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家·隐士·玄言诗人

许询，字玄度，小字阿讷，高阳新城（今属河北）人，东晋时期著名的清淡家、高士和玄言诗代表诗人。他生卒不详，曹道衡先生认为，其生年不早于晋成帝咸和至咸康年间（326—340），约卒于永和年间（345—356）（《晋代作家六考》三《许询》，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张可礼先生则将许询生年具体到咸和五年（330）前后（《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世说新语·规箴》第20则说：“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议论更克。”可见许询先于王羲之卒，又《真诰》《书断》载王卒于升平五年（361），许必卒于361年前，则许询享年30左右，与史载其早卒相合。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五、逯钦立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二作者小传皆谓许为“咸安（371—372）中征士”，并不准确。魏晋名士都喜服食五石散，许询也不例外，而他早亡即可能与此有关。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忽肿”可见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参见余嘉锡《寒食散考》“散发后病状及其将息节度之法”，载《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许询卒后，王羲之先是痛惜亡友，《右军书记》又载：“七日告期，痛念玄度”，“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但从上文所引《世说·规箴》记载可见，许询去世后，王羲之一度对他评论非常刻薄，后来做过丹阳尹的会稽名士孔岩看不下去了，就说明府（王做过会稽内史）以前和王、许交往，情谊很深，他们过世之后，却不能保持友情的始终如一，这是我所不取的。王羲之听后很是惭愧。

许询出身于高阳许氏，为当时的世家大族，高祖父是魏中领军许允，曾祖许猛曾为幽州刺史，祖父许式官至濮阳内史、平原太守；父亲许归以琅玡太守随晋元帝南渡江左，为会稽内史，因此安家于山阴。许询一生未出仕，隐居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和永兴（今杭州萧山）两地。《晋书》未给许询立传，唐代史家刘知幾对此颇有意见，《史通》卷八《人物》：“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许询与晋简文帝、谢安、王羲之、孙绰、刘惔、支遁等名士多有交往，又是当时著名的玄言诗人，“文雅高于扬、豫”，在当时的名士圈子名气很大，其名屡见于《世说》，若不立于《文苑传》，也应立于《隐逸传》。而且其后人在唐代甚为显赫，许询不入《晋书》，实乃《晋书》编纂之疏漏。许询之传略见于何法盛《晋中兴书》（《太平御览》卷五○三引）、旧钞本《文选集注》卷六十三注引公孙罗《文选钞》以及许嵩《建康实录》卷八。许嵩也籍于高阳，应出于对乡梓先贤的敬仰，才为其补一小传。

许询生活的年代，魏晋玄风依旧盛炽，名士们仍耽于挥麈谈玄。许询幼时聪慧颖秀，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他从小即显出清谈家的犀利谈锋，《世说·文学》第38则可见少年许询的意气：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至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王苟子，即出身于琅玡王氏的王修（334—357），也是当时清谈场上的名士，13岁就著有《贤人论》，名士刘惔读后称赏不已。许询对别人将他和王修相提并论，很不以为然，遂找机会与其一决高下。《世说》记载的这次许、王两位少年的辩论颇有意蕴，形象地展现了魏晋清谈的场景。从辩论双方可以互换辩题也可见当日清谈形式之多样。虽然许询两次执理皆胜，但此时的清谈越来越像名士的装饰品，不再求所谓“理中”。“理中”是魏晋清谈时的理想境界，《世说·赏誉》第133则注引《王蒙别传》云：“蒙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理中”意谓清谈之语正与理合，而无多闲辞，使人心服口服（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少年许询的名士派头十足，但似乎风度不够，其于对手“苦相折挫”，逞强好胜于斯可见。虽然不是“求理中之谈”，即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胜；但少年时代许询锐利的谈锋，为他后来成为清谈名家奠定了基础。他的清谈天赋，长大后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晋中兴士人》说：“许询能清言，于时人皆钦慕仰爱之。”（《世说·言语》第73则注引）他成了清谈场上的高手。

