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于大唐开国元年的唐诗名篇

隋义宁二年（618）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唐帝国建立。当年十一月，魏徵自请安辑山东，乘传前往黎阳招降李密旧部。魏徵东出潼关时作《述怀》诗（一题《出关》）：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此时上距唐朝开国只有半年，此诗无疑是写作年代最早的唐诗名篇。清人徐增评曰：“此唐发始一篇古诗，笔力遒劲，词采英毅，领袖一代诗人。”（《而庵说唐诗》卷一）“发始”二字，非常准确。

魏徵是彪炳青史的初唐名臣，并不以文学著称，但此诗确为引领风骚的一代名篇。全诗风骨遒劲，气格刚健，正如明人叶羲昂所评：“此已具盛唐之骨，离却陈、隋滞靡。”（《唐诗直解》卷一）明人陆时雍亦曰：“是初唐一等格力。”

（《唐诗镜》卷一）为什么此诗能在当时的诗坛上独领风骚？原来自从南朝以来，诗风萎靡已经积重难返。不要说齐、梁宫体了，即使与宫体无关的其他诗人，作品也以咏物、宴饮为主要题材，除了鲍照、庾信等人的少数佳作外，罕有抒写人生感慨的性情之作。到了唐初，由于文学风尚的强大惯性，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诗坛上仍然沿袭前朝旧习。李世民一代英主，诗风却甚为绮靡。集中作品仍以咏物、宴饮为最多，像《咏芳兰》《赋帘》《春日玄武门宴群臣》《置酒坐飞阁》等诗，置之齐梁诗中，也难辨淄渑。李世民戎马半生，笔下当然会有涉及军旅题材之诗，但那些作品大多沿袭前代的乐府旧题，如其《拟饮马长城窟行》，与陆机、王褒乃至隋炀帝的同题作品大同小异，既缺少真切的亲身经历，更没有独特的个人感慨。在李世民的军旅诗中，与其亲身经历相关的首推《入潼关》：“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霜峰直临道，冰河曲绕城。古木参差影，寒猿断续声。冠盖往来合，风尘朝夕惊。高谈先马渡，伪晓预鸡鸣。弃怀远志，封泥负壮情。向有真人气，安知名不名。”此诗当作于隋义宁元年（617）十二月，李世民徇东都还师进入潼关时，其作年比魏徵的《述怀》早一年。此诗前六句写潼关的地理、地貌及景色，尚称词采壮伟。可是后八句却用典故杂凑，语意不振，难称佳作。更严重的是李世民东征西讨、戎马倥偬的人生经历，在诗中几乎无迹可睹。魏徵的《述怀》则直叙生平，直抒胸臆，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咏怀诗。此诗发端开门见山，用“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二句，写隋末天下大乱的局势，以及诗人弃文从武的经历，叙事简要，为下文抒写胸怀作了很好的铺垫。若与《旧唐书·魏徵传》中关于“少孤贫，落拓有大志。……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的记载对读，可见此诗确有自传性质。“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二句，乃由诗人先投李密，曾献奇谋而未被采纳，后随密降唐的一段人生经历浓缩而成，并以抒情包举叙事，笔墨洗练。从“杖策谒天子”句起，叙事、抒感渐趋细密，且伴以真切生动的描写。魏徵入唐后久不见知，乃自请安辑山东。朝廷授以秘书丞，驱传至黎阳，以招降李密旧部。“请缨”二句揭示此行身负平定天下的重任，义正词严。“郁纡”以下四句细写道途艰辛之状，表面上都是说自然景象，其实也暗示兵燹连年、人烟稀少的社会现状。“既伤”以下八句，转为直抒胸怀。诗人为何不惮艰险、千里奔波？原因是“深怀国士恩”。魏徵遗书李密旧部徐世勣云：“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他日后奉太宗之命安辑河北时对副使曰：“主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古代烈士豫让不惜牺牲生命为智伯报仇，声称：“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魏徵对此深表认同。守信义，重然诺，这就是魏徵心中的道义标准。在这个前提下，他以尾联揭示全诗主旨：“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应该指出，当魏徵写《述怀》诗时，他的人生事业才刚刚开始。魏徵作为一代名臣的主要事迹是日后奋不顾身地面折廷争，从而为贞观盛世的建构作出卓越贡献，故其殁后，太宗叹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但是魏徵一生志业的精神根基，已由“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之语表露无遗。可以说，《述怀》一诗清晰地展示了魏徵的精神风貌，从而与南朝以来“彩丽竞繁，刚健不闻”的诗风划清界限，并以刚健雄壮的风格倾向在初唐诗坛上独树一帜。

