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前汉吴楚七国之乱及其影响（上）

历秦亡、楚汉战争，刘邦打败项羽，大汉立国，起初高祖分封子弟为诸侯王，其间还封了一些异姓诸侯王，见《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和《汉书·诸侯王表》，前者有曰：“讫于孝文，异姓尽矣。”这说明异姓诸侯王与汉刘政权的蜜月期非常短暂，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后者则云：“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从此也可见，由于人性贪婪，在政治格局中，得势一方赢者通吃，绝对不容他者分享，即使当年同宗共祖，有骨肉兄弟之情分，一旦巨利当前，见利忘义，反目成仇，亦势所必然。

一、 高祖分封所潜藏的制度性隐患

劳榦撰《关于“关东”及“关西”的讨论》指出汉代四百年中：“一般人的印象，是以殽函为关东与关西之界的……战国秦汉时代所谓‘关东’和‘关西’，在政治方面的意义，实在超过了文化上的意义及民族上的意义。”（劳榦《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1页）当年汉高祖分封之初，身为楚人，他似有重东方而轻西方之意识，他最看重之亲属被封于关东做诸侯王，譬如《汉书·高帝纪》记述：“（八年）九月，行自洛阳至，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皆从。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朝未央宫，置酒前殿……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来朝。”此数王当属汉高祖心目中最亲信的藩王。由于文帝母亲薄太后不受高祖宠爱，几乎被遗忘，故而薄太后所生之子被封为代王，显然其地位不及上述数王。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代王继位，贵为天子，其内心反弹可以想见。若在长安远眺关东之地，而朝廷政治影响力辐射不到那里，岂能算奄有天下！殊不知文帝母亲薄太后是吴人，母子内心极有可能蕴藏着强烈的东方情结，他们绝不会忘怀关东诸侯肥沃的土地。

贾谊在学术渊源上，堪称李斯的再传弟子，他继承法家透彻分析人性的思维特点，因而，在文帝时代，他关于分封制度和人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其《新书》中，作过预言性的阐释，其《新书·壹通》曰：“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此言颇有深意，关塞之为用，秦时为防备山东诸侯，如今，文帝是天子，东方具有实力的诸侯藩国也可以借助关塞，抗拒朝廷，他们在将来会挑衅天子的权威，若假以时日，天下会重新回复到秦与六国之旧态势；《新书·大都》又曰：“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诸侯藩国势必在血缘上与朝廷“今上”越来越疏远，甚至形如陌路之人。故此，朝廷岂会容忍藩国存在！朝廷与藩国的关系只会日益对立，削与不削仅仅是时机问题。在另一端，藩国也深知前途渺茫，所以《新书·藩彊》曰：“以前观之，其国最大者反最先……”此乃朝廷逼之在先，而藩国反之在后，两者之间，削与反削，一触即发，无可避免；《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在文帝朝上疏陈政事，他谈及：“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朝廷已视齐、赵、楚为心腹之患，观文、景政治发展之趋势，果然不出贾生之所料。（《汉书·贾谊传》云：“后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从举兵，西乡京师，梁王扞之，卒破七国。”）

朝廷削藩的次序，透露出亲疏有别的时间差，譬如，首先清除异姓诸侯王以及部分高祖功臣，其次则选择同姓诸侯王之血缘关系较疏远者，以至最终解决藩国之困扰。而叛乱为何发生于七国？这是有原因的，吴、楚是汉高祖分封兄弟建立之藩国，而作为代王（汉文帝）之子的景帝，血缘与之已较疏远，而且，血缘作为巩固政治的纽带作用已经荡然无存，而吴王却依然占有广袤富庶的土地；而当年吕氏覆灭，在大臣拥立新主时，齐王、代王（孝文帝）曾经是竞争的两方，最后代王胜出，成为文帝，故而，两者间隐藏著历史的积怨，此大概是削藩伊始，七国就沦为祭刀之首选的原因。

现分别加以分析，印证其中的必然性逻辑。《史记·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引述伍被劝谏淮南王的话曰：“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此一则体现吴王富可敌国，令人垂涎，《庄子·人间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吴国自然经济条件优越，朝廷势必不肯放过这块膏腴之地；二则也反映为了生存，吴王曾采取贿赂朝廷要人的公关手段，《史记·袁盎列传》述及：“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从一个侧面可知，吴王也笼络朝廷一些人物，为己游说缓颊。

然而，削藩是文、景帝父子的既定方针，此从贾谊、晁错之进言，略可窥见其端倪。朝廷磨刀霍霍，令此辈一叶知秋，感觉来日无多，已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矣。