上文中的“支法师”，即当时高僧支遁（314—366，字道林），他与许询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许询也多次与他谈玄论佛：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注引《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为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文学》第40则）

《高僧传》卷四《晋剡沃洲山支遁传》中有相似的记载：“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这两则故事所记清谈的场所不同，但故事的场景基本相同。前者中的“会稽王”即后来的晋简文帝，他也是清谈的爱好者。“法师”是清谈中的主讲人，而“都讲”则是掌问难之人。这则故事虽然发生在1600多年前，但其中展现的清谈的程序、内容、过程，以及听众的反应皆值得玩味。这里刘孝标特别注出所谈为《维摩诘经》，别有意味。《维摩诘经》在六朝士人中极为流行，其宣扬的“在家居士”的观念很符合魏晋名士的出处观；更重要的是维摩诘亦是一位辩论的高手，《维摩诘经》卷二《方便品》称他“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参见孙昌武《六朝名士与维摩诘》，载《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第四章《清谈的历史还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古人所绘的维摩诘画像就是一位手执麈尾的名士形象。果然是棋逢对手，史料没有记载这场高峰对决的结果，但胜负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支遁与许询的唇枪舌剑，不但给听众以思想与语言冲击，还带来了知性与哲思的享受，更是一场美学与精神的盛筵！一场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关联的玄言清谈，能让主客都达到“莫不抃舞”的状态，可见两人的清谈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后人对这次清谈史上的胜事雅咏不辍，如贯休《禅月集》卷十九《蜀王入大慈寺听讲》：“只缘支遁谭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

按当时世家大族的惯例，许询成年就可以出仕，不过他似乎很早就绝意仕途，《建康实录》卷八称其“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永怀”。司徒蔡谟曾辟他为掾属，但他没有应命（《文选》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李善注引《晋中兴书》）。尽管他一天官也未做过，但后人提起他时总称之为“许掾”，许询听了一定会不悦。因为其父许归在会稽为官，所以许询早年隐居在山阴，会稽是六朝核心文化区域“三吴”之一，山阴就为该郡的治所，是当时名士的聚集地，“会稽山水名天下，由晋以来群贤所游集也”（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中《送臻上人西游序》）。王羲之曾为会稽内史，谢安出仕前也隐居在会稽东山；会稽山水景色绝美，当时大名士王献之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言语》第91则）许询隐居山阴时，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间，又与居于此地的名士交游。《世说·雅量》第85则注引《晋中兴书》说：“（谢）安先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虽是形容谢安的生活，但许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许询后来移居到浙江北部的永兴，史载其“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建康实录》卷八）。“策杖”在魏晋文学中是希企隐逸的典型意象，曹植《苦思行》说：“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左思《招隐诗》也说：“杖策招隐士。”“披裘”则用《高士传》中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负薪，见路上之遗金而不为所动的典故，也就是说隐士不慕荣利之意。隐居中的他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世说·栖逸》第16则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许询隐居的永兴，甚至因为他在这里“凭树构堂，萧然自致”，改名为萧山，并沿用至今（《建康实录》卷八）。他后又移往皋屯之岩，后人称之为“许玄度岩”（《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引孔灵符《会稽记》），他的庄园也被称为“许询园”（《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可见当地人对许询崇敬之深；亦可见在六朝，名士与地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定义的一面。

