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从诗人心底里流出的生命体验。每家的诗词,都有独特的生命内涵。要了解每家词作的独特性,必须了解词人的独特个性。想要深入领会辛弃疾的词,先需了解辛弃疾其人。
一、 英雄人
辛弃疾其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英雄!辛弃疾不止一次地自称为英雄、自诩为英雄。他狂放的时候,感“叹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金菊对芙蓉》)。失意的时候,想“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老了,自伤“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
辛弃疾天生一副英雄模样,身材肥胖魁梧,壮健如虎,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眼睛一瞪,就光芒直射,威严冷峻。挚友陈亮题赞他的画像时,说他“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辛稼轩画像赞》)。词友刘过写诗赞扬辛弃疾,说“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呈稼轩》)。
辛弃疾究竟算不算英雄?我们先看古代的英雄标准、英雄特质。三国时代刘劭《人物志》卷八《英雄》是这样定义英雄的: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草中精秀出众的叫“英”,兽中特别超群的叫“雄”。所以人们把文武出众的人与之类比,将智慧超群的称为“英”,胆力过人的称为“雄”。“英”有聪明智慧,但如果没有“雄”的胆量,他的理想就没法实现。“雄”有胆略武力,但如果没有“英”的智慧,也难以成就事业。所以,“英”以他的智慧做出战略部署,并能把握战略机遇,还需要“雄”的胆量来付诸行动。“雄”有过人的力量来服众,超常的勇气排除困难,但需要“英”的智慧来成就事业。“英”和“雄”各济所长,才能成就伟业。如果只有远见谋略,而不善于把握战机,这种人只能坐而论道,而不能应对实战。有远见谋略,又能把握战略机遇,但如果没有勇气付出行动,这种人只能守常规而不能随机应变,不能解决突发的危机。如果力量过人,但没有勇气行动,只能做力士,而不能冲锋陷阵。力量过人,勇于冲锋陷阵,但如果智慧不足以临机断事,这种人可以为先锋,难以做将帅。称得上是“英”的,一定是有远见谋略,善于掌控战机,而且有胆量做出决断,付出行动的人。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称得上是“雄”的,必定是武力过人,勇敢无畏,有行动力,而且临事机智果断。韩信就是其例。
综合来看,英雄的特点是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勇能行之,气力过人,智足断事。辛弃疾就是这样的英雄。且看他年轻时代的几件壮举。
1. 年少从军
人们都知道,二十二岁时,辛弃疾曾聚众二千,起兵抗金,后投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他在《美芹十论》中说:“辛巳岁,金亮南下。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辛巳岁,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为什么要起兵抗金,起兵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率两千人投奔耿京部下,而不是只身前往?或者说他为什么要隶属于耿京部下,而不是自立山头,独立抗战?为什么是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起兵,而不是在此前或此后起兵?
辛弃疾起兵是为民族大义,而不是做绿林好汉。辛弃疾的家乡是济南,自幼生长在金人占领区,饱受民族压迫与欺凌。《美芹十论·观衅篇》说:当时胡人“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民族报仇雪耻,所谓“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美芹十论》)。
他起兵抗战的动机是雪洗国耻,收复中原。既然起兵抗战是为收复中原,孤军奋战,自不可能成功,必须壮大力量,团结义士,共图大业。对此,他在《美芹十论》中说得很明白:“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辛弃疾不自立山头单干,而要投奔耿京的队伍,目的是共“图恢复”大计。
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而不是只身前往,这体现出辛弃疾的“聪能谋始”。试想,当时辛弃疾年方二十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如果只身前往,必然短期内难以获得耿京的信任重用。带上两千人的队伍投奔,陡然间就壮大了耿京的实力,耿京自然会对辛弃疾刮目相看,而委以重任。
且看耿京是如何逐步壮大的。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记载:济南人耿京怨恨金人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先是结集李铁枪等六人入东山,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攻取莱芜、泰安后,队伍扩展到百余人。莱州贾瑞带领数十人归耿京,耿京大喜。耿京听从贾瑞的建议,将百余名部下分为诸军,各令招人,不久,就招募到了数十万人。辛弃疾带领二千人归隶耿京,耿京自然是大喜过望。率众两千入伙,等于是“投名状”,有了这个资本,辛弃疾在耿京的队伍中就能迅速受到重视,得到重用,才有可能“与图恢复”,实现他远大的战略意图。所以,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是他实现“恢复”大业的第一步。
辛弃疾之所以在绍兴三十一年冬天起兵,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是因为其时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侵宋,北方兵力空虚,加之完颜亮南侵前,向中原民众预征五年的租稅,致使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中原豪杰,如河北大名的王友直、山东济南的耿京、太行山的陈俊,倡义集众,并起反抗。辛弃疾敏锐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趁机而起,聚兵反抗。辛弃疾曾说“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所谓“投衅而起”,就是寻找机会起兵反抗。
辛弃疾在《美芹十论·观衅》中曾分析过北方民众适时群起反金的原因:深受民族压迫的中原之民,此前不敢茂然起兵抗金,主要是习惯了苟且偷安,又惧怕金人的诛杀之威。之所以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纷纷揭竿而起,是因为“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只可惜当时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如果南宋朝廷当年能把握这个机遇,与北方义兵相互声援,南北呼应,或者可一举而定中原。很显然,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一年起兵,正是看到了中原的人心对金人已怨恨至极,此时举义旗,聚义兵,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趁金兵主力南下时举兵,金朝也无力顾及,义兵容易立足生存,也容易壮大发展。辛弃疾的“明能见机”,“勇能行之”,在此得到充分展現。
2. 追杀义端
辛弃疾任耿京的掌书记后,遇到一突