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尴尬：《文选》在宋代的嬗替

唐去六朝未远，萧统所编《文选》在整体上所体现的高华清雅的气质，是唐代社会所崇尚和唐代诗人所亲近的，而宋代带有浓厚平民化倾向的社会风气，乃与《文选》趣味相去校远;而且由于长期被作为学习范本，宋人一定程度上已经厌倦了《文选》，故它在宋代的受冷落遂成必然。但是，《文选》毕竟有恢弘的体量与绝世的风华，而且宋人所推尊的老杜，恰是它的忠实读者，因此，宋人之于《文选》，非但无法割舍，甚且时常依恋。

一

《文选》风靡于唐朝，成为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经典，引导并塑造着唐代文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对《文选》的追摹，才成就了唐代文学的高潮。杜甫劝子读书云：“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应可理解为唐代诗人的普遍取向。李德裕表示家不置《文选》（《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也从反面让我们感受到了《文选》为学者案头必备的普遍情况。

宋初，文人仍然重视《文选》。《文选》仍是文人学习、模仿和推重的范本。著名文人宋祁，即曾手抄《文选》三编。王得臣在《麈史》一书里记其幼时，先君令其日课《文选》，并举小宋为典范（王得臣《麈史》卷中）。《文选》在宋初的流行，其实是唐诗传统的沿袭。

但是，庆历以后，文风丕变，流行五百年的《文选》的影响，呈式微之势。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呼‘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于此可见，宋代文坛风尚的变迁。庆历前后文学趣味的转向表明，一个时期以为雅的东西，到另一时期则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如若继续草必“王孙”、梅必“驿使”、月必“望舒”、山水“清晖”云云，则不仅不雅，反而大俗。虽然《文选》曾经是、现在仍是最高典范，但它毕竟已被文人用得“烂熟”了。任何一种风尚，一旦至于烂熟，必归于俗，必遭厌弃。否弃《文选》，是符合美学上所讲“陌生化”理论的。

而否弃《文选》之所以发生在庆历以后，其原因在于，宋代文学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时代感与文学自信的进一步加强，随着杨亿、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等当代典范的树立，宋代文人已不屑于步唐人之后尘，而以学《文选》为陈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并且，在这些文章巨公周围，已然生出大批追随者，成长为具有转移风气意义的文学群体。因此，必然产生文学的代际，从而与前朝文学取向拉开距离。一代文学每每发展到这个时期，势必有所因革，势必奠立适合当代的新的文章范式。旧的读本就会受到挑战而被扬弃。

带头唱响《文选》时代的挽歌的，正是后来成为宋代文学巨擘的苏轼。苏轼对待《文选》的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几乎凌驾于这部被前人极力推崇的文学经典之上，敢于批评其不足。在他眼里，这部书不仅没有因数百年被推崇而增加些许神秘感，反而彻底揭开了其被唐人及宋初文人膜拜的面纱。“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又说“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东坡志林》卷一）。苏轼这种平章古今、睥睨《文选》的姿态，标志着宋代新文学的成熟和新的文学审美标准的形成。

因此，《文选》在北宋中叶被轻弃，是以苏轼为核心的宋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体现。他们着意于唐人之后劈山开道，故不向如来行处行。从杨亿到晏殊，就企图建立新时代的诗学趣味和规范。这是北宋诗坛的第一次觉醒，但仍是唐诗的旧路，所以被以欧、苏为代表的第二波诗歌运动所超越。欧、苏一代，追求新变，追求有别于唐并超越之。其最后的方法总结，即是苏、黄所提倡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其所谓“俗”与“故”，是包含《文选》而下的诗歌传统在内的。有人说“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实，也是作为《文选》的反题。因为这些空前自信的大家，已然不屑于步《文选》之后尘了。

苏、黄时代对《文选》的否定，既是对六朝文体的扬弃，也是对唐诗的超越。北宋中期之所以能够推倒《文选》之牌坊，正在于有那些敢于睥睨古今的大家。他们对《文选》的超越，如果看作一种时代气象，可能更为合适。

宋诗之所以在整体上能够走出以《文选》为祈向的古典时代，还在于宋代文人切入生活之深。他们太熟悉这个时代，在他们笔下，平凡与不平凡，平淡与不平淡，雅与俗，都随缘自然，在在共存。它们洗净了六朝的绮靡，选择了素朴淡雅的主导风尚。

从杜甫推尊《文选》，到苏轼批判《文选》，时间约三百年。这三百年可谓“《文选》的时代”。杜甫之誉《文选》与苏轼之批《文选》，不仅是一己之好恶，而是时代风气使然，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发展规律使然。

《文选》仍是那一部《文选》，《文选》自身并未有变化，变化的是时代、读者及其审美趣味。要之，《文选》作为一本文学总集，与其作为一本写作范本，是两回事。作为写作范本，会因长期深入的模仿而趋于陈俗熟滥，遂使读者厌倦;而作为文学总集，自有其历久弥新者在，故《文选》不可能完全被后来其他文学选本所取代。南宋中后期学习《文选》又成为新的时尚，其故或即在此。

二

杜诗，顺理成章地成为取代《文选》的经典读本，成为新的典范。从学《文选》到学杜，一种雅的范本取代了另一种雅的范本。

《文选》因为长期被作为写作范本而无可避免地“俗”了、“旧”了，时代亟需新的经典选本。这种对新经典读本的选择，在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中期文学界已经有了结果。苏轼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

