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长安十载

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来到长安，却遇当权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先是在招贤考试中落第，后又因献赋受阻，屡次受到李林甫等当朝权贵们的欺骗与玩弄，政治理想不得实现，他被迫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使他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真面目，使他逐渐走向人民，深入人民的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和统治者的罪恶，并形成了他的充满仁爱与人道主义的光辉思想，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长安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和人民诗人。

杜甫怀着实现功名的梦想，在齐鲁与李白分别之后，终于在公元746年到达长安。这时他已经三十五岁，正是健壮的中年时代。长安的繁荣富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有着规模宏大的宫殿、气派的庙宇、花园式的园林，长安城内人物的风雅豪放与趣味，都使杜甫感到兴奋。长安还是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汇点。西域的胡人、吐蕃等在长安的不少，他们的豪放与异族风情使长安显示出比洛阳更加典型的海纳百川的文化特征。在这样有勃勃生气的环境中，杜甫因国家的兴盛而感到身心的自由。

杜甫一到长安，便凭借他与皇族宗室之间的关系，“平交王侯”，结识了汝阳王李琎、郑驸马、曾是左相的李适之、李白的好友崔宗之、侍郎苏晋等王公贵族和朝廷要员。这个交游圈子中还有草书之圣张旭、布衣焦遂等，这些人都是非同凡响的人物，杜甫一下子就步入到了长安上层社会的交游圈。经常在一起饮酒聚会，杜甫也浪迹其中，过了一段很自在的飘飘欲仙的生活。

汝阳王李琎是宁王李宪的长子，而李宪又是睿宗的长子。当初议立太子，正犹豫不决，李宪见玄宗讨平韦后，拥立睿宗有功，就坚持将太子的位置让给了玄宗，玄宗很感激他，对他极为推崇。开元二十九年宁王卒，玄宗又追封他为让皇帝。宁王的十子也多封王或公，李琎被封为汝阳王，与贺知章等为诗酒之交。

汝阳王是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帝王对他很礼遇，他却谦让谨慎，待朋友也很随和、热情，这样的有才有德的人是很罕见的。杜甫非常感激汝阳王对他的热情接待和知遇之恩，把他对自己的赏识比喻为曹植对建安七子的优待。

汝阳王的社会地位很高，而且为人平和，因此聚会常常由他做东。他常在家里宴请朋友，杜甫也常在被邀请之列。虽然没有资料表明杜甫像李白那样以酒为伴，但唐朝的诗人几乎没有不爱酒的，所以杜甫在这样的聚会上也常常喝酒喝得豪气冲天。加上那时他刚刚来到长安，经济上暂时还没有陷入困苦之境地，而且又与高适、李白、李邕等豪放之人刚刚交游完毕，性格中深受他们豪放气质的影响，所以这时的杜甫过着诗酒人生的逍遥生活。在宴会上，他常听到那些离京的或去世的著名“酒徒”们的趣闻，这些人的可爱性格深深地感染了杜甫，使杜甫产生了诗歌的灵感。

一天，照例是汝阳王请客，宴席上大家纵声笑谈，一边听着著名乐人李龟年无比美妙的歌曲，看着舞女们袅袅娜娜的舞蹈。汝阳王感觉还不满足，就叹息着说：“当初，李太白在府上赴宴，每次喝得酩酊大醉之时，诗就像泉水一样从口中涌出，歌惊四座，痛快淋漓。只可叹太白先生现在流落江湖，那光景再是难得了。太白已去，长安城里还有谁能继太白风采呢？”

张旭说：“现在我们纵情狂饮，缺了诗来助兴，岂不少了雅趣？虽无太白风采，但也得强作一二首，以庆狂欢之夜。”于是提议做诗来庆贺宴席。

大家都非常赞同张旭的意见，汝阳王又说：“这里张旭的书法一流，谁的诗做得最好，让张旭草书一幅，刻了下来，题在府中，烫以金字，流芳千古，岂不美哉。”

于是大家都不动声色地苦思。谁不想将自己的诗歌刻在汝阳王的府邸呢？这该是多大的荣耀啊！

杜甫也想借此机会好好表现。写诗歌是他的拿手好戏，又逢这样一个绝好的机会，于是他狂饮一杯，半晕半醒之间，觉得豪气上来了。他望着满室玉堂生辉的可爱人物图景，一时间诗兴大发，也不礼让，第一个拿起笔来，挥毫泼墨，在宣纸上创作了《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刚一罢笔，众人就惊呼起来：“真是神来之笔啊，惊风雨，泣鬼神。众人的神态各个不同，跃然纸上，像在画中一样。”都感到非常高兴，说有杜甫的这首诗，这下子自己不愁名垂千古了。

于是大家都向杜甫敬酒庆贺，装束平常的杜甫，在他们眼中的地位陡然高了许多。

杜甫这首诗歌中的八人，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贺知章、李白天宝三载已经离开长安，虽然他们都在长安呆过，但并不是在同一时期。杜甫把他们结合在一起写，是追叙。但也可以看作是杜甫的愿望，在他的梦想里，他们曾经同一时期出现在长安城的酒肆中，一同醉饮狂歌。于是，这些同一时代的或在一起或已经各奔东西的酒仙，就都聚在一起来了，聚在杜甫的笔下来了。

李白是这些人物中给杜甫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而李白也是这些杰出人物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而且这些人物有的与杜甫交往密切，有的与李白交往密切，却都聚在杜甫的笔下，如贺知章、崔宗知等。

