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运用与诠释方法（下）

三、 原始素材与二手资料

（一） 善用二手资料，权作研究的起点

毕生钻研古代学术的老学硕儒，礼敬原典文献，比之采铜于山，以为无可取代，形成文献运用的一种迷思。但是中西兼采的新史学家，胸襟更开放，眼界更会通。新史学家固然同意“史料以原始为佳”；而且，研究时亦参酌二手文献，所谓“孳生史料之精者，亦可备研究历史者之要删”。如何炳松所言：

史料以原始为佳，唯孳生史料之精者，亦可备研究历史者之要删。试言其利，盖有四端：示后人以取材之地，其利一也。省后人考证工夫，其利二也。能为后人断定往事，其利三也。能省后人编著工夫，其利四也。（何炳松《历史研究法》第二章《博采》）

有关文献运用，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有人奉为金科玉律，我则以为似是而非：多用原典素材，不用转手资料，不用二手文献。迷信原典文献，不屑参考他人研究成果，这未免傲慢与偏见，不符学术规范。若将上述观点稍作调整，作一转语：原典文献，宜多征引；二手数据不能不用，但尽可能少用。如果放眼所及，尽是二手数据，将严重排挤作者在论文中的话语权。犯了失语症，流于他人的代言。所以，对待二手数据的态度，是善用，持与原典文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为，二手数据本有触发、增益之功能。二手数据绝不是学术禁脔，关键在如何善用。史料文献之价值，自然以原始为佳。原典素材，就是一手文献；孳生史料，就是二手资料，也就是近人的研究成果。近人研究成果，如果写得好，很精辟独到，很有创见心得，是可以考虑选用的。精彩可取的二手数据，致力“接着讲”的创造开拓，善加参考利用，自有触发借鉴之功，并非一无可取。

学术研究强调“借用与连结”，二手文献、近人成果，正是促成“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触发能量。应该审慎选用，而不是完全拒绝往来。历史学者何炳松所谓“孳生史料之精者，亦可备研究历史者之要删”，所称“孳生史料”，即是二手文献、学界成果，选择其中“精者”，断无不可用之理。至于所称原始史料有四利：一、 示出处；二、 省考证；三、 断往事；四、 省编著，推而至于经学、义理、文学之原典文献，大抵都具备相似的功能。第一手数据的可贵，可以想见。不过，不能因此就抹杀二手文献具有开拓创发之功。反之，如果原典文献已经开发，亦有若干研究成果，研究者亦不能视若无睹，无视其成果之存在。一些研究生及部分學者，迷信原典文献的神圣，不屑征引相关研究之二手资料，其傲慢与偏见，几与故步自封者等伦。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铁口直断：“完全凭借第一手文献，是不可能做研究的！”良心警语，如狮子吼，又如海潮音，值得深思。

（二） 全仰赖原典文献，是做不成研究的

原典文献，是信据的来源，论说的根本，研究的础石。二手文献，从原典文献开枝散叶而来，所谓“孳生史料”、二手资料，何炳松以为精良者具备四利，善加使用，可以长善救失，触发无限。一手原典和二手文献，应该相辅相成，不能偏废。李剑鸣之言，值得参考：

完全凭借第一手文献，是不可能做研究的。如果不充分而合理地利用第二手文献，所取得的成果，在学术上肯定要大打折扣。因此，利用第一手文献和利用第二手文献，在研究中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倘若偏废一端，就会严重影响工作的成效。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第六章《继承与创新·第二手文献的利用》，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做学术研究，尽可能使用原始文献。因为原始资料如实存真，保留较多的本色和原味，能客观反映当时的信息。二手文献由原始资料衍生，经过加工再制，不免流失许多原汁原味。何况添枝加叶，有可能师心自用，对于文献的真实信度渐行渐远，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所以，就论文写作而言，原典文献永远是宗主，而二手资料只能是宾从。作文不可以喧宾夺主，论文写作又岂能太重转手而忽略原典？就算原始文献征引，也要慎选版本善本；否则，原始资料经过辗转传播，也难免鲁鱼亥豕，渐失本真。所以《庄子》濠梁之辩，有“请循其本”之说；《三传》解释《春秋》，渐失其真，所以宋儒治《春秋》，呼吁以经治经，“求圣人之义于圣人手笔之书”，就是回归第一手文献。

原典文献天成自然，如实存真；未经雕琢，不失本色，当然值得宝贵珍视。唐写本、宋版书所以珍贵，出土文献作为二重证据之所以重要，理由在此。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考据学特别宝重一手资料，也是看中它的本来面目。其中道理并不高深，老学宿儒尤其耳熟能详。“书读百遍，其意自见”，这是就原典文献来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盖就独学无友，错失观摩切磋而言之。所以，信奉第一手文献可资利用，而排除转手数据之触发激荡，如此偏执枯窘，肯定自有局限和不足。学界心知肚明，只缺畅快指陈，和盘托出而已。“完全凭借第一手文献，是不可能做研究的！”这句话犹暮鼓晨钟，发人深思，值得大书特书。

