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的政治、文化背景

元代唐诗学的政治、文化背景王理在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序中云：“古帝王有天下，或受于人，或起而取之，尧、舜禅让，汤、武吊伐，厥时义大矣……三代而降，其盛者曰汉曰唐曰宋。夫子言‘革之时’，盖谓必有不得其义者矣，彼近代是也。皇元起朔方，绍帝运，接天统，资始于天，不因于人，遂大作明命，训咸宇内。一启而金人既南，辽海和辑；再启而西域率服，遂拓坤隅；三启而靖河北，秦晋戡集，河南是同，分宗子以方社，胙工臣之土；四启而庸蜀是柔；五启而江汉奄从，赵氏为臣……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崇极配天矣。”蒙古这支崛起于朔方大漠的少数民族，金戈铁马，所向披靡，先后殄灭夏、金、宋，入主中原，“绍帝运”而“接天统”，成为上继汉、唐、宋的“正朔所在”。但这也是华夏民族第一次全部落入少数民族统治之手，中国的社会结构因此起了重要的变化，社会思潮、儒士命运亦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对元统治者而言，其统治经历了一个由漠视汉文化到吸纳汉文化的转变；对儒士而言，则经历了一个由“华夷大防”到“以华变夷”的转化。欲研究这一时代的文学和文学观念，必先考察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状况。

蒙元之汉化政策与元代文教之昌

蒙古帝国虽以鼎盛的武力，几欲征服世界，但这个“马上得天下”的游牧民族，文化上十分落后。1204年，成吉思汗命畏兀儿人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母制定蒙古文字，这是蒙古人正式有通行的文字之始。至世祖忽必烈时，始命八思巴作蒙古新字，颁布诏书始用新蒙古文。

蒙古与中原文化隔膜甚深，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三朝，仅有失吉忽秃忽、耶律楚材等极少大臣通晓、喜爱汉族文化。太宗窝阔台时，竟有中使别迭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场。”（《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幸得耶律楚材阻止，才免去中原文化的一场浩劫，保全无数生民之性命。然由此也可知蒙古人初期对中原文化漠视的程度。

整个元朝，政治地位上一直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级之分。陶宗仪《辍耕录》称蒙古有72种，色目有31种、汉人有8种。而汉人、南人地位低下，颇受歧视。政治上，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最高长官，必以蒙古人任之。科举上，蒙古、色目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法律政令上亦不同制如1337年伯颜令：北人殴打南人，南人不得还手；顺帝下诏禁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等。；铨选制度上，怯薛、恩荫、岁贡、国子学等均含民族歧视。甚至在顺帝至元三年（1337）丞相伯颜请杀全国张、王、李、赵、刘五姓汉人，其轻视乃至仇视汉人一至如此。这些均反映出蒙元贵族对汉文化态度的一个方面。

然而，汉文化在元代不但得以保存，甚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体现了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兼容性。陈垣称元朝“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又云：“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页133。对元代文学、学术推崇备至。元朝学术、文学之盛确为事实。儒学方面，程朱理学由南宋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而发展为一代官学。文学上，更是彬彬为盛，蔚为大观。《全元散曲》收入小令3853支，套曲457套，曲家212人；《全元文》收入作家3000余位，作品30000余篇。《御制元诗选》收入元诗11525首，据今人杨镰《元诗史》统计，今存元诗人4000名左右，诗约124000首。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58。仅从这些数字，即可见元代文学繁荣之一斑。究其原因，实与元代儒臣文士苦心竭力，促使蒙主推行汉化政策、大兴文教有关。元代推行汉化，文教昌隆，书院普及、诗社林立、书业发达，显示出汉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元代唐诗学正是形成和发展于这一背景中。

一、汉化政策之推行

蒙主最初对汉文化的了解，来自亡金儒士，耶律楚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他曾为金左右司员外郎，后为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重用。耶律楚材首先为蒙人建立了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原则。太宗二年（1230），立十路课税所，设立使、副二员，以儒者任之，此为任儒为官之始。太宗八年（1236），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初开文治之端。尤为重要的是，太宗九年秋，窝阔台令开科取士，儒生被俘为奴者，亦得就试。这次考试，“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分之一”（《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这场通过考试而区分儒户的行动，被视为元朝科举的滥觞，意义颇为重大。从此儒户免除了俘籍与兵役，又恢复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得有余力从事学术与文艺。