这首诗最后由草圣张旭手书，一位著名工匠以烫金之字刻在了汝阳王的府邸，成了杜甫在长安初期交游中最为得意的事情。

初来长安的杜甫，身上还保留着那种漫游时代的豪迈与浪漫的气息，那种粗犷气概是很明显的。公元747年的大年夜，杜甫在住着的那家客栈里，还和一帮赌徒在一起喝酒，酒后一起赌博，这时的杜甫兴致勃发。大年夜，厅堂里明烛高照，旅客们为了守岁，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聚赌，而杜甫最来劲了。可是他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都不得采，输了钱，心里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但最后还是输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南朝刘毅家起初不是个穷光蛋么，可是他在赌博时却一掷百万。英雄们行事往往都是如此。碰上好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可见他这时是多么自命不凡，踌躇满志。而他的生活中，即使是赌博，也充满了浪漫情趣。

杜甫还将这情景写成《今夕行》：“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在杜甫初来长安时，广泛交游，与他交往的人物也不拘一格，除了诗人之外，还有官僚、皇亲国戚等，甚至还有道士、僧人、侠客、赌徒等，这些广泛的交游，极大地开阔了杜甫的视野，获得了知识与灵感，开拓了文思。同时，这些广泛的交游，反映了杜甫内心所具有的浪漫气质，这种气质与盛唐的气质相同。

杜甫这样的快意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长安的现实生活就向他展示出了残酷的一面。杜甫写下《饮中八仙歌》后不久，就发生了前左相李适之因李林甫谗言而被唐玄宗放逐，并在途中被赐死的事情。还有北海太守李邕，因为才能过人，为李林甫所妒忌，于是派爪牙到北海去将李邕杖杀了。这激起了朝野上下及民间对李林甫的一致愤慨，连他的儿子也对李林甫打击异己势力的行为感到害怕。有一天李林甫游后园，他的儿子指着役夫对父亲说：“大人结怨天下，一遭祸事来临，恐怕连想做役夫也不成啊。”李林甫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呢！”

李适之是常与杜甫一起出入王府的酒中豪杰，杜甫对他的赞誉很高。李邕更是杜甫所熟悉的豪放人物，杜甫对这位文坛前辈与政治名人推崇之至。这样两个昔日常与杜甫同桌共饮的人物，不久就都被李林甫害死了，这使杜甫对李林甫的阴险残酷有更加深入而直接的认识与感受。

由于李林甫作威作福的统治，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恐怖之中，读书人更是不敢大声说话。惟有退居深宫与杨玉环享乐快活的唐玄宗，对李林甫的所作所为却感到非常满意。李林甫当政之后，对全国实行铁腕统治，无人敢再来反抗他，这使他少了多少烦心事！但久居深宫，有时也会突然心血来潮，为了显示自己的仁德，有一次他让宰相李林甫在全国范围内来一次招贤考试，以显示大唐皇帝重用贤才的恩德。李林甫得到唐玄宗的旨意，不敢怠慢，立即将此事布告天下，以显帝王仁德，但李林甫内心里却正策划着一桩阴谋。

杜甫闻招贤考试，跃跃欲试，此时离那一次科举考试失败将近十年了。这十年里，他学问大有长进，相信自己能一鸣惊人。他开始强烈地幻想通过招贤考试进入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考试如期举行。李林甫为了表示重视，还装模作样地到考场巡视了一番，甚至还请来了玄宗皇帝亲自到场。士子们见皇帝来巡视，都满怀激动与期待，以为这下子终于有崭露头角的机会了。于是，他们倾注平生所学，把满腔的才华抒发在考卷上。

然而，考试的结果却和他们所预料的大相径庭，又令杜甫失望了。李林甫主持的招贤考试，很明显是一场骗人的游戏，杜甫和其他考生，无一例外，都统统落选了。这次招贤没有一个人被录取。这样一次全国公开的招贤考试，居然选拔不出一个合格的人才，岂不是空前绝后的咄咄怪事！然而，在奸臣李林甫的操纵下，这一切都变成了现实摆在杜甫的面前。

李林甫公开招贤，却没有录取一个贤才，他自作聪明，写了贺表，向皇帝上表说：“陛下，考卷已经判完了，这些士子大都出身卑微，不懂礼数，政论文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臣认为乡野贤才都已经得到了重用，的确没有人才遗漏了。这都是陛下过去任人唯贤的功劳啊。”玄宗听了李林甫的汇报，心里非常高兴，大肆夸赞李林甫这个宰相当得好。古时当宰相的最重大责任之一不就是向普天之下选征良才吗？“野无贤遗”，首先就是这个宰相当得好啊。于是君臣相互吹捧庆贺。李林甫通过使用卑鄙伎俩，达到了双重的政治目的。

这一次考试，所有的士子都受到了李林甫的愚弄，成了他玩弄政治权术的牺牲品。但是李林甫的鬼把戏只能胡弄昏庸的唐玄宗，这些士子们都心知肚明。李林甫压制天下贤才的内幕和野心很快就被揭开了，这些千里迢迢赶来考试的士子们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却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与当时权势显赫的李林甫对抗。

但杜甫与一般人不同，面对李林甫的愚弄，杜甫在当时的表现非常的大胆与愤慨，他对李林甫这种为了一己之政治私利而置天下士子前途于脑后的行径，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杜甫在落第后不久，就写了首赠表兄的诗《赠比部萧郎中十兄》，这首诗里表露了对李林甫的不满和愤慨之情：“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他自幼就“窃比稷与契”，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满以为能通过考试使他一举成名，青云直上，猛不防遭李林甫暗中算计，使他在长安蹉跎岁月，人生更加惨淡与悲怜。这种生存的悲哀，使他对李林甫的愤懑之情更加激烈。