魏晋之时，受玄学“得意忘言”说的影响，兴起了所谓“朝隐”“市隐”的风习。如嵇喜《答嵇康诗四首》其三说：“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源。”《晋书·邓粲传》载粲语曰：“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所以王康琚《反招隐诗》中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世说·栖逸》第13则载：“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易·蛊卦》中说，隐士“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更不会接受王侯馈赠之物。“箕山人”指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之滨，后隐居在“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高士传·许由传》）；《易·系辞》中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也即天子之位。“筐篚苞苴”指的是用竹筐装着的礼物。许询意思是说，隐士都不把天子之位放在眼里，哪里还会因这点馈赠的礼物而放弃操守呢？虽然不无强辩的味道，但可看出许询的隐逸方式与传统的穴岩之隐很不一样，很像后来所谓的“通隐”。稍晚于许询的隐士戴逵就是当时所谓“通隐”的代表：“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世说·雅量》第34则注引《晋安帝纪》）这种“通隐”的风尚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追到许询。这也是魏晋隐逸新风的表现，正如日本汉学家吉川忠夫先生所言：“随着稳定的体制即门阀世族社会的确立，出现了与以往殊异的逸民形态，即不遁世的逸民，不尝艰辛的隐逸。”（吉川忠夫《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隐士之所以能“不尝艰辛”，一方面与一些隐士本来就出身高门，如许询，家里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不遁世”，与“高门风流者游”，从而得到“诸侯之遗”有关。

东晋时的隐风，有一种“隐士名士化”“名士隐士化”的倾向，有时隐士与名士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许询是当时“隐士名士化”的典型代表，他住得山林，入得皇宫。东晋简文帝（320—372）、京城最高长官丹阳尹刘惔都是他的好友，许询曾造都城：“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世说·宠礼》第4则）刘惔对许询赞不绝口，他离开后仍恋恋不舍：“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世说·赏誉》第95则）许询的名士风度及隐士情怀征服了刘惔：“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世说·言语》第73则）后人对此吟咏颇多，王勃《王子安集》卷七《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许玄度之清风朗月，时慰相思。”倪瓒《倪云林诗集》卷四《别张玄度》：“清风明月许玄度。”“清风朗月”大概是刘、许清谈时的情景，而在后人看来，许询似乎就是那一缕清风，一轮朗月，“清风朗月”后来亦成为许询的一张名片，正是其名士风度的最好表征。刘惔亦是著名的清谈家兼名士，许询的清谈功夫正是他深所折服的；许询又是当时有名的高士，魏晋时人都有希企隐逸的心理，许询的隐士风范也是刘惔欣赏的，《晋书·刘惔传》称其“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孙绰称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是“朝隐”式的人物，也是所谓“名士隐士化”的代表。许询是无官之隐，刘惔是有官之隐，两者自然惺惺相惜。

就是当时的皇帝也不免为许询的魅力所吸引：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世说·赏誉篇》第144则）

这里又提到“风恬月朗”，大概许询在这种情况下清谈水平发挥最好。“曲室”即密室，可见晋简文帝对许询的信任。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够在密室中与皇帝通宵达旦清谈的隐士，估计许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所谈的内容自然有玄言佛理，而且许询还作“襟怀之咏”，可能就是许询擅长的玄言诗。简文帝也是清谈高手，《晋书·简文帝纪》称他“清虚寡欲，尤善玄言”，他与许询也一向情趣相投，当晚的晤谈，更为其风度倾倒，先是促膝相谈，后又执手共语。许询受到的礼遇，魏晋名士罕有媲美者，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汉书·贾谊传》载：“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贾谊也得到与皇帝单独论事的机会，但所谈内容是与贾谊所学无关的“鬼神事”，所谈地点是在文帝斋戒的未央宫的宣室中，而非“曲室”；虽然亦谈至“夜半”，也成功地让皇帝“前席”，但“前席”与“造膝”甚至“叉手”还是有差异的。于此可见，晋简文帝对许询的赏识。投桃报李，许询对刘惔、简文两人也有美评：“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世说·赏誉》第111则）许询用的是嵇康名作《琴赋》中语，称赞刘惔是清谈析理的高手，而简文帝虽贵为人主，却为人沉静，心若止水，评价不可谓不高。其中不无揄扬，也可见许询与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朋友之间也不只有相互颂扬，下面一事别有意蕴：“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世说·轻诋》第18则）据《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说：“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君父同时有疾，惟一的一丸药给谁服用，确实是两难的抉择，背后其实是忠孝两种价值观的博弈。邴原是三国时著名的隐士，他的选择说明在隐士心中孝的价值大于忠。许询当简文面不便说“以药救父”，只有说“以举君亲以为难”，但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隐士只可友之，而不可臣之。（参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联书店1983年版。又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三章《清谈内容考察》）

