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漩涡中的南宋迁岭文人张孝祥

宋室南渡后，北方文人迁入岭南，他们“大驾初渡江，中原皆避胡”（《剑南诗稿》卷七《书叹》）之际，“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剑南诗稿》卷三十《谢徐居厚汪叔潜携酒见访》），以致“琼僻居海屿，旧俗殊陋，唐宋以来多名贤放谪，士族侨寓，风声气息先后濡染”（《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不但丰富了西江流域的文化事业，而且以他们充沛的活力、创造的愉悦、崭新的体验，以及通过岭南风物意象的运用、意境的呈现、性情和声色的结合而形成了作品新的美感特质。

张孝祥作为著名的南宋迁岭文人，创作了大量吟咏西江流域的名篇佳作，如《水调歌头·桂林中秋》《水调歌头·桂林集句》《满江红·思归寄柳州林守》等十首关于广西风物的词作，为西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张孝祥在西江流域所创作的文学给人的总体印象，反映了南宋迁岭文人创作的时代风格、时代精神。乾道元年（1165），孝祥知静江府（今桂林）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时作了《水调歌头·桂林集句》，这首词生动有力地表明了他对桂林山水的欣赏与热爱，对西江流域风物的好奇与赞叹：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江南驿使未到，梅蕊破春心。繁会九衢三市，缥缈层楼杰观，雪片一冬深。自是清凉国，莫遣瘴烟侵。江山好，青罗带，碧玉簪。平沙细浪欲尽，陟起忽千寻。家种黄柑丹荔，户拾明珠翠羽，萧鼓夜沉沉。莫问骖鸾事，有酒且频斟。

篇中多集唐人诗句，最为人称道的是首两句系杜甫的《寄杨五桂林》诗的起联，下片化用韩愈《送桂林严大夫》中的名句：“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达到了“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效果，如盐入水、浑然一体，读这类词作，每每使人受到鼓舞，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油然而生一种热爱之情，并对美好的生活也平添了几许乐观与向往。又如其《水调歌头·桂林中秋作》也是写自己在桂林过中秋的生活场景和胸襟怀抱：

今夕复何夕，此地过中秋。赏心亭上唤客，追忆去年游。千里江山如画，万井笙歌不夜，扶路看遨头。玉界拥银阙，珠箔卷琼钩。驭风去，忽吹到，岭边州。去年明月依旧，还照我登楼。楼下水明沙静，楼外参横斗转，搔首思悠悠。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

那优美寥廓的山水之胜会强烈地震撼我们的心灵，拓展我们的胸襟，激起我们对自然宇宙的热爱。千里江山、万井笙歌、玉界、银阙，水明沙静、参横斗转，这些优美动人的场景即是词人胸怀坦荡、壮心不已的外化，也是岭南一带真实存在的自然山水空间。据张孝祥的《千山观记》（《于湖集》卷十四）载：

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据山水之会，尽得其胜，无如西峰。乾道丙戌，历阳张某因超然亭故址作千山观，高爽闳达，放目万里，晦明风雨，各有态度。观成而余去，乃书记其极。

张孝祥提出“桂林山水之胜甲东南”显然比王正功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要早，张孝祥此文正可与其歌咏桂林山水的诗词对照来读。他在广西桂林时，非常热爱当地的景观与风俗，离开后仍惓惓不舍，心驰神往于往日的欢乐生活，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热情讴歌西江流域的名山胜水、风土人情。他在不经意间，为新的词风和新的诗歌题材的兴起种下了契机。宋南渡以后文人创作的关于岭南风物的诗词比以往增加了许多，留给后代诗歌研究者无穷的困惑与好奇。

西江流域风物侵入迁岭文人的诗词文章中，有力地改变了南宋文学的面貌，进一步活跃了迁岭文人在西江流域的文化活动，促进了西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发展变迁，以至于许多西江流域的风景区成了世界性的名胜地。诗人得“江山之助”，创作出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另外，江山留胜迹，“江山还需伟人扶”，自然风光也需要名流显人的品评印可，方可名声大振、流芳百世。西江流域自然美景的发现、挖掘，品题延誉，深入影响到当地文化的发展、传播。我们认为，西江流域社会变迁，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迁岭文人的心血与努力。迁岭文人用自己的如椽妙笔描写当地风光、风俗时，他们更确切地说是在宣扬、传播当地的物质、精神文明。

