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人的戏谑

幽默是人类天性，中国古人亦不例外。作为南方政权，六朝辖区主要在长江流域，相对于黄河所经北方地区，其自然环境则要优越得多，而物质条件优渥与文化繁盛密切相关。六朝烟水，鱼米之乡，人民谋生较易，精神亦享有余裕，生长于富庶温柔之乡的江南，经学式微，思想宽松，士人左琴右书，腹笥充盈，文学造诣较深，故此，文人戏谑，似乎压过了武士械斗，以文为戏，亦成时尚。南人和北人杂处共居，文化碰撞，更激发士人的幽默感，各种笑料乃士人之谈助。于是，在文人雅士生涯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它们是生活的调剂品。观刘义庆所编辑的《世说新语》之《排调》《轻诋》等，时人之好调笑，幽默细胞之发达，于此可见一斑。翻检关乎六朝的文献，里边记载文人间相互调侃的片段，令人不禁莞尔，笔者随手记下，以博同好者之一粲耳。

刘勰《文心雕龙·谐》篇云：“‘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诙谐，就是用语辞来开玩笑，因而，历史上具有幽默感者，“诋嫚媟弄”，兴会万端，逗乐众人；《文心雕龙·谐》篇又云：“‘’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隐语与后世借助语辞来制造谜语，以供竞猜谜底，颇有相似之处。刘勰将“谐”与“”勾连起来，人与人开玩笑是寻常事，然而，以文字游戏的形式，来开一个高智商或高文化的玩笑，亦谈何容易，因此，六朝文士似乎就独擅胜场了。

《南史·文学列传·卞彬传》记述：“彬险拔有才，而与物多忤。齐高帝辅政，袁粲、刘彦节、王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称兵反。粲、蕴虽败，攸之尚存。彬意犹以高帝事无所成，乃谓帝曰：‘比闻谣云：“可怜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鸣死灭族。”公颇闻不？’时蕴居父忧，与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谓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当败，故言哭也。列管谓箫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后常于东府谒高帝，高帝时为齐王。彬曰：‘殿下即东宫为府，则以青溪为鸿沟，鸿沟以东为齐，以西为宋。’仍咏诗云：‘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摈废数年，不得仕进。乃拟赵壹《穷鸟》为《枯鱼赋》以喻意。”在宋齐易代之际，褚渊，字彦回，他是宋朝的贰臣，《南齐书》本传记其“轻薄子颇以名节讥之”，而袁粲、王蕴和沈攸之等皆反对萧道成篡宋，堪称宋朝死节之臣，当袁粲和王蕴由于谋反被杀，而沈攸之起兵于荆州，誓与萧道成决一死战，在其前程未卜之际，卞彬居然敢直面萧道成，也就是南齐朝的开国之君，借助自己杜撰的谣谚体谜语，实际上具有“”的特点，来表达对褚渊首鼠两端之不屑，而且寄希望于沈攸之出师告捷，等到那时，恶有恶报，褚渊绝无好下场，而谋篡之主萧道成，也就是卞彬面前的这位齐高帝，则会死得更惨。甚至在刘宋大势已去的时候，卞彬还建议尚未登基的齐王萧道成“以青溪为鸿沟”，宋、齐分治，不要取代宋朝，竟敢如此放言无忌，从其文辞机敏之背后，也可以看到卞彬的铁骨铮铮与大义凛然。