有些学者过度迷信一手资料的权威神圣，做学术研究绝不越雷池一步，独抱“原典”究终始，大有中唐啖助、赵匡新《春秋》学派的气势。影响所及，不仅身体力行，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也严格要求：只征引原典文献，不必参考二手资料，遑论借镜学界他人的研究成果。躲在原典文献的象牙之塔内，自得其乐，跟外在学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外面学界同行有什么独创的心得，他不想知道，也无从借镜；学界讨论哪些热门话题，提出哪些前瞻论点，他缺乏关心注意，也就不会响应或投入，一心一意只厮守原典，成了今之古人。把厮守原典文献，当作身处桃花源，“遂与外人间隔”，以至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居今之世，网络信息发达，知识爆炸，图书讯息无远弗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焉知学界同行没有相关成果值得参考？没有心得创见可以触发？所以，二手文献值不值得征引参考，有重新讨论定位的必要。我看过不少博士论文，第一次阅读时，惊叹新一代的国学大师出现了，注释从头到尾都是原典，并未引用任何二手资料。这太惊悚了！因为连教授大师都不可能这样。如果研究生都是凭借第一手材料，那请问指导教授跟你讨论论文的时候，所提供的意见算不算二手材料？当然算，就算老师尚未写成书，就智慧财产来说，也必须在注释中写明是老师的创见心得。进一步追问：指导教授凭借经验和心得，指导论文。不管教授的经验是得自他人，或自己过往的研究成果，而创见心得当然是教授的。你接受了老师的指点教导，这些经验与心得，就研究生而言，是不是二手资料？当然是。没有这些二手数据的触动、诱导、启发，如何能写成硕士论文？没有二手数据的触发、激荡、反思、借镜，是做不好学问的。由此观之，第一手文献和第二手文献的利用，应该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这本书，有专章专节谈到二手文献的利用，非常精彩可取。历史学界研究清史，申请到好几亿的经费。研究成果提出之后，发现学者专家居然都不看二手数据，就能够得出结论，真是不可思议。研究生也常犯一个误会，老师经常强调原典文献，却忘了告诉学生：二手数据是用来激荡触发的。冯友兰讲新理学，强调他所谈理学所以“新”，是“接着讲”，不是“照着讲”。照着讲，是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接着讲，是推陈出新，传承之外又有开拓。贾伯斯名言：“创新有两个关键词：借用与连结。”对同行开发的研究成果一无所知，如何“补苴罅漏，张皇幽渺”？不衔接前人的研发心得，又何从而借用，以连结到本研究课题来？曾经有人问我，论文征引很多人的文献，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还在吗？我说问得好，如果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当作自我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就还存留很大的挥洒空间。假如觉得别人的著作写得太好，于是奉为经典，不敢造次，就是把参考二手资料当作研究的终点、完结。于是乎不得不抄，就再也不会去思考此中论点的不足，存在什么偏差了。

任何人写论文，甚至于院士、国学大师，仔细推敲琢磨，也总会有不足的地方。作学术研究，未能免俗，首先要做个成果回顾，对文献做个检讨，做个述评，知道这个领域、这个题目，有哪些人写过论文专书，各自的优点、长处是什么？缺点、不足是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切都已掌握以后，才能够针对详略、异同、重轻、偏全，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探讨。经过一番长善救失，增益其所不能，才算是你的创见心得，才算是你的亮点和卖点。不宜重复别人说过的话，切忌复制别人的创见心得，不应照着别人提出的论点再讲一遍。照着讲，讲得再好，还是别人的论点，不是自己的主张。所以提倡妙用二手文献，不是鼓励大家“照着讲”，当文抄公，原地踏步；而是提倡“接着讲”，把他人的心得成果当作思考的起点，触发的跳板，发挥贾伯斯所谓“借用与连结”的精神，尽心致力于创新开拓。

医学、工程、农业、商学、管理的学术论文，每年都要核算引用率，推崇每一专业领域中高引用率的论文。社会学院、人文学院、艺术学院相继跟进，都企图从学术同侪的征引系数，推估学术影响度，风潮所至，不得不然。论文引用率，是否能如实呈现论文的优劣？人文艺术学院系所论文影响系数，适不适合进行量化？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掌管学术研究的部门，高调推广论文引用率，揭示一个论文写作的格式问题：征引他人成果、二手数据，就是制式的规范。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彼此同行论文，往往不互相引用。学术是公器，意气用事如此，夫复何言？