世祖忽必烈是第一位全面实行汉化的君主。他十分尊崇儒学，倾心汉文化。《经世大典序》云：“世祖之在潜藩也，尽收亡金诸儒学士及一时豪杰知经术者而顾问焉。”可知忽必烈未即汗位时，已收罗了众多深通儒术的名流。1251年，其兄蒙哥即位，忽必烈总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开藩府于金莲川，以其为据点，崇儒揽士更胜于前。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云：“（忽必烈）又使为使召遗老于四方，而太舒窦公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冶、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元文类》卷四九）这些人中不少成为了中统、至元时期的重要儒臣。1252年，忽必烈接受张德辉、元好问所奉之“儒教大宗师”尊号。同年两令燕京等处修复孔庙，并免除儒户兵赋。其“好儒之名”，广为传布，儒士们交相荐引，投附藩府。其中有北方一代理学宗师许衡，及郝经、商挺、王磐、赵复、宋子贞、徐世隆、刘肃、李昶、张易、王恂、李德辉、赵良弼等，可考者约60余人。这些儒者文士，为实行汉化、推行文治，殚精竭虑，为保存中原文化，为中统、至元间文治之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忽必烈于1260年继大汗之位。此年，郝经向忽必烈上《立政议》疏，指出：“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粲然与前代比隆。”（《元文类》卷一四）许衡亦言：“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时务五事》，《元文类》卷一三）这些主张无疑对忽必烈全面施行汉法汉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统元年（1260），建立最高行政机关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设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至元五年（1268）设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至此，依汉法而建立的中央政府机构完成。至元八年（1271）正式改国号为大元，“盖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另外，中统二年（1261）设翰林国史院，至元八年（1271）立京师国子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正式立为国子监学，至元二十九年（1292）连地处偏远的云南诸路亦设学校。文教开始迅速兴盛起来。

至元二十四年（1287），诏令程钜夫到江南访求贤才、遗逸，此事对元代儒学、文学的发展颇具意义。程钜夫荐举南士20余人，忽必烈皆加重用。南方大儒吴澄、名流叶李、赵孟頫、袁桷等相继入朝，江南儒生文士亦纷纷北渡，使南北学术、文学在隔绝百余年后得以交流、融合，成为儒学、文学发展的一大契机。一时间文物粲然，鼎革一新。

成宗铁木耳继位，任不忽木为平章军国事，不忽木曾师从王恂、大儒许衡，深通儒学，因而，元贞、大德时期，继续施行儒治与文教，大都兴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明诏中外崇奉孔子；把一批年高望重的文士，王恽、阎复、耶律有尚等安置在翰林、集贤，优加奉养。大德十一年（1307），初即位的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仁宗雅爱文学、崇尚儒术，为忽必烈之后汉化最深的君主。他幼年即师从名儒李孟，《元史·仁宗本纪》云：

仁宗天性慈孝，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尝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维持三纲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质素，澹然无欲，不事游畋，不喜征伐，不崇货利。（卷二六）

可见浸染儒术之深。

仁宗尚文治，特重国史院。皇庆元年（1312），升翰林国史院秩从一品，云：“翰林、集贤儒臣，朕自选用，汝等毋辄拟进。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皇庆二年（1313），建崇文阁于国子监。以宋儒周、二程、张、邵、朱及元朝大儒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又大兴学校，欲立教以化天下，先后置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儒学提举司，使穷乡僻邑亦得受儒教之化。其敦崇文化、尊孔尚儒，用力颇深。

延祐元年（1314），仁宗恢复科举，“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设科取士，庶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元史》卷二四《仁宗本纪》），“求善治必用真儒”是其治国之道。延祐开科举是元代文化史上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这是蒙人汉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从“悉空其人，以为牧场”的议论到此时的“科举取士”，时间不过半个多世纪。它意味着元代大儒们“以夏变夷”理想的初步落实。将程朱理学“定为国是”，亦成明清两代取士之定制，可见影响之巨。《元史·选举志序论》云：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为本，试艺以经术为先，士褒然举首应上所求者，皆彬彬辈出矣。（卷八一）

可知科举之行颇为不易，而儒者文士终得从科举中“彬彬辈出”。延祐二年（1315），取进士56人，张起岩登进士第一，杨载、欧阳玄、许有壬、黄溍、陈泰、王沂同科登第，皆为一时俊彦，其中杨载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欧阳玄、许有壬为文章大家，黄溍名列“儒林四杰”，亦颇见文采风流。