对西江流域社会变迁做出重要贡献的南宋迁岭文人张孝祥，我们在此着重考察他如何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展示出复杂多变的性格。张孝祥是天才，他的为文与为人，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他性格多变，洋溢着浪漫与激情，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极尽光华，转瞬即逝。这位天才词客在南宋生活了短暂的三十八年。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的行事、他的成长、他的诗词文章，体现出当时政治环境下士人变换的、弱德的、阴柔的个性特征与人格力量。张孝祥的创作与政治、功名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非是纯粹的抒情、娱乐，而是带有浓郁的功利目的和政治色彩。他的气质、性格和行事作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反映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复杂、多样性。毫无疑问，张孝祥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人。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张孝祥相当有能力，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表达能力和干谒请托能力，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时也有很强的决断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张孝祥身上的书生气，多愁善感，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他利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政治舞台，政治上的风云变幻莫测，常常令他进退失据。白云苍狗，世情多变，在宋室南渡后的复杂环境里，张孝祥特殊的家庭出身，状元及第，显赫的名声，遇到同样是状元出身的奸臣秦桧专政，他的悲剧命运就不可避免了。他复杂多变的性格行為难免会引起人们对他的误解、误读，并由此令我们产生了对他进行深入研究的浓厚兴趣。应当了解的是，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抱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对于张孝祥人生或顺或逆、或直或曲，或名列榜首或屈沉下僚时的种种复杂性、多变性，我们都应当透过表层的历史图景去深入挖掘烛照隐匿在历史深处的人物那无可奈何又矛盾痛苦的真实情感。

张孝祥才华出众，少年得志，一举成名，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干谒奔走权贵之门成为张孝祥得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受世人诟病的突出表现。据《宋史》本传载：

初，孝祥登第，出汤思退之门，思退为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与澈同为馆职，澈老成重厚，而孝祥年少气锐，往往陵拂之。至是澈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卢杞下，孝祥遂罢。

政治生活中的人事浮沉、波诡云谲，使张孝祥卷进其中不能自拔。环境无情，造成他性格的矛盾复杂。有一事很能反映孝祥悲剧命运之根源：“渡江初，大议惟和战。张浚主复仇，汤思退祖秦檜之说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门而两持其说，议者惜之。”（《宋史·张孝祥传》）性格决定命运，他的命运也由此而沉浮跌宕。孝宗即位时，张孝祥知平江府，张浚北伐，荐除中书舍人，迁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兼领建康留守。宋军符离溃败，被劾落职。汤思退罢，起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复以言者罢。张孝祥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才华、热情、名声在云谲波诡的政治场上遇到阻碍的结果。《宋史》指出：

张孝祥早负才俊，莅政扬声，迨其两持和战，君子每叹息焉。（《宋史·张孝祥传》）

多才信为累。张孝祥奔走请托于主和、主战两大派系之门，在重要历史关头摇摆不定、“两持其说”，受到时人的惋惜。他言行多变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写了《六州歌头》，对主战的张浚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另一方面，却奔走请托，干谒秦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节录了张孝祥的对策：“往者数厄阳九，国步艰棘，陛下宵衣旰食，思欲底定。上天祐之，畀以一德元老，志同气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今朝廷之上，盖有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忠义凛凛，易危为安者，固已论道经邦，燮和天下矣。臣辈委质事君，愿以是为标准，志念所欣慕者此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载“绍兴二十四年辛酉”条，中华书局1988年版）对“一德元老”“不移存赵之心”的秦桧极尽奉承吹捧之能事。

状元之才的张孝祥不可避免地要干谒奔走当朝权臣秦桧之门，他们之间的相处与言谈，引人瞩目。在高宗一朝有不少干谒奔走秦桧之门的士人，秦桧权倾朝野，张孝祥干谒秦桧算是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一般无行文人干谒秦桧更是人之常情。我们从张孝祥的身上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风骨，也可感受到在当时政治环境下文人创作的无奈与悲哀。畏怕权势是文人的通病，张孝祥在束缚重重的有限的写作空间里，展示出变幻阴柔的多重人格特征，这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人间哪有纯粹、干净的乐土，慷慨之士也惧怕权势，在卷入政治风波时也要委曲求全，用变幻莫测的阴柔之举来躲避高压政治的迫害。

