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去的不死大舜

一个汉字，一朵浪花；成千上万个汉字，汇成江河。这汉字的江河，从先民刻画甲骨的刃下，留到孩子们刷屏的手指间，从千仞岩壁，流到印刷机的滚筒下；这汉字的江河，从《汉语大辞典》第一卷开头的“一”字，流到第十二卷最末尾的“”字，从我们日子每年初一黎明的呼吸流到大年三十深夜的梦中；这汉字的江河，流淌在我们民族血脉中，也流动在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对话的嘴角与耳畔。

古老的孝子故事，也正是通过这汉字的江河，流过了黄海和南海，流过了邻国的山脉，也流过了苍茫的岁月。这里撷取的，不过是其中的几滴水沫。几滴带着烟尘，卷着墨香，掺着异国泥土气息的水沫。传说在汉字写来写去中流转，中国的孝子大舜的故事（图一），也是在汉字的国际化流动中，完成了从大陆经朝鲜半岛远传日本的旅程。

多语种的孝子像

抄本的“著作权”有时真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黑田彰《孝子传研究》书后影印的南葵文库本《孝行录》抄本，就牵扯到中、韩、日三个国家，跨越了中国元朝、朝鲜半岛高丽朝和日本江户时代的数百年。

这个抄本的源头，无疑是元代郭巨敬的《二十四孝》和中国流传的孝子故事，撰述的主体则是被称为韩国“汉诗之宗”的学者李齐贤（1287—1367）。不知是何契机，李齐贤的书传到日本，又经过不知名学者加上片假名和批注，最后到了明治初年的纪清矩手里。据说在江户时期，还出现了根据这个抄本刻印的书。说起《孝行录》抄本的来龙去脉，不由让人想起那句歌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抄本前面有李齐贤所撰《孝行录》序：

府院君吉昌权公，尝命工人画二十四孝图，仆即赞，人颇传之。既而，院君以画与赞献之大人菊齐国光，菊齐又手抄三十有八事，而虞丘子附子路，王延附黄香，则为章六十有二。其辞语未免于冗且俚，盖欲田野之民皆得易读而悉知也。文士见不指以为调嗤符者几希。然念菊齐公八旬有五，吉昌公六旬有六，晨昏色养，得其欢心，此亦老莱子七十而戏彩者何异？仆将大书特书，更为权氏孝行赞一章，然后乃止。至正六年五月初吉，李齐贤序。

序言署至正六年，此乃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李齐贤，字仲思，号益斋，性素厚重，未尝疾言遽色，致力于经籍，又受程朱之学，诗词多佳作。二十八岁侍险忠宣王入元京，从姚燧、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游，并奉使于川蜀，又远游江浙，足迹曾至甘肃朵思麻。至正六年，李齐贤时五十九岁。

上面这段序言，介绍了《孝行录》抄本的缘起。六十六岁的权吉昌曾令人画《二十四孝图》，李齐贤曾为其作赞，八十五岁的菊齐又为之增补了三十八事。虽然李齐贤说为了让田野之民好懂而显得“冗且俚”，但我们看其叙事文字和赞语，俚则俚矣，却并不冗长。三位老人撰述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农民宣传孝道思想（图二）。

南葵文库本《孝行录》抄本，出现在原书成书五百多年后的日本，这与一位儒学者纪清矩有关。该抄本后有纪清矩撰写的跋，原文为日语，现译录于下：

皇朝有廿四章《孝行录》抄一卷，此信阳沙门惠均校正，首书有宽文四年序。不知何人以片假名加俗解插图，宽文五年洛阳三条通菱屋町妇屋仁兵卫印行。今与此书比较，乃全自此书拔萃者也。但前揭二十四人中，阙其赞者，除刘殷天芹、义妇割股、孝娥抱尸、明达卖子、元学（觉）警父、鲁始（姑）抱长、鲍山负筐、伯瑜泣杖等八人，自后揭三十八章中加汉文帝、黄香、唐夫人、吴猛、朱寿昌、庾黔娄、王褒等七人，及黄山谷为二十四孝。此书为冈本保孝之藏书。余得此《孝行录》古抄本时，示之先生，于是考此书及以上异同，书于一纸，爰记焉。

清矩按：观其卷首所揭李齐贤序，前廿四章，章十二句，后三十八章，章八句，赞乃李氏所为。然后人自其六十二人中选廿三人，另加黄山谷为廿四孝，增五言四句之赞，故卷中有长短之赞，且或有短句之赞，或无，又将黄山谷一人录外之末。此现古抄本自从前李氏之真面目也，亦知二十四孝之人名借以移来焉，可谓更为珍奇。