杜甫对李林甫招贤而“野无贤遗”一事的揭露，主要通过对自己生活的不幸遭遇表现出来。但也有很多文字，曲折地反映了这次招贤事件的真相。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生活与思想的高度概括。其中有：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

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这里就谈到了他在招贤一事中的落榜，以及落榜之后的沦落与悲辛。一个伟大的才华盖世的诗人，一个心怀天下拥有凌云抱负的诗人，生存的状态却沦落到如此地步，与一个乞丐无异，这完全是李林甫的“野无贤遗”所带来的。这种悲辛的生活，也是对李林甫招贤真相的深刻揭露。

待李林甫死后，他《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更加大胆地说出了几年来胸中的愤怒。

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

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这时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揭露李林甫的阴谋了，这首诗很直白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悲剧生活，就是李林甫独裁揽权和嫉恨贤才所带来的。他把李林甫的阴险刻画得入木三分。而这时李林甫已经被杨国忠等人推翻后遭贬而死了。

杜甫在初入长安时，面对李林甫的淫威，能够不畏权势，锋芒毕露，大胆揭露统治者的罪恶与丑陋，给统治者以沉重的一击。这除了需要有入木三分的政治眼光之外，还需要有超人的胆识与魄力，然而对杜甫来说，这是他勇敢和天生嫉恶如仇的性格决定的。在杜甫的一生中，始终都保持了这种勇敢无畏的可贵品质。

古代的文人，就其个性来说，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对统治者趋炎附势，巴结逢迎的人物。这种人在统治者面前唯唯诺诺，以诗文来讨好统治者，最终作了统治者的点缀和附庸。还有一种人保持中庸，既想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又在适当的时候迎合皇帝的意识，与皇帝保持半依附半疏离的状态。这种人是文学的弄臣，如王维等人。另一种人在统治者面前毫不屈服，不畏权势，与统治者针锋相对，敢于揭露他们的过失与丑陋的行为，这种人是真正的硬骨头，是有骨气的文人。李白、杜甫等人即是如此。

在封建时代，因一人犯法而诛灭九族，这样的例子在古代实在不胜枚举。正因为受封建法制观念的影响，人们的爱恨感情中都不自觉地将对单个人的感情放到对这个家庭的感情中去划分判定。这样，对一个人的爱恨也就不单是对“这个人”的感情，而是牵扯到了他背后的一个很庞大的家庭或家族体系。这就使得这种爱恨感情深深地打上了家族的烙印。

杜甫虽然生活在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家庭环境中，但杜甫在对待人这一点上，能做到爱恨分明，分而待之，并没有被这种儒家意识所左右，而是受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影响。这反映了杜甫的豁达心胸以及他的良好道德情操。

杜甫与李林甫的女婿杜位交往，完全抛开了李林甫在中间的隔膜。杜甫能区别对待李林甫与李林甫的女儿女婿，也不因世人对李林甫的恶感而心怀忌讳，可见杜甫心怀坦荡，一般人是很难以做到的。世人多因恨李林甫而恶李之亲人子弟，正如后世的人们因恨秦桧而对他的儿女子孙亦恶之一样。这种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杜甫的交往超出了普通人的恩怨观念，走出了常人的封建家庭观，不以世俗之见去评判一个人。这说明杜甫的清醒以及他胸怀的坦荡，能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是很难的。

在遭遇招贤考试的打击之后，杜甫仍然与长安的权贵们交往。只是他初来长安时周身的那种豪迈气息渐渐消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沉郁与孤愤。这时，他的经济情况日益恶化，他的父亲在奉天县令的位置上去世，他从此失去了经济的依靠，在长安一带流浪，生活也是一天比一天穷困。还不到四十岁的年纪，杜甫就感觉衰老不堪了，转瞬之间，好像壮年就已经成为过去。可见这次招贤失败对他的精神打击是何等的沉痛！

这时，他大概有了孩子，一家人的生活用度耗费更大。他不得不再次出入贵族们的门庭，寻求生计。为了维持生活，他到贵族们的府邸中充当宾客，陪贵族们散步、做诗等，这样来维持可怜的生计。

杜甫经常出入唐玄宗的女婿张垍家，与张垍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外常与杜甫交往的还有汝阳王李琎、郑驸马等，至于朝廷里的权臣，杜甫也多有所交往。如左丞相韦济，还有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等，杜甫经常出入他们的家里谈诗论赋，或是陪他们游猎玩乐，寻求他们的援引。这些权贵人物鱼龙混杂，有些难免是极度卑劣庸俗之人，如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韦济、张垍等，但杜甫与这些权贵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却保持了他自己独立的品格与个性，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特别是杜甫与唐玄宗的女婿张垍的交往，颇值一提。

张垍是唐代名相张说的次子，父亲居相位时，他就开始掌制诰。张垍又是唐玄宗女儿宁亲公主的驸马，深受皇帝恩宠，供奉于翰林院。天宝中，玄宗有意用张垍代陈希烈为相，因杨国忠从中作梗未成。可见张垍官运亨通。

张垍品行不端。在杜甫结识张垍时，他就已经是劣迹斑斑了。据李白的好朋友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说：玄宗皇帝出游时，招李白进宫，李白当时正被贵族们邀去赴宴，等到了宫中，烂醉如泥，皇上令李白写出师诏令，李白顷刻而成，皇上非常赞赏李白的才能，即让李白担任中书舍人。但张垍在其中进谗言攻击李白，说李白自以为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唐玄宗大怒，将李白赐金放逐。李白被张垍谗言所逐的事情，可能是魏颢直接从李白那里了解到的。因为李白和魏颢是好朋友，两人关系很是密切。

