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覆、射侯和射策郗文倩

射覆，这是汉代兴起的一种占筮游戏，覆者用瓯盂、盒子等器物覆盖某一物件，射者通过占筮等途径，猜测里面是何物。《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颜师古注曰：“于覆器之下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射覆所藏之物大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笔墨、盒罐等等。射覆是一种日常猜谜游戏，但猜中后要描摹事物，如同刻画一个谜面，也是一种隐语游戏。如《汉书·东方朔传》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赞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东方朔用占蓍猜得盂下即守宫（蜥蜴），描摹其形象龙没有角，像蛇却有足，善于缘壁爬行。跂跂，行貌；脉脉，连绵不断貌。除此外，《太平御览》卷九五引《东方朔别传》曰：上置蜻蛉盖下，使朔独射之。朔对曰：“冯翊冯翊，六足四翼，头如珠，尾正直，长尾短项，是非勾篓即蜻蛉。”上曰：“善。”赐帛十匹。卷三九一《东方朔别传》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辄大笑。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数穷，何不早谢？”上乃搏髀大笑也。射覆和周易占蓍有关，故有人认为射覆本来就是研易者练习观物占验本领的，所谓“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著名的占易者管辂就是射覆高手：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着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根据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诸葛字景春，亦好卜筮，数与辂共射覆，不能穷之。在祖饯送别仪式上进行射覆游戏，可见其娱乐性似乎大过神秘的占卜，换句话说，占卜在古人看来充满神秘感，本就充满趣味，当然，射覆要以齐整的言辞描摹事物，这就既有方技的比拼，也有言辞的争胜吧。本传又载：平原太守刘邠取印囊及山鸡毛着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关于射侯。“侯”指用兽皮或布做成的靶子。《诗·齐风·猗嗟》：“终日射侯，不出正兮。”《礼记·射义》：“故天子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周礼·天官·司裘》：“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郑玄注：“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周代射礼本就有选拔英才的意思，《礼记·射义》：“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郑玄认为能射而中侯者方得为诸侯。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谓：“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但陈槃先生不同意杨氏之说，而是认为“侯”通“候”，本义是为天子疆域守候，故守疆域之官亦称“侯”。“射侯”就是射“诸侯”，是一种巫术，所谓厌胜之术，以巫术克服为天子守候疆域的无道诸侯（《重论“侯”与“射侯”》，收入氏著《旧学旧史说丛》，台北编译馆1993年版）。此猜测似很难让人信服。

“射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形象的表现。邢义田发现汉代画像石中有很多构图相似的画面，画面有树，树上有鸟雀，有时是攀援的猴子，或者既有猴又有鸟。而树下常有一人或多人持弓向上作射箭状。邢义田分析认为，这些图像都含有象征意味，猴、侯谐音；“射猴”即“射侯”；鸟即雀，雀、爵谐音，如汉宣帝时有神雀来集于京师，宣帝因之改元“神爵”，故“射雀”即“射爵”。树下射猴和雀的人，象征射取官位，封侯晋爵获得富贵（邢义田《汉代画像内容与榜题的关系》，收入《画为心声：画像石、画像砖与壁画》，中华书局2011年版）。

射策是汉代选士的一种考试方法，主考人将若干考题写在策上，覆置案头，受试人拈取其一，叫作“射”，按所射策上的题目作答。西汉时射策分甲、乙、丙三科，东汉只分甲、乙两科。颜师古以为汉人出题时依题之难易而预设甲﹑乙等科。他为《汉书·萧望之传》中“以射策甲科为郎”一句作注：“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宋人马端临更引申曰：“按此即后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则是隐举人之名，以防嘱托拘私，此则似是隐问难之条，以防假手宿构。”（《文献通考》卷四十）意思是射策不同于后世将考生名姓遮盖，这里是遮盖考题。这个理解似有不妥，颠倒了射策和分科的顺序，如《史记》卷九十六载匡衡从博士受《诗》，“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又扬雄《法言·学行》：或曰：“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哑然笑曰：“须以发策决科？”“发策决科”即通过射策决定名次。匡衡也是先射策后乃中丙科，故《后汉书·顺帝纪》注引《前汉书音义》明确说明了“设科”与“射策”的关系，即出题时不分科，到评卷时才依成绩高下分科：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如何理解“任试者意射”呢？王伦信认为问题集中在一个“射”字上。“射”在古汉语中作为动词，一般都指带有一定目的性的行为。如射侯（侯即箭靶）、射利等。即便如术数家之所谓“射覆”带有猜测之意，但也以一定卦占之象为根据，且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猜出被覆盖的物件。若如颜师古那样将“射策”之“射”理解为一种对不公开试题的随意摸取，则完全是一种随机性行为，应试者无需也无法在挑选试题内容上投入目的性注意，这是违背“射”的一贯辞义的。因此这里“任试者意投射”应是指应试者对试题的任意选择，也只有试题在不被隐盖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才成为可能。考生在选题时已包含着对试题答案的酝酿，所以“射策”之“射”不仅意在选择合适的试题，也在于准确地理解和回答问题（王伦信《汉代考试中的“设科射策”——对颜师古注的驳议》）。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射策以经术为考核内容，看谁能围绕着问题写出漂亮的应对论说文，故刘勰《文心雕龙·议对》云：“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这也成了一般论说文的要求，如王充《论衡·超奇》也拿射箭技巧和文章技巧作比：“选士以射，心平体正，执弓矢审固然后射中。论说之出，犹弓矢之发也，论之应理，犹弓矢之中的。”因此，射策文章要“中的”且“美善”，如《论衡·别通》：“自武帝以至今朝，数举贤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卞伯玉，策既中实，文说美善。”