明治三年九月十八日从大学语笺编集局还后雨窗下记之 纪清矩

读这段文字，就可以大概了解抄本的情况。明治以前二十四孝故事，被画在屏风上（图三），印在书上，编成绘本，派生出各种形式在町人中流传。明治之初，“脱亚入欧”之风初起，儒家刚刚受到冲击，那些从幕府末年走过来的文士，对于儒家的孝道还心怀依恋，从朝鲜半岛传来的《孝行录》还被视为有益的书本，就有人把它抄下来，并给它作了训点，疑难的字标注上假名。所以现存的这个抄本，称得上三国不同时代学者的合著之书（图四）。

乡土版的舜孝行

如果有谁要为孝子排排序，那大舜应该列为第一孝子。敦煌本的《孝子傳》（图五）、日本船桥本《孝子传》（图六）、阳明文库本《孝子传》都把帝舜重华的故事放在第一篇。郭巨敬的《廿四孝》也一样。这样看来，《孝行录》首列大舜传说，也就很自然了。前面几篇国内已有研究或介绍，这里就说说《孝行录》里面的大舜故事。原文题作“大舜象耕”：

虞舜父瞽瞍，再娶而生象。父顽，母嚚，象傲，屡欲杀舜，舜惟承顺为事。时耕历山，感象耕鸟耘。尧闻之而禅其位焉。

父顽，母嚚，弟傲不仁。竭力于田，号泣旻天。鸟为之耘，象为耕。物犹知感，矧伊人之（也）。顽嚚底豫，傲不格奸。大舜之孝，万世所难。

队队耕春象，纷纷耘草禽。

嗣尧登宝位，孝感动天心。

将这段文字和《廿四孝》对比，发现李齐贤多处做了改动。底豫，谓得到欢乐。《孟子·离娄》：“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赵岐注：“底，致也。豫，乐也。”焦循正义：“致乐者，由不乐而至于乐也。”格奸，至于奸恶。《书·尧典》：“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

在这篇大舜故事的右边，从《纂图附音本注千字文》（简称《古注千字文》）中的“推位让国，有虞陶唐”一条中抄录下来的大舜故事，占了整整半面（图七）。《古注千字文》里的这个大舜故事，被《慈元抄》（上）、《合譬集》（上）、《类推集五·恩孝门》等书广泛征引，可见在日本中世、近世影响甚远。原文有些长，俗书文风，并不难懂，这里标点于下，还按照今天的阅读习惯，分了段：

姚字重华，少丧母。父名瞽叟，更娶后母，生象。后母常行恶心害舜云云。乃令盖屋。舜知其意，遂披大席上屋。父放火烧屋，舜以席裹身跳下。

叟见不死，复使淘井，欲埋之。时邻家知其意，语舜曰：“父母当令君淘井，必有恶心，何不避之？”

舜曰：“我只可顺父母而死为孝，不可逆父母而走为不孝。”

亲友闻之，与舜钱五百，使为方便。预作计，向东家井中穿作孔相透。明日果令淘井。舜腰着钱五百，入井中。父母挽罐上看见银钱一文，欢喜未有堪，意井深暗黑，视不见底。舜乃于东家井傍穿成孔相通，托报父母曰：“钱尽。”父母及弟见罐中无钱，逐（遂）将石填之。

其父两目即盲，母便耳聋，弟口哑。后贫困，又遭天火烧其屋。舜已从东家井中出，投诸历山耕田，岁收二百石粟。改名易姓，入市粜米。见其母卖薪饥寒，常倍与薪价，入籴米钱私安于米袋中，得钱者数度皆如此。

瞽叟怪问之，妻曰：“市中有一少年，见贫困，每为怜恤，常倍与我薪价。”

叟曰：“此非是吾舜子乎？”

妻曰：“舜令在百尺井底，以石填之。自非圣人，岂能更生？”

“来日将吾入市，与其人相见。”

妻遂扶叟至市，见昨日少年来。叟曰：“为我唤至，报谢其恩。”

妻便唤得少年至。叟问曰：“君是何人，相怜过厚。老弊不善，两目失明，贫苦饥寒，无以相报。”

少年曰：“我是忠孝之人，见翁贫困，特相愍念，何必言报？”

叟闻其声响，曰：“非吾舜子乎？音声相似。”

舜曰：“是也。”

