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先生治词业绩及其成就平议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别号梦栩生，浙江永嘉（今温州）人，现代著名词人和学者。作为现代词学三大家之一，他不但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笺校韦庄、姜夔、陆游、陈亮诸家词集，而且对词的声律和表现形式的研究，关于唐宋词史的理论研究和传统词论的现代批评，等等，向来是被作为中国现代词学的“典范”为人所称道的。

在夏承焘之前，词坛之巨擘为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朱氏侧重词籍考证，郑文焯热衷于词源斠律，况周颐以词学批评见长，他们的治学对于晚清民初的东南词坛影响甚巨。

在上述三人中，夏承焘与朱祖谋有过较多接触，《天风阁学词日记》多处提到他与朱祖谋交往情况，在晚年撰写的《我的治学道路》中也谈道：“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给予开导。”由王鹏运到朱祖谋，词籍校勘之学渐趋完善，他们辑校有《四印斋所刻词》《彊村丛书》，还创建了“五例”“七法”的校词规范，这对于治词初期的夏承焘来说是有影响的，在《月轮山词论集》一书的“前言”中，他特地提到在二十岁左右把朱祖谋《彊村丛书》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步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从夏氏早年发表在《之江学报》的几篇论文看，如《四库全书词曲类提要校议》《吴仲方虚斋乐府辨伪》《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白石道人歌曲考证》《词旨作者考》等，都是有关词籍校勘考辨的成果。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把朱祖谋的校勘之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词籍校勘转向作者生平考证与作品系年，难度更大，要求更高，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唐宋词人年谱》了。这部年谱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史学的谱牒之学引入词学，以史证词，以词证史，为不见经传的词人制谱作传，开创了词人谱牒之学。“遂使谱主交游经历，朗若列眉，为后之论次词史者辟其疆理，俾得恣采伐渔猎其中，岂徒备博闻之资而已！”（程千帆《唐宋词人年谱序》，《夏承焘集》第一册）它的意义不只是为一人一家作传，而是为一朝一代词人作传，故而有论者称“十谱并行可代一部词史”（《天风阁学词日记》1935年2月4日记赵百辛语）。的确如此，夏承焘还有一个编制《词林系年》的长远规划，这是一部“以年代为经，词人事迹为纬”“涵盖面更广”的唐宋金元词人系年总谱，他是想通过编年纪事的方式来展现历代词史之演进，遗憾的是这部规划中的著作断断续续编了几十年，最终未能成书。

在词籍校勘之外，他在词集笺注上也花费了很多心血。据记载，在写作唐宋词人年谱的同时，他曾拟仿江宾谷注山中白云、苹洲渔笛谱之例，为姜夔、张炎、辛弃疾、黄庭坚、秦观、周邦彦、柳永、刘过、苏轼、欧阳修诸大家词作疏证，名曰《十种宋人词疏证》。这一计划也未能全部得到落实，已成书的只有《姜白石词编年校笺》和《龙川词校笺》两种。

在他之前，已有朱祖谋四校《梦窗词》和编年笺注《东坡乐府》等，他继承和发展了朱氏校勘笺注词籍的优良传统，运用校勘、辑佚、编年、笺注等多种方法，推动传统的词籍校勘之学向现代转型。相对于一般笺校著作而言，《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主要贡献是体例的创新，它不但作笺注，出校记，还有辑传、编年目、辑评、版本考、各本序跋、白石道人歌曲校勘表、行实考、集事、酬赠、承教录等内容，既有对词人的研究，又有对词作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大凡一首词之典故、评语、交游、版本等都有详细记载”（唐圭璋《瞿禅对词学之贡献》，《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因为过去关于姜夔事迹的记载并不多见，《姜白石词编年校笺》以其搜罗史料的宏富，讨论内容的全面，“成了对姜白石的綜合研究著作”（这一点参考了曹辛华《中国词学研究》的相关论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获得学界的一致赞誉，被有的学者称之为研治姜夔的“小百科全书”（施议对《建国以来新刊词籍汇评》，《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

另外，他关于词籍笺校成果还有《梦窗词集后笺》《龙川词校笺》和《放翁词编年笺注》等，前一种乃“踵彊村翁小笺而作”，“汰其习见，增所新获”，凡50条，确有弥补朱笺之阙的效果;后二种则是他与吴熊和合作之成果，既继承了《姜白石词编年校笺》的特点，又在体例和内容上做了适当调整，比如《放翁词编年笺注》不再按词作年代先后编排顺序，而是遵从原刻本顺序，只是在每一首之下注明作年，辑评也不再另行列出而是附录于词作之后等。

夏承焘对现代词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关于《白石道人歌曲》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撰有《白石歌曲旁谱说》《白石歌曲旁谱辨》《白石歌曲旁谱考》《白石歌曲旁谱浅说》等，到60年代更在前稿的基础上推出《姜白石词谱与校理》《白石道人歌曲校律》《姜夔词谱学考绩》《白石十七谱译稿》等重要成果。