汉人射策分科，择优录取，按成绩安排官职。如中甲科者可为郎中，中乙科者可为太子舍人，中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射策射得不好，落选，称为“不应令”或“不中策”。当然落选也还可以再射，匡衡就是屡败屡战，射策到第九次才中丙科。射覆、射侯、射策都强调“射”的准确、漂亮，以此见个中高手，故不失为选拔人才的方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动态

2016年11月21日至23日，“第五届中国文体学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本届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大陆的7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中山大学，就文体学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主持，《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先生和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分别进行了开幕致辞。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其中涉及到诗、词、文、小说和戏曲等各种文体，以及文体学学科建设及理论研究等诸多相关问题等，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山大学中文系是国内文体学研究的重镇，为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说杜诗中的“西陵”余国江以前读杜诗，常常只求其大意，所以一知半解、囫囵吞枣的地方很多。比如《解闷》（其二）云：“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当时只重视首句，认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扬州经商、生活的历史事实。至于该诗写作的时地、诗中的“西陵”在何处等等，从没想过要去深究。

最近读陈道贵先生《杜诗考辨二则》，其中第二则就是对“西陵”问题的讨论（《古典文学知识》2016年第2期），受益不少。陈先生首先指出了历来关于“西陵”的两种观点：一般认为指的是越州西陵驿，钱谦益《钱注杜诗》、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浦起龙《读杜心解》、杨伦《杜诗镜铨》、萧涤非《杜甫诗歌选注》、陳贻焮《杜甫评传》等都持此说。不过，也有人提出过异议，黄生、卢元昌就认为“西陵”应该是扬州之地。在此之外，陈先生根据“西陵”的异文（《杜工部草堂诗笺》《九家集注杜诗》《钱注杜诗》《杜诗详注》等均注“‘西’，一作‘兰’”）提出新见，认为兰陵（南兰陵）“虽不属淮南道之扬州，但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如取异文‘兰’，则‘兰陵’与杜诗所称之‘扬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其诗所写之境较为统一；而所谓‘故驿楼’，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来颇为著名的史实。‘西’与‘兰（蘭）’文字差异较大，当非形近而误。或许后世注家对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笔底，遂疑而改‘兰’为‘西’，造成杜甫此诗之异文”。

这三种看法中，第一种引证丰富，言之凿凿，诸家多采其说，似乎最为可取。但正如黄生等人所分析的，“钱引《水经注》及《会稽志》、《浙江通志》，证此西陵在会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处。详此篇上文曰‘扬州’，下文又曰‘淮南’，则西陵当在维扬，乘兴东游，亦即此地，无缘远及会稽之西陵也”（黄生撰、徐定祥点校《杜诗说》，黄山书社1994年版），从诗意来看，西陵确实应该在扬州。陈道贵先生的新解中，对黄生之说没有辩驳，而对“兰陵”异文的解释又多属推测。南兰陵在常州武进，经曲阿（丹阳）、润州（镇江），过长江方能至扬州，两地相距约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连，仅一江之隔”。杜甫听到商胡要到扬州去，却回想起了兰陵，然后又让商胡问问扬州（淮南）的米价，这种“扬州—兰陵—扬州”的思维跳跃，也不合理。而且，异文“兰”字只见于注中，与之相比，各家显然还是更为认可“西陵”。

我认为黄生等人根据诗意推断西陵在扬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们没有找到充分的文献依据，来回答“扬州有西陵吗”“扬州的西陵在哪”这一类的问题。幸而，2013年在扬州发掘出土了隋炀帝的墓志，为合理解释扬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炀帝墓志的释文已经有数种发表，这里引录的是发掘者公布的最新释文：“隋故炀帝墓志惟隋大业十四年太岁……一日帝崩于扬州江都县……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荆棘芜……永异苍悟……贞观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炀……礼也……方……共川……”（束家平《扬州曹庄隋炀帝墓的发掘与收获》，洪军主编《隋炀帝与扬州》，广陵书社2015年版）不管是发掘者，还是其他对隋炀帝墓志进行释文的学者，对“西陵荆棘”的释读都没有异议。

“西陵”的“陵”显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为唐初改葬隋炀帝时，没有将其按帝陵的规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证明这一点。“陵”有“大阜”之意，《诗·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冈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扬州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只有城北蜀冈为较高处。蜀冈呈东西走向，最高处分东峰、中峰、西峰。东峰相传为隋炀帝迷楼所在，今为观音禅寺。中峰为栖灵塔所在，唐代诗人多喜欢登塔赏景；欧阳修为扬州太守时，曾在此建平山堂，据言登上平山堂，镇江金山、焦山亦可历历在目。隋炀帝墓则在蜀冈西峰顶部，结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冈西峰。

唐代扬州西陵（蜀冈西峰）附近是否有驿站呢？有的。唐代赵嘏《广陵道》诗云：“斗鸡台边花照尘，炀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归雁，白首哭途何处人。”斗鸡台、炀帝陵都在唐扬州子城西的蜀冈西峰，旁边即是“广陵道”。更直接的证据是比杜甫稍晚的权德舆（759—818）《宫人斜绝句》：“一路斜分古驿前，阴风切切晦秋烟。铅华新旧共冥寞，日暮愁鸱飞野田。”隋炀帝巡幸扬州时，把死去的随行宫女葬在蜀冈西峰南侧的斜坡上，其地称“宫人斜”，与隋炀帝陵距离很近。从权德舆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宫人斜旁边就是古驿站。

总之，根据《解闷》（其二）的诗意，诗中的“西陵”应该在扬州。而隋炀帝墓志中明确提到“西陵”，这个西陵（蜀冈西峰）旁又有古驿站，与杜诗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说的“西陵”，应该就是扬州的蜀冈西峰。

（作者单位：扬州城大遗址保护中心）学术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