仁宗时期，南北学风、文风得到了充分融合，理学与文学亦相融无碍。世祖一朝所重用的儒臣，还多为纯粹的理学大家，如许衡、姚枢、窦默、王恂等，至仁宗朝，儒臣则多是名儒兼为文士，如吴澄、虞集、元明善、揭傒斯、欧阳玄、黄溍等皆然。仁宗待之最厚的赵孟頫，更为书、画、诗、文俱绝的文士。《元史·赵孟頫传》云：

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间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呶呶何也！”（卷一七二）

仁宗以孟頫比李白、苏子瞻，盛称其“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可见仁宗对汉文化浸染的程度。至此，蒙主对汉文化的吸取已由初期的重在以儒治国，建立制度、秩序，尚功利实用，进而到好尚文艺，这是深层汉化的表征。因而，延祐时期，人文称盛，名儒硕学，才子文人，“磊落相望”。吴澄、虞集、元明善、揭傒斯、欧阳玄、杨载、范梈、许有壬、黄溍、吴莱、柳贯、吴师道或聚于京师，或游于江南，讲经论道、吟诗作画，成为“延祐之治”的重要标志。

其后，文宗皇帝亦为爱好中原文化的君主，《元史纪事本末》载其颇好中国书史。天历二年（1329），立奎章阁学士院。又敕翰林国史院、奎章阁学士，以虞集、赵世延为总裁，采辑元朝典故，仿唐、宋《会要》，著成《经世大典》。此间学术、文学承延祐之盛，并得以继续发展。

顺帝为元代最后一位君主，在位35年，其荒淫无道，政事不修，终致亡国。然顺帝时期，虽前有伯颜的专权骄横，仇视汉人和汉文化，后又用宠臣哈麻等，政事日坠，但其间也有著名的贤相脱脱二度执政。脱脱任中书右丞相时，开经筵，修辽、金、宋三史，教化文治，仍粲然可观。但社会风气、审美趣尚，与延祐、天历时期已有明显不同。

在整个蒙主推行汉化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慨然以羽翼斯文”、“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文士，“以华变夷”，“赞成文明”，使汉文化统绪不坠，学术、文学得以繁兴，功不可没。

二、文教之昌

因汉化政策之推行，元代文教昌隆，具体表现为书院、学校颇为兴盛，民间诗社众多，书业发达。这些都为元代唐诗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书院制度之起，可溯源于孔子之设讲堂，汉朝之立精舍。书院之名始于唐，《唐六典》载：“开元十三年，改集贤殿修书所为集贤殿书院。”宋代讲学风气大盛，两宋书院约300余所，其中，庐山白鹿洞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邱应天府书院、登封嵩阳书院四大书院，名盛一时。元代书院更甚于宋，最早的太极书院建于太宗八年，其后书院遍及全国，《续通考》载之甚详，新立者不下百所。书院之外，元代京师有国子学，地方有各州府县学校，且教育之权，仍操于汉儒文士之手，这对于汉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一文分析，元代书院大致分布于长江、赣江流域，即以江西为最盛，浙江、福建次之，再次为湖南、江苏、广东等地，这“与元代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的地理分布走上同一趋势”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这些书院、学校的大力兴办，正是学术普及、文化繁兴的重要原因。考察元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就唐诗学而言，亦有三大中心：大都、江西、浙江，正与书院、学校的发达地区较为一致。同时，不少重要的诗论家，曾出任书院山长，或学校儒学教授，如浙江一地，袁桷为丽泽书院山长，吴莱为长芗书院山长，戴表元为信州教授、仇远为粟阳教授、白珽为常州教授。江西一地，王义山掌江西学事，赵文为清江教授，刘壎为延平教授，刘将孙为延平教授、临汀书院山长等。他们以书院、学校为中心，倡扬儒学思想、从事文学活动，造就了不少儒学、文学人材。

元代诗社林立，诗人同题集咏盛况空前。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渭于杭州首倡结“月泉吟社”，并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竟有2375人应征。整个元代同题集咏的记载比比皆是，其中，廉氏万柳堂、许氏圭塘别墅、倪氏清阁、顾氏玉山草堂、铁崖小蓬莱、来复慈溪定水寺等处，更是著名的诗人聚集地，由此可知元代诗事之繁兴。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举之法。”元人好诗之风可见一斑。

