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士族与初盛唐文学

论及中古士族，一般按地域将其分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侨姓士族、吴姓士族、代北虏族等。晋永嘉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造成中国南北大分裂。东晋时期，随晋室南渡的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开始融合，形成了本文所论述的对象：江东士族。自东晋至隋唐，山东士族、关陇士族、代北虏族成为北方文化的代表；江东士族则成为南方文化的代表。

江东士族的情况与山东士族颇有不同，山东士族以“五姓七家”为代表，包括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陇西李氏与赵郡李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与太原王氏，他们几乎涵盖了山东士族的主体。江东士族包括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姓族繁多。永嘉之乱造成大批北方士族南渡，过江士族有“百谱”之多，再加上大量吴姓士族的存在，江东士族的姓族之多远非“五姓”所能比肩。

永嘉之乱前，江东居住着吴姓士族，吴姓士族为原有土著或汉代移民，其著房大概有19姓，包括吴郡：吴县朱、张、顾、陆，钱塘朱氏；会稽郡：余姚虞氏、上虞魏氏，山阴孔、谢、贺、丁；义兴郡：阳羡周氏、许氏；丹阳郡：秣陵纪氏、陶氏、句容葛氏。

晋永嘉之乱造成更大规模的移民潮，黄河以南的士族纷纷南渡。永嘉南迁的北方士族主要包括琅琊诸葛氏、琅琊王氏、琅琊颜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颍川钟氏、高平郗氏、汝南荀氏、范阳祖氏、汝南周氏、汝南应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陈郡殷氏、泰山羊氏、南阳范氏以及济阳考城蔡氏等。他们纷至沓来，组建了北方侨姓政权，并且与吴姓士族一起形成了六朝时期的江东士族。

隋唐政权源自北周体系，以关陇为本位。隋开皇九年平陈后，“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资治通鉴》卷一七七）。大批江东士族才俊云集长安，唐人孙元晏对此咏叹道：“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淮水》）隋炀帝践祚后，开始重用江东士族，如许善心、虞世基、虞世南、虞绰、王胄皆梁陈文坛执牛耳者，陈亡后入隋。吴郡陆知命、吴兴姚察等亦得到重用。江东士族是六朝时期的文化高门，南北混一虽以北朝征服南朝而告终，但作为俘虏降臣的江东士族尚能以其学术修养屹立于新朝。

唐太宗总一寰宇，号称得人为盛。唐开国伊始，天下初定，太宗即修文偃武，以文德绥海内。彼时，江东世家大族依旧保持了相当雄厚的势力。元代胡三省《资治通鉴》“武德四年”注云：“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勇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这些“东南儒生”多来自南朝，他们大多出自江东士族。

唐初政治上虽然采取关陇本位政策，但江东大族仍然有许多人在初唐朝廷中担任要职，如贞观时期会稽虞世南为太宗所器重，杭州褚遂良、许敬宗一时间亦能总揽机要。高宗时苏州陆敦信，武后朝吴兴沈君谅，苏州陆元方、顾琼，中宗朝润州桓彦范，睿宗时的陆象先等，均曾任宰相。太宗朝江东士族子弟在儒学方面人才济济，仅举其荦荦大者：出自吴郡陆氏的陆德明，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太学博士；出自吴郡朱氏的朱子奢，弘文馆学士；出自吴郡张氏的张后胤于高祖镇太原时引居宾馆，太宗就授《春秋左氏》，曾任国子祭酒，散骑常侍；出自高阳许氏的许叔牙，崇贤馆学士。唐代江东士族虽被皇权有效肢解，并被重新置于皇权政治的框架之内，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容小觑，他们仍能绍继六朝门风，在唐代英才辈出，簪缨相继。