名士孙绰（314—371）也是许询的好友，两人也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孙绰十分欣赏那位比他年轻的朋友：“孔父有言，后生可畏，灼灼许子，挺奇拔萃。”（《答许询》其五）“挺奇拔萃”可见许询确实是少年颖慧过人。在孙、许二人的推动下，玄言诗成为笼罩当时诗坛的诗体，盛行一时，他们也被后人并称为“孙许”，誉为“一时文宗”（参见长川谷滋成《孙绰の研究：理想の“道”に憧れる诗人》，汲古书院1999年版）。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卷中又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许玄言诗特征就是“理过其辞”，也就是说诗歌表达玄理的成分过重，其风格就是平淡典质（“平典”），缺乏情韵。所谓“恬淡之词”与“淡乎寡味”意思相同，就是说诗歌在美学上过于稀释，故钟嵘对他们的诗评价不甚高，将他们列为下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意即许询在文学上将玄言发挥到极致。这种“贵黄老”“盛道家之言”的玄言诗，由于忽视了文学的抒情性，自然文学性不是很高，可以视之为押韵的清谈。这种诗风与创作主体的身份是契合的，他们都是清谈大家，玄言诗可以说是清谈更艺术化、更精致化的形式。《文选》中没有选录许询一篇作品，可见齐梁人对玄言诗并不认可。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自古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而许询等人以诗来言理，实际上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即诗可以言志抒情，也可以言形而上之理，宋代的理学诗、理趣诗未必不源于魏晋时的玄言诗。饶宗颐先生在谈到他所作的“形上词”时，也说到中国也有“形上诗”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孙、许的玄言诗（参见施议对《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应再持齐梁人对玄言诗的偏见，应该发现玄言诗的异量之美。

《世说·文学》第85则载，简文帝称许询语：“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其八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桑如挥锦，琅若叩琼。”他们对许询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许询的文集并没有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著录《许询集》原有八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三卷。至于郑樵《通志》卷六十九著录“处士《许询集》三卷”，高似孙《剡录》卷五著录“《许询集》三卷”，只是承旧史之遗文，并不表明宋时《许询集》仍存，大概宋代就已经散佚。唐人许嵩所编的《建康实录》卷八中引用到一条《许玄度集》，这是展现唐代《许询集》原貌的珍贵资料。逯钦立先生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载其残诗断句三首，严可均所辑《全晋文》有其所作《白麈尾铭》《墨麈尾铭》两篇。目前许询存世的作品很少，不过笔者又从方志中发现许询佚诗一句。宋《嘉泰会稽志》卷九“北干山”条：“在县北一里。《旧经》云：晋许询家于此山之阳，其诗云：‘萧条北干园。’”又卷十三“许询园”条：“在萧山县北干山下。《图经》云询家此山之阳，故其诗曰：‘萧条北干园’也。”明林策修、张烛纂、魏堂续增《萧山县志》卷一地理志“许询园”条载：“在北干山下，其诗曰：‘萧条北干园。’”虽然只有一句佚诗，但也是这位存诗不多的玄言诗人留下来的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就其存诗而言，玄味并不是很重，余嘉锡认为：“简文之所以盛称之者，盖简文雅尚清谈，询与刘惔、王蒙辈并蒙欢赏，以询诗与真长之徒较，固当高出一头，遂尔咨嗟，以为妙绝也。”（《世说·文学》第85则笺疏）确为的语。与他的朋友孙绰比，其文才似不如之：“支道林部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品藻》第54则）与孙绰相比，许询“高情远致”的隐士风范在当时更为著称。

