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诗论初探

李纲是两宋之交的著名政治家，重要诗人。他秉性刚直，忠贞爱国，北宋灭亡后一直以收复山河和中兴宋室为己任，但却屡遭排挤，几经贬谪，最终抑郁而亡。李纲对国难民生给予了极大关注，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诗歌创作取得了一定成就。李纲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这与其一生多从事政治，颠沛流离、倾心佛教和研究易学有关。但从他一些日常书信、文章以及诗歌创作，特别是一些表达诗歌创作观点的序言，还是可以窥测诗人的诗学观点的。

李纲在《梁溪集》卷十七的序言中说：

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三百六篇，变风变雅居其太半，皆有箴规戒诲美刺伤悯哀思之言，而其言则多出于当时仁人不遇，忠臣不得志，贤士大夫欲诱掖其君，与夫伤谗思古，吟咏情性，止乎礼义，有先王之泽，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3年版）李纲对此还进一步解释道：

《小弁》之怨，乃所以笃亲亲之恩，《鸮》之贻，乃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乃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熄矣，王者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离骚》作。《九歌》《九章》之属，引模拟义，虽近乎悱然，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君子许其忠焉。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

李纲在序言中首先提出并重点强调了诗歌的“讽谏”作用，也就是借用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 “群”“怨”说。李纲的“用意在于以诗为礼教服务，突出表明了儒家的文艺观与政治、伦理观点是连接在一起的”（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接著，李纲还进一步指出，随着诗骚的消逝，直到唐朝，诸多诗人只有杜甫一人“得诗人比兴之旨”。其实质也就是以诗歌对政治的作用来直接衡量诗歌本身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李纲对于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只提到了后两者，而没有提到前两者。可以肯定的是，李纲对此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将其忽略了。所谓“兴”，朱熹认为是诗歌的启发、感染作用;对于“观”，则是“观风俗知盛衰”即诗歌的认识社会作用。从诗歌的本质意义上讲，“兴”“观”更注重诗歌的文学意义本身，而“群”“怨”则更倾向于诗歌的社会功能。这与李纲“重质轻文”的文学观点是一致的。

李纲这种观点与当时宋人将文学看作是涵咏性情、培育道德的手段的传统认识有很大的不同，李纲更强调的是诗歌为政治服务。他对杜甫可谓是推崇备至，在《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中，他一方面认为“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但他更强调的则是杜诗的政治作用。

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忧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

所以他又说：

汉唐间以诗鸣者多矣，独杜子美得诗人比兴之旨。虽困踬流离而不忘君，故其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节，非止模写物象风容色泽而已。

李纲对王安石以“质文次第”四家诗选持肯定态度，这也是对其诗学思想的有力佐证。卢国龙认为：

就学术风格或理论形态而言，庆历学术是经世致用之学。……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在理论上就表现为正面面对师古与用今的思想主题，立论既本与经义，又关切现实之应用，不搞用意玄远的浮谈。（卢国龙《宋儒微言》，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这在当时虽然只就学术层面而言，但这一思潮却把诗人的关注目光引领到社会现实和国计民生。随着国土的沦丧和王朝的兴衰，在长期儒家传统的熏陶和影响下，加之其本身的政治色彩又远远高于其作为诗人的本钱，因而过度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李纲在《湖海集》序中写道：

余旧喜赋诗，自靖康谪官，以避谤辍不复作，及建炎改元之秋，丐罢机政，其冬谪居武昌，明年移沣浦，又明年迁海外，自江湖涉岭海，皆骚人放逐之乡，与魑魅荒绝，非人所居之地，郁悒亡聊，则复赖诗句摅忧娱悲，以自陶写。每登临山川，啸咏风月，未尝不作诗，而嫠不恤纬之诚，间亦形于篇什，遂成卷轴，今蒙恩北归，裒葺所作，目为《湖海集》，将以示诸季，使知往反万里，四年间所得盖如此云。

这里，李纲强调了诗歌的情感宣泄作用，也就是“赖诗句滤忧娱悲”。事实确如李纲所说，不管是在早年贬谪沙阳时期，还是后来远到海南，诗人都是靠诗歌来排遣内心的苦闷与忧愁。正所谓是“儒生舍翰墨，无与寄幽抱”。但是，李纲的情感的宣泄并不同于“不平则鸣”，这和传统的主情说诗论相比，诗人所标举的情感更受到“理性”的制约。

