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魅力

杭州西湖之美名扬天下，《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则不仅是苏轼的名作，更被公认为古往今来表现西湖风景最好的文学作品，脍炙人口，清代学者王文诰甚至说：“此是名篇，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当然是就对西湖之美的表现而言的。尽管古今学者对此诗有过深刻的分析，不过，我们认为，此诗之佳处尚有阐释未尽者，一是苏轼对西湖风景的独特发现，二是苏轼发现这种风景的特定心态，在此姑为申说。

苏轼对此诗“很自负”（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如钱钟书先生所指出的，苏轼后来创作的《次韵仲殊游西湖》“水光潋滟犹浮碧，山色空濛已敛昏”诗句便袭用此诗描写西湖景色的关键词语“水光潋滟”和“山色空濛”，不过，苏轼重复最多的还是以西施比作西湖这个比喻，如“西湖真西子”（《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只有西湖似西子”（《次韵答马中玉》）、“西湖虽小亦西子”（《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等。后来欣赏苏轼诗的学者也都关注这个比喻，如南北宋之际的袁文云：“比拟恰好，且奇言妙丽新奇，使人赏玩不已。”（《瓮牖闲评》）武衍云：“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正月二日泛舟湖上》）南宋陈善云：“此两句已道尽西湖好处。……要识西子，但看西湖；要识西湖，但看此诗。”（《扪虱新话》上集卷二）清代查慎行云：“多少西湖詩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初白庵诗评》卷中）近人陈衍甚至说：“后二句遂成为西湖定评。”（《宋诗精华录》卷二）西施是越地的美女，苏轼由西湖联想到西施，并用西施之美比喻西湖之美，将无生命的山水之美具象化、人化，比喻堪称精巧。现代学者对此诗亦特别推崇，尤其激赏的就是这个比喻，有学者甚至对这个比喻中晴天的西湖、雨天的西湖与淡妆的西施、浓妆的西施如何对应产生了争论——其实，对诗歌的理解实在不必如此拘泥。在我看来，在这个比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内容值得讨论，且对这个比喻还可以作进一步辨析。

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宋神宗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即公元1071-1074年）创作了此诗，这是古今注苏诗者的共识，而清代学者王文诰进一步明确说作于熙宁六年（1073）正月二十一日，“病后，陈襄邀往城外寻春，有饷官法酒者，约陈襄移厨湖上，初晴复雨，山色空濛，并记以诗”。王文诰所论主要依据的是苏轼诗，苏轼有三题四首诗涉及这次聚会活动，第一题是《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第二题是《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第三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苏轼此次倅杭，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躲避京城是非而自请外放江南。

苏轼身处党争复杂激烈的时期，一生仕途艰难曲折。按照王水照先生关于苏轼人生经历和创作分期的说法，除了嘉祐、治平间初入仕途时期外，苏轼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初、元祐初），两次在外地做官（熙宁、元丰在杭、密、徐、湖；元祐、绍圣在杭、颍、扬、定），两次被贬（黄州与惠州、儋州），就其主要经历而言，正好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王水照《苏轼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这样不停起伏迁转的经历造就了他的思想性格和创作特色。苏轼元丰贬官黄州和绍圣、元符远贬岭海的两次长达十多年的谪居生活，是其人生的低谷，却也孕育了他一系列优秀、杰出的作品，如《赤壁赋》等，形成典型的儒释道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性格（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第八章“韵外之致”论“苏轼的意义”，三联书店2017年版）。相比而言，苏轼倅杭只是他主动自请外放，算不上严重的政治打击和挫折，但是，这次经历对初涉政坛的苏轼自然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上述几首诗题提及的述古就是时任杭州太守的陈襄，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是苏轼的同道。陈襄（1017—1080），字述古，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

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其为官公正廉明，识人善荐。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而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翌年，任知制诰，入直学士院，熙宁四年，陈襄出知陈州，熙宁五年，移知杭州。陈襄是理学家，身后有《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另有《易讲义》《中庸讲义》传世， 《宋史》有传。苏轼与年长二十岁的陈襄志同道合，二人都关心民间疾苦，联手治理杭州山水，还经常一起出游、饮酒、唱和。按照王文诰的说法，苏轼词体创作始于倅杭时期，现存可见的其多首词或是与陈襄唱和，或是公干在外寄赠陈襄，或送别陈襄外任，如《行香子·丹阳寄述古》《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诉衷情·送述古，迓元素》《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菩萨蛮·西湖送述古》《南乡子·送述古》等，可见苏轼开始从事词体写作即有以诗为词之倾向，更可见苏轼与陈襄在杭州相处之亲密。

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公元1073年3月2日，杭州地处江南与海滨，还在正月里，虽尚未万紫千红花团锦簇，却也是土已润，日正暖，风行湖上，柳色如烟，早花初绽，春意浩荡，病后初愈的苏轼在长官兼志同道合的诗友陈襄陪同下赏春饮酒赋诗，“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差不多齐备，心情自然十分轻松愉快。这三题诗便完整地呈现了那天活动的过程，《正月二十一日病后，述古邀往城外寻春》是说病起郊游：

屋上山禽苦唤人，槛前冰沼忽生鳞。老来厌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

卧听使君鸣鼓角，试呼稚子整冠巾。曲栏幽榭终寒窘，一看郊原浩荡春。

《有以官法酒见饷者，因用前韵，求述古为移厨饮湖上》则写湖上赏景饮酒：

喜逢门外白衣人，欲脍湖中赤玉鳞。游舫已妆吴榜稳，舞衫初试越罗新。

欲将渔钓追黄帽，未要靴刀抹绛巾。芳意十分强半在，为君先踏水边春。

“官法酒”属于上等好酒。《东坡志林》（卷十一）就记载：“饮官法酒，烹团茶，烧衙香，用诸葛笔，皆北归嘉事也。”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则是写晚雨空濛，好入醉乡：