因此，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我们应结合张孝祥所处的时代，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以词证词，以心证心，根据他成长、成才、成功的具体情况来考察辨析他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六“绍兴二十四年三月辛酉”载：

上御射殿，策试正奏名进士。……上读埙策，觉其所用皆桧、熺语，遂进孝祥为第一，而埙第三，赐孝祥以下三百五十六人及第至同出身。

这次进士考试，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秦桧的党羽主持这次考试，本来想要录秦埙为第一，高宗为了抑制秦桧的势力，擢张孝祥为状元。这是张孝祥早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有了这样一个荣誉，才有了他后来的人生转变。张孝祥在这最关键性的殿试中取胜了，亦将人性的弱点暴露出来，在殿试策中极尽阿谀奉承当朝宰相秦桧之能事，说什么“一德元老，志同道合，不动声色，致兹升平。四方协和，百度具举，虽尧舜三代，无以过之矣”，肉麻至极，时人也因此而说张孝祥“阿时”。王明清在《挥麈后录》卷一一指出其中“大风动地”数语，取自熊彦诗贺秦桧语，“引此以对大问”，“遂魁天下”。可见，张孝祥能中状元，固然是因其才华出众，受到高宗赏识，亦有其投机取巧、阿谀逢迎秦桧的因素。

张孝祥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只有一面，还有另一面。只有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在他那些摇曳多变的文字世界中，走近这位短命的天才，倾听他那复杂无奈的心声，理解历史漩涡中一名状元之才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张孝祥并不是完全没有骨气之人，他一旦登第后就改变了原来的精神面貌和行事方式。据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张于湖》载：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张氏孝祥廷对之顷，宿酲犹未解，濡毫答圣问，立就万言，未尝加点。上讶一卷纸高轴大，试取阅之。读其卷首，大加称奖，而又字画遒劲，卓然颜鲁。上疑其为谪仙，亲擢首选。胪唱赋诗上尤隽永。张正谢毕，遂谒秦桧。桧语之曰：“上不惟喜状元策，又且喜状元诗与字，可谓三绝。”又扣以诗何所本，字何所法。张正色以对：“本杜诗，法颜字。”桧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断！”盖嫉之也。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五《四川类试榜首恩数差降事始》载：

安国既登第，独不附秦。安国几为所杀，由是见重于当时焉。

张孝祥竟有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是“遂谒秦桧”，另一方面是“独不附秦”，为什么他会从殿试时阿谀奉承秦桧，转变为登第后“独不附秦”的前恭后倨的表现呢？这两种表现，都是真实的，都有其合理性，就看如何叙述与阐释。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和观照。张孝祥只是应试举人时，为了进入仕途不得不低声下气、讨好权臣，后被高宗擢为举首，备受爱赏，自然会感到做人的尊严。他一方面不满秦桧的飞扬跋扈，另一方面也不能再忍受自己“阿时”的恶名。人人皆有性情、人人皆有脾气，在一定的情势下会爆发出来，压抑沉默越久的人越容易爆发。或许张孝祥也意识到高宗有遏制秦党之意，就在文人奔竞的形势下“独不附秦”，轰轰烈烈干了一场，“由是见重于当时”。

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了张孝祥确实有任人唯亲、植党连群的事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记载了汪澈弹章所详细列举张孝祥“轻躁纵横，挟数任术，年少气锐，浸无忌惮”的事例，如荐举黄文昌、张松、江续之诸人之贤，与侠士左鄯交好之类，都不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根据的，据此而得出张孝祥“方登从班，而所为已如此，若假以岁时，植党连群，其为邦家之虞，当不在卢杞之下”的结论，也在情理之中。我们不必为尊者讳，不过，在南宋干谒奔竞之风盛行的情势下，张孝祥有此种“植党连群”的倾向也是无可厚非的。张孝祥所植连的党群中不乏雅量高致之士。如韩元吉，字无咎，是名门显宦之后，以荫入仕，高宗朝，历知建安县，除司农寺主簿，后官至吏部尚书，被封为颍川郡王。黄昇称他“名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韩元吉在《临江仙·寄张安国》中就有奉承时为知州的张孝祥之意：

