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年说猴赋

今年是农历丙申年，俗称猴年，文学写“猴”，入赋甚早，如楚辞《招隐士》有“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句，而历史上第一篇写猴的赋作，则是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清代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因类分赋，其中“鸟兽”类猴赋除此篇，还收有阮籍《猕猴赋》、傅玄《猿猴赋》、吴筠《玄猿赋》、李子仞《驯猿赋》、李德裕《白猿赋》及吴莱《狙赋》等作。考王延寿赋作，今存三篇，第一篇是《鲁灵光殿赋》，被奉为最典型的观图而赋文的创作；第二篇是《梦赋》，乃最早赋梦境且多鬼怪精灵的奇文；第三篇就是《王孙赋》。王氏擅为赋，亦有赋论名言，如《鲁灵光殿赋序》谓“物以赋显，事以颂宣”，陆机《文赋》“体物”之论，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拟诸形容”“象其物宜”“写物图貌，蔚似雕画”诸说，或本于此。读《王孙赋》写“猴”之状、声、姿、性，可谓能“象其物宜”而“物以赋显”的佳构。

猴之为物，《说文》谓“狙，猿属”，《本草》谓“猴，一名王孙”，《白虎通》解释“猴者候也”谓其“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候者”，或正名，或品性，惟其诠解，不见形容。作为文学创作，且似“雕画”的赋，描写自是精彩。观《王孙赋》中语象，先以“原天地之造化”开篇，乃虚写铺陈，继则谓“有王孙之狡兽”，转入实写，以一“狡”字定兹物性，而明其狡黠之品行。然后再进入具体描绘，以刻画猴之形状、声音、姿势、品性及行为。如言“状”，述面貌“类乎老公”，述躯体“似乎小儿”；观其“眼”则顾盼不定，观其“鼻”则嘘吸不停，观其“耳”则蠕动警觉，观其“口”则无牙咀嚼，观其“唇”则闭合无常，观其“齿”则暴突外露。如言“声”，或“历鹿”，或“嗝嗝”，或“嗀嗀”，以象声之词，拟咀嚼呕咽之状，惟妙惟肖。如言“姿”，或倨傲，或顾盼，或惊悚，所谓形状乖劣，亦多谐趣。如言“性”，则以轻捷迅疾、纵横投掷之形态，转向对其“行为”的描写。如谓“缘百仞之高木”“临不测之幽溪”，以言其临深行危之品性，继而开解“王孙”独特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习惯，即“寻柯条以宛转，或捉腐而登危”，“或犀跳而电透，乍瓜悬而瓠垂”，“时辽落以萧索，乍睥睨以容与”，“忽涌逸而轻迅，羌难得而缕”，绘形绘神，犹如一组动漫图画，其对猴的描述，已是穷形尽相。

对“忽涌逸而轻迅，羌难得而缕”一句的描写，章樵《古文苑注》以为：“言围山驰逐，冀以捕之，乃登高舞跃自喜，忽又走佚，终难获。捕者空委曲多方耳。”此猴以“巧”而逃脱捕者之围，又使人想起《庄子·徐无鬼》中“吴王射狙”的故事：“呈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捷矢。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执死。”这只自恃有巧的猴子，能接住吴王的孤箭，却死于众箭“趋射”，所以吴王说：“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而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无以汝色骄人哉！”其中“戒之哉”是戒“猴”，更是戒“人”，所以无论因巧侥幸，还是骋巧罹害，其中都有“人”在，这是物象中的喻意。所以赋家赋物，无论植物还是动物，无不拟人而示喻，这也是古代赋论家反复强调的“比兴”入“赋”的原因。