元代书业也颇为发达。宋庆历年间发明活字版，使印刷术有了一大飞跃。元代王桢更创木活字及活字版韵轮，因而元代官私刻书十分风行。官方刻书机构有国子监、兴文署、各路儒学，所刻书籍包括经、史及诸家诗文。私家刻书、书坊刻书更甚于宋。大量诗文著作得以刊刻和流布，其中有不少唐人诗集，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20卷、文集2卷，《分类补注李太白诗》25卷，《李长吉歌诗》4卷，《唐音》14卷，《三体唐诗注》6卷宋人周弼选、元人圆至注，一名《唐诗说》。，《注唐诗鼓吹》传为元好问选，元郝天挺注。等，使唐诗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上述之种种，都为元代唐诗学的兴盛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第二节元代理学与文学之关系〖1〗一理学之兴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例举元时尊孔崇儒的诸多事例，云：

元时并不轻视儒学，至大元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延祐三年，诏春秋释奠，以颜、曾、思、孟配享，皇庆二年，以许衡从祀，又以周、程、张、朱等九人从祀，至顺元年，以董仲舒从祀，至正廿一年，以杨时、李侗等从祀。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页133。

这是从文庙的角度来考察元代的崇儒风气。元代理学大倡确为不争之事实。元代的学校，从京师国子学，到遍及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学校，以及公、私书院，都以教授程朱理学为要，且蒙古子弟、色目人亦得学之。仁宗延祐开科取士，考试试题、程式皆出于《四书》，且以朱氏的《四书集注》为标准。苏天爵《伊洛渊源录序》载元世祖、仁宗时崇儒事迹，云：

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惇崇文化，首征覃怀许文正公为之辅相。文正之学，尊明孔、孟之遗经，以及伊、洛诸儒之训传，使夫道德之言，衣被天下，故当时学术之正，人材之多，而文正之有功于圣世，盖有所不可及焉。逮仁宗临御，肇兴贡举，网罗俊彦。其程式之法，表章《六经》，至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

世祖一朝，许衡专以伊、洛之学教授生徒，理学人材彬彬为盛。至仁宗，兴科举，“专以周、程、朱子之说为主，定为国是”。程朱理学终由宋代学术流派的重要一支，成为了一代显学，成为了科举取士的程式。

然而，有不少研究者依据元时所谓“九儒十丐”之说，认为元代儒者地位极为低下，儒学受到排斥，此说实有待深入考察。“九儒十丐”之说，出于南宋遗民郑思肖《心史》。明末有人从苏州寺院一枯井中得一铁函，内有署名郑思肖的《心史》。学术界曾倾向于此书乃伪书参见杨镰《真与伪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而据陈福康《井中奇书考》一书考证，《心史》确系郑思肖所作。《心史·大义略序》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自明末至今，这条材料对人们认识元代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与此相类者还有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亦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吾人品岂在娼之下、丐之上乎！”（《叠山集》卷六）谢枋得明确说到此为“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即民间戏谑之词，并非元时制度。“九儒十丐”之说，仅见此二处，其他元人文集、史传均无载。因而“九儒十丐”之说可能为南宋遗民愤激之词，不能简单地以此来定论整个元代的儒士地位。它至多反映了蒙元初期蒙古贵族对于儒学的排斥态度。至世祖即位，“大召名儒，辟广庠序”，儒学地位已发生明显变化。

考察元代理学发展的流程，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即理学北移（统一前），其在全国的传布（统一初期），以及占据统治之地位（仁宗延祐及以后）。

（一）理学北移

元代理学之兴，肇始于蒙古灭金时期，以江汉赵复的北上为起点，北方由此出现了第一批理学大师许衡、姚枢、窦默、郝经等，他们先后受到忽必烈的征辟，成为立纲陈纪、开创新朝的一代名臣。

完整而系统地将理学传入北方，赵复为第一人。1235年，蒙古灭金，进一步南侵，姚枢受命随军搜求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百工，得江汉理学之士赵复，携至燕京，杨惟中为赵复创建太极书院，以教授生徒，“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元史》卷一八九《儒学传》）。

赵复在太极书院传伊、洛之学，生徒百人。其后，遍游河北、山东，宣扬朱学，影响甚巨。其弟子姚枢曾隐居卫辉，传授其学，刊行朱子诸书，闻名一方。当时许衡亦博学多闻，于学无所不究，后至卫辉访姚枢，第一次见到赵复北传的程朱诸书，深为心折，尽录而归，从此尽弃前学，专事伊、洛，其云：“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它书虽不治可也。”（《元朝名臣事略》卷八《许衡传》）许衡、姚枢与另一名儒窦默，共居卫辉，旦夕涵咏、切磋精进，成为北方第一批理学大家。尤其是许衡，更为一代宗师，其死后，诏与周、程、张、邵等九人从祀夫子庙廷。北方理学至此得以较系统地传播。

