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切的自觉：明末清初的杜诗学摭谈

这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当追日的巨人夸父因饥渴而轰然倒地的一瞬，他尽最后的力，抛出手中的杖。那桃木杖划空而坠，深深地植入黄土地——长出一片桃林，为子孙解饥渴。

当我们的诗人杜甫历尽磨难，于一叶扁舟伏枕托孤之际，他油然记起了遥远的传说：‘持危觅邓林。’邓林，那世世代代觅觅寻寻的桃树林啊！可潦倒的天才却没意识到他手中的桃竹杖也早已划空而过，化作文化史上另一片邓林——那星空般熠熠闪烁的一千四百多首杜诗，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子孙！（林继中《杜诗选评·前言》）

如果说有哪一位诗人，基于深厚的历史原因，他走向了底层、写尽了苦痛，他的作品也因之拥有了持续凛然的生气（陆游《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有句云：“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成为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从而施与中国文化以难以估量的影响，这就是杜甫。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所蕴蓄凝塑着的民族魂魄的深——那种沉雄勃郁的忧患感和诗中时时跳荡着的血诚之心。正是这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感应与召唤，使杜甫在后人眼里，具有了绵亘不移的精神诱力，“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杜甫》）。人们徜徉于杜诗的世界，对之进行不懈的读解与探究……

关于杜诗的阅读体验，李纲与文天祥的讲述最可深味。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

……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

文天祥《集杜诗·自序》曰：

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

“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这是怎样的一种契合感啊！契合感之生成，“无他，时为之也”（黄宗羲《陈苇庵年伯诗序》）。这是身处民族危难中的士人们才能有的理解与体味，诚所谓“阅世乃知其恨”，“亲涉是境方会”（刘须溪批杜语）。杜甫所以被历代士人深厚地敬仰与关注，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因素，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凭借在灾难性的民族、个人命运中累积起来的惨痛经验而获得了打开杜诗世界的钥匙，因之，他们的读杜诗，更多地带有一种对自身的深层反顾——对他们而言，杜诗是有着共同生命经验、共同生命情感的世界。

以是，每当罹患乱离，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以超乎平日的真诚回归到杜甫和他的那一部“诗史”中来。

不消说，明末清初士人的萦怀杜甫、热衷杜诗也是如此。

于皇（杜濬）诗师法少陵，身际沧桑，与杜陵遭天宝之乱略同。故其音沉痛悲壮，读之令人酸楚。（清·陈田《明诗纪事》）

张盖字覆舆，吾永之东桥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负制举，名非所好，好诗。……甲申后忽自摧折，以次当贡太学，不受。自脱诸生籍，闭门独坐，读杜诗，岁常五六过。诗亦精进，得少陵神韵。（申涵光《张覆舆诗引》）

诸如此类的例子，论者所见多矣，何必一一具引。梁启超曾说：“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这种刺激，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杜诗学在明末清初的再度兴起，很大程度上缘于这一代士人的“痛切的自觉”——既“自觉”地发现自己与数百年前“诗圣”的精神感应：从社会意识、民族感情直至个人的悲剧感受，从而也“自觉”地加入到杜诗诠释的队伍中来——这也算得上是他们遭受厄运后的共同的学术选择之一种吧！

无庸置疑，怀着痛切自觉的“学者社会”是杜诗意蕴的最佳诠释者，惟有他们才最有条件传达那份共有的生命经验与生命情感、体贴入微地来阐发一部杜诗，特别是发掘杜诗中伦理、人格的内涵，这一在特殊时期里倍受关切的意义层面。我们尤感兴趣的是，人情伦理、政治信念，包括君臣关系诸多一时间殊为敏感的话题，也都纷纷借着阐发杜诗的当口隐约曲折地传达出来。无论是王嗣奭《杜臆》的“因诗悟道”说，还是钱谦益关于《洗兵马》诸诗“凿开鸿蒙、手洗日月”的笺释，或是金圣叹《杜诗解》“今日经书满腹者，君臣之际，往往难言，始信先生此诗，不可不读”（《吾宗》）的感慨……凡此种种，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代注家在时代震荡、历史巨变中通过注杜多方反省“当下”的拳拳用心。而这种反省，在某种意义上不乏自我批判的性质。正是这等空前的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还有清醒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使明末清初的杜诗学对于明末清初那一段历史如此的贴近，因而杜注也就近乎成为注家与时代关系的表达式。此外，以历史巨变为普遍背景，在沉重艰难的生活情境下，杜注中还融合着注家较为个人的也更为细腻的人生体验。在被清廷拘执的抗清志士李长祥，与大明王朝一同步入衰暮而又“不知倦”的“八十老人”王嗣奭，亲历明末之急征暴敛及清初之催征督科的张羽——各色人等关于杜诗的著述里，我们总能读出不少属于他们自己的“读杜心得”来，郁郁不平者有之，深厚苍凉者有之……体现于不同杜注乃至同一杜注不同篇章中的这种种不同的况味，正是注家精神对象化的一种表现。诠释过程中，最让注家感到惬意的，也许就在诠释者与被诠释者的某种契合吧，这契合能引领注家走向作品的深处，使之既准确地把握了作品，也借着对作品的诠释向读者很好地阐发了自己。

