的《三吏》《三别》，是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来反映战争中的不合理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深刻苦难的诗歌，对征兵过程中的一些非人道行为和军营中的种种腐败现象的揭露与批判，同时也高扬着杜甫抗叛的爱国思想。

杜甫作这六首诗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与痛苦的。由于抗叛的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杜甫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维护这种兵役；一方面同情人民的苦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含泪安慰、劝勉那些未成年的“中男”走上前线。杜甫是站在整个民族长远立场的更高的位置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的。因此，他在创作这六首诗时，虽丝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凶残，却还是歌颂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这种不合理的兵役制度下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外族入侵时，杜甫更多的是想匡扶国家，收回故土，杜甫的心里更多地交织着爱国主义的热情。他将爱国与爱人民结合起来，这就是这一时期杜甫的精神实质。

这时，战争形势反复多变。史思明在相州打败唐军后，杀了安庆绪，回到范阳，自称大燕皇帝，准备攻取河南。河南的局势再度严峻。

杜甫到达华州后不久，公元759年的夏天，关内久旱不雨，田地一片荒芜，造成了严重的灾荒，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但这时，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丝毫没有减少。杜甫从洛阳回华州途中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一般的官吏在朝廷的授意下怎样对付人民，兵役的压迫只是所有压迫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从洛阳到华州的这一段时间的见闻，使杜甫对当前的政治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上上下下的统治者们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一切情形和他的政治理想相距太远了。他从朝廷贬谪之后的所见所闻，促发了他的思想产生巨大变化。从金光门出来时，他还对朝廷、对君主抱有希望与幻想，还有严重的恋阙之情，但现在，这种恋阙之情消失了，对肃宗的感情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年，诗人经过多时的反省与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他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坚定了离开朝廷离开官职的志向，走上了漂泊西南的人生旅途。

杜甫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向地方长官递交了辞呈，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官位。

杜甫决定离开官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当然是由于肃宗的腐朽无能，正义得不到伸张，在政治的逆流之中他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但不能发挥出任何作用。并且屡次受到政治的迫害，几乎丧命黄泉，而且因房琯被贬，他再也无回到朝廷的可能。杜甫对肃宗的腐朽昏庸、刚愎自用不能不感到失望。

其次，这两三年来，杜甫在皇帝身边，在民间的经历，使他对于封建最高统治者有了深刻的了解，逐渐破除了他对皇帝的神话与幻想。在凤翔以及长安的朝廷生活中，使他对肃宗有了很深入的了解。由于肃宗的苟且偷安，在长安宫殿里安于享乐，致使国事飘摇。《三吏》《三别》就生动地描叙了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欺凌与压榨，这些都是杜甫亲身所见所闻，不能不使他的心灵产生剧烈的震颤。诗中描述的是安史之乱两三年来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来杜甫所见的人民的悲惨生活，使他对最高统治者有了顿悟。

经过安史之乱后这两三年的生活，杜甫的生活阅历大为增加，他觉得再在华州做一个司功参军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他已经四十八岁的年纪，白发满头，却还只是一个小官吏。与他一生追求的“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相差太远了。他一生在政治上的奋斗是失败了，而与此同时，他早就有了像庄子那样的逍遥于物外的念头，何必要把自己拘束在这判断刑役等事情上呢？因此，杜甫与官场诀别，这其实也是杜甫个性发展的必然。杜甫热爱自由，这些年来，为了求得政治抱负，只好将自由的个性深埋心底，那种高傲的、坚韧的性格是不可改变的。到最后，当看不到政治的希望之后，他就不肯再压制自己的自由个性，于是也就变成了原来追求自由的面目。

杜甫在《秦州杂诗》中表达出了对肃宗的失望情绪。“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这是嘲讽唐肃宗自以为是圣人，刚愎自用，不听他人的任何意见，他这个少陵野老又知道什么呢？这是他受到了许多打击以后对肃宗所表现出的失望与怨恨情绪。诗歌中自称是野老，表明他的闲云野鹤之心是很明显的。

杜甫对政治的放弃，是他人生经历与思索的必然成果，也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经过这些年的人生历程，杜甫的思想已经成熟起来了。他已经看到了统治者对人民的不负责任，就不再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他诗歌中那种慷慨激昂的调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沉郁风格的形成。