朝曦迎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其一）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其二）[这首诗存在异文，不过都不是关键词语（见《苏轼诗集》），不影响此诗关键部分之理解。]

诗有苏轼自注“湖上有水仙王庙”，水仙王即当地民间祭祀的水神钱塘龙君。

“朝曦”“晚雨”与“水光潋滟”“山色空濛”对应，纯是写实。苏轼对西湖美景的发现与南朝诗人谢灵运创造山水诗相类似。谢灵运贬官越地永嘉，在冬去春来大病初愈之际，一览室外春色，发现了“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大地春回、草绿鸟鸣，大自然一派欣欣向荣、勃勃生机，诗人从大自然中发现了美，从而获得了心灵的无限慰藉。谢灵运这两句诗受到后代诗论家的赞美，宋人田承君的分析较实在，“盖是病起忽然见此为可喜，而能道之，所以为贵”（《王直方诗话》引），不过，田承君并没有注意到背后深广的山水文化传统。当然，谢灵运不仅关注家门前的春草、鸣禽，目光更扩展到大自然中的山水。山水审美虽然早在谢灵运之前就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直到谢灵运才开始文人自觉的山水诗创作，刻画山水之美。不仅处境相似，而且蘇轼这几首诗所表达的惊喜之情也与谢灵运诗类似。

苏轼由中原汴京来到佳山胜水的杭州，杭州的人文、风土无疑令他印象深刻。

苏轼后来于元祐年间担任杭州太守，还亲自组织了西湖的疏浚、改造、建设，给后人留下了“苏堤”“三潭印月”等胜景，增添了杭州和西湖的美丽，他将对杭州、对西湖的热爱转化为对西湖美化的真正实践。苏轼任职杭州期间和离开杭州之后，创作了不少表现杭州风景的诗文，多角度地呈现了杭州之美，其最吸引苏轼关注的是西湖。苏轼离开杭州后，于熙宁八年在密州作《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回忆当年杭州生活，其中有句云：

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

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

苏轼《答陈师仲书》云：“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和晁同年九日见寄》说： “古来重九皆如此，别后西湖付与谁？”西湖之美无疑最使他恋恋不忘。“西湖天下景，游者无贤愚”，可是“浅深随所得”，而苏轼认为杭州最能消释他的苦闷，一是山水游赏，二是寺庙畅游。相比苏轼其他表现西湖风光的诗歌， 《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对西湖风景具有独特的发现：一个是西湖湖光山色之相衬相依——如果没有西湖西面绵延起伏的群山映衬，西湖之美可能显得单调，也不会有那么多寺庙隐藏于其中，诗境开阔，正是苏轼心胸、眼界开阔之写照。“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五），苏轼注意到西湖风景之湖、山一体。另一个则是晴、雨变幻之美，西湖之雨给苏轼的印象极其深刻，他多次加以刻画，如“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

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一）等等。比较而言，苏轼与常人只局限于一湖、局限于晴天的审美立场大不相同，而且在苏轼众多表现西湖之美的诗歌中，此诗对西湖独特之美的发现最集中、最鲜明。苏轼还用西施淡妆、浓抹皆美来表现西湖美的丰富与纯粹，直观、感性而生动（南宋亡国后，方回作《问西湖》诗云：“谁将西子比西湖，旧日繁华渐欲无。始信坡仙诗是谶，捧心国色解亡吴。”这当然是借题发挥，表达对南宋政权的批判。南宋楼钥《同倪正甫尚书游西湖》“旧说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贤士”，明显是同苏轼唱反调，不过，此说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其实，将此诗与其他诗人再现西湖风景的诗歌相比，如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林逋《山园小梅二首》等，其对西湖风景表现之特点就更清楚。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诗：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首七绝描写西湖六月的美景，着力表现那映着阳光的艳红荷花，色彩鲜丽，但与《饮湖上初晴后雨》比起来，写景太实，既没有揭示西湖风景的丰富性和场景的开阔性，更缺少西施那个生动的比喻所带来的美丽联想。

这首诗表现了苏轼特定的生活立场。由水而及山，这是山水审美的传统，孔子当初发出仁者智者之感叹时已经注意到山与水的并存，而在西湖的审美上，苏轼能发现西湖的山水相依之美，则显示了开阔的审美眼光和脱俗的心灵境界，而且，一般人只能欣赏“水光潋滟晴方好”，而他还认为“山色空濛雨亦奇”：几位朋友在春光明媚中结伴春游，竟然遭遇了潇潇春雨，可是，苏轼不仅没有觉得懊丧，反而觉得新奇，这表现了他审美感觉的敏锐，其背后则是他心胸的豁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后来一再遭贬却能够随遇而安、逆来顺受，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这首诗所显示的他欣赏雨中风景的淡定从容无疑是那种人生态度较早的表现。当然，心态的达观固然是苏轼三教兼修的主体修养之结果，在山水之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更是古来的传统，而杭州为苏轼提供了最佳的客观条件。

两百多年前的白居易已经给苏轼提供了最好的杭州生活经验和人生立场——“我本无乡人，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入耳。昔予贞元末，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因生江海兴，每羡沧浪水。尚拟拂衣行，况今兼禄仕”（《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作》），而当苏轼面对着杭州的湖光山色，轻吟着“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其五），这似乎是对白居易的共鸣和回应。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