不仅如此，张垍还是一位后来做了安禄山的伪官的人。安史之乱后，安禄山兵临长安，玄宗奔蜀。到了咸阳，玄宗对高力士说：“昨日仓黄离京，朝官不知所旨，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玄宗说：“事未可料。”这天房琯到了，玄宗大为高兴，因而问及张垍、张均兄弟，房琯说：“臣离京时，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去向，来意不切。’”后来这两兄弟都当了安禄山的伪官，张均为中书令，张垍、陈希烈也都当了宰相。两京收复后张垍按律当斩，因唐肃宗跟他有交情，特免死。

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见张垍确实不是个什么好人。若是发生在安史之乱中，杜甫是绝对不会同这等民族败类交往的。但当时，张垍还没有堕落到那种地步，杜甫当时所交往的只是一般的贵族张垍。况且杜甫与张垍交往之后，张垍很欣赏杜甫的才华，于是他们有了更深入的交往。

张垍是个很有才华的文人，又是名相张说之子，唐玄宗的女婿，有着非同寻常的权势。张垍曾鼓动杜甫向玄宗献上三大礼赋，这三大礼赋也确实让杜甫风光不少，名动京城。杜甫对张垍感激涕零，于是他作了《赠翰林张四学士》，称赞张垍才华出众、宠遇无比，开头即说“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末又陈诉自己的悲苦。“无复随高凤，空馀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不久，杜甫还写诗给张垍，直接寻求张垍的援引。其《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一诗最后说：“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诗的最末杜甫运用典故，把自己当作姜尚，把张垍比作有知遇之恩的周文王。

从以上这些交往情节可以看出，杜甫与张垍有着很深的交往。

俗话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就容易染上什么样的性格。与道德高尚的人交往，自己也可能变得高尚；与堕落的人交往，自己也可能变得堕落。这是常理，很少有人能摆脱。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杜甫就是这样的人之一。

尽管杜甫与这些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的达官贵人有过深入的交往，但他却保持了一身浩然正气，恪守贤德，在出入污浊不堪的权贵之门时，并不因此而堕落。

对于普通人来说，经常出入高门而保持崇高的品质是很困难的。因为普通人缺乏明确的是非观和非凡的自控力。在污浊思潮与强颜欢笑中，很难控制自己的思想而落入世俗之网，毕竟任何时代都被强大的世俗之网主宰着。但杜甫经常进出王公贵族之家，却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与高尚的品质，可见他具有圣贤一样的品质与心灵。后来杜甫逐渐看到了这些人的污浊，并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行为，这更表明了杜甫与众不同的高尚品质。一般人都以这种交往为荣幸，杜甫能够从精神上反省，最后走向疏远这些人的道路，这就比一般人在精神上要崇高许多。他的这种反省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可贵品质之一。

杜甫在惨遇“招贤”骗局之后，困居京城。这时，他非常思念过去的漫游岁月，那是多么无拘无束的生活！他也非常思念李白，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别时他一再嘱咐，向李白问讯。他怀念李白，羡慕李白还过着那种豪放自由的生活，而他自己不得不跟那种生活告别，投入这种迫不得已的悲辛的生活。杜甫有时也想做一只白鸥，离开长安，飞往自由的天堂，但还有一种更强烈的使命感攫住了他的灵魂，那就是实现“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志向。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使他放弃了自由，留在长安。

很快，展示才能的机遇就降临在杜甫面前。天宝九载十月，皇上巡幸华清宫时，太白山人王玄翼上书说见到了玄元皇帝，并说宝仙洞有妙宝真符。皇帝非常兴奋，于是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前往求取。这时皇上尊崇道教，羡慕长生不死，所以全国上下的官僚们都报告说这里那里出现了符瑞，每月都有臣子上表庆贺。李林甫等还在自己的宅第之内设堂祷告，祈祷皇上长生。皇上非常高兴，为求天下太平，感谢他的始祖老子和历代祖宗，于是就有皇帝的三大祭祀。

天宝十载，玄宗祭祀太清宫、太庙及南郊，朝廷上下都为皇帝的祭祀大典而忙乱。祭祀是国之大典，自然受到举国上下的关注，文人学士及各地官员也都纷纷上书支持皇帝的祭祀活动。

在封建时代，朝廷与民间都是非常重视祭祀的，祭祀在百姓与帝王臣子之间都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朝廷还专门有要员掌管祭祀的典礼，对祭祀的程序和规格都极为讲究。祭祀也并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活动，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象征了皇帝对天下太平的祈祷，在祭祀中包含着皇帝对百姓的关怀与慈爱，对天地与祖宗的敬重等。通过祭祀，无疑可以牢固帝王与百姓之间的情感纽带。因此，皇帝祭祀是富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活动，人们称颂皇帝祭祀，其中包含了广大劳动人民期盼君主行“德政”的理想。

杜甫听说皇帝要亲自祭祀，心里很有些感动。他似乎觉得皇帝当年的雄风又回来了。他十三岁时见到过皇帝祭祀泰山时的情景，那时的景象还历历在目。那时国家正处在繁荣时期，贤相当政，政治清明，国家前途无限，唐玄宗那时祭祀泰山，显示了一种雄才大略的伟大君主的气象。可是现在，国家奸臣当政，连年拓边，内忧外患不断。安禄山得势之后蠢蠢欲动。杜甫多么希望唐玄宗通过祭祀，反省自己，通过为民祈祷幸福，祈祷天下太平，重新树立起崇高威信，重新励精图治，治理国家！于是杜甫止不住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写下了《献三大礼赋》，由衷歌颂皇帝此举的英明与伟大。他在文章中倾注了平生的才学，也倾注了平生对皇帝的感情，文采灼灼，才华横溢，写完后又亲自去把赋文投进了延恩匦。