（二）理学在全国的传布

理学在全国的广泛传布，是在忽必烈1260年即位之后。忽必烈设翰林国史院，创诸路提举，又立京师国子学，选朝中百官子弟入读。各府州县皆立学校，至1286年，学校之数，共20000余所，于是“由京师达于郡邑，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无不立学”（黄溍《重修绍兴路儒学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此外，又在“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虞集《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道园学古录》卷三六）。元朝的学校、书院，一时间遍及全国。

元朝的学校制度由许衡亲手制定。至元八年（1271），许衡出任国子祭酒，创办京师国子学，教授蒙古贵胄及汉人百官之子弟，其云：“国人子大朴未散，视听专一，若置之善类中涵养数年，将必为国用。”（《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其法悉取朱子，“先之小学，以端其本；次之群经，以达诸用”（苏天爵《耶律有尚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七）。其书以朱注《四书》、《五经》为主。在许衡的训导下，一批经过理学熏陶的蒙古贵胄子弟成长起来，他们凭借世袭特权，分据要津，“扬历省台，蔚为国用”（《便民三十五事·议复立国子学》，《秋涧先生大全》卷九○）。“于是数十年，彬彬然号称名卿才大夫者，皆其门人矣”（《元朝名臣事略》卷八《许衡传》）。

同时，各府、州、县官学及书院的教育制度亦大体仿国子学而建，因而朱熹的理学思想开始成为全国通行的思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学校的标准教科书。姚燧在《杨公懿神道碑》中说：“今也四海匪独士子，凡筐箧之吏，求售于时，其诵而习，亦先《四书》。”朱子之学，风行天下。

（三）理学在学术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

程朱理学在全国的风行，以及一批受理学浸染的蒙古贵胄子弟成长起来，且“蔚为国用”，为科举的恢复准备了条件。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月在李孟、程钜夫、许师敬、元明善等的措划下，奏请仁宗，实行科举。这一从世祖初年就开始屡议屡罢的奏请，终在1314年得以实行。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内设问，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汉人与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四书》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熹《诗集传》为主；《尚书》以蔡沈《书经集传》为主；《易》以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为主。可见，此一时期，理学已以一种制度的形式成为了时代思想的主导。

从理学之北传，到忽必烈的兴学校，许衡的制定教育模式，以及仁宗的推行科举，理学在由传布、流行到跻身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中，对元代社会、政治、思想均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到有元一代之诗文风气，对于元代唐诗观念的形成及流变亦具重要的意义。

三、理学与文学之融合

宋代理学的奠基人程颢云：“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学也。”（《二程遗书》卷六）他把“能文者”与“知道者”分开，代表了宋代理学与文学分离的观念。“重道轻文”实为宋代理学家颇为普遍的倾向，其弟程颐对文学的轻视更甚于兄，其云：“《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佗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二程遗书》卷一八）视文学为玩物丧志，俳优所为，轻视、排斥文学无过于此。

宋代理学建立了自己的圣学统绪，即“道统”。他们认为，圣人之学自孟子后千年不传，遂以圣人之传人自居，欲“为往圣继绝学”。朱熹弟子黄榦作《文公朱先生行状》称：“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在这一统绪中，韩愈这样的文章家都被排除在外。与此同时，宋代文章家也建立了自己的“文统”，他们以欧、苏、王、曾为文章正传，上接唐代韩、柳，又以韩、柳上接六经、四书、《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等，形成了一个与道统抗衡的统绪。

宋代的文、道相分，造成了较深的弊端。当时诗人刘克庄云：“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林子显》，《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八），即是感于此而发。后世对此批评甚多，戴良《夷白斋稿序》说：“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分裂牵缀，气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经学、文艺判为专门，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四库全书总目·道园学古录》亦云：“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卷一六七）皆切中“文、道相离”之弊。

元初儒者文士对此亦有深刻反思，戴表元慨叹：“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袁桷《戴先生墓志铭》引戴语，《清容居士集》卷二八）袁桷批评宋人“以理为主，文常患于不工；雕镂委心，茫然而无以畔岸”（《刘内翰文集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一），刘将孙也认为：“尚其文者，不能畅于理；据于理者，不能推之文。”（《赵青山先生墓表》，《养吾斋集》卷二九）皆是指诋文、道分离给学术、文学带来的危害。他们主张文、道并重，道统与文统合一。戴表元在《紫阳方使君文集序》中说：