自古文章贤太守，江南只数苏州。而今太守更风流。熏香开画阁，迎月上西楼。见说宫妆高髻拥，司空却是遨头。五湖莫便具扁舟。玉堂红蕊在，还胜百花洲。

在《张安国诗集序》中亦对张孝祥赞叹不已：

安国少举进士，出语已惊人，未尝为习诗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门，迫于应用之文，其诗虽间出，犹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阴，浮湘江，上漓水，历衡山而望九嶷；泛洞庭，泊荆渚，其欢愉感慨，莫不什于诗。好事者称叹，以为殆不可及。（韩元吉《张安国诗集序》，《南涧甲乙稿》卷十四）

张孝祥的门生谢尧仁也赞叹道：

于湖先生天人也，其文章如大海之起涛澜，泰山之腾云气。（谢尧仁《张于湖先生集序》，张孝祥著，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并非所有的援引结党、干谒请托行为都是品格低下的表现。

张孝祥拜谒抗金名将刘锜时，就将自己为国家大事而干谒事人的处世态度表达得很明确：

某幸甚，昨者江行，遂获进拜棨戟，恭惟领军开府相公道德勋业蟠际天地，内洽草木，外薄夷虏，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况珠幢玉节，奉诏东下，先声所暨，山川震叠，宾客如云，冠盖相望，士于兹蕲一望而拜，犹恐无因而至前。某也晚出不肖，又方放弃湖海，持剡修谒，极蒙赐见，温彦顾接，已过涯分，既又亲屈英衮，从以千骑，访之于寂寞无人之境。经纶之成谋，宏济之英略，开示抽绎，了无疑间，卓乎伟哉，弗可及已！

尝病兹世峨冠结绶，车载斗量，皆龌龊为身谋，不足与共事，无强人意者。自承恃相公以来，于今十日，窃自庆抃，遒知名世笃生人杰，湛乎渊渟，崒乎岳峙，至于得时而行，雷厉风飞，桑阴不徙，大功克建，则亦敛然退托于不能之地，弗以一毫留胸次，求之古昔有道之士，从容应世如此耳。（《于湖居士文集》卷三十九）

正是因为张孝祥抱着一颗为国为民的公心而坚持不懈地拜谒奔竞于公卿显宦之门，不以有无职守而迟疑，所以才在隆兴二年二月，以右仆射张浚荐举，召入，除中书舍人，不久兼直学士院，又兼都督江淮军马府参赞军事，并兼知建康府（《宋史·张孝祥传》）。干谒奔走，在以人情关系为重要纽带的中国古代社会，对于士人命运的影响由此可见。

人情关系是一把双刃剑，陷入其中往往不能自拔。张孝祥善搞关系、结交权贵，所以屡遭政敌诋毁，而诋毁他的重要手段也即是抱住他奔走干谒权门、善搞关系这一點不放：

隆兴二年十月四日，左朝奉郎敷文阁待制知建康府张孝祥落职放罢。以侍御史尹穑论其出入张浚、汤思退之门，反复不靖故也。（《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八）

乾道二年四月十八日，诏静江府张孝祥……并放罢。……以殿中侍御史王伯庠论孝祥专事游宴。……故有是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一之一四）

从张孝祥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士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奔走权贵之门，干谒请托，在权贵的援引之下才较易进入仕途；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却普遍鄙薄干谒奔竞、“反复不靖”“专事游宴”之徒，崇尚隐逸高蹈、雅量高致之士。

我们无意对历史人物作通俗化、庸俗化的解读，也不满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重复那些既有评价体系对人物和事件的定调与分析，而是着力呈现出历史的逻辑，还原当时的时代气息和社会需求，探索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和行为依据，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以古鉴今，以今察古，既从历史中读懂现实，也从现实出发去了解历史，从品读经典中获得智慧、感受常识、丰富人生。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