当然，对于不顺从者，犹如汉光武之于冯敬通，齐高帝即使不杀他，也绝不让他有好日子过，卞彬自然陷于窘迫之中。《南史》本传记载：“后为南康郡丞。彬颇饮酒，摈弃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蜗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缊，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堕，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澣沐失时，四体，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淫痒渭濩，无时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谚言：“朝生暮孙。”若吾之蝨者，无汤沐之虑，绝相吊之忧，晏聚乎久袴烂布之裳，复不懃于捕讨，孙孫子子，三十五岁焉。’其略言皆实录也。”卞彬作文，属后汉赵壹辈之流亚，愤世嫉俗，诡谲夸饰，善于哭穷。此《蚤蝨赋序》相对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在描写自己生活邋遢方面，可谓“后来者居上”，岂止放浪形骸，不修边幅，甚至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而其人生活状况如此不堪，实际上控诉了自南齐建国以来，卞彬所遭受的迫害，这就是做前朝义士必须付出的代价！《南史》本传接着又叙述：“又为《禽兽决录》。目禽兽云：‘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鹅性顽而慠，狗性险而出。’皆指斥贵势。羊淫佷谓，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鹅顽傲，谓潘敞；狗险出，谓文度。其险诣如此。《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暗水，唯朝继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文章传于闾巷。”卞彬好以家畜和家禽以及蛤蟆来比拟自己所不喜之人，虽然其天性尖刻，或好故弄玄虚，但是，以刀笔为利器，令读者可发一噱的同时，那些被卞彬所奚落的权贵，几乎猪狗不如，他们的人设就崩塌了，可以想见卞彬勇者不惧、笔力千钧！

《南史·文学列传·高爽传》云：“时有广陵高爽，博学多材。刘蒨为晋陵县，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蒨为县，蒨遣迎赠甚厚。爽受饷，答书云：‘高晋陵自答。’人问其所以，答云：‘刘蒨饷晋陵令耳，何关爽事。’又有人送书与爽告踬，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无食，何不货羊籴米。’孙抱为延陵县，爽又诣之，抱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县阁下过，取笔书鼓云：‘徒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受打未讵央。’爽机悟多如此。坐事被系，作《镬鱼赋》以自况，其文甚工。后遇赦免，卒。抱东莞人。父廉，吴兴太守。抱善吏职，形体肥壮，腰带十围，爽故以此激之。”高爽性格冷僻孤傲，对于刘蒨之前倨后恭，他睚眦必报；而有人求他施以援手，他表现得十分冷漠，一毛不拔；虽愤懑于世态炎凉，可是高爽亦应反躬自问。后来孙抱对他不够礼遇，他就题字鼓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然而以鼓为嘲，其比喻之贴切，语辞之刻薄，亦确能令人忍俊不禁。

《南史·文学列传·仲明传》述及：“初，仲明与刘融、卞铄俱为袁粲所赏，恒在坐席。粲为丹阳尹，取铄为主簿。好诗赋，多讥刺世人，坐徙巴州。”卞铄作诗赋以讥刺世人，其作品多有评判的锋芒，可见当时以文字来讽刺丑类，几乎成为当时文坛的风气。

《宋书·谢灵运列传》云：“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长瑜文才之美，亚于惠连，雍、璿之不及也。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轻薄少年遂演而广之，凡厥人士，并为题目，皆加剧言苦句，其文流行。义庆大怒，白太祖除为广州所统曾城令。及义庆薨，朝士诣第叙哀，何勖谓袁淑曰：‘长瑜便可还也。’淑曰：‘国新丧宗英，未宜便以流人为念。’庐陵王绍镇寻阳，以长瑜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行至板桥，遇暴风溺死。”何长瑜与宗人何勖书信中，按捺不住自己对临川王刘义庆州府僚佐某些人的轻蔑和鄙视，因此写下：“陆展染鬓发，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诸如此类的打油诗。而此诗所嘲讽的陆展，他染发以取悦小妾，可是青春小鸟一去不复返，苦于白发破皮而出，还是遮掩不住，此诗挖苦了老男人的烦恼。而这种嘲人之诗居然流传出去，不胫而走，轻薄少年竞相仿效，被嘲之人越来越多，成为戏谑的狂欢，这令刘义庆大怒，按周一良先生《刘义庆传之“世路艰难”与“不复跨马”》一文，揭示刘义庆“唯恐政治上遭猜忌”的心态（载《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刘义庆要保持低调，以免惹祸，而何长瑜不免轻佻，因而遭贬谪，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两军兵戎相见，首先使用的文体是檄。南朝宋初建之时，《宋书·庾登之传》载：“晦时位高权重，朝士莫不加敬。”谢晦曾经显赫一时，宋文帝要消灭谢晦，谢晦率军抵抗，观其表、檄之类文字，按《南史·袁湛传》之《袁传》载袁子袁戬曰：“一奉表疏，便为彼臣，以臣伐君，于义不可。”可见谢晦首先上表，乃表示自己与宋文帝君臣关系尚未破裂，希望文帝赦罪。然而不获宽恕，势已无法转圜，于是发表檄文，想做最后一搏。按《文心雕龙·檄移》篇云：“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或违之者也。”可见檄文用以表示矛盾已经激化，双方关系彻底破裂，已经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接着谢晦又上一表，这是武力抗争之余，感到力有所不逮，怀着侥幸的心理，想获取回旋余地，可是兵败如山倒，谢晦终难逃一死。虽根据《宋书·何承天传》记述，谓这些表、檄出自何承天手笔，但是亦真切地表达谢氏陷于灭顶之灾时的心声，尤其《悲人道》充分表达了谢晦人生的感慨，字字血泪，催人泪下。