我们注意到，杜诗的流行与《文选》的没落，在时间上是相衔接的。庆历以降，杜诗实际起到了替代《文选》的地位。叶适说：“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徐斯远文集序》）与陆游所言庆历之后《文选》不行，正相连贯。在中晚唐，杜诗已为一部分诗家所尊奉。其在入宋后渐受推重，既有一贯的因承之势，也是宋人的自觉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宋人也开始编纂可以上承《文选》或替代《文选》的新读本。如宋太宗雍熙年间编纂《文苑英华》一千卷，荟粹有唐一代美文，上接《文选》。另外，学者私家也有总集的编选。如姚铉《唐文粹》，也有效法《文选》的意思。又有晏殊编《集选》，晁宗悫编《文林启秀》。但是这些总集（或类书）似乎传流不广，至于湮没不闻。其故恐怕在于其做法之不合时宜。晏殊之“删次梁陈迄唐”，实际乃是步《文选》之后尘而已。至于晁宗悫之专集“美字粹语”，殆亦如《老学庵笔记》所提到的“驿使”“望舒”“清晖”之类，都是《文选》流行时代的审美观念，自然不合北宋人口味了。但是，这些总集（或类书），毕竟反映了宋人对《文选》之外文学读物的诉求，也反映了人们对《文选》以来新的文学成果的重视。它们虽然并未起到“流行”的效果，但一定意义上预示着读者期待对《文选》的超越。

北宋后期，苏、黄成为文艺界的领袖，其诗文甚至书画艺术，皆为世所重，成为新一代的文艺典范。自南渡以后，举世皆好苏氏文章，以至“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而到南宋中后期，苏、黄文章亦被临摹烂熟，于是，热度消歇，甚或遭到批评。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岁寒堂诗话》卷上）严羽《沧浪诗话》也抨击“近代诸公”（《沧浪诗话·诗辩》），力推盛唐气象。都宣告了苏、黄作为文学经典时代的终结，诗学风气又有了重大转移。

苏、黄的被批评，与当年《文选》一样，其故皆在一“熟”字上，因为被举世仿效而成烂熟之俗。“苏文熟，吃羊肉”，是苏文最大的荣耀，却又是最大的不幸。

三

随着苏、黄诗歌被质疑，甚或厌弃，南宋诗坛出现了经典读本多元化的倾向：或重拾《文选》，或回归晚唐，或推尊盛唐，或师法陶（渊明）、谢（灵运）、韦（应物）、柳（宗元）。当然，苏、黄也仍有相当多的学习者。各家之间也并非具有排他性，可以兼学兼融。如陈与义，学习杜诗，却又能“上下陶、谢、韦、柳之间”（张嵲《紫微集》卷三五《陈公资政墓志铭》）。

实际上，早在北宋南宋之交，诗风已悄然转移。江西诗派的重要人物徐俯，其论诗就重新审视《文选》了。《艇斋诗话》云：“东湖尝与予言：‘近世人学诗，止于苏、黄，又其上则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诗人，皆无人窥见。若学诗而不知有《选》诗，是大车无，小车无。’东湖尝书此以遗予，且多劝读《选》诗。近世论诗，未有令人学《选》诗，惟东湖独然，此所以高妙。”江西派之前，宋人学《文选》，取《文选》文章之富丽华赡;其后学《文选》，则取其清淡一面。前后取舍之趣味，已有不同。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对于诗学也有着独到的理解，他主张：“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淡之趣，不免于局促尘埃，无由到古人佳处也。如选诗及韦苏州，亦不可不熟读。”（《诗人玉屑》卷五《晦庵诲人学陶柳选诗韦苏州》）他还试图重新建立诗学统序，“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准则”（《晦庵集》卷六四《答巩仲至》），但显然难以实现。钱基博认为朱熹“其意在宗魏晋选体以斥江西诗”（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其实与南宋诗学转向的背景相一致。

南宋人重拾《文选》，与北宋初期或唐人并非同一路径。《竹庄诗话》卷一引《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似已舍弃了前人以《文选》为临帖的功利目的，而真正从文学内涵上重新关注之。

我们也发现，南宋批评家对北宋人对待《文选》的态度有所反思和拨正。张戒说：“近时士大夫以苏子瞻讥《文选》去取之谬，遂不复留意。殊不知《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作诗赋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岁寒堂诗话》卷上）对《文选》的认识和评价，趋于平静客观。王应麟对于“选学”之衰，有另外一种看法：“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困学纪闻》卷一七）这是从文学之外寻找其衰落的原因。

但是，南宋初重启的《文选》之风，到宋末元初诗坛，又已无法免于不俗，从而被贴上“选体”的标签。《诗宗正法眼藏》：“近世有论作诗，开口便教人作选体。夫《文选》中诸诗，当时拟作，必各有所属，今泛而曰选体，吾不识何谓也。如看杜诗，自有正法眼藏，毋为傍门邪论所惑。”（张健《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味“临摹”，只是“优孟衣冠”。正如前人所云：“仿《选》体患其太似，着力摹古，痕迹不化。褚河南临帖，正以独存本色为佳。”（张谦宜《斋诗谈》卷七）这个时代毕竟没有产生出当年的元祐大家，诗学走向低谷，迷茫彷徨，所以只能走“回头路”——回复到《文选》与晚唐。当然，南宋中后期选体抬头，也与宋朝的整体衰落相表里。所谓风衰俗怨，或许是选体与晚唐诗风重新流行的深层原因。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