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答毛拙庵见招书院》笺释

野夫病卧成疏懒，书卷长抛旧学荒。

岂有威仪堪法象？实惭文檄过称扬。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

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

根据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记载，此诗大约作于正德三年

（1508）岁末，王阳明时年37岁，身处贬谪之地龙场。毛拙庵，名毛科，浙江余姚人，时任贵州宪副，从四品官员，执掌兵备、学政等，是王阳明的顶头上司。毛科与王阳明同为余姚人，有同乡之宜，毛科本应该对身处困境的王阳明有所扶持，但毛科却盛气凌人，以权势强迫王阳明向思州太守跪拜请罪。事情缘起于一件意外冲突。在贬谪之地，王阳明以高尚的道德与高超的智慧赢得了龙场百姓的爱戴，思州太守心生嫉恨，派人来龙场侮辱王阳明，当地百姓闻讯而来，为王阳明抱打不平，将来人痛打出去。此事惹怒了思州太守，思州太守不仅要上报朝廷，还要重罚王阳明。毛科得知此事之后，不问原委本末，派人来龙场命令王阳明到思州太守处跪拜请罪，并警告王阳明，如若不然，定然是大祸将至。王阳明愤然命笔，写下《答毛宪副》书信，在信中，王阳明直言已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宁冒生命之险，不废忠信礼义，明确拒绝向思州太守道歉。毛科与思州太守被王阳明的凛然正气折服，心生惭悔之意，不仅没有降罪，反而对王阳明敬重有加。当时，修葺一新的贵阳书院，缺少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毛科拟聘请王阳明担任教职。思州太守一事，毛科已经给王阳明留下了很坏的印象，因此，面对毛科的聘请，王阳明婉言拒绝，此诗就是王阳明对毛科的答复。

“野夫病卧成疏懒”，言身体有病，不堪繁重之教务。王阳明在龙场确实身体欠佳，他在其他诗中也时常提到病痛，如《凤雏次韵答胡少参》“养疴深林中，百鸟惊辟易”，《赠黄太守澍》“卧疴闭空院，忽来古人车”，但王阳明的身体尚不至于不能担任书院教职，并且王阳明也不排斥通过书院教化诸生，在《诸生来》诗中就曾坦言“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腼”。王阳明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曾经建成了龙冈书院，龙冈书院虽然形制简陋，王阳明却坚信“吾道固斯存”

（《龙冈新构》），慨然以孔子自期，大有“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气象。王阳明在龙冈书院与诸生登山临水，“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

（《诸生夜坐》）；诗酒往还，“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

（《诸生来》），相处非常愉快。王阳明亲自构筑龙冈书院尚且乐此不疲，却要拒绝贵阳书院的邀请，不是排斥书院，而是对毛科的品性人格，心存警惕。“疏懒”一词源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王阳明用“疏懒”一词，意在表明在谦卑的外表下，掩藏着傲岸不屈的人格。

“书卷长抛旧学荒”，言书卷长抛，无可传授之学问，其实这都是王阳明拒绝毛科的托词。有病无学，因病废学，是古来诗家的惯常口吻，如陆游《秋晚书怀》“结庐穷僻新知少，属疾沈绵旧学荒”。王阳明的病是小病，并没有长抛书卷，与之相反，王阳明虽处逆境，却未尝废书不观，作于之前的两首诗足以证明：《西园》“放锄息重阴，旧书漫批阅”，《赠黄太守澍》“经济非复事，时还理残书”。未尝长抛书卷，学问自然不可能荒废，王阳明在龙场期间，曾经著有学术专著《五经臆说》。因此，有病与无学，均是王阳明拒绝毛科的委婉托词。

“岂有威仪堪法象”，“威仪”二字出自《诗经·大雅·抑》：“抑抑威仪，维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郑玄注曰：“人密审于威仪者，是其德必严正也。故古之贤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内，如宫室之制，内有绳直，则外有廉隅也。”朱熹《诗集传》曰：“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仪矣。而今之所谓哲者，未尝有其威仪，则是无哲而不愚矣。”王阳明谦言无哲人之威仪可供师法，按照《抑》篇的逻辑，外无哲人之威仪，乃是因为内无哲人之德，无德而强为师，自然是“靡哲不愚”，难免为他人所笑。王阳明所言无哲人之威仪，乃是暗指受廷杖之耻。正德元年

（1506）二月，王阳明疏救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得罪权奸刘瑾，被去衣廷杖四十，死而复苏。廷杖的奇耻大辱，在王阳明内心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书院乃人文教化之所，刑余之人，临此大任，难免招人非议，王阳明推辞书院聘请，确实有难言之苦衷。

“实惭文檄过称扬”，该句惭愧之中有不满之意。毛科“过称扬”，让王阳明感觉惭愧；但“文檄”二字却透漏出不满情绪。为书院礼聘师长，应该心存礼敬，登门力邀，毛科却以一纸“文檄”相压，如此傲慢无礼的聘请方式，王阳明又如何肯屈就呢？王阳明推辞教职的义理依据来源于《孟子·滕文公》：“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朱熹《孟子集注》曰：“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岂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见之邪？”王阳明拒绝毛科，也是因为毛科对其“招之不以其物”，聘请方式无礼非义。