太宗喜好庾信诗文，诗歌受南朝齐梁绮艳、骈俪诗风影响十分明显。围绕在太宗周围的诗人多元老重臣，很多出自江东士族。他们文词辨丽，学涉稽古，皆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贞观年间最著名的宫廷诗人当属虞世南。虞世南出自会稽余姚虞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吴姓士族。虞世南少时便受到徐陵赏识，陈灭后，与兄虞世基入隋京城长安，时人誉之为西晋入洛阳之陆机、陆云兄弟。入唐后，虞世南甚为太宗所重，太宗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并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为“五绝”。《贞观政要》卷二载：“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虞世南曾仕陈、隋二朝，以宫廷诗知名于时，深受齐梁浮艳诗风的影响，其雍容俊朗的诗歌为当时文坛所效仿。入唐后，太宗作宫廷诗，命群臣赓和，世南却谏道：“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虞世南入唐后的诗作力图摆脱齐梁体格，呈现出清新、刚健的气息，流露出对宫廷以外现实生活的关怀。他的佳作以拟乐府为后世称道，其边塞诗对盛唐边塞诗有明显启迪意义，如《从军行》：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凛凛严霜节，冰壮黄河绝。蔽日卷征蓬，浮天散飞雪。全兵值月满，精骑乘胶折。结发早驱驰，辛苦事旌麾。马冻重关冷，轮摧九折危。独有西山将，年年属数奇。

该诗描写塞外苦寒之地边关将士征战艰辛，却得不到朝廷的恩赐，流露出作者对将士们的同情。清人沈德潜认为此诗“渐开唐风”（《唐诗别裁集》卷一），指出了虞世南在唐诗发展中的筚路蓝缕之功。

虞世南的咏物诗也别有趣味，往往借咏物来抒发自己的志趣，如《蝉》：

垂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该诗寓意巧妙自然，具有深刻的哲理，又契合作者所处境况，达到了物我情融，主客观合二为一的境界，与后来骆宾王、李商隐同题之作被推为唐人咏蝉诗的“三绝唱”。

作为当时一代文宗，虞世南不仅工于诗，文章亦妙绝天下。太宗时期追怀旧臣及纹饰太平之政治文书，多由世南创制。

唐初另一位出自江东士族的重要作家是陈子良。陈子良吴人，出自江东侨姓士族颍川陈氏，唐初与出自江东士族的萧德言、庾抱同为太子学士。陈子良是唐初开一代风气的作家，其诗作不乏清新之作，如《咏雪》《七夕看新妇隔巷停车诗》等。

唐初宫廷诗歌占据诗坛的统治地位，陈子良的宫廷诗也别具一格，如《新宫词》云：“春色照兰宫，秦女坐窗中。柳叶来眉上，桃花落脸红。拂尘开扇匣，卷帐却熏笼。衫薄偏憎日，裙轻更畏风。”该诗清新自然，颇脱齐梁诗风藩篱。陈子良的足迹曾远至塞外，他的诗歌题材亦突破了宫廷诗的窠臼，如《于塞北春日思归》：

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

该诗描述作者出使塞北时思念江东家乡时的愁情，语句悲凉。全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陈子良虽身处宫廷，其诗歌表现范围已扩展至宫廷以外的社会。论者往往将初唐诗歌题材的扩大归功于“初唐四杰”，而忽视了陈子良的开创之功。

唐初宫廷文坛的重要诗人中出自江东士族者尚有褚遂良与许敬宗，其中，褚遂良为弘文馆学士、著名诗人褚亮之子。许敬宗声名狼藉却久居高位，他是东晋著名文学家许询之后，陈隋时期大儒许善心之子。许敬宗于隋大业年间中秀才，后为秦王府学士，因其起草诏书得体而深受太宗赏识。许敬宗屡修国史，在高宗、武后朝拜相，其诗歌多应制之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许敬宗文集》八十卷。

“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出自江东士族东阳骆氏（见林宝《元和姓纂》卷十）。骆宾王自幼聪颖，七岁时即以《咏鹅》诗才名远播。少年气盛的骆宾王却偏偏命途多舛，其一生经历远非当时宫廷诗人所能相比，故其诗文表现内容得到很大拓展，有真实生活感受。骆宾王从军边塞的经历长达五六年，创造了不少边塞军旅题材作品，开盛唐边塞诗先声。如《从军行》：

平生一顾念，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该诗抒发了诗人建功立业、誓死报国的雄心壮志，极富感染力，较之虞世南的同名作品更多亲身体验。骆宾王咏物诗创作亦颇有建树，如《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该诗托物言志，慨叹朝廷混淆视听，使忠良蒙难，无人为自己平冤昭雪，继承了虞世南《蝉》的借咏物抒情的方式。

骆宾王不仅是诗人，亦为骈文圣手。其骈文仍是骈四俪六的形式，继承了六朝骈文的词藻富赡、语言秾艳的特点，但又添入了新的因素和时代特色，透露出英才华发和俊逸清新的气息，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成为与陈隋骈文迥然异趣的唐代新骈文，因而具有革新意义。骆宾王的骈文名篇《讨武曌檄》是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历来为人传诵。文章融叙事于抒情之中，寓号召于议论之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政治煽动性。