延恩匦创始于武后时，它是朝廷联系百姓的一个窗口。杜甫投延恩匦所献的三赋为《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所谓太清宫即长安的老子庙，太庙是李唐王朝真正的祖宗，南郊赋是祭天的赋文。除了这三大礼赋之外，杜甫还作了《进三大礼赋表》，对投赋的原由做了一个说明：“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岂九州牧伯，不岁供豪杰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气，声韵浸广，卷轴斯存。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马，遗恨九原。臣谨稽首，投延恩匦，献纳上表。”

此表作为上三大礼赋的一个附件，恰到好处地对自己做了一番说明推荐。言语忠诚恳切，感人肺腑。先写到了皇帝的高贵与贤德，对帝王的敬重与爱戴，和自己的愚顽无知及卑下地位形成一种对比，同时又表明自己虽浪迹四方不得仕进但不愤世嫉俗，虽埋没于盛时但不以贤才自居而隐居山林不问世事，而是自食其乐，与贫民百姓一样靠劳动来养活自己，以表明他并不是在政治上投机取巧之人，而是适逢国家郊庙之礼，则无比激动地写了赋文，是情之所至也。

这篇文章，文辞朴实自然，生动流畅，极具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虽然是献给皇帝的赋文，但看不到一般赋文的那种单纯的华美与肆意的雕琢，它言辞恳切，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句句皆能打动人心，堪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相媲美。它以至忠而打动皇帝的心，也打动千古文人墨客的心。

杜甫的三大礼赋，因为有唐玄宗女婿张垍的推荐，从那些全国各地人物的献赋中脱颖而出，深得皇帝的赏识。玄宗皇帝读了赋文，认为杜甫很有才华，而且不失臣子的忠诚，于是把他安排到集贤院，命宰相来测试他的文章。在集贤院里，学士们争相一睹杜甫的风采，杜甫在一天之内名动京城。这对于长期压抑不得志的杜甫来说，无论无何是个巨大的成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是他十年来最为值得炫耀的事情。他想，这一次赢得了天子的青睐，在天子身边做个近臣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这一日的荣耀让他牢记终身。后来他因受到集贤院的排挤，离开集贤院时，也曾悲愤地提到自己当时献赋时“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以此来说明他当时所受帝王的夸赞。后来在流落西蜀时作《莫相疑行》以抒愤，还念念不忘提到此事：“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从这段诗来看，他一生都对这一段不寻常的际遇深以为豪。

杜甫这一次能够凭借几篇赋文轰动京城，在于抓住机遇，适时向君主献赋，突出展示了杜甫卓越的诗赋才华。虽然对于他一生命运的改变并不大，但这件事，却是他一生极为荣耀的。

经过七八年在长安奔走，杜甫始终为生活所迫，拖家带口地辗转多处，饱受贫穷的磨难，自然深刻了解到了下层社会人民的疾苦。同时，由于杜甫常常出入贵族家庭，了解到了宫廷及贵族官僚们的黑暗，这样，他的人生阅历就极大地丰富了。这使他逐渐看到了贫富的对立冲突，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冲突，以及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与彷徨。在为个人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也因为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不平，在为这个阶级严重对立的世界寻找出路。因此，生活的压迫和时代的巨痛使杜甫产生了严重的悲愤情绪，他的豪放不羁、自由任性逐渐有了大的改变，变得苦闷易感、悲愤难忍。

干谒生活的后期，杜甫逐渐摆脱了个人的小我，摆脱了单纯的对个人命运的求索，他的心里装着的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命运，而是整个大唐的命运，因此，他的心胸阔大了许多，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逐渐形成，并由此而产生的批判与揭露的意识也日渐强烈。这是杜甫在精神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公元752年，李林甫死后，杨国忠当上了宰相，同样对百官颐指气使，并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朝政乌烟瘴气。他一味满足唐玄宗好大喜功的愿望，进行侵略扩张，却又毫无军事才能，屡屡在云南边陲吃败仗，两次派兵征讨南诏，两次都几乎全军覆灭，唐王朝前后死了将近20万军人，元气大伤。

关于发兵南诏，其实是一场侵略战争。南诏王与唐的关系本来是很好的，但后来却出了事，主要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处事不当造成的。南诏王与妻子一起去拜会都督，过云南，太守有私事求他，但没有获得他的同意，云南太守于是诬蔑南诏王有造反之意。南诏王一怒之下起兵造反，夺取了32个夷州。鲜于仲通率8万兵攻打南诏，南诏遣使求和，并说如果不允许求和，他们将归附吐蕃，这样云南就成了吐蕃的地盘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鲜于仲通却不会处理关系，依旧攻打南诏以泄愤，逼迫南诏投奔了吐蕃。

杨国忠发兵进攻南诏，被他鼓吹为一场正义战争。天宝十一载，李宓出征云南前夕，朝廷命群臣赋诗送行，朝臣在诗歌中都鼓吹此次出征为正义战争，鼓吹大肆杀戮，预祝凯旋，加官晋爵，并颂扬宰相杨国忠策略之高，唐玄宗之神武。李宓初征南诏获得小胜，朝廷又赋诗祝贺。