即使仅从艺术成就而言，《述怀》诗也是初唐诗坛上的一首杰作。沈德潜评曰：“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重订唐诗别裁集》卷一）诚非虚誉。试从以下三端简论之。一是辞采兼有壮丽与质朴的特点，从而与齐梁以来一味雕饰辞藻的绮靡诗风划清界限。比如对仗的运用就是恰到好处，全诗十联，除首尾两联外，中间的八联中七联皆对，且相当工整，但“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一联却未用对仗，可见此诗中对仗手段的运用是服从诗意需要的，这就与齐梁诗的强求俪偶有所不同。二是典故的运用恰到好处。试以此诗与上引唐太宗之《入潼关》相比。《入潼关》诗中共用四典：“伪晓预鸡鸣”句用孟尝君门客学鸡鸣催开关门故事，“弃怀远志”句用终军过关弃故事，“封泥”句用王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之语，末二句则暗用老子出关时关令尹喜见其气而知真人当过故事，四典皆与“过关”相关，但原典皆指函谷关，用来咏潼关颇似杂凑，像老子过关之典就离题甚远，而“伪晓”之句尤其比拟不伦。魏诗共用五典，皆能紧扣自身境遇或情怀，并不凑合“出关”的题旨。比如“投笔事戎轩”句用班超投笔从戎故事，以示“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之志，与自身志向切合无间。又如“请缨”二句分用终军“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之典，以及郦食其凭轼而下齐城七十座之典，以咏自身请命安辑山东之事，十分确切。后来魏徵果然成功招降李密旧部徐世勣（徐归唐后赐姓李氏，终成一代名将），“凭轼下东藩”之志如愿实现。再如“季布”二句分用“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语典及侯嬴为报答信陵君国士之遇而以自杀殉之之事典，从而强调自己重然诺、感意气的精神本质，且与“深怀国士恩”的上句以及“人生感意气”的下句桴鼓相应，可见其用典之精确、妥帖。三是声律和谐而不失刚健，恰到好处地配合了诗情的抑扬起伏。清人翁方纲评曰：“对句一连五句，皆第二字仄，第四字平;又一连五句，皆第二字平，第四字仄。而却崚嶒之极，又谐和之极。读此一首，则上而六朝，下而三唐，正变源流，无法不备矣。”（《五言诗平仄举隅》）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观察。从南朝沈约等人的“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到唐代近体诗格律的建立，初唐诗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就声律与排偶二者而言，魏诗也属于五言诗尚未明确分化成古体与今体的一种混沌状态。但此诗毕竟已经注意到在句中平仄交替，且在全篇中安排不同的平仄句式，这说明诗人对南朝新体诗的艺术成就并未像后来的陈子昂那样一笔抹煞，从而为唐诗的格律化有所贡献。可惜魏徵作诗太少，未能发挥足够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述怀》诗的艺术水准是不可低估的。

魏徵一生的志业与贡献，不在文学而在政治。但是魏徵亲撰的《隋书·文学传论》表明他对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他充分理解文学的重要性：“然而文学之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坎坷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祚短促，唐朝在文化上直接南北朝，故初唐时文风尚未统一。魏徵对南北文风之异同看得十分清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如上所述，《述怀》一诗虽未达到“尽善尽美”，但堪称初唐诗坛上“文质斌斌”的典范之作。在大唐帝国的开国元年就出现了《述怀》这样的杰作，标志着一部唐诗的良好开篇。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