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藏书家的读书方法

在中国悠久的文化长河中，涌现过大量的藏书家。这些藏书家，除少数“掠贩家”外，大多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学者，他们酷嗜读书，其藏书宗旨就是为读而藏。清江藩说：“夫欲读书，所以蓄书。蓄而不读，虽珍若骊珠，何异空谈龙肉哉！”（《〈石研斋书目〉序》）蓄而不读，乃藏书之大忌。藏书与读书的关系如影随形，密不可分，读书活动始终伴随着藏书家的藏书活动而存在。读书自然要讲究方法，自古以来，藏书家在读书实践中不断探索读书门径，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历代藏书家多强调读书要博览，认为广博的知识是一切思想之源，只有广泛阅读，博览群书，才能开阔视野，博识洽闻，高瞻远瞩。杜牧出身名门望族、藏书世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中自述家世：“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他读书广博，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尤重当代名家之作，指导侄儿读书云：“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同上）认为读经以知儒家根本，读史以明历代兴亡。上至屈、宋、班、马，下至李、杜、韩、柳，无不值得阅读。王安石《答曾子固书》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临川文集》卷七十三）认为学经须读书广博，无所不读，才能由博返约，达到精通经学的境界。陆游《万卷楼记》论述博览的重要性：“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观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是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一编一简，有脱遗失次者，非考之于他书，则所承而不知。同字而异诂，同辞而异义，书有隶古，音有楚夏，非博极群书，则一卷之书，殆不可遽通，此学者所以贵夫博也。”（《渭南文集》卷二十一）黄丕烈《跋〈刘子新论〉》说：“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藏而能读，非见闻广博不足以奏其功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认为读书非见闻广博不足奏效。黄丕烈的读书题跋，初由潘祖荫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刊行，缪荃孙、章钰、吴昌绶增辑为《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一卷，附《刻书题识》一卷、《补遗》一卷，王大隆又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再续录》三卷，由此可见其读书之广博。袁枚《与稚存论诗书》一文也提出，要博览群书，方能开阔眼界，采众家之所长。

精读，即熟读、细读、反复诵读，是以博览为基础的研究性阅读。这是历代藏书家反复强调、信奉不疑的读书法。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强调复习的重要性，反复阅读，才能不断有新发现、新收获。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东坡全集》卷二）《答王痒书》又详论读书之道：“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读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东坡全集》卷七十六）这就是著名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意谓带着问题一遍遍阅读，每次阅读都有新的发现，如此反复阅读，即可尽得书中精华。朱熹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又谕学者》，《晦庵集》卷七十四）强调观书必须首先熟读成诵，然后深入思考，领会其精髓。

精读之外，藏书家还强调精思。认为读书要善于思考，善于探索，善于感悟，才能将前人知识融会贯通，化为己有，为我所用。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提出了学思结合的读书方法。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强调的也是读书要勤于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不盲从。朱熹则系统地研究读书理论和方法，归纳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坚等六条读书要义，明确把“精思”列入读书纲要之一。在《读书之要》中，他说：“精思者何耶？曰：《论语》一章，不过数句，易以成诵，成诵之后，反复玩味，于燕间静一之中以须其浃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复论辩，虽若不可涯者，然其条理疏通，语意明洁，余读而以意随之出入，往来以十百数，则其不可涯者，将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间矣。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至于文义有疑，众说纷错，则亦虚心静虑，勿遽取舍于其间，先使一说自为一说，而随其意之所之，以验其通塞，则其尤无义理者，不待观于他说而先自屈矣。复以众说互相诘难，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则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论而无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处静观动，如攻坚木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如解乱绳有所不通，则姑置而徐理之，此读书之法也。”（《晦庵集》卷七十四）朱熹详尽阐发了“精思”之义，极具真知灼见。明杨士奇说：“积书岂徒以侈座隅、充箧笥而已？必将讲读究明务得之于心，而行之于身也。”（《东里续集》卷十四）反对为藏而藏，强调为读而收、为用而藏，不仅要读，而且要用心体悟，要将书本知识化为己有，做到得之于心，行之于身。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一》批评“浮慕时名，徒为架上观美”，“广收远括，毕尽心力，但图多蓄”但“半束高阁”“不事讨论”，以及“博学多识”“记诵如流”但“难以自运”“寸觚莫展”等藏而不能读或读而不能用的现象，指出藏书是为了“明义理”“资学问”，强调活读书，创造性读书，使之为我所用。清张金吾说：“藏书而不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知读書，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 （《〈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强调读书要精读钻研，成就学术。袁枚说：“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随园诗话》卷十三）把读书比作蚕食桑、蜂采花、人吃饭，形象而生动地阐明读书要善于悟化，善取精华，“营养”自己，而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道理。