至景帝时期，在诸侯间，此种不安全感显得更加严重，若文帝朝之贾生劝谏削藩尚属政治主张，文帝瞻前顾后，逡巡不前，然则到景帝朝，晁错积极谋划，景帝利剑出鞘，则从纸上谈兵日益变为现实行动，令某些藩国闻到了血腥的气味。景帝削藩，策略高明，采取渐进方式，一则可以逐渐削減藩国之大者的地盘，既可以瓦解其抵御能力，又能挑逗其怒火，藩国若失去理智，铤而走险，朝廷则尽可师出有名，一举歼灭；另则非如此行事，则不能消弭天下舆论之非议，此令景帝起初亦不敢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形势发展之迅速，却出乎景帝之意料。在吴王一端，景帝与吴王本有心结，在文帝朝，吴王的太子来朝廷觐见，偶然间，竟与皇太子发生争执，皇太子强横，竟打死了吴太子，此皇太子就是孝景帝，此杀子之仇造成吴王内心之痛，自不待言，这或许成为吴王日后带头谋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朝廷一端，吴王铸铜为钱，煮海为盐，《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吴国无赋，利于博取人心，《管子·轻重》引管子谈轻重曰：“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借助盐铁及商业贸易，吴国尽可以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吴王如此经营国中之国，更令朝廷不能释怀；盐铁几乎是当时简单社会生产之荦荦大端，《管子·地数》曰：“恶食无盐则肿。”《管子·轻重》又曰：“国无盐则肿。”海盐含碘，当时人已经发现“无盐则肿”，此危及人之生命，所以吴国、齐国等关东诸侯所产之盐，属于战略物资，乃国本之所系。观《盐铁论》，争议盐铁，兹事体大，朝廷设盐官、铁官，可知私自铸钱和擅鱼盐之利，朝廷不忍坐视不问，文景之世，吴国已经导致朝廷侧目，所以吴王厄运难逃。

《史记·吴王濞列传》云：“及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馀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馀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所谓“三庶孽”之封地，几乎占据了关东疆域之精华，如果他们不受干预，则足以与关西朝廷分庭抗礼。文帝虽也属于“庶孽”，然已经凌驾于诸侯之上了，而晁错所言其实说中了景帝之内心思想，更激发他重整朝廷与“三庶孽”关系之决心。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专章论述《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透过《汉书·诸侯王表》之序，他指出：“在上面的概略叙述中，不难了解，文帝景帝，是消灭前帝所封之封土以为己子之封土；既可以弱较疏者之权，又可以张自己之势。”（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171页）这完全符合文、景帝削藩之心理。

《史记·吴王濞列传》承上接着叙述：“三年冬，楚王来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晁错的意思，解决藩国问题，一言以蔽之，长痛不如短痛也。

对于景帝、晁错削藩谋略，吴王中大夫应高以吴地俚语“舐糠及米”来形容，堪谓一针见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吴王濞列传》云：“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此时不反，日后更无机会了。

关于楚王戊也参与谋反，其缘起则与吴王大致相似，上述所谓“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纯属莫须有之罪。薄太后是文帝之母，而刘戊则是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孙，他继承楚王王位，视馀荫为应得。按《史记·外戚世家》记载：“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薄太后虽然是今上的祖母，然而，刘戊与薄太后亲情关系十分疏远，所谓“为薄太后服”，仅仅是以表哀悼的形式，值此期间，在自己藩国，楚王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此属宫闱之内、衽席之上，却无端遭到举报，定为罪状，以至于受削地之惩罚。

《史记·楚元王世家》云：“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

《汉书·楚元王传》云：“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

可见这种强加之罪，是可忍，孰不可忍，楚王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汉书·楚元王传》云：“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书到，遂应吴王反。”

至于七国之反中的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记载，是齐悼惠王之子。而吕后身后，当时的齐王，也就是齐悼惠王之子刘襄继承齐王王位，他曾经与其舅父驷钧一起，蠢蠢欲动，想谋取汉刘之大位，却由于暴露强势的一面，众大臣最后选择代王，也就是汉文帝。所以，文帝分封齐悼惠王之子为四齐王，盖属权宜之计，他们被定位为朝廷的异己势力，遭到铲除，绝对是早晚问题（清全祖望《题汉书城阳景王传后》曰：“城阳、济北两王并预诛诸吕之谋，而论功则城阳更大。文帝以其初将立齐王而绌之，亦已隘矣，遂使济北卒以失职反，而城阳独不有怨望之迹，贤哉！”《鲒埼亭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0页）。

而关于赵王遂其人，即使语焉不详，然而《汉书·高五王传》记载孝文即位之初，就曰：“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皆可王。”此所谓有功，指在吕后乱政后期，此辈挺身而出，捍卫刘氏，足见其性格强悍且胸有主见，同时也折射此辈对于皇位亦不无觊觎之心。至于造化弄人，代王有幸成为天子，此虽令他们始料未及，却并不认同。故此，此辈当年之峥嵘，难免不在新主内心留下阴影，文帝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然而，在文帝朝，济北王兴居就乘机作乱。这便埋下文、景帝针对赵王等的隔膜、防范之心，非除之而后快。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