在边疆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战争，战火几乎燃遍了唐王朝的边境，这些战争无疑也都被统治者美化为正义战争。安禄山讨伐契丹、高仙芝击大食（阿拉伯）、鲜于仲通征南诏，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唐王朝损兵折将，人民的负担日益沉重。为了填充战场惨败士兵死亡的大减员，杨国忠甚至派遣御史分道抓人，在民间大肆抓丁，套上枷锁送到军中，人民受到租税和兵役的残酷剥削，社会生产力很快就衰败下去了。

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的横行，导致开元时代姚崇、宋璟所培养的纯良政风破坏殆尽，全国进入了一片昏暗世界。杜甫身在京城，自然对杨国忠他们美化侵略战争、祸国殃民的罪行非常了解，非常痛恨。他也常常看到统治者用暴力征发民众开往边疆的情景。

有一天，杜甫出城踏青，在长安北渭水之上的咸阳桥，亲眼看到了一队队的士兵们经过咸阳桥开往边疆时的情景。那情形惨痛之至：一阵阵捶胸顿足的哭号，一声声依恋辛酸的叮嘱，一双双紧紧扯住亲人的手，一团团兵车疾驶扬起的尘土，蒙住了杜甫的眼睛。杜甫拉着一个老兵的手，问他们要被征发到哪里去，那面色土灰的士兵讷讷地说，他十五岁时就到过北方防守黄河要塞，好不容易盼着回来了，而今满头白发，还要开往边疆营田，准备和吐蕃交战，家里的田没有人耕作，荒芜到没有任何东西，县官反倒来催税，真不知租从何来？！边庭都血流成河，但我皇开边的野心却丝毫不减。世人都说生女好于生男，女子还可以嫁给邻人，而男子却要变成白骨埋没于边野的荒草中……杜甫看着这凄惨的景象，听着这悲凉的谈话，想到百姓生灵涂炭的凄惨情景，深深被震撼而且激怒了。他再也遏止不住心头的痛苦，写出了他平生第一首为人民说话，谴责不义战争的名诗《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这首诗以神奇的、浓妆重彩的雄浑笔法，展现了一幅战乱中壮丁在出征前与亲人的生死离别的历史画面。在这轴撼人心弦的巨幅画卷中，一幅幅惨烈的场景如风至潮来：边塞流血成河，白骨累累，家园满目凋敝，民不聊生，激愤哀怨都从诗人笔下喷涌而出，直击穷兵黩武的黑暗王朝。这是对统治者的血泪控诉，也是对历史的拷问。

《兵车行》的出现，标志着诗人由于多年来的阅历和体验，社会思想、文艺思想已经日渐成熟，开始为自己、为后人，开拓起一条起自国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

这一时期，杜甫不但写下了《兵车行》这首反战诗歌，而且还写下了《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反战杰作，共同构成他这一时期反非正义战争诗歌的磅礴气势。这些诗歌都有他亲身所见所闻的生活的影子。这是他逐渐走入人民的生活，同情人民的表现。

《前出塞九首》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吐蕃之事，意在讽刺唐玄宗当时的开边黩武。这组诗，借一组征夫的自述，全部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来写，夹叙夹议，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反映了从出征到论功十余年来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触。其中有：“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点出了这组诗的主旨，借出征士卒之口谴责了唐玄宗穷兵黩武、恣意开边的罪恶，谴责了不义战争。

正如《望岳》一诗，是杜甫从一个普通的诗人迈向伟大诗人的开端一样，这些困居长安十载期间所作的《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九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一系列现实主义名作，则为他以后现实主义的光辉诗篇源源不断地涌现奏响了序曲。这些反战诗歌标志着杜甫的思想逐渐脱离统治者，开始走向人民。

如果说在杜甫写下这些反战诗歌之前，与盛唐一批著名诗人的成就不相上下的话，那么自从创作这些反战诗后，此时的杜甫就已经开始超越他们，成为一个胸怀社稷、关心民瘼的诗人，从此走向成熟与伟大。

终杜甫的一生，都是站在反战与人道的立场之上的。他的反战的人道主义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这使他走向人民，走向人民心目中和灵魂深处，他的人道主义的反战精神成为他困居长安十年中最光辉的思想。

频繁发动的不义战争，给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没出几年，大唐就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全国饥荒不断。不久，饥荒甚至蔓延到了长安。

杜甫在长安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困窘下去。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将家庭住所在长安、下杜、杜陵等几个地方搬来搬去。这期间，几乎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摆脱困境。倒是有几个可以交谈的朋友，帮助他摆脱这种悲惨的心情。郑虔、高适、苏源明等几个新老朋友，这时都曾或长或短地在长安生活，成了他这时候的心灵知交。其中特别是郑虔，在生存处境上与他极为相似，都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俩人在精神上同病相怜，这对他摆脱苦闷起到了很重要的排解作用。

郑虔的诗、书、画堪称“三绝”，唐玄宗也非常赏识，曾被唐玄宗安排在广文馆做博士。但那只是个清闲的位置，逢到荒年连肚子都填不饱。郑虔虽然贫穷，但他潇洒诙谐，无拘无束，德才兼备，杜甫觉得他颇有李白之风，因此经常去找他喝酒。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郑虔的幽默感可以减轻杜甫的痛苦和心灵的重担，使他在诙谐幽默的言谈中得到短暂的安慰。