从谢晦的一表，二檄，三又表，反映了檄文属于十分独特的文体，把一己的冤屈、仇恨，以及对方的罪恶滔天，罄竹难书，都要凝聚在字里行间，所追求者，乃文字的穿透力和威慑力，从而鼓舞同仇敌忾的士气。《宋书·臧质列传》记述：“二十八年正月初，焘自广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便与之。焘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开攻道，趣城东北，运东山土石填之……”南朝宋与北魏两军对垒，拓跋焘向臧质索酒，这是故意表示轻蔑的行为，而作为守方的臧质不肯示弱，竟然以屎和尿送给来犯之敌，此激怒拓跋焘，于是城外城内展开激烈的攻防之战。

《宋书·臧质列传》又云：“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拓跋氏属于鲜卑族之一支，他告诉臧质，他所派遣包围盱眙城的士兵尽非鲜卑族人，他们分别属于丁零、胡及三秦氐、羌族之人，拓跋焘驰书臧质，和盘托出其险恶用心，告诉臧质乐见南军将士多多杀敌，我的目的就是借刀杀人，你所杀的那些异族兵士，正是我心腹之患，你杀此辈越多，就越助我减轻压力。借此亦可一窥北朝政局中鲜卑与其他种族之间的关系，拓跋氏如此蛇蝎心肠，若令那些浴血奋战的“非我族类”者闻见，不知会否反戈一击？

《宋书·臧质列传》又载录臧质答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脚，屡犯国疆，诸如此事，不可具说……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生全，飨有桑乾哉！但尔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剿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粮食阙乏者告之，当出廪相饴。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邪！’”按照《文心雕龙·檄移》篇，臧质和拓跋焘书信往还，具有檄移的特质，所以必须写得剑拔弩张，厉辞如雷，要在声势上先胜对方一筹。上述臧质的答书连用几个“死”字，震慑拓跋焘，诅咒他难逃一死，至如“载以一驴”云云，则洋溢着戏谑的气息，果然令拓跋焘大怒。于是，拓跋焘乃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此番叙述，环环相扣，层层升级，到了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地步，而书信中的文字，恰好烘托出两造几乎青筋爆裂般的虎視眈眈，故而极具戏剧效果。

《宋书·臧质列传》记录战争：“虏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虏死者与城平。又射杀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过半。”最后拓跋焘率军遁走。

这场发生在宋元嘉二十八年的南北战争湮没在古战场的尘埃之中，可是，观两军对垒主将之间互相恫吓的书信文字，既杀气腾腾，又夹杂着鄙夷的嘲弄，折射出此次鏖战的血腥和紧张，将永载史册。

