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肇淛《五杂组》中的读书理念

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山水劳人，明长乐（今属福建）人。他博学多才，善诗文，嗜藏书，勤于著述，“居常喜博览自‘六经’、子、史，以至象胥、稗虞、方言、地志、农圃、医卜之书无不蓄，亦无所不潄其芳润，淹通融贯，随叩随应，更无所疑难。故发为诗文，宏畅丰瞻，一泻千里。”徐《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小草斋文集》附有《小草斋诗集》《游燕集》《五杂组》《文海披沙》《滇略》《百粤风土记》《长溪琐语》等著作三十余种，内容广泛，对晚明闽中文坛影响甚大。笔记《五杂组》是其代表著作之一。《五杂组》共十六卷，内容包罗万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所不记，“囊括包举，六合内，六合外，靡不存且论也”（潘方凯《〈五杂组〉跋》）。作者对此书亦颇自许，《寄徐兴公》认为“大率王琅琊《宛委》、胡元瑞《笔丛》之类”（《小草斋集》卷二十一）。

谢肇淛为饱学之士，《五杂组》集中体现了他的读书理念，论及读书态度、读书方法、读书与治学、读书与治世等方方面面，不乏真知灼见，足以“发人蒙覆，益人意智”（李维祯《〈五杂组〉序》）。

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读书是人类特有的文明行为，是人们修身、养性、明理的主要方式之一。科举取士制度出现后，读书与功名利禄日益联系起来，读书人动机不纯、不正，过分功利化、庸俗化的读书目的，得到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神童诗》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寒门子弟期盼着一朝登科，鱼跃龙门，光宗耀祖，升官发财。谢肇淛分析科举制度造成的读书弊端，说：

唐及宋初皆以诗赋取士，虽无益于实用，而人之学问、才气一览可见，且其优劣自有定评，传之后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义兴，而聪明才辩之士妥首帖耳，勤呫哔之不暇矣。所谓变秀才为学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国家，始为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杂科，而国家则惟有此一途耳。士童而习之，白而纷如，文字之变，日异月更，不可穷诘，即登上第、取华者，其间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刍狗，不足以训，今不可以传后，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经世务，不知国家何故而以是为进贤之具也？宣、正以前尚参用诸途，吏员荐辟皆得取位卿相，近来即乡荐登九列者亦绝无而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应，虽名公钜卿往往出于其间，而欲野无遗贤终不可得已。后有作者，人材荐辟之途，断所当开，而用人资格亦当少破拘挛可也。（《五杂组》，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他批评科举制度“变秀才为学究”，既“不足以裨身心”，又“不足以经世务”，科举制度培养的不是真正的读书人，不是真正的贤才。晚明时，科举弊端越发凸显，世风日下，人心浮躁，谢肇淛痛陈时弊，说：“今之号为好学者，取科第为第一义矣，立言以传后者百无一焉，至于修身行己则绝不为意矣，可谓倒置之甚。”“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越来越多的人将修身立言的读书理念抛诸脑后，读书极端工具化、异己化，仅仅视为进身之阶，成为博取“朱紫”富贵的捷径与手段，学风因此更加颓败，读书风气愈发庸俗化。他批评急功近利的读书行为，指出子弟贤愚不在“穷达”，而在“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说：

裴晋公有言：“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其间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则天也。”叶若林云：“后人但令不断书种，为乡党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则天也。”此二语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贵耳，非真能教之读书也，夫子弟之贤不肖，岂在穷达哉？有富贵而陨其家声者，有贫贱而振其世业者，未可以目论也。

痛惜“好利之人多于好色，好色之人多于好酒，好酒之人多于好弈，好弈之人多于好书”的社会现象，直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劝世之语俗陋不堪。

读书是古代文人的生活常态，他们以读书娱情悦性，是“悦读”，而不是苦读，古人对读书之乐的感受也多有体会。谢肇淛说自己“读未曾见之书，历未曾到之山水，如获至宝、尝异味，一段奇快难以语人也”。他以闲雅之笔描述这种难以言表的读书之乐：“凄风苦雨之夜，拥寒灯读书，时闻纸窗外芭蕉淅沥作声，亦殊有致。此处理会得过，更无不堪情景。”“雨打芭蕉，拥灯读书”的诗情雅意和如游山水、如品珍味的读书乐趣，这是谢肇淛心中的极乐世界，自非恶俗之人可以领悟到的。谢肇淛以科名入仕，但他并不主张为博取功名而彻夜苦读，认为读书是修身、明理、资学，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以身殉科第实是不智之举：

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盖人当是时诸血归心，一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余尝见人勤读，有彻夜至呕血者，余尝笑之。古人之读书明义理也，中古之读书资学问也，今人之读书不过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庄子》所谓“臧谷异业，其于亡羊均”者，此之谓也。

勤读彻夜至呕血，只不过以取科第，只是追名逐利之徒，已经远离读书真谛了。

谢肇淛认为读书有成是有条件的，既要有书能读，又要有一定的天赋与悟性：

好书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牙签锦轴，装潢炫曜，骊牝之外一切不知，谓之无书可也；其一，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不事讨论，徒涴灰尘，半束高阁，谓之书肆可也；其一，博学多识，矻矻穷年，而慧根短浅，难以自运，记诵如流，寸觚莫展，视之肉食面墙诚有间矣，其于没世无闻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运，古人犹难之，况今日乎。