“移居正拟投医肆，虚席仍烦避讲堂”，颈联与首联是呼应关系。计划移居医肆，是为了疗养病痛，与“野夫病卧”相呼应。躲避书院讲堂，是因为无学问可以传授，与“书卷长抛”相呼应。再次强调有病与无学，无非是说明推辞之意的坚决。从句法结构方面来看，颈联模拟陈师道《酬应物见戏》：“醒心正赖挥毫疾，误笔仍烦送喜来。”

“范我定应无所获”，王阳明在前三联说明了拒绝教职的理由，尾联则是告诉毛科，即使勉为其难，勉强出山，也不会在书院有所贡献，无疑会令毛科失望，“多士”嘲笑。“多士”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朱熹《诗集传》曰：“此承上章而言。其传世岂不显乎？而其谋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众多之贤士，而生于此文王之国也！文王之国，能生此众多之士，则足以为国之干，而文王亦赖以为安矣。盖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传世之显也。”王阳明是反用“多士”之义，既然书院有众多贤士，毛宪副又何必舍近求远，聘请病卧之野夫呢？况且，王阳明持身甚严，坚守节操，不会做“枉尺直寻”之事。在教育理念方面，王阳明与贵阳书院之间可谓是南辕北辙，差异甚大。不仅是贵阳书院，当时几乎所有书院的教育目标都是围绕着科举展开，书院教育和学生读书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考取功名，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理念对读书人的腐蚀很大。王阳明的教育理念与当时的书院迥然有别，他认为读书人应该追求的第一等事是成圣贤，这种理念早在王阳明十一岁时就已经确立

（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之后在娄谅、湛若水等师友的勉励下，王阳明立志做圣贤的志向更为坚定。即使在贬谪之地龙场的困顿生活中，王阳明不仅从来没有放弃过做圣贤的理想，反而以孔子、颜回、曾点等圣贤作为师法对象，如《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其一曰：“夷居何有陋，恬淡意方在。”典出《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其三曰：“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箪瓢子”是指颜回，典出《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诸生夜坐》：“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典出《论语·先进》：“‘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龙冈漫兴五首》其二曰“人间不有宣尼叟，谁信申枨未是刚？”典出《论语·公冶长》：“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在成圣贤的道路上，功名利禄的诱惑牢不可破，尽管王阳明不排斥考取功名，但是他坚决反对把考取功名作为读书的终极目标，以至于放弃了成圣贤的志向，这就是王阳明反复强调的科举之害在于“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书院诸生已被科举夺志者比比皆是，多数学生早已胸无大志，更遑论学为圣贤。读书人若无成圣成贤的志向，其危害甚大，正如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所言：“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功利主义盛行的书院与王阳明学为圣贤的教育理想有很大鸿沟，这也是王阳明拒绝贵阳书院聘请的一个原因。

“空令多士笑王良”，“王良”典出《孟子·滕文公》：“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朱熹《孟子集注》曰：“或曰：‘居今之世，出处去就，不必一一中节，欲其一一中节，则道不得行矣。’杨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王阳明用“王良”一典，意在表明“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之意。

概括起来说，王阳明此诗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用典浑融，充满理趣。

此诗有多处用典，并且典故出自《诗经》《孟子》等儒家经典，相对于历史典故而言，以义理见长的典故运用到诗中的难度更大。这就要求诗人才学兼备，有更高的诗学技巧，正如《文心雕龙·事类篇》所言：“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王阳明可谓是才学兼擅的诗人，在十一岁时创作的《金山寺》《蔽月山房》两首诗，已经令人“大惊异”，之后沉潜诗文多年，又得茶陵诗派宗主李东阳指点，学养日深，诗学精进。以此诗而论，王阳明用典浑融，不刻意求工，而自然工稳，浑然天成。通过儒家经典的穿插点缀，我们不难看出身处困境的王阳明的精神归趋，孔子、孟子等儒家圣贤的典范人格为王阳明的出处去就提供了可资师法的义理准则。王阳明此诗既非情节完整的叙事诗，也非直抒胸臆的抒情诗，而是充满儒学兴味的理趣诗，当然，这与王阳明心学家的学术修养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抑扬吞吐，婉而多讽。

此诗几乎整体摹拟杜甫《有客》，杜诗曰：“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谩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莫嫌野外无供给，乘兴还来看药栏。”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说：“来访的这位‘佳客’大概是个地位较高的官僚，他仰慕诗人之名，前来相访，并非杜甫的文章知己，所以诗中的言辞较为客气，感情亦平淡。仔细体味，会感到诗人貌似谦恭后面的一丝傲岸之气。”王阳明自觉地摹拟《有客》，对感情的抒发不是排山倒海而来，而是低回婉转，内敛节制。此诗言内之意是谦和自抑，婉言谢绝；弦外之音却是持守节操，傲骨嶙峋，言内之意与弦外之音密切配合，真情实感隐藏于应酬客套之中，是杜甫《有客》以后的又一篇佳作。

当然，在日后更加频繁深入的交往过程中，王阳明对毛科以及贵阳书院的态度也有一些转变。在毛科致仕之后，提学副使席书再次邀请王阳明执掌贵阳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钱德洪《王文成公年谱》），席书的心诚礼恭，使王阳明难却盛情，最终接受了贵阳书院的聘请，并培养了大批人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史称“黔中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