《白石道人歌曲》在南宋有嘉泰二年（1202）钱希武刊本，元至正十年（1350）有陶宗仪据此本过录的手抄本，而后此本沉寂近四百年，直至乾隆八年（1743）始有陆钟辉据陶抄本刊刻之诗词合集本。这本《白石道人歌曲》与常见刻本最大的不同是，其中有十七首词作缀有旁谱。“这些旁谱是研究宋词音乐的珍贵资料，故引起历代词学家和音乐史家的高度重视，不少学者对此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和精力”（刘崇德、龙建国《姜夔与宋代词乐》，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这些学者包括清代之方成培、凌廷堪、戈载、戴长庚、陈澧、张文虎，近代之郑文焯、曹元忠、吴梅、唐兰，夏承焘对于其中几位重要学者研究之得失作了一一平议，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将之全部转译为工尺谱。“虽然，这项破译是吸引了古代、近代和同代中外学人的成果，引用了近代的考古学新发现和传于国外的古籍文献，但先生的考证发明，折冲论断，则是大成之集”（王延龄《天籁人声，尽在抑扬吟咏中——夏承焘先生的词乐研究》，《夏承焘教授纪念集》）。

在研究词乐的基础上，他对词的声调也展开了深入的研讨，着重探究了词的字声与声情的关系。如《唐宋词声调浅说》一文，讨论了词与音乐、声调与文情、字声与词调的关系，谈到创作过程中择调和字声的运用等问题;《“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是一篇关于唐宋词字声论述的专题论文，指出“阳上作去”“入派三声”之说，并不始于元曲，宋词实已有之。“大抵四声之分清浊，不由时代古今之殊，实由地域南北之异，非古疏而今密，实南密而北疏”。这一字声规律的揭示，“打破了前人由元曲探讨四声分化的做法”（曹辛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对于重新认识“阳上作去”“入派三声”说的起源有重要意义。又《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一文指出，自万树《词律》强调严守四声之论出，后之词家，或奉为准绳，不敢违越;或病其拘泥，欲一律摧毁之。其实，填词对于四声的要求有一个过程，在晚唐温庭筠已分平仄，北宋晏殊“渐辨去声，严于结构”，柳永“始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周邦彦用四声富于变化，南宋时方千里、杨泽民则过于拘泥，到宋末诸词家不但辨五音而且分阴阳，“守之者愈难，知之者亦鲜矣”，这是一条“由疏趋密，由辨平仄而四声、而五声阴阳”的演进历程。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今人论词作词的两条原则：“一曰不破体，一曰不诬体。”因其论述的精到及主张的务实，使得这篇“专明词之四声嬗迁之迹”的论文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之经典。

夏承焘关于词体研究的重要成果，除了以上有关词的声律论之外，还有大量的论述词之形态的成果，如《填词四说》《词调约例》《词韵约例》等，其集大成者为《词例》一书。 “先生对于词的四声、用韵、字法、句法、换头等艺术形式规律也进行细心研究，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拟成《词例》一书，包括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规模宏阔，洵为巨制”（吴战垒《夏承焘集》前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日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已将《词例》稿本影印出版，凡七册，分别为第一册字例，第二册片例，第三册换头例，第四册调例、体例，第五册辞例，第六册声例，第七册韵例。“因手稿只注明了该条词例所在的书名页码，需要对照原参考书寻索抄录得来，而如今当初的参考资料已散失不存，有些书可寻，而版本未必合符契”（《词例》出版说明，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这样的影印本只是一种半成品，还需要读者根据线索查验原词例。

对于唐宋词的批评和唐宋词史的研究，也是夏承焘词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为《唐宋词论丛》《月轮山词论集》和《瞿髯论词绝句》。

《瞿髯论词绝句》以韵文的形式开展文学批评，是夏承焘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方式之一。“用韵文形式表达文学思想或进行文学批评是唐宋以来文学批评史上的常见样式”，“论词诗在元明并不多见，至明末清初逐渐兴起，清代乾嘉以后蔚为大观，沿至民国，依旧兴盛”（孙克强《论词绝句二千首》前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写作之最初动因，是因为朱祖谋对他论辛词“青兕词坛一老兵”所作的鼓励，而后断断续续写了100首，至1983年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修订本。该书由论历代词（人）93首与域外词人7首组成，其中论唐代5首，五代4首，北宋17首，南宋金元42首，明清及民国22首，论及历代词人凡54家，每首之下有注释有题解，论其人亦论其词，有的还谈到其人在词史上的地位，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它实际上就是一部以韵文形式写作的历代词史。

