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高安文君 【本书体例】
【原文】:
单阏之岁兮(1),四月孟夏(2)。庚子日斜兮(3),鵩集予舍(4)。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5)。异物来萃兮(6),私怪其故(7)。发书占之兮(8),谶言其度(9)。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10)。”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11)?吉乎告我,凶言其灾(12)。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13)。”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14):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15)。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16)。形气转续兮(17),变化而蟺(18)。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19)!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20);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21)。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22);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23)。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24);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25)。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26);命不可说兮(27),孰知其极(28)!水激则旱兮(29),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30),振荡相转(31)。云蒸雨降(32),纠错相纷(33);大钧播物兮(34),坱圠无垠(35)。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36);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37)!
且夫天地为炉兮(38),造化为工(39);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40)。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41)?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42)。忽然为人兮(43),何足控揣(44);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45)!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46)。达人大观兮(47),物无不可(48)。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49)。夸者死权兮(50),品庶每生(51)。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52)。大人不曲兮(53),意变齐同(54)。愚士系俗兮(55),窘若囚拘(56)。至人遗物兮(57),独与道俱(58)。众人惑惑兮(59),好恶积亿(60)。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61)。释智遗形兮(62),超然自丧(63);寥廓忽荒兮(64),与道翱翔(65)。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66);纵躯委命兮(67),不私与己(68)。其生兮若浮(69),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涤渊之静(70),泛乎若不系之舟(71)。不以生故自宝兮(72),养空而浮(73);德人无累兮(74),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75),何足以疑(76)!”
【鉴赏】:
这篇赋是贾谊在谪居长沙时所作。关于此赋的写作背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同“鵩”)。贾生既以适(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由此我们得知,贾谊写此赋乃是由于久遭贬谪而心情抑郁,又以为自己的年寿不会长久,而恰有鵩鸟入室这一不祥之事发生,故有感而写下了这篇自伤自悼的赋来,聊以宽解自己苦闷忧郁的心情。
这篇赋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主要交待了自己写作此篇的时间背景和原因。赋一开头就说在丁卯年四月的一天傍晚,有一只鵩鸟飞入了自己的居室。鵩鸟被长沙古俗认为是不祥不鸟,而以它的侵入就自然引起了作者的深深疑虑和不安,而“发书占之”的结果,又是“主人将去”的凶谶。于是作者便向鵩鸟请问,希望得知自己的吉凶祸福和死生之期。这就自然地引出了鵩鸟的长篇对答。这一段以记叙为主,可以说是全文主干(鵩鸟对答)的一个引子。
文章的后段就是鵩鸟的答辞,这是全赋的重点。这段答辞又可分为两层。第一层直接回答主人的问话,说明祸福相依,吉凶同域。死生迟速属于天命,不可知其期限;第二层则进一步扩展议论,认为祸福死生原本等同齐一,知命则无忧。总括起来,这篇鵩鸟答辞的中心思想就是“祸福纠缠,吉凶同域,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乃与道俱,见鵩细故,无足疑虑。”(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此赋多引《老子》、《庄子》、《鶡冠子》等道家语,有很浓的道家思想气息。然而贾谊是否就真正是道家思想的信徒呢?恐怕未必见得。我们知道,他在政治上所主张的“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那一套,就基本上是儒家的路数。汉初以来,统治集团崇尚黄、老之学,在政治上讲究“清静无为”,而贾谊这位志大才高的洛阳才子,却要变“无为”为“有为”,所以终于不能为基本上还是遵循黄老之术的汉文帝所重用,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固然其中也有小人谗毁这一重要因素。而在人生哲学上,贾谊似乎也未能达到道家所崇尚的境地,虽然这篇赋中也表达了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纵躯委命,知命不忧的人生观,但其字里行间还是充溢着忧生之嗟,其底蕴仍然是难以消除的抑郁悲哀之情和深重的忧患意识。这位短命的洛阳才子似乎是早有预感,常常感到自己的“寿不得长”而非常忧郁,这恐怕还不是他贪生怕死,而是因为自己的宏图抱负无法实现时所常会感到的一种生命紧迫感,就是说,他是强烈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中能有一番作为。《西京杂记》说:“谊作《鵩鸟》赋,齐生死、等荣辱,以遣忧累焉。”原来作者在赋中的大谈老庄之言,只不过是故作旷达,来对自己的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做一点自我宽慰,以排解心中的郁闷。这也就是所谓的“为赋以自广”吧。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做到“知命不忧”,以致抑郁而终,这正是贾生在他那个时代的悲哀。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指出:“贾谊《鵩鸟》,致辩于情理。”就是说,此赋是以说理为主的。这就很不同于他的另一篇赋《吊屈原》的抒情写志为主。但是,作者虽在文中大谈哲理,却并不令人有枯燥乏味之感,这是因为他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语言,这在赋中随处可见,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列举。
贾谊在赋中以人禽问答结构,而又以禽言为主,在辞赋中可谓别开生面,故刘熙载说:“《鵩赋》为赋之变体”,这正表现了贾谊不但善于学习传统,而又有因有创,能够自成一格的艺术独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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