于是父子相抱哭，哀声盈于道路。市人见之，莫不凄惨。舜将衣襟拭父目，即开明。母亦能听声，象即便能语。舜再拜云云。

人民见舜行孝，莫不流涕，因此孝顺，声闻四海。帝闻其聪明，禅位与之，是为帝舜。舜垂拱无为，万邦归化，在位八十二载。生子商均，不肖，又禅位与司空伯禹，是为夏后氏，三王之祖也。

此和《古注千字文》中的原文相比，有多处不同，值得细细对照。在“大舜象耕”原文上，添加了各种注明文字读音和意义的训点符号，是请读者借助这些符号，就能顺畅地读懂故事。有些字，如“傲”字旁加上了注释：“慢也，倨也。”题名下和栏外有摘自《左传》和《释玉篇》的解释词语的文字，如栏上有：“奸，私也，诈也，淫也。《左传》：‘乱在外为奸，在内为宄。’”

下面的故事，也都有不少注释和补足的文字。引文出自《广雅》《玉篇》《孝经注》《孔子家语》《孟子》《三体诗注》。还有出自《三纲行实图》的，此书是朝鲜国世宗时代，收集韩国和中国的书籍里有关能称得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模范的忠臣、孝子、烈，旨为宣传孝行的风习而编写的。

在“董永赁身”里，从《劝善书》里摘出了一段董永与天妃的对话，补充在故事当中。这些注文是谁添加的，有待考证，或许并非一人所为。也就是从这些注文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出它们在三国间传播的路径。

汉文圈的写本库

山野之民想象不出帝王们怎么过日子。乡土版的大舜故事，既没有龙生凤孵的神秘，也没有高大上的赞词，有的只是村村邻居家都可能看到的事情。大舜种田、淘井，拿田里种的米到集市上卖，混在人群中看不出一点帝王相。他的家充满了危险，老爸、老妈、老弟都是危险因素，他只是在好心的邻家和帮他耕种的鸟兽中找得到“安全感”。如果将这三人后来的病痛，视作上天惩罚的话，那么就是上天扮演了正义化身的角色，有一座看不见的法庭对杀人未遂犯进行了合适的惩处。大舜在明知杀身之祸在即而不肯离家出走，是因为他是一种价值观的代言，这种价值观就是家族至上，养育之恩天大。脱离家族被视为最大的罪恶。孝道本身就是大法。正是他的宽容，化解了家庭矛盾，让盲者复明、聋者复聪、哑者不再失语。

这样的孝道故事，当年跨越了民族的差异，在汉文化圈中广泛流传。朝鲜时代接受明知面临遇害危险而不忍出走的舜的“孝道”之举，与宋代理学的流传不无关系。明治以后这一类书被抛弃焚毁的不少，而《孝行录》这一薄薄的抄本得以保存下来，或许也有某种偶然性。

日本学者黑田彰等研究东亚的孝道文献，他的目光不仅限于传世文献，也注意到保存在中国内外的形象材料，如石刻、画像、墓葬等。黑田彰子等还翻译了美籍华人学者白谦慎（Qianshen Bai）的《黄易及其友人们留下的知性遗产》，美国学者盖茨·纳普（Keith N.Knapp）所撰《无私的孝子——中国中世的孝子和社會秩序》。他们将这些与日本保存的两《孝子传》，即船桥本与阳明文库本两个抄本放在一起，来梳理孝道思想在中国以及东亚的传播轨迹，金石学与写本学成为这一课题有力的工具。

在我们看到像《孝行录》一样的抄本以前，对于古代图书的印象，往往只想到那些刻本，或称版本，以为在印刷术发明以后，自然会是版本的天下。殊不知印刷技术普及，在不同国家经历了长短不齐的过程，何况就是在刻本大行其道之时，也会有相当多的书籍终结于手稿。保留至今的抄本，也有以当年的刻本为底本抄写的，较多保存了其时刻本的面貌。因而古代的藏书楼，现代国外的著名图书馆，在收藏各种刻本的同时，也很重视手稿和抄本的搜集、整理和保存。现代的图书史、书志学研究，也都不应该让手稿与抄本缺位。至于在汉文化圈内的书籍传播研究之中，像《孝行录》这样的抄本也该有一席之地，不然，我们在分析大舜故事怎样走出国外的时候，就少了一些有用的资料。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有大故事，也有微故事。讲好大故事，挖掘微故事，都有裨于我们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在那些保存至今的抄本或手稿中，就藏着一些微故事，就看你找不找。当然，解读这些资料也是一个技术活儿。像上面谈到的《孝行录》，虽说宣称是为“田野之民”写的，但现存抄本中那些训点注释，密密麻麻，解读它们就像在深山采药，海底捕鱼，要想有所收获，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