杜甫远离皇帝，走向人民，还是内心的那种巨人意识和强大精神起作用的结果。在皇帝身边，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从八品的左拾遗，人微言轻，皇帝对他的意见不但漠然视之，而且厌恶不已，他不能对皇帝构成任何影响。他不甘心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政府里碌碌无为地工作。他内心所具有的那种强烈的巨人意识与强大精神希望能够以一己之力来影响皇帝，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宰辅之臣。然而现实与他的希望反差太大了。皇帝将他贬谪，使他看到自己在皇帝精神与意志面前的无能为力。他不甘心在皇帝面前做一个渺小而卑微的臣子，他需要在政治上、人格与尊严上与君主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显然是办不到的。而恰恰相反，他在人民中寻找到了精神的知音，他的一系列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很强烈的回应。在人民那里他几乎“一呼百应”，获得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在人民那里能够很好地满足他的那种巨人意识的需要。

杜甫对待人生是有自己的一套理想标准的。这个理想标准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代，并在往后的岁月中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杜甫的青少年时代，由于当时物质生活的富有，大唐显示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气象，因此杜甫在这段时期内养成了豪放豁达、自由率性的性格，也形成了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巨人之志，在青少年时代就形成了他拯救乾坤的巨人式的精神理想。因此他绝不是那种为了求得一官半职而折腰的人物，也绝不是只求温饱的苟且之人。但事实上，当杜甫漫游归来，一进入那玄机莫测的宦海时，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不适应。例如他漫游齐赵后回到洛阳时，有“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之叹，便是杜甫这样一个质朴的心怀雄志的青年重新步入喧嚣的都市社会时所产生的本能的反感，也是他的自我反省，认为他两年来的生活是在那种“机巧”中挣扎，才经历两年，他就厌恶了这种生活。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独立还是依附的困惑就一直缠扰着杜甫。对于其他的文人来说，依附权贵或许是一种很好的生存方式，是实现政治理想和解决现实生计问题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杜甫却一直为此经受着身心的煎熬，一直在依附与自由独立之间挣扎。

在长安困居的十年，杜甫的这种反省、反思更加强烈。在刚踏进长安城时，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开篇就满腹牢骚地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这是对自己怀抱大志却到处碰壁的悲辛生活的反思。这不是他在攻击儒术，而是在攻击官僚贵族们的门槛之高，使得身怀儒术雄才的他不得伸展其才。还有在《醉时歌》中，因困顿而对自己所推崇的儒术的反省：“儒术如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也是同样的意思。在悲辛之极，这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这是对自己投奔权贵耽误了生计以及为从事钻营而感到可耻，这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反思。还有“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这是对自己缺乏做父亲责任的反省。他不断反省、自责，不但自己停止了干谒，还以自己的沉痛教训为例，诚恳劝诫朋友们不要干谒，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通过在人生道路上对人格尊严等精神与行为方面不断的痛苦反思，终于在感情上疏远了权贵与皇帝，最后毅然辞去了官职，走向了人民，走上了漂泊西南的坎坷人生道路。

在中国古代的文豪中，以陶渊明为典型的许多文豪最后都走上了弃官之道。这是他们痛苦的精神反思与探索之后选择的道路。他们尽管殊途同归，但选择这条道路，却是他们阅历生活后，自由的意识觉醒和反抗意识全面爆发的必然结果。当统治者一次次残酷地打击、压制、玩弄、践踏他们，使他们精神上无所依托，事业上看不到出路，将他们几乎逼迫到灭亡的境地的时候，他们觉得与其这样，不如退出政治，了却一生的烦恼，实现自由的理想。如果只是一味屈辱地讨好，甚至于摇尾乞怜，这是对他们人格的亵渎。

杜甫与这些文豪一样，与官场分道扬镳，实现了他精神上的涅槃。这种涅槃使杜甫彻底失去了求功名的机会，使他与官僚贵族之间、与皇帝的最后那一点联系中断，是他自己主动割弃了那最后一点血脉相连的精神脐带，从此他在精神上与百姓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他从此脱胎换骨，真正走上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

敢于反省自己的行为与精神，从而纠正已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轨迹的航向，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反省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意志力和精神上的痛苦，需要有艰难的探索过程。特别是反省后作出一项重大的抉择，而这个抉择关系到一生，这对一个人来说是艰难的。因此，有勇气反省，然后有勇气舍弃和重新选择，这才是真正的反省。那种虽反省而固执己见、执迷不改，并不能够算是反省，相反，却使人陷入精神痛苦的旋涡，最后只能是毁灭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