盛唐时期主要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这一时期，唐朝经济文化发展臻于极盛，文学亦发展至巅峰时期。盛唐时期首先“名扬于上京”的江东文士是“吴中四士”，他们皆出自江东士族，包括：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杜甫《饮中八仙歌》）。杜甫将贺知章列为“饮中八仙”之首，足见老杜对贺知章的喜爱。贺知章出自江东士族会稽贺氏，为太子洗马贺德仁之族孙，贺德仁少与从兄德基咸以词学见称，时人称之：“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旧唐书·文苑传》）贺德仁兄弟八人，时人喻之“荀氏八龙”。贺知章少以文词知名，尤擅草隶，他性格放旷，自号“四明狂客”。贺知章对盛唐气象的形成贡献很大，他在长安与李白一见如故，留下了“金龟换酒”的文坛典故。贺知章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贡献，被认为是开盛唐七绝风气之先的作家。

贺知章是“吴中四士”中仕途最得意者，其余三人皆仕途蹭蹬，沉沦下僚。包融出自延陵包氏，梁肃《秘书监包府君集序》称：“（包融）实以文藻盛名，扬于开元中。”包融之子包佶与包何皆有文名，能延承乃父之业，其中，包佶文名更盛。

张旭出自江东吴姓士族吴郡张氏，是吴郡陆彦远外甥。张旭被称为“张颠”，以草书知名，后人称之为“草圣”。唐文宗曾将张旭的草书、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称之为唐代“三绝”。张旭的诗歌显示的是一种清新俊逸、豪放洒脱的独特风格。张旭不以诗名，但其狂放洒脱的独特个性以及草书成就正是盛唐富于浪漫气息的时代精神的体现。

张若虚虽存诗绝少，总共就两首，却以《春江花月夜》“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该诗孤篇压全唐，攀上了诗歌创作的巅峰，张若虚正是凭借这一首诗而成为大家。“吴中四士”和贺朝、万齐融、邢巨等人共同名扬长安，正是隋唐以来江东文士不断努力的表现。

萧颖士为梁鄱阳王萧恢（梁武帝萧衍兄弟）七世孙，郡望兰陵萧氏，属于江东士族中的侨姓士族。开元末举进士，对策第一。萧颖士能取得“后世为文者，皆以为法焉”（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之美誉及出现“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的情况绝非谬赞。当时新罗使入朝时都说：“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旧唐书·萧颖士传》）

萧颖士是文体复古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赠韦司业书》中说到：“仆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他强调为文取法魏晋之前，实际上是否定了魏晋以来流行的骈文。萧颖士在古文创作、古文理论方面皆很有建树，并通过人才的培养为古文运动积聚了力量，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

盛唐时期的一代名臣张九龄亦出自江东士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张九龄出自始兴张氏，始兴张氏为西晋司空张华之后，永嘉之乱时随晋室南迁，属于江东侨姓士族。张九龄进士及第后仕途颇为顺遂，于玄宗开元二十一年拜相。张九龄七岁知属文，被张说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张九龄有文集20卷传世，以五言古诗最为擅长，其五古《感遇诗》颇得风骚之旨，为一时之佳作，往往被论者与陈子昂《感遇诗》相提并论。其近体诗亦很有成就，五言律诗往往清淡自然，情致深婉。

张九龄作为一代贤相，亦是当时文坛盟主，他提携后进文士不遗余力，对王昌龄、孟浩然、王维、卢象、裴迪、钱起、包融等皆具奖掖之功。张九龄大力赞同陈子昂提倡“兴寄”“风骨”，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认为改革文风的关键是“去华务实”（《送张说上赐燕序》）。他崇尚朴实、力排浮华，清人王士祯《古诗选凡例》说：“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他反对浮华，又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特征，在盛唐初期文学革新中居功甚伟。

总之，由六朝进入隋唐，政权被关陇集团牢牢控制于手中，其他集团很难有入仕机会，更遑论国破家亡之南朝士族余绪。江东士族失去六朝时期的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依附关陇集团，凭藉其文学才能与时俯仰。初盛唐时期，江东士族在文坛上依旧星光熠熠，为初盛唐文学的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