753年八月，长安暴雨成灾，米价上涨，大批饥民饿死。政府从太仓里拨出10万担米减价粜给长安市民，每人每天粜米5升。杜甫也沦落为天天从太仓里领米的饥民之一。尽管家中缺粮，小孩子们在家里饿得直哭，但他还要拿一部分米去换酒，然后跑到郑虔那里去，与郑虔同醉。可见杜甫当时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刻！郑虔的处境比杜甫也好不了多少，常常吃不饱饭。于是二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借以解愁。杜甫每次喝醉了酒，总是忘了自己的存在，且要发思古之幽情，感慨自己与郑虔的怀才不遇，担心有朝一日会饿死。在这样走投无路的情势下，常常不免说出一些激愤之言和离经叛道的话来，甚至对他终身所推崇的儒术与孔子等也说出些不敬之言。这都是生存所逼迫的。这样说过之后，杜甫的心情就好受了些。他在这时写的《醉时歌》，就很好地写出了他当时的处境。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

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过屈宋。

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

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杜甫在诗歌中极力写郑虔的才华与处境，实际上是为了抒自己胸中块垒。

杜甫在这样悲惨的情景中，朋友渐渐少去，很多亲友和朝廷故旧看到他贫穷，跟他断了来往，也不愿意再接济他。这使杜甫感叹人情的冷漠，在饱受饥寒与人间冷眼中，杜甫的苦闷比以往更重了，有时连郑虔也解决不了他的苦闷。所以他出于抒发感情的需要，不得已向在异县的朋友诉苦，或许目的是为了求得一点救济。他的《投简成华两县诸子》就是这种诉苦诗。诗云：

赤县官曹拥才杰，软裘快马当冰雪。

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南山豆苗早荒秽，青门瓜地新冻裂。

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

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杜甫的痛苦凝成了无声的血泪，这是杜甫在长安困居十年当中最悲惨的一页，比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日子还要悲惨。这些真实记录自己苦难命运的诗歌，以自己的痛苦和不幸凝成了苦难之章，展示了诗人强烈的悲己意识，表现了诗人对不幸命运的自我怜悯和自我安慰。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天下苍生命运的深切关怀。试想，杜甫还是一个“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封建官僚家庭的人，比一般的劳动人民的处境可谓好得多，但在当时的处境竟也是如此悲辛，由此可以想见一般家庭的生存处境。

杜甫在饥荒中几乎沦死沟壑的贫病生活经历，使他具有更加浓厚的感伤情绪和忧生意识。经历大饥荒后，从苦难中九死一生逃脱出来的杜甫，深刻感受到世间的冷暖艰辛，这些经历可以说是杜甫一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杜甫贫穷而多难的悲剧式命运也开始逐渐显现，他的诗歌中的悲哀因子也开始越发变得成熟起来。他那青春浪漫的气息在贫困中彻底结束，从此开始了充满悲壮色彩的人生旅途。

在长安困居十载之后，杜甫好不容易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得到了授河西尉的任命。

按理说，杜甫现在有了个职位，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杜甫认为，被授予这个官职，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个莫大的嘲讽。尽管他当时的处境很是悲惨，生活无着落，快到要饿死沟壑的地步，而河西尉这一官职收入不错，可以解决他及全家的生活问题，是一个肥缺。但杜甫并没有接受河西尉的任命。相反，杜甫心里非常气愤。在长安奔波十年，最后仅仅得到这样一个哭笑不得的职位，他心中潜藏着许多的悲辛与愤怒之言，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初来长安时，曾以宰相自期，可是现在竟然授予他一个小小的河西尉，去做捉拿盗贼管理治安审查犯人之类的工作，实在是他所不齿的。这与他的志向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南辕北辙啊。况且他还曾经说过“盗贼本王臣”的话，老百姓占山为盗贼其实也是被逼迫的，并不是他们要想这样子，要是统治者对百姓稍微仁慈些，百姓就会规矩地过日子了。因此，杜甫一想到要去抓那些本是普通人民的“盗贼”，心里就感觉羞愧不已！

而且杜甫明白，河西尉的职责并非仅仅是抓盗贼惩罚犯人，还是与人民为敌的。由于唐玄宗年年扩边，边关将士死亡惨重，唐玄宗、杨国忠这一对昏君佞臣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壮丁，县尉还要充当朝廷向百姓抓丁征收赋税的爪牙，要杜甫去鞭挞百姓，这样的事情他是死活不愿意干的。

县尉，可以说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最难以忍受的职位。他的好友高适曾做过县尉，也曾有诗描叙他做县尉时的沉痛生活：“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由于有高适的前车之鉴，杜甫就无论如何不会再做这个工作，于是放弃了这个职位。

这样，杜甫为了生计，又四处托人活动。有人推荐他在太子的卫戍部队里做一个掌管兵器的小看守官率府兵曹。虽然这个职位也绝不是杜甫所想要的，但比起县尉来，显然要合他的心意一些。于是杜甫同意了。

作为人民的诗人，杜甫这次公开不就朝廷的任命，是他十年困居京城中反抗个性表现得最激烈的一次。表现出了他坚持正义的真性情以及鲜明个性，表明他的骨头是很硬的。

后来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写到这件事情：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尽兴，回首向风飙。

杜甫为官的基准点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辞官不就，是他在行动上对统治者的一次反抗，以前他在实际行动上的反抗个性都没有这次表现得这么鲜明突出。这一次在行动上的反抗大爆发，表明杜甫像李白、司马迁一样，个性也是张扬的，他坚持正义、亲近人民的个性特征使他获得了完美的人格。杜甫的这种个性也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是传统文化造就出的最精美的个性。