再看《王孙赋》写猴而喻人的点化语，在继“羌难得而缕”后所言的“同甘苦于人类，好哺糟而啜醨”。这又延续了《庄子》中“吴王射狙”的故事，说的是该猴虽因“巧”而脱“围”，却因耽于人类“醉酒”的恶习，被“縻羁”而失去了自由。这就是赋的最后一节文字：“乃设酒于其侧，竞争饮而驰。陋以迷醉，朦眠睡而无知。暂挐鬃以缚，遂缨络以縻羁。归锁系于庭厩，观者吸呷而忘疲。”如此贪饮而导致的“迷醉”继则“无知”之状，令人想起清人蒲松龄《酒人赋》所写的“酒凶”醉人那般“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难扶”之情形，而赋家写的“解酩”之术就是“只须一梃”，“捶至百余，豁然顿醒”。两赋写醉，一“猴”一“人”，其中潜通，异曲同工。且猴醉后被“锁系于庭厩”（马厩），近读网上一篇文章考证《西游记》中孙猴子上天界被封“弼马温”乃本“避马瘟”的原义，即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所言“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的掌故。前此干宝《搜神记》有相关记述，其后则如韩鄂《四时纂要》、李时珍《本草纲目》等皆有记载，宋人梅尧臣《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曰“谁知养骐骥，辟恶系猕猴”，而勘究文学作品的最早书写，则在这篇成于东汉的《王孙赋》。姑不论其王孙“系厩”的历史文献价值，就赋而论，其“迷醉”与“系厩”皆有喻戒人事之意。因此，宋人章樵《古文苑》录此赋解题谓“猴类以况小人之轻黠便捷者，卒以欲心发露，受制于人”，清人陆葇《历朝赋格》评此赋亦谓“为王孙传神酷似，岂此颊上三毫，而轻黠小人亦毕呈其丑态”，并与阮籍《猕猴赋》比较，以为王延寿的作品“嘻笑相嘲”更为出神。

既然写“物”喻“人”，作家则多将人类世情投射于物质世界，历代猴赋中褒、贬、悲、喜，自然充斥于以擅长于体物的赋作中。例如以贬斥猴性而立意骋词的，阮籍的《猕猴赋》堪称代表。阮赋开篇即谓“夫猕猴直其微者也”，即微不足道，而可道者，却在其“人面而兽心”，人面易惑，兽心则厉，一语之贬，亦直白而凌厉。如何沟通人兽，又以拟喻为词，其谓“性褊浅而干进兮，似韩非之囚秦。扬眉额而骤呻兮，似巧言而伪真”，前两句写“人事”（韩非囚秦），后两句写“物态”（猕猴性状）；又谓“整衣冠而伟服兮，似项王之思归；耽嗜欲而盼视兮，有长卿之妍姿”，一句写物（猕猴），一句写人（项羽与司马相如），在人与物的错综交互中，又寓含了历史（人物）与现实（人事）的时空融织。于是，赋家所说的“多才伎其何为”“固受垢而貌侵”等贬抑之语，也就具有兼义，而不拘于为咏猴而写猴了。

与之不同，吴筠的《玄猿赋》对“玄猿”之秉性的赞颂，与阮籍赋有着完全不同的书写情调。考“猴”之为物，其类孔多，所谓猿、猱、狙、玃，蒙颂、果然等等，其类不等，其性或异，于是赋家辨析其微，各有所择。如吴筠所赋，专意“玄猿”，于赋序先明“前志称周穆王南征，君子变为猨鹤”，所谓“嘉其雨昏则无声，景霁则长啸”，故“犹有君子之性”，“君子之性”，成为该赋赞美玄猿的聚焦点。如赋中云“夫时珍貂裘，世宝狐白，彼徒工于隐伏，终见陷于机辟。麝怀香以贾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则翡翠，殒于羽毛；大则犀象，残于齿革”，而玄猿则“因弃置于常情，永逍遥以自适”。该赋显然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故取意避害以逍遥，全身而自适。所谓物性、人情，了无扞格，正是赋家“体物言志”（刘勰语）的妙处。