广求异本，参证互勘，边读边校，是为“校读”。古代典籍多有异本，不同版本，优劣有别。读书首先要选善本，否则，“书之或有缺佚，或有谬误，其义皆不可通，此读者之大憾也”。（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备众本》）所谓善本，指的是精校细勘、不伪不阙之书。作为藏书家，无不希望能够收到、读到善本，因此“校读”是他们首先强调的，也可视为藏书家的读书特色所在。当然，藏书家们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们校读书籍创造了条件。唐苏弁藏书三万卷，且全部亲手勘校。韦处厚贵为宰相，公事之余，好读书，藏书逾万卷，多手自校勘，所校之书，世称善本。陆游读书常亲自校雠，《雨后极凉料简箧中旧书有感》诗说：“笠泽老翁病苏醒，欣然起理西斋书。十年灯前手自校，行间颠倒黄与朱。区区朴学老自信，要与万卷归林庐。”（《剑南诗稿》卷十二）明时，叶盛认为藏书目的是为读书，读书目的是为求知。所以他读书重校勘考证，写过不少题跋。唐寅重视校书，每校一书，既有文字题识，又有绘画、诗文，独具特色。徐批评“书不雠校”的现象，说：“《北齐书》：‘邢子才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役役校此错误书。’余尝披览抄本之书，十讹二三，难以句读，令人燥热，又无处借书校对，偶及邢事，心神顿凉。”（《笔精·书不雠校》）因此，他每得古籍，必认真校勘，至再至三，严谨考稽，指讹纠误，尽详尽悉。《福建通志·徐传》称“善钩稽古籍讹舛”。曹学佺藏书为用，勤于读书，所阅之书，随手圈点，丹铅满卷。徐说：“予友邓参知原岳、谢方伯肇淛、曹观察学佺，皆有书嗜……曹则丹铅满卷，枕籍沉酣。”（《笔精·藏书》）李如一读书“阙必补，伪必正，同异必雠勘，疾不辍业，衰不息劳”（《李贯之先生墓志铭》，《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二）。清时，王鸣盛說：“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十七史商榷》卷首序）黄丕烈善于读书，长于校勘，勤于题跋，辨版本，校文字，品内容，有时甚至为一种书而作多篇题跋。王芑孙《陶陶室记》云：“今天下好宋版书，未有如荛圃者也。荛圃非惟好之，实能读之，于其版本之后先，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冥其中。”“荛圃则实事求是，蒐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嘉惠方来。”（《渊雅堂全集》卷七）黄丕烈藏书题跋被后人多次编刻校订，流传至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吴骞藏书考校尤精，他自述：“非特装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黄精审，非世俗藏书可比。”（《愚谷文存·桐阴日省编》）吴骞自抄自校善本数十种，且校书均做题跋，其《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学术价值可与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相媲美。近代，叶德辉《藏书十约》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观古堂所著书》第二集）张之洞《语学篇》说：“读书先宜校书。”（《轩语》卷一）亦强调校读的重要性。

历代藏书家虽然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但要囊尽天下好书，凭一己之力毕竟有限，因此，借书读、抄书读自然在所难免，这可称作“借读”“抄读”之法。袁枚《黄生借书说》一文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周永年强调说：“凡书目过口过，总不如手过。盖手动则心必随之，虽览诵二十篇，不如抄撮一次之功多也。”（《先正读书诀》）“借读”与“抄读”往往是相联系的，既可读又可藏，一举两得，成为历代藏书家读书、藏书两全其美之法宝。许多藏书家都有过抄读经历。南北朝时，袁峻“幼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南史》本传）唐陆龟蒙癖好藏书，因无力购买典籍，常向人借书抄读，《新唐书》本传称他“得书熟诵乃录”，而且借书有德，所借书有损坏的，皆为之“辑褫刊正”，人们因此乐意借书给他，他也因之得以读书无数。宋欧阳修早年家贫，也从人借读。叶梦得从苏颂家借抄图书，且有幸受其亲炙。宋敏求知亳州时，刘恕不远数百里前往借览，闭门读书，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目为之翳。陆游勤于抄书，常向所到之地的藏书故家借抄书籍，他自述：“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捣蘖潢剡藤，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抄书》，《剑南诗稿》卷十二）叙写了抄书的心理、过程和功用。抄书是陆游读书生活中的常态，诗中屡屡提及：“入市归村不跨驴，蝇头细字夜抄书。”（《病愈小健戏作》其二，《剑南诗稿》卷四十一）“眉音喜动君知否？借得丹经手自抄。”（《道室》，《剑南诗稿》卷六十一）“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寒夜读书》其二，《剑南诗稿》卷十九）尤袤一生抄书不辍，乐此不疲。杨万里《〈遂初堂书目〉序》云：“延之（尤袤字）于书靡不观，观书靡不记。每公退则闭户谢客，日记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及诸女亦抄书。一日谓予曰：‘吾所抄书今若干卷，将汇而目之。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诚斋集》卷七十八）读书史上著名的“四当说”即源于此。明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借读、抄读的经历，说：“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水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文宪集》卷八）清朱彝尊自述：“中年好钞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近代梁启超亦十分推崇“抄读法”，说：“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抄写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方法。”（《治国学杂话》）抄书过程，实际上也是读书过程，抄写时眼、脑、手并用，注意力更加集中，是强化记忆和加深理解的最好方法之一。

历代藏书家对读书方法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他们认为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择其精华反复研读，勤于思考，通过校读发现问题，并且借读使人倍加珍惜读书机会，抄读则是精读的反复再现。这些读书方法的论述是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