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曹魏崇文观

崇文观是三国时期兼唯一具备馆阁形态的文馆，存在于曹魏前期。因为着重培养年轻学子，造就文学人才，而在魏晋文馆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文馆史的角度，目前学界对它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对于像曹魏这样的文学初盛却又资料缺乏的时代，加强这一研究尤有必要。造成研究滞后的原因有三：一是典籍对它的记载过简，正面的史料仅《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一条；二是后代对此馆的称引，都承用前代旧说，不仅记载混乱，而且多有错误；三是因为受了《文心雕龙》误说的影响，把它当成了文学之馆。由于以上三点，学界对它的设置目的、性质作用、学士选任、文馆活动、发展变化都不清楚，甚至还存在某些错误，有必要就上述问题做出解答。

崇文观始置于魏明帝青龙四年（236），史载这年“夏四月，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三国志》卷三《明帝纪》）。不久就任命著名学者王肃出任崇文观祭酒，主管观内事务。地点据《河南通志》卷五二，在魏都洛阳皇宫。建在宫中，主要是出于汉魏文馆建置的先例和习惯。两汉藏书机构多设在宫中，依傍宫殿而建，崇文观承袭两汉馆阁制度而来，其建置也是如此，也体现了这一规律。其所依托的宫殿，本名崇文观，遂循汉代惯例，以宫殿名为馆阁名。而取名崇文，也寄寓了统治者的修崇文德、提倡儒学之意，其设置背景是汉魏帝王的崇文重学。《册府元龟》卷四将曹魏置崇文观一事列入《帝王部·好文》，序云：“王者奉若天时，顺乃人理，来同区宇，班政函夏，风教所资，文学为始。故圣明之世，寤寐以求。听赋诵之声，览骈丽之作，则欣闻想见，恨不同时。延鸿笔之士，辟词林之馆，则讽上化下，赓唱迭和，盖以润色皇猷，助成盛业。”所述即阐明了帝王崇儒重学和创置文馆的内在联系，表明只要时运太平，帝王就会延儒生，辟文馆，置学士。大概自西汉中叶起，好文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大势。武帝好辞赋，宣帝好楚辞，都曾招引文人进入书馆侍从供奉，应制作赋，首开其风。东汉明帝、章帝皆雅好文章，又承袭前制度，招揽词人，文人得幸。贾逵班固，作颂著书，应对左右。魏世三祖更加好文。武帝雅爱诗章，文帝妙善辞赋，陈思王下笔琳琅，其公府和王府中都词人汇集，文雅之风荡漾。高贵乡公曹髦长于书疏文章，尝幸辟雍，命群臣赋诗，在宫廷兴起君臣集体创作之风。明帝置崇文观不过是汉魏君主好文举动的一个环节，应当放在这个大背景、大趋势中去考察、去理解才有意义，孤立地看待它确实看不出什么。

崇文观具备馆阁形态，这从《三国志》的记载即可得知。该书《明帝纪》记其建置，作“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艺文类聚》卷六三、《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册府元龟》卷四同。“置”即创置、设置；“征”即临时征召，因事征集。古籍中记兴办文馆，凡曰“征”曰“集”，都属临时建置，非经国之常制，这里的“征”，亦当作如是观。至于“善属文者”则是指学士选拔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前面并未明确交代这些“善属文者”的身份、来历。只是从其他史料看，可以断定征的不是民间文学之士，也不是朝官中的善属文者，而是皇室勋贵子弟中的擅长属文者，是为培养他们属文的才能而设置的。《三国志·王肃传》说：“后肃以常侍领秘书监，兼崇文观祭酒。”记其职官任命，而曰“兼”曰“领”，表明其本官为散骑常侍，兼官为秘书监，皇帝是要他以散骑常侍的职事官身份去兼秘书监之职。至于崇文观祭酒则是此次新设，属于权制，朝廷以王肃博学有威望，故把这项事务交他兼管，作“兼”表明是一种临时性职务。这种命官任职方式，同后世的征某人入馆充学士、命某官依前充学士、招引才学之士入馆充学士没什么两样，隋唐文献中类似例子有一百多个。被选来的人一般都有官资，有俸禄，即使不是官员也多出身贵族，非平民之身。总之，这些史料从命官方式、人员选拔、资历任遇上表明了曹魏崇文观的文馆性质，说明它不是一个官署，而是一个文馆。具体说来是属于古代文馆系统中的学馆，不是纯粹的文学之馆。