清叶燮（1627—1703）论诗，很重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文学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者，要皆如此。学术研究何尝不然？若视前者为原典文献，后者为学界研究心得，于是原始素材与二手数据之价值意义，乃昭然若揭。总之，“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叶燮《原诗》之说，可以息争止讼，值得三复斯言。

四、 征引文献的具体规律

征引文献，修辞学称为引用，是诉诸权威的一种修辞方式。作者提供经典的、重要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材料，企图建立坚实的铁案，展示说服的成效。严耕望以为征引文献宜注意以下规则：

（治史）几条具体规律：（1）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2）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3）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4）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严耕望（1916—1996）

，是唐代交通史的专家。行有余力，写了一本《治史经验谈》，提出历史研究的四则具體规律。一，不要忽略反面证据。搜集资料时，发现意见跟我不同，论点跟我唱反调的，就故意丢弃，这是治学的大忌。换句话说，文献去异存同，等于还没研究，结论就出来了。正面的意见、观点类似的，当然要搜集；观点不一致的，颇有出入的，更不能忽略。如果故意忽略，视同湮灭证据，那提出的论点一定是偏颇不全的。因为反面意见视若无睹，没有征引，缺乏陈述，提出的论点没有正反并陈，不见折衷诸家。就如一言堂，患了偏听、偏看，一面之论通常也是偏而不全的。学术研究，是一场理性知性的探索之旅，不宜有过多的爱憎好恶，不宜有过早的预设立场。否则，将会左右全方位的认知，影响精确的判断。反面的数据可能是一面照妖镜，有助于现出原形。所以，不能不搜集运用。论点何以相反，是问题重点。什么原因，应当解说清楚。

二，引用文献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可断章取义。初学者容易犯下列毛病，全文旨意没有看清楚，就撷取其中的片段进行论说。这个片段，也许只见肯定的主张；前面一大段，说的可能是否定的意见；或者透过批评别人的意见，突出自己的主张。只撷取片段，而不及其余，这是引用材料的大忌。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势将偏离真实，都是不可为训的。《淮南子·泛论训》说“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一偏之见所以不可行，断章取义所以不可取。所以，征引文献，解读文献，上下文一定要看清楚。不能掉字、漏句，要看全、看透；切忌看偏或看错。

三，尽可能引用原始的文献，或者接近原始的文献，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或文献。这恐不能一概而论！譬如古书经过今人的精校精注，的确是后期改编过的书，但是古籍精校精注，若成于专家学者，经知名的出版社印行，有口碑，亦值得信赖。譬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凤凰出版社出版物，都是有品牌的。精校精注就算是后人改编过的，也自有其权威性、可靠性。不过，后期改编过的文献，尤其是成于众手的大部头丛书，在征引使用上，就要格外审慎小心。如《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宋人诗话外编》。前二书厚重，各多达十巨册，成于众手。大抵梳理诗话、笔记、文集、日记、语录中，有关讨论文学的材料，汇聚成书。较诸原典文献，多存在偏而不全之缺失。作为数据翻检，了解诸家诗学梗概是可以的；但是撰写论文从而征信援引，仍以回归原始材料为宜。如《苏轼诗话》《黄庭坚诗话》，所辑录文献并不齐全。若欲征引援用，仍应回归苏轼、黄庭坚《文集》《诗集》、笔记、题跋之原典文献为宜。《宋人诗话外编》，专就宋人笔记论诗材料，勾勒成书，汇为二册，颇便翻检参阅。可能受限于编辑体例，或作者认知，若干知名而重要的诗学评论多阙而弗录，如《宋景文公笔记》未录“自成一家”语，《陵阳室中语》未录韩驹诗学主张，俞成《莹雪丛说》不录“活法”说，要皆漏失严重。读者想全面掌握宋人笔记论诗文献，“请循其本”，当回归原始，可以征引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100册。既得其征信，又取其齐全。

四，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征引文献，有可能单凭记忆，未查核原书；也可能任意删取，以成全己意；也可能书缺有间，辗转传抄；也可能执著译本，引喻失义；也可能心术不正，故意断章取义。为求全璧，为求复原，为求访佚，为求征信，为求真实，都必须检查本初原著，核实善本原书。某一条文献或素材，起初得自辗转引用，如果属于关键引文，或重要论据，为检验真理，当然必须查考原典，核实原书。如果打算移作引文，致力深刻与广泛之讨论，进而能破能立，提炼出论点，萃取出精华，更应该选用善本全本，一一核实原著，还其本来面目。不宜造次，不可偷懒，当实事求是，还原素材、文献、史料。

（作者单位：香港树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