杜甫在接受右卫率府参军的职位之后，对这个职位其实也并不满意，不过是将就而已。他在太子府上充当管理兵器仪仗的小吏，干得并不开心，这是杜甫第一次真正从事社会工作，他仍旧不改往常自由的习性，常常因饮酒而误事，兵器总是被人偷去，而仪仗也时常弄得污损不堪。这使上司对他很不满意，将他严厉地责备了几次，他发现为吏就得忍气吞声地生活，自然受不了这个约束，觉得呆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没有多大意思。干了没有多久，他就向上司请假回奉先去探视妻子。上司也觉得杜甫不是个令人愉快的人物，于是放走了他。

杜甫在这一年十一月的一天半夜从长安城内出发。冬天里百草凋零，寒风凛冽，地面冰冻，一派肃杀。出了城门，天气更加寒冷，道路更加艰难。他冒着寒冷在黑暗中行走，一路上这十年在长安干谒求职的悲辛生活涌上心头。他苦苦地干谒了十年，如今才得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官职。这十年的苦苦期待全部落了空，他的心里更加感到悲凉。其实，他明白当初是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条道路的。在长安的十年，他的内心里经常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他多么向往李白的生活，遨游江湖，逍遥自在，但他又没有隐逸，他希望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的所有的政治理想都寄托于皇帝身上，虽然无缘受皇帝的重用，但他舍不得离开长安，他就像围绕着太阳转动的葵花，如今头发白了，身体衰败了，本性却还未改变，他还是痴心等待皇帝的赏识与重用，皇帝为什么不能重用他这个贤才呢？

他走到骊山时，终于找到了答案。

这时从骊山清晰地传来了鼓乐丝竹之声。天将破晓，在骊山华清宫里避寒的老皇帝唐玄宗，仍然通宵达旦地在歌舞声中尽情地欢乐着。杜甫想象得出那是怎样一幅情景，歌舞声中，老皇帝醉眼蒙眬地看着爱妃杨玉环领着一群美丽的妃子，穿着盛装，在温暖如春的宫殿里翩翩起舞，唐玄宗和一群宠臣在欣赏着。唐玄宗高兴了，随意把从民间搜刮来的财物赐予臣子及妃子，以博得他们的欢心，而这些财物却是无数的百姓日以继夜地生产出来的。杜甫又想到了春天在长安水边踏青时看到的杨氏姐妹们的奢豪宴饮，那酒馔的丰美，一盘值万金的奢靡，使他想起在长安街头随处可见的饿死之人，门内门外，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啊！杜甫想到这里，他开始恨包括唐玄宗在内的统治者们，他觉得这样的局面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一腔悲愤涌上了他的心头。

渡过渭水，到了奉先，一进家门，杜甫就听到了妻子的号啕大哭，原来他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们都觉得可怜，都为之一哭。杜甫这个做父亲的哪能不悲哀与愧疚呢？他自责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杜甫满怀着悲愤与忧患的心情，把这一段回家探亲的经历写成了叙事抒情长篇诗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

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

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沈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

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

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了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

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

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

这首诗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中的遭遇、思想以及创作活动的全面而深刻的总结，也是他放弃功名，转向以文章来表达忧国忧民情怀的一个总的说明。从诗中可以看出，杜甫本来有着江海之志，只因对统治者荒淫无度、巧取豪夺、肆意盘剥人民的罪恶充满了愤怒，同时出于对自己与人民苦难的深刻体验与见闻，使他最终走向憎恨统治者，关怀人民的立场。这时杜甫已由一己之悲升华到为天下人的痛苦、为国家民族的灾难而产生深重的悲感，显示出了杜甫作为时代的巨人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这首诗作于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正当安禄山作乱前夕，它所反映的范围之广，从宫廷到民间，从最高统治者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都囊括其中，所鞭挞的深刻、震撼以及苦难、关怀的热烈与深情，都非其他诗歌可以相比。这首诗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忠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大胆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是一代史诗。这首诗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诗歌创作的顶峰，标志着诗人十年旅食京华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最高成就。

这首诗还是与统治者在精神上、行动上分道扬镳的诀别诗。杜甫在诗中说：“不忍便永诀”。虽从情感上来说他对统治者仍然怀抱一定的希望，但理智告诉他不可以再与统治者步调一致了。因为统治者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他不能再将希望与理想寄托于政治，他放弃了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走向了另一条站在人民立场上，以文章来反映人民苦难、维护社会道德与正义的文化道路。

杜甫与统治者决裂，是时代的恶化与个人的伟大人格相冲突的必然结果。当时国家面临着即将崩溃的结局，人民饱受战乱的痛苦，饱受统治者的压迫，国家政治腐朽不堪。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统治者依旧执迷不悟，杜甫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憾，这与他那种追求完美社会的理想是多么的背道而驰啊！他必须拿起笔来为维护社会正义与道德而战，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他不能做袖手旁观者！因此，在大动乱前夕，他以《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名篇痛斥统治者的腐朽，象征着他与统治者之间的决裂。此后，他深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中去，与他们共同经历安史之乱的痛苦，并拿起那犀利的笔更加深刻地批判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反映人民的苦难、悲哀与无助。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在精神上与人民融合在一起。

孔子早就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知识分子的更大目标是兼善天下，从政不是目的，只是借此来完成自己对天下、国家、人民应尽的一份义务而已。因此，杜甫最终看淡政治功名，儒家思想对他的启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杜甫虽然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功名，但如同历史上的其他伟大诗人一样，他以不朽的诗歌成了光耀千古的不朽人物。古今帝王将相不知多少，生前是那样的显赫一时，不可一世，但却如过眼云烟，不留下任何痕迹。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帝王与政治家能够像杜甫这样深入民心，走进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心灵与历史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以自己的不朽诗歌，建立了任何一个帝王将相甚至是大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功绩。虽然杜甫政治上失落，没有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却在文化道路上开拓出了巨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