许文雨《诗品讲疏》言：《剡溪诗话》“引许询诗‘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丹葩耀芳蕤，绿竹阴闲敞’，‘曲棂激鲜飚，石室有幽响’，均善造状。而询诗‘丹葩’二句，尤与左思诗‘白雪停阴冈，丹葩耀芳林’近似。若谓太冲宗归建安，则询诗又岂异趣哉？”文中所引“丹葩”“曲棂”之句实乃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许征君自序》中的拟诗之句，《剡溪诗话》乃宋人高似孙所作，这里许氏受到了误导。川合康三先生《中国的自传文学》第五章《诗歌中的自传》没有提到许询的《自序诗》，虽然其诗已佚，但至少是第一首以“自序”（自叙）为名的“自传诗”。原诗已佚，从江淹的拟诗中亦可尝脔知鼎，大概是自叙其高逸之情的。诗中的感情近似于左思在《招隐诗》中抒发的投身幽穴山林，体会自然的仁山智水之乐的理想，并尽力美化隐逸生活。

许询现存的诗并非那么“妙绝”，不过其两篇铭：《白麈尾铭》《墨麈尾铭》，却写出了魏晋名士挥麈清谈时的神韵。麈尾是名士清谈之时必不可少的助谈之具，也是魏晋名士风度的象征。许询笔下的麈尾仿佛就是清谈中名士的化身：“蔚蔚秀气，伟我奇姿，荏蒻软润，云散雪飞。”（《白麈尾铭》）麈尾之美，就是名士之美。清谈时，名士手执麈尾竖义谈玄，“通彼玄咏，申我先子”（《墨麈尾铭》），麈尾指向的正是谈锋所向；执之可以将玄理阐释入微，“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因通无远，废兴可师”（《白麈尾铭》）。从而将清谈导入一种至美之境：“体随手运，散飙清起。”（《墨麈尾铭》）清谈时，麈尾与魏晋名士在美学上可谓是一体的。

许询不但爱好庄老，也是位虔诚的佛徒。高僧支遁与他长期周旋，亦师亦友。而他为了表示崇佛，“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建康实录》卷八），后来皇帝下诏，其山阴旧宅，舍为祗洹寺；永兴新居，舍为崇化寺。其佛心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世说·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称其与孙绰将庄老之言“加以三世之辞”，即在玄言诗中夹入佛教生死轮回之说，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早以佛理入诗的例子，也是中国佛教文学的先声。据王隐《晋书》载：“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许询虽然参与了这次兰亭盛会，但不过现存的兰亭诗中并不见其诗，可能未作，亦可能失传。

许询终生未仕，《晋书》也未立传，但他的后人在唐代比较显达，多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据《宰相世系表》，他的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徙居杭州新城，唐高宗时的宰相许敬宗就出身于新城许氏；一支梁末迁徒到北周，家于安陆，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即为安陆许氏，李白就曾入赘到许家，娶许圉师孙女为妻。

许询去世很早，但他的风流一直在传递。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晋故西征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出现了对许询描绘：“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有隽才”即指他的诗才，而“辞荣不仕”则表明他的隐士身份，“纵心独往”正是魏晋人追求的率性任情的名士风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毅然在彭泽令任上挂冠而去，也是这种“纵心独往”的表现。

魏晋风流已经消歇，但通过《世说新语》，魏晋名士的风流雅事不但传之后世，而且逐渐经典化，许询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名士的交游也成为魏晋风流的一部分，后人对他们倘佯在会稽山水之间的诗意生活向往不已，不但咏之于诗，还绘之于图，宋周《清波杂志》卷十二载：“顷于池阳一士大夫处，见纸上横卷《山阴图》……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阴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膄秀泽，著屐返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趋之间，笔墨简远，妙绝一时。”“超然物表”不仅是宋代大画家李伯时对东晋高士许询的文化想象，也是宋人对魏晋风流的追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