如果只是图浮名，炫装潢，只藏不读，等于无书；尽力搜求，只贪量多，不论内容，束之高阁，只能算书肆；勤于记诵，却缺乏悟性，难于理解运用，没有真知卓见，仍属不学无术之辈。要做到“知而能好，好而能运”，才是谢肇淛首肯的读书上乘境界。谢肇淛对好书之人“三病”的批评非常值得今人借鉴。悟性之外，勤奋也是读书有成的必要条件，即使天资聪慧，不勤学也难以成才。他说：“其有不事搜猎，造语精进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砻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废学，良可惜。”高才而废学，实为憾事。

谢肇淛总结自己多年的读书经验，认为读书与著书相辅相成，而藏书的益处则在于读书治学提供方便：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不同年龄，读书不同，读书要总结经验，讲究方法。要勤奋读书，勤记、勤用，动手、动笔，用心思考。不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谢肇淛深刻认识到启蒙教育对读书治学的影响，说：

今天下读书不识字者固多，而目前寻常之字，误读者尤多。其于四声之中，上、去二声极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时，授书塾师皆村学究，讹以传讹，及长则一成而不可变，士君子作数篇制义取科第，其于经籍十九束之高阁矣，谁复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传众咻，世亦不见信从也。故欲究四声之正者，当于子弟授书之时逐字为之改正，然与世俗不谐，骇人耳目，人反以为侏矣。如上、下、动、静等字，皆当从上声，人有不笑之者乎？

字词的读音，文章的句读，一字一词，一句一文，启蒙之时的正确教导至关重要，文字、音韵是基础，童子功一定要打牢，否则，误读误解，以讹传讹，贻害甚远。

汉语崇尚简约，没有繁琐的语法规则，文章的灵动与韵味，需要灵心慧性，悉心品味，方能领会其中妙处。因此，古人读书十分讲究悟性，重视灵感，即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博览”则是获得这种“悟性”不可或缺的途径和基础，是历代学者极力推崇的读书方法。谢肇淛自述“八九岁即好观史书，至于乱离战争之事，尤喜谈之，目经数过，无不成诵；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后乃得《史记》《汉书》及《朱子纲目》读之，凡三四过”。以亲身经历强调读书博览的重要性，说：“读书者，不博览稗官诸家，如噉粱肉而弃海错，坐堂皇而弃台沼也，俗亦甚矣。”又说：“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钩索奇僻而遗弃经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议论必引《书》或《诗》以证之；今人为文，旁探讴谚而不知引经，是为无本之学矣。”谢肇淛兴趣广泛，博览诸家，经、史、子、集，无所不读，认为读书仅仅“专”是不够的。踏步强调博古还需通今，不能做书呆子。读书不能只求“奇僻”，满足好奇心，学要有所本，“四部”中，经、史最为重要，舍弃经、史，是为“无本之学”。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谢肇淛强调独立思考，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说：

博学而不能运笔，天限之也，陆澄、刘杳是也；高才而苦无学术，人弃之也，戴良、李贺是也。然以才胜者，患其跅驰，可以陶铸，若徒书厨、经库，吾末如之何也已。

仅仅博学是不够的，还要会写；仅仅有才是不够的，还要有学识。读书要善于思考，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若只能复述古人、他人的思想，那么其人充其量不过是“书橱、经库”而已，终将为人所弃。

传统儒学要求读书人修身、齐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谢肇淛也认为学术与治世密不可分，说：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语，莫非危微精一之训。彼其人皆神圣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下乎此者，便当纳约自牖，就其聪明之所及而启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于颜、曾，不绝克复、一贯之训，而于伯鱼，不过学《诗》、学礼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长则就其长而扩之，主有所短则就其短而翼之，时当治平则当陈润色之略，时值丧乱则当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晓，简易而可行，求有益于世而已。宋人硁硁守其所学，必欲强人主以从己，若哲、徽、宁、理，皆昏庸下愚之资，而哓哓以正心、诚意强聒之，彼且不知心意为何物，诚正为何事。若数岁童蒙，即以《左》《国》、班、马读之，安得不厌弃也？

他强调读书人要学有所用，大公无私，有担当精神，关心现实，于君国大事，应当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既不可固执己见，欲强人主以从己，也不可做书呆子，只会空谈正心、诚意，误君误国。

谢肇淛还对“文章穷而后工”之说提出自己的见解，说：

人有恒言：“文章穷而后工。”非穷之能工也，穷则门庭冷落，无车尘马足之嬲；事务简约，无簿书酬应之繁；亲友断绝，无征逐游宴之苦；生计羞涩，无求田问舍之劳。终日闭门兀坐，与书为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独此也，贫文胜富，贱文胜贵，冷曹之文胜于要津，失路之文胜于登第，不过以本领省而心计闲耳。至于圣人拘囚演《易》，穷厄作经，常变如一，乐天安土，又不当一例论也。

贫穷失意者往往能写出文采出众之文，究其原因，并非“文章憎命达”，而是贫困不得志，反倒没有俗事缠身，一心读书，日久其文自工。

大厦将倾的晚明时代，社会上弥漫着末世情怀，物欲横流，流弊丛生，身处其中的不少读书人也难免与世沉浮，谢肇淛却依然坚守着读书人的传统本色，延续“读书种子”，他的读书理念也因此显得弥足珍贵。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