孔子以为人分上中下三等，故有中人以上或中人以下的分别（见《论语·雍也》），正由于人的智商、情商高下不同，所以世人一直存在着嘲人和被嘲的关系。《宋书·袁淑列传》谓：“淑喜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浚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始兴王浚虽然身份特殊，但也算文士，他先赠钱给袁淑，仅过一夜，则又派人去取回，令袁淑空欢喜一场。而迂腐的袁淑居然还写信给始兴王，表述对此事怏怏失望之情。当有一笔钱财自天而降，袁淑既欣喜又惊异，可惜：“弗图旦夕发咫尺之记，籍左右而请，以为胥授失旨，爰速先币。”得而复失，袁淑深感沮丧。而如此玩弄读书人的尊严，此始兴王浚所开玩笑显得恶俗、失道，在贫寒读书人情感跌宕之间，肆意地索取戏弄别人的快乐，然则此种快乐是建立在被玩弄者的痛苦之上，则会激起正人君子之厌恶！

《南齐书·周颙列传》云：“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辩。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途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后何胤言断食生，犹欲食白鱼、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蚶蛎，使学生议之。学生钟岏曰：‘之就脯，骤于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矿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竟陵王子良见岏议，大怒。”王俭出自琅邪王氏，属高门士族，在文化方面依然带有显而易见的自负，所以周颙与王俭和文惠太子的一问一答，就颇有点后世禅宗打机锋的意味，周颙文辞之清丽，可谓唯美之至，给人以美的遐想。然而，过犹不及，太学诸生也来模仿此种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其中一位钟岏善插科打诨，对于何胤既言不沾荤腥，却嗜食海鲜，深感其虚伪，便发议论，进行辛辣的讽刺。而何胤靠拢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萧子良，他们几乎是一个佛学的集结，因此，对于钟岏的出言不逊，就令竟陵王子良大怒。然而，从此间也可以看见，使用文字和语词，营造文人趣味，亦是民族固有的幽默文化传统。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赋，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所记人物故事虽在北方并州，可是颜之推一生主要居住于南方，此节文字亦可视为南人之视北人，此北人之趣事，在南人眼里，更平添几分喜剧色彩，而且将这位并无文学才华，却自视甚高的并州士族的可笑行径，冠以江南“痴符”的戏称，亦凸显了令人掩口胡卢而笑的人物情节与声口，在每一个时代，这样的文学青年似乎都不会绝迹。

中国女性长期受男性性别优势欺压，她们经常身不由己，听人摆布，犹如待宰羔羊，如何体恤女性悲惨处境，除了男子怜香惜玉之余，女子在某些語境中，竟然也会对同性者产生恻隐之心，这亦堪称另一种形式的“反身而诚”。《世说新语·贤媛》第二十一条刘孝标注引《妒记》曰：“（桓）温平蜀，以李势女为妾，郡主凶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见李在窗前梳头，姿貌端丽，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悽惋。主于是掷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遂善之。”本来郡主是带着一肚皮的醋意和愤恨，要严惩桓温的新宠，竟然拔刀而往，其怒不可抑的凶相跃然纸上，但是，当她看到此位被丈夫金屋藏娇的美女，姿貌端丽，神色姿态楚楚动人，此种完美的女性，几乎达到了女神的境界，她忽然顿悟，自家男人喜欢她，那是自然而然的，是不可阻挡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此，一腔妒火和杀气突然转变成审美意识，情不自禁地说出，我见到你都会喜欢上你，何况我家老头了！此种戏剧化的逆转，大致非写实性叙述，更多出自男性作者的想象和演绎，却令读者舌挢不下，对这位郡主也产生一丝敬意。

吴士鉴、刘承干撰《晋书斠注》卷七十九《谢安列传》注引《御览》五百二十一《妒记》曰：“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令节，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嫉妒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谢安这位刘夫人颇具慧根，充满了思辨能力，不经意间，就点穿了文学甚至整个文化中所弥漫的男性主宰意识，她堪称是女性平权思想的先驱！

在中华民族充满艰辛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幽默，令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除了眼泪之外，还有欢笑。因此，幽默是弥足珍贵的民族性格，需要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