窃独怪夫古之通儒硕人，凡以著述表见于世者，莫不皆有统绪，若曾、孟、周、邵、程、张之于道，屈、贾、司马、班、扬、韩、柳、欧阳、苏之于文。当其一时及门承接之士，固已亲而得之，而遗风余韵，传之将来，犹可以隐隐不灭。

文统、道统并重，代表了元人普遍的主张。文、道合一的呼声遍及南北：“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和而一之，方尽天下之妙。”（刘祁《归潜志》卷三引王郁语）“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挽诗》），“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引姚燧语），“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刘将孙《赵青山先生墓表》，《养吾斋集》卷二九）。因而，整个元代，理学与文学呈相融相济之势，理学家既注重文采，文学家亦多以理学为底蕴，重涵养，尚教化。二者交融渗透，成为元代学术、文学的一大特征。

元代大量理学家同时亦为著名的文学家，如三位理学宗师许衡、刘因、吴澄，其中刘因、吴澄皆诗名颇盛，许衡虽略逊文采，但弟子姚燧既为名儒，亦为有元一代文宗。史书载其从许衡习伊、洛之学时，“未尝为文，视流辈所作，惟见其不如古人，则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稍就正于衡，衡亦赏其辞”（《元史》卷一七四《姚燧传》）。可见其文章取法韩愈，且颇得许衡首肯，其中透露了元初文、道渐合的消息。郝经、王恽、胡祗遹等亦皆为理学家兼掌一时文柄。“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中，虞、揭二人为地道的理学家，名在“儒林四杰”之列；元明善、欧阳玄、黄溍等为元中期重要儒臣，同时文章流布四海，擅名当时。江南婺州一地，既是理学重镇，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婺州学派，而文学风气亦颇为兴盛，成为理学、文学发展的一大中心，造就了大批理学、文学兼具的人材。胡应麟谈到婺州学者的文学成就时，说：“婺中黄（溍）、柳（贯），同辈吴立夫（莱），胡长孺、戴九灵（良）、王子充（祎）、宋潜溪（濂）诸子，皆以文章显，而诗亦工，当时不在诸方下。元末国初之才，吾郡盛矣。”（《诗薮·外编》卷六）统观有元一代，从元初之郝经、刘因、姚燧，至中叶之吴澄、许谦、元明善、虞集、揭傒斯、黄溍、柳贯、吴莱、吴师道、欧阳玄、苏天爵，以至元末之戴良、宋濂、王祎等，既为理学人物，在学术上渊承有自，于《宋元学案》中均可找出他们的师承谱系，同时，又是元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为当时文坛、诗坛的风云人物。

《元史》的体例与《宋史》相较，有一明显的不同。《宋史》分列“道学”与“文苑”，将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李侗、朱熹等列在“道学传”，而将梅尧臣、黄庭坚、陈师道、秦观、张耒、周邦彦等列入“文苑传”，显示出宋代理学家与文学家的分野。《元史》则无“道学”、“文苑”之分，而是合二为一，同列“儒学”之中。《元史·儒学传序》对此有明确交待，其云：

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

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今皆不复为之分别，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辅教传后者，合而录之，为《儒学传》。

这段序论，既体现了《元史》编撰者的文学观念，更反映了元代“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的事实。元代理学大兴，“文道合一”观念的盛行，使得元代文学家与理学家具有相容相兼的整体态势。这种结合、趋同，对于元代学术、文学无疑均有深刻的影响。

元代理学之重视文学，与朱子之学亦有一定关系。元代理学以朱学为正脉，而朱学是宋代理学中对文学较少偏见的一派。朱熹本人的文学素养、诗学观念，均对元代理学传人有着积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朱子“理一分殊”的命题对于元人影响颇大。

“理一分殊”，既注重“理”之同一性，亦重视万物之特殊性。朱熹《西铭解义》云：“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即是强调万物“分殊”而不能齐。朱熹《延平答问》中载其师李侗语：“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这种重视“分殊”的思想，使朱子能较为深入地关注和理解文学、艺术存在的特殊性。元代理学传承朱子“理一分殊”的思想，亦以此种认识方法看待学术、文艺以及人生。因而，他们在重视“理”的同时，又能将文学艺术视为“万殊之一殊”，注重其具体的内涵与独特的价值。这正是元代理学家能够重视文学的一大思想根源。

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初集中颇为称道元人文、道融合的风尚，其云：“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许衡曾与姚枢、窦默一道，隐居苏门，精研理学。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长，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元人“宗唐”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氛围之中酝酿、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