同样，人类的悲与喜，在猴赋中也常透过猴性的描写，得以呈现。如写喜情，则有戏猴之赋，傅玄的《猿猴赋》最为典型。赋写“戏猴而纵”之情，亦缘猴之品性“瓌瑰之惊人”。所以赋中描写猴之形貌，则形容以“戴以赤帻，袜以朱巾，先装其面，又丹其唇，扬眉蹙额，若愁若瞋”；写猴之行径，则形容以“或长眂而抱勒，或嚄咋而龂，或颙卬而踟蹰，或悲啸而吟呻”；写猴之情态，则形容以“既似老公，又类胡女，或低眩而择虱，或抵掌而胡舞”。谐谑之趣，溢于言表。又如写悲意，则若李子仞《驯猿赋》采取两扇叙写之法，先述自然生存之“猿”，是“秉质玄造，游心远峰”，“其捷难纪，其居易容”；复写被人类羁驯后之“猿”，又是“载驰载驱，异追风之整辔；或惊或跃，同在水之衔钩”，只能“日潜其巧，空长孤愁”。赋家感于被驯之猴“愁苦”，以“悲夫，自贻伊戚，信美非珍，虽徘徊于厚养，终惆怅以劳神”寄慨，这与欧阳修的《画眉鸟》诗“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同一笔意，然却有着诗与赋不同的描写方式。

不同时代的人写同样题材的猴赋，既有“萧条异代”的相殊，又有“怅望千秋”的相承。唐人李德裕的《白猿赋》就是承续晋人傅玄的《猿猴赋》而作，故于赋序中明示傅赋“但说其变态似优，以为戏玩，且不言二物（指猿与玃）殊性”，所以“作赋以辨”。李赋以为白猿“性驯而仁”，故秉赋异于其他猴类，所谓“彼沐猴之佻巧，虽貌同而心异，既贪婪而鲜让，亦躁动而不忌；嗟斯物之既驯，有仁爱而可畏”。其言白猿之“驯”，又非如李子仞《驯猴赋》之“驯”，因为他驯役于人，自驯故达于“仁”。由于对“仁”的阐发，所以李德裕此赋长于述理，而短于体物，虽有人生感慨与哲思理趣，但与前述赋作相比，却欠缺些阅读快感。与之相近，元人吴莱的《狙赋》用自述的口吻而以叙事言理为主，抛弃了前人赋猴之状与性的妙笔，故长篇描写，多为训诫之词，缺少生机与灵动。然细察其作赋方式与旨意，也有值得玩赏处，如其“代狙言”与采用四言古赋句法，所谓“我观世间，何异厥狙；狙公执技，役我庭除”的诅咒；“暴秦殄楚，劲越伐吴，三国鼎立，材勇与俱……五胡云扰，羌羯相属”的叙史；“人消物尽，万世须臾……我思世故，何计有无。缉之成赋，用戒薄夫”的感慨，却不乏气势与理趣。

赋擅体物，如《王孙赋》诸作，不仅写猴之面貌、身材诸形状，还有食咽、蹲踞、啼叫、攀援、跳跃诸姿态，更在凸现透过物态的那种“狡兽”之品性。诗歌咏猴，也多趣味，如杜甫《小胡孙诗》“举家闻若欬，为寄小如拳”，苏辙《山猢狲诗》“啄鸡探幽石，躁虎上高峰”，皆拟状一点，难及其余，远不及赋之刻画细腻，生动形象。所以刘熙载《艺概·赋概》比较诗、赋咏物而感叹：“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物象自然，如何铺陈，关键在赋家的选择与调动，其中骋势最为要紧，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二说“赋题不难于旁渲四面，而难于力透中心。而名手偏能于题心人所难言之处，分出三层两层意义，攻坚破硬，题蕴毕宣，乃称神勇”，读诸家猴赋，或褒或贬，或戏或庄，皆能分出多层“意义”，而力透“中心”，因猴物而体猴性。而骋势又在行气，赋无气则无势，缪润绂《律赋准绳》论赋家“行气”谓“道在行气。……赋顺气而后有洋溢之机”。品猴之“物”，在骋猴之“势”，而行猴之“气”，自得其“洋溢之机”，如果为了壮大声势，失“猴气”而行“虎气”，就不伦类了。所以“物以赋显”，必须是“象其物宜”才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