在李纲所处的时代，性理学说、儒家道德的内化、个人修养的强调，经世致用的理性思潮在其宦海失意后演变为自觉的理性反省，重在治心养气、格物致知，要求诗人在抒发个人强烈的情感时，也要倾向内敛、中庸、平和。同时，李纲出入三教，能够很好地运用佛家的“虚空”和道家的“无为”“清修”来稀释内心的强烈情感，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正如邵雍在《击壤集》序言中说的那样，以心性规范取消情感的独立地位：

所作不限声律，不沿爱恶，不立固必，不希名誉，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击壤集·序言》）

正如宋代及后来诸多文人一样，李纲对屈原的评价最能体现这一点。一方面他认为屈原“爱君之诚笃，而嫉恶之志深，君子许其忠焉”，但同时又认为“《九歌》《九章》之属引模拟义”，“近乎悱然”。在《拟骚》并序中，李纲就说《离骚》“正洁耿介，情见乎辞。然而托物喻意，未免有谲怪怨怼之言”，他还说自己要“取其正洁耿介之义，去其谲怪怨怼之言，庶几不诡于圣人”。

当然，士大夫文人对“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认同，还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文人从属于君主的卑妾心理和儒家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是分不开的。

在文学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李纲的诗歌思想体现出一种新儒学的倾向：重道德轻艺术，重理智轻情感，主实用轻藻饰。这一思想在李纲宣和庚子仲夏十一日所写的《书四家诗选后》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

子美之诗非无文也，而质胜文;永叔之诗非无质也，而文胜质;退之之诗质而无文;太白之诗文而无质。介甫选四家之诗而次第之，其序如此，又有百家诗选，以尽唐人吟咏之得。然则四家者，其诗之六经乎？于体无所不备，而测之益深，穷之益远。

李綱认为，子美之诗有“文采”，更兼“质胜文”，当之无愧名列榜首。欧阳修有“文”又有“质”，但是“质”不胜“文”，屈居第二。韩愈有“质”无“文”名列第三。李白则因有“文”无“质”，只好排名最后。由这四家诗人等次的评定可以看出，李纲首先强调的是文章的“质”，这是摆在第一位的。所谓的“质”，其实质就是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能够起到的政治教化作用。其次是“文”。“文”，简单地说就是诗歌的艺术性。次要并不等于不重要，更不是不要。李纲在要求诗歌满足“质”的要求后，还是要追求一定的“文”的。但是，切不可以“文”胜“质”，否则就过犹不及了，只要“适于用而达于理，斯足矣”。

在早期贬谪沙阳时期的《次韵邓志宏〈梅花〉》一诗中，他也曾说“琢磨妙句觑天巧，为我一振诗家风”。主张诗歌应该讲求一定的“炼字”和“炼句”。在《次韵牡丹》诗中也说：“吟哦愈苦诗愈好，去去惜此窗前光。”但同时他也感觉到“却怜雕斫愁肺肝，但莫苦吟当自愈”。不久，在《读李长吉诗》中，李纲对“雕琢”诗风进行了一定的反省：“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骑驴适野外，五藏应为愁。得句乃足成，还有理致不？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遗篇止如此，叹息空搔头。”他认为，一味地追求“雕锼”，会导致诗歌没有“理致”，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理致”显然要比文章的“锦绣”要重要得多。

在《道乡邹公文集序》中，李纲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文气观”：

文章以气为主，如山川之有烟云，草木之有英华。非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岂易致邪。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孟轲以是著书，屈原以是作离骚经，与夫小辨曲说，章绘句以祈悦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语矣。

李纲认为，要想写好文章，首先要培养自己的“文气”，只有使“文气”充实胸襟，方能明白超然，发为文章，则“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纲还进一步举例证明，认为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号为第一，也是因为他的内在“仁义”，即所谓的“文气”。

唐韩愈文章号为第一，虽务去陈言，不蹈袭以为工，要之操履坚正，以养气为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论宫市，贬山阳令;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贬潮阳守。进谏陈谋，屡挫不屈;皇皇仁义，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笔佐佑。六经粹然，一出于正，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