刘宋的总明观祭酒也是主管国学的兼官，与王肃担任的崇文观祭酒性质相同。晋末宋初战乱迭起，建国以后又内乱不已，局势不稳，国学久废，直到宋明帝时情况才稍微好转，明帝遂于泰始六年置总明观，权充国学，置祭酒一人总领其务。内设玄、儒、文、史四科，每科置学士十人，作为学馆的主体。管事者有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干一人、门吏一人、典观吏二人。平时的馆务是培训生徒，掌治五礼。刘宋总明观的这套做法，仿效的很有可能就是曹魏的崇文观，其职官设置和人员体系可为我们提供参照，可据此推想曹魏崇文观也当如此，祭酒之下，当根据需要设有数科，每科置有学士数十人，馆中有办事吏员若干人。学士在馆，平时的事务就是修读经史，练习文学。名为学士，实为学生，与古代那种著撰文史、编校图书的馆阁学士名同实异。

崇文观设置的青龙四年正当曹魏前期，青龙之后还有景初，明帝之后还有曹芳、曹髦、曹奂三少帝，为时长达二十五年，才国亡入晋。入晋以后，因为改朝换代，并未再置，曹魏三少帝时期也未得到很好的延续，所以崇文观在《三国志》的后半部分及《晋书》中就都不见记载，找不到实例。曹魏自齐王曹芳以后就是司马氏专权，皇权旁落。崇文观在此情况下，必定没有得到扶持，故迅速衰落，加上馆中也未像南朝隋唐文馆那样常态化地开展学术文化或文学活动，只是从事普通的经学教学活动，征集的学士也是些普通的皇室勋贵子弟，而不是名公巨卿、文坛宿老，所以关于崇文观的细节也就无人得知了。这意味着崇文观的黄金时期只有明帝一朝，三少帝朝可能还有些余波，入晋以后，它就全然消亡了。

崇文观的具体性质，史未明言。但据现存史料推断，它是魏国设立的一个贵族学校，并不是因君主好文而设的文学馆。学士来源不是朝官，而是皇子和勋贵子弟。征集的不是文坛的“鸿笔之士”，而是皇室勋贤子弟中的那些粗解篇章者。辟的不是“词林之馆”，而是培养皇室勋贵子弟的学馆。今《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追溯初唐崇文馆的来历，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曹魏崇文观，指出它是唐代东宫文馆的远源。通过这种前后文馆的内在联系，我们得知曹魏设置的是一座贵族学馆，其设立是为了让皇室子弟粗知经学，懂得文艺，能赋诗文，而不是让大臣中的能文者跟着皇帝属文赋诗。馆中学子都是贵族子弟，不是皇帝侍臣，不具备官员身份，自然不可能如此。而懂得经史文艺则可在当时社会立足，所以统治者有在宫中兴学的考虑。那时社会上最为看重的就是经史文艺之事，一个贵族子弟懂得这些知识，具有这方面的才艺，就有生存能力，并且能有美誉，得官位，与贵族和士人交游，好处多多，所以皇帝在国家政局趋稳后，就设置此馆，来培养他们经史文艺方面的才华和能力，这应当是明帝设置崇文观的初衷。其所崇之“文”不仅包括文艺，而且兼指经史，此三者在汉魏间均属文学范围，都在学习之列。可见这个所谓崇文观的设置，原来带有较强的务实性，是一座以知识和能力培养为目的的学校，不是纯粹从发展文艺着想的，这是它的一大特色。