其实，夏承焘在30年代就曾有编写词史的计划，“在30至40年代，陆续札写《词史》，并且已写成初稿，至少是一个篇幅巨大的资料长编”（钱志熙《夏承焘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评述》，《文艺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50年代他曾思考用苏联文学史体例撰写的构想，甚至打算用八年时间完成唐宋词史四部稿：“分年代学之部、声律学之部、目录学之部、作家论之部。”（《日记》1956年12月28日）据吴战垒先生回忆，夏承焘在新中国成立后，尝拟撰写一部《词史》。“已完成唐五代、温韦数篇，并于两宋词的发展脉络，自具独识”（《夏承焘集》前言）。这些计划或构想，或已经启动的《词史》，大多未能落实下来或成为正式书稿，但是他也通过撰写一系列专题论文讨论词史现象和评论有关词人，这方面成果就是《月轮山词论集》和《唐宋词欣赏》了。

1950年发表的《唐宋词叙说》《唐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风格》二文，是夏承焘对自己词史观第一次比较集中的表述，他先是讨论了词的起源，而后按时代先后顺序、不同社会状况，谈到晚唐五代文人词与民间歌曲的差异，慢词在两宋的兴盛和发展，两宋词在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及其社会原因，并把唐宋词史发展的规律总结为四个时段：兴起于初盛唐、中晚唐以后由民间转入文人手中，到北宋范仲淹、苏轼走上诗词合一的道路，南宋初年是豪放派声光大振的时代，到宋季因时代的原因词风则摧刚为柔、敛豪放为婉约。

这一时期，他还做了三件事，一是在《文汇报》《浙江日报》《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以“湖畔词谈”“西溪词话”“唐宋词欣赏”为题的鉴赏文章，对一些重要词史现象和代表词人词作作了绍介与普及的工作，这些文章后来被结集为《唐宋词欣赏》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二是他先后指导盛静霞和张璋编选了《唐宋词选》和《金元明清词选》两部选本，前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后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出版，虽然注释及鉴赏文字为盛静霞和张璋所撰，但是选目应该是经过夏承焘的指导和审定的，这两部词选便以选本的方式集中地展示了夏承焘的词史观;三是他与研究生一起为两宋重要词人词集作笺注，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对韦庄、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陈亮等人作品的评论，后来大多被收入到《月轮山词论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这些词集笺注与词人评论一起成为夏承焘词史研究之“作者论”的重要部分。

以上这些成果都是在1950年后产生的，它表明夏承焘词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有了较大的变化，这一点与时势变迁和工作需要有关。他说：“解放以后，由于朋友的鼓励和教学的需要，我开始试写几篇作家作品论。我的文艺理论知识很浅薄，所以这几篇词论大都只是以资料作底子，以旧时诗话词话镶边，论李清照、陆游、辛弃疾、陈亮诸家词往往只肯定他们的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月轮山词论集》，《夏承焘集》第2册）

夏承焘上述成就的取得，与他早年治学的目标明确与中年治学的精神专一密不可分。从温州师范毕业后，他花了十年时间探索人生发展方向，最后得出的看法是：“自惟事功非所望，他种学问亦无能为役，惟小学及词，稍可自勉。”（《日记》1927年10月4日）

自1927年七、八月间，已决定集中精力专治词学：“拟以四五年功夫，专精学词，尽集古今各家词评，汇为一编。再尽阅古今名家词集，进退引申之。”（《日记》1927年10月4日）接着，他拟定的研究计划有：《中国词学史》（或《词学批评史》）、《历代名家词评》《名家论词书牍》（《日记》1927年11月11日），而后又有《词学史》《词学考》《词林续事》《词林年表》《学词问话》的撰写计划（《日记》1927年12月1日）。十多年后，他再次提到拟以十年时间撰成《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三书，“志分人物、典籍等目”（《日记》1937年1月15日），“《词学考》分作家考、典籍考、乐律考（宫调音谱等等）、名物考（人物方言甲子等附）、年表等各考”（《日记》1939年2月4日）。而在上文提及《词史》编纂的过程中，夏承焘也在不断地思考怎样由词史的研究拓展到对词学的研究。“拟扩大词史范围为词学六书，一词史，二词史表，三词人行实及年谱，四词例，五词籍考，六词乐考”（《日记》1939年12月22日）。这表明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思考，在夏承焘的心目中已建构起他独特的詞学体系，即以考证之学为其词学治学之本，内容涉及词史、词人、词籍、词乐、词谱、词例、词论等领域，这就是夏承焘在传统学术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现代词学体系。

过去，人们常以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之发表作为现代词学走向成熟的标志，其实夏承焘关于词学体系的思考及其实践，对于推动中国词学由传统走向现代更具有示范意义，他的《唐宋词人年谱》开启了词人谱牒系列研究的先河，他的《白石道人歌曲》研究成为唐宋词乐研究的集大成，他的《词例》则代表着现代唐宋词体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他的《词林系年》也对传统纪事体批评方式作了新的发展和推进。诚如吴蓓研究员所言：“现代词学系统的建立，正以夏承焘先生以经史之术别立词学为代表，它是在西学分科的背景影响下，以传统学术为手段，体系腾挪、别立新科而形成的。”（《夏承焘全集》前言）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中华词学发展史”（18BZW08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