尽管并非所有明末清初的杜注都能在如上义项中获得解释，也并非所有出现在这个时期中的杜注都无一例外地直接由惨痛历史巨变所激成，随着“明末清初”这个大时段由“明末清初”之“初”向“明末清初”之“中”之“后”推移，杜注必然或多或少地呈显其阶段性的差异：在那些逐日平息了由“易代”所带来的压抑、悲慨心绪的注家们那里，新的生活情境给了他们别的种种同样影响其注杜的人生体验。我们在后起注家或为“仰答主眷”（汪灏《知本堂读杜·自序》），或因举业无望，甚或只为课儿而注杜的选择里，也确乎看到了他们的别种精神欲求——尽管如此，融贯在后起杜注中的诸多问题也还仍然得由“易代”中寻求答案。从仇兆鳌的袒朱（朱鹤龄）斥钱（钱谦益）、浦起龙之斥“虞山（钱谦益）轻薄人”的言论以及他们在杜诗笺释中极力维护杜甫“惓怀君父”的一面里，我们在在感到，尽管“易代”作为史实早已经过去，但它作为一个事件的影响却远没有消歇，它像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让新政权的统治者时时警惕着，从而加强其对于意识形态的监控，从而也无可避免地影响着杜诗学的诸多表现。

诠释的是千百年前古人的作品，但我们却从中读出“当代”意味来——明末清初杜诗学者诠释杜诗所体现出的“深”与“切”，往往不在注家隔离时势的悬解上，而在注家深味人生事故的见识上。明末清初杜诗学者的精神走向在诠释杜诗时的上述渗透，不由得让人想起法国史学家兼文艺批评家丹纳在其《英国文学史》的序言中曾说过的那句名言：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部作品里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

明末清初杜诗学所展现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极耐人寻味的文学——文化现象吗？细想一下，在整个杜诗学的历史流程中，再没有一个时期像明末清初这样融汇着如许丰富的时代元素，似乎也再没有一个时期像明末清初这样发人深思、诱人探索。

今天一些学者将明末清初杜诗学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正是基于如上所说的丰富性与诱惑力。不过，对杜诗学本身的探索，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去寻找隐含于其中的所谓“人的心理”“时代的心理”“种族的心理”，而应该是循此终端反溯回去，即以对杜诗学所寄寓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以及注家的个体生活经验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心理”的考察为线索，寻绎其作用于杜诗学的种种进路，由此呈现明末清初一百多年间杜诗学发展的大致脉络。

施特劳斯在《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一文中说到：

谁都承认，如果非得研究中世纪哲学不可，便不得不做到尽可能确切和明智。尽可能确切是指，任何细节，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不能认为不值得花大力气仔细考察；尽可能明智是指，在具体研究所有细节时，必须始终铭记整体，须臾不可见木不见林。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的话，施氏是在告诉我们，整体研究应当拥有细节支持，而对作为支持整体的各细节的研究又必须具备一种整体视野。这话很可以拿来作为我们研究明末清初杜诗学的一根标杆。探询明末清初杜诗学的整体进程，必须建基于对杜集具体（而非笼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各个杜集之间纵横交错的异同关系，从而勾勒出这个阶段杜诗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这样一来，就要求每个个案在被我们作为“细节”研究之后有可供提取的“整体”意义，而要做到这一点，即“在具体研究所有细节时，必须始终铭记整体”。我们认为，所谓“始终铭记整体”，不应该只是一种意识，还要有可操作性，也就是说应该有一以贯之的观照模式，亦即在某个视角支配下的研究方式。因为所谓“整体”，亦不过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概念，不同的观照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整体。

这个时候，不消说不能忘了明末清初杜诗学的“学术”之维。很多时侯，广阔的时代背景、复杂的历史条件正是聚焦于“学术思潮”而影响于杜诗学的，同时注家个人的生活经验与心理体验也往往会影响他个人的学术追求从而体现在杜诗注中，而明末清初又恰值学术从理学到朴学转型的关键时刻。如所周知，明王朝的崩溃、满洲的入主中原带给学者社会的不只是心理上的激烈震荡，更引发其思想上的痛苦反思。“当时的学人将明亡归因于道德沦丧、伦理秩序崩溃，并认为它是由空洞浅薄的理学思辨引发的”，他们确信，“只有反省前代学术的失败，才能为哲学和精神的复兴，以及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出路”（参看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因此，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就应该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学术思潮”以及此思潮下个人的学术趣尚为主线展开，研究范围可以据此来圈定，内容结构也可以据此来划分。

总而言之，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杜诗学者较之以往要远为自觉地借着注杜、释杜观照他们的时代，这也是明末清初杜诗学最有意味最堪深玩之所在吧！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