受曹魏崇文观的影响，两晋南北朝还出现了几个类似机构，也是学馆，而不是文馆。魏亡以后，前凉张轨于西晋末年，官拜凉州刺史，仿效魏制，于河西征集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他立的也是座贵族子弟学校，崇文祭酒是他任命的主事官。他的这一举措紧承曹魏之后，表明前代典型犹在。这条材料虽是侧面的，但却能说明曹魏崇文观的性质，表明它正是后世东宫文馆、太子学馆的渊源。此后的南北朝亦有崇文馆之设，性质一如曹魏崇文观。《文选》卷四六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协律总章之司，序伦正俗；崇文成均之职，导德齐礼。”据《文选》该条李善注，这里的“崇文”是用典，源出魏明帝所置的崇文观，指的却是南齐新置的国子学。将其与成均对举，说明它是国家太学，性质与秦汉太学、唐国子监同。《文选》“六臣注”张铣曰：“崇文、成均，文学官也。言理道德之本，齐礼乐之先。”进一步点明南齐所置“崇文成均之职”的性质和作用。据《北史》卷八一《儒林传序》，周世宗即位，“敦尚学艺，内有崇文之观，外重成均之职，握素怀铅、重席解颐之士，间出于朝廷；员冠方领、执经负笈之生，著录于京邑。济济焉，足以踰于向时矣”。北周的这个崇文观承自北齐，亦为学馆，用于教育皇室子弟，指导其读书习艺，设在内廷，故王融、李延寿举以与外朝的国子监对应。它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之馆，但也不无修习文学的性质，和当时文学的发展也不是全无关联。唐代崇文馆和弘文馆的情况与此相近。《唐六典》卷八：“弘文馆学士，无员数。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宋元嘉有玄、史两馆，宋太（泰）始至齐永明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训生徒，若今弘文馆之任也。”这段话包含了汉魏学馆和文学馆两类馆阁，其中魏崇文观、宋元嘉玄史二馆、宋齐总明馆都是以训生徒为主的学馆，学生平日在馆，主要的事务就是修习经史文艺，并未限于文学一途。《文苑英华》卷二七阎随侯《西岳望幸赋》：“若乃诗书礼义之府，礼乐典章之则，设金马石渠之署，修成均崇文之职。”这段话实际上也把崇文观的学习内容和事务范围交代清楚了。《文苑英华》卷六九九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唐兴，“置成均之职，刘董与马郑风驰；开崇文之馆，扬班与潘江雾集。搢绅先生，聚蠧简于内；轩使者，采遗篆于外。刊正分其朱紫，缮写埒于丘山。”这则是就唐代崇文馆而言之，兼及馆中论经、校书、撰文等日常事务，不是在说曹魏崇文观。尽管如此，但毕竟是承此而下，故对读者理解崇文观及其影响也有启发作用。

唯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对崇文观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云：“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把篇章之士解说为朝士，将崇文观说成制诗度曲的文学之馆，以为它是南北朝惯见的那种文学馆，其实是个误解。刘勰为人长于文学，短于史学，他的《文心雕龙》中，只要言及史学就多出错误，例子多见。这里他并未细考曹魏崇文观制度，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这样的笼统叙述，其实不见得有什么真凭实据，所写多半为他平日读书得来的主观感觉，而不一定是客观事实。从文意上看，明帝制诗度曲，乃是一事；“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又是一事；“何刘群才，迭相照耀”，此又一事，三者之间，未必有很大的必然联系。“篇章之士”是说学士征入的条件限于皇室成员和勋贤子弟，有严格的身份限定，只是正史没有载明这一点，易致疑惑。“崇文”不是后人理解的推崇文学，而是指培养后代的经学及文艺技能，以体现天子的崇文之意，是有特殊政治含义的。故他的这番话只能用来说明魏晋好文的风气，不可据以考曹魏崇文观制度。何指何晏，刘为刘劭，此二人为朝官，非王子，并未入崇文观。

《通典》卷三记崇文观职能云：“崇文馆学士，魏文帝始置崇文观，以王肃为祭酒。其后无闻。贞观中，置崇贤馆，有学士、直学士员，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弘文馆，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后周有崇文馆，皆著撰文史、鸠聚学徒之所也。”其中“教授诸生”“著撰文史、鸠聚学徒”说的是崇文观的职能、作用。这些意思若改以《唐六典》的话来概括，则可精炼为“司撰著”和“训生徒”两项，其中“训生徒”三字实已兼曹魏崇文观而言之。以训生徒为主，这即是曹魏给它的功能定位。生徒平时在馆可以自由撰著，属文赋诗，但这不是他们的本位，不能看到史书中有“征善属文者”“征篇章之士”之类的字样，就径直认为是文学馆阁。

[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馆阁制度与北朝文学研究”（课题编号：16K033）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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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美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