对此，李纲在稍后的《古灵陈述古文集序》中有更深刻和直白的说明：

唐史论文章，谓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虽然，天之付与固无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则有辨矣。君子之文务本，渊源根柢于道德仁义，粹然一出于正。其高者裨补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丽天，而光彩下烛;山川出云，而风雨时至。英茎韶汉之谐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济人之饥寒，此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务末，雕虫篆刻，章绘句，以祈悦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奸饰伪，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粪土，以锦绣而覆陷井，羊质而虎皮，凤鸣而鸷翰，此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而其余事发为文章，后世读书想望而不可及，此岂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专以利口巧言，鼓簧当世，既不足以取信于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祸败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为主，德以文为辅，德文兼备，与夫无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

李纲认为，只要坚持修身养性，坚持道德和仁义，修好“气”，“所为文章，温厚深纯，根于义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贵重”，就像“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则，质干立而枝叶不繁，音韵古而节奏必简，非有德君子孰能与此”。反之，如果品德低下，则只能一味地雕章琢句，巧为修饰，“以祈悦人之耳目”，更甚者，外秀中腐，以致祸败。序言表面上是说君子和小人之文的区别，但实际上也是要求作者，为文首先要修身“养气”，避免“多陷浮薄，而为弄笔生”。 李纲反对玩弄词藻、雕章琢句，他要求诗歌有道德的归依和智慧的关照，而这种道德则直接皈依于儒家的“仁义”。

李纲具有高旷的襟怀、坚毅的操守、深厚的学养和饱经忧患所经历的人生所积淀的文化人格，达到了一种出世的超脱和执着功业的境界。从李纲一生的诗文来看，他比较喜爱的诗人有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李纲主要学习屈原的忠贞爱国、杜甫的幽怀时事，但从诗歌的风格取向上看，他更喜爱陶渊明的平淡淳真、李白的俊逸、韩愈的雅健和欧阳修的“醇厚”。他在《读四家诗选四首》并序中，对此有明确的表示：“介甫选四家之诗，第其质文以为先后之序。予谓子美诗闳深典丽，集诸家之大成;永叔诗温润藻艳，有廊庙富贵之气;退之诗雄厚雅徤，毅然不可屈;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他认为子美“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冶。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永叔是“诗篇尤藻丽，句法含万象。平夷谢雕镌，醇厚如酝酿。温温廊庙姿，不作穷愁相”;退之是“雄词障百川，伟论挂众口。余事付诗篇，雅健古无有。尤工用险韵，妥帖等妍丑。毅然倔强姿，挥此摩天手”;太白是“词章号俊逸，迈往有英气”。但是，从本质和追求上看，“雅健”才是李纲所欣赏的诗歌风格，在艺术上则要求自然真淳，浑然天成。

李纲在评价秦少游诗词时说：

少游诗字，婉美萧散，如晋宋间人，自有一种风气。所乏者，骨骼耳。

李纲欣赏秦观的诗词，认为有晋宋间人“萧散”之气。但又认为其虽然血肉丰满，却没有“骨骼”，其实也就是说秦观的诗词过于柔媚，缺少刚健之风。

李纲对清苦穷愁、所谓的“苦吟”之诗是不大喜欢的。在《读孟郊诗》中，他通过孟郊和韩愈相比，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这种情感：

我读东野诗，因知东野心。穷愁不出门，戚戚较古今。肠饥复号寒，冻折西床琴。寒苦吟亦苦，天光为沉阴。退之乃诗豪，法度严已森。雄健日千里，光芒长万寻。乃独喜东野，譬犹冠待簪。韩豪如春风，百卉开芳林。郊穷如秋露，候虫寒自吟。韩如锵金石，中作韶汉音。郊如击土鼓，淡薄意亦深。学韩如可乐，学郊愁日侵。因歌遂成谣，聊以为诗箴。

李纲的家境殷实，即使在被贬谪到荒蛮的海南时，也有仆人跟随，他没有孟郊那种困苦穷愁的生活经历，因而不可能与其产生共鸣。李纲豪放刚毅，融释三教，本人又出将入相，他不可能，也不屑于将肠饥号寒之事和戚戚悲鸣之情写在诗歌当中。在《吴慎微邓志宏同游陈氏园》中，对孟郊和贾岛的诗风表达了不屑：“珪奇窥李杜，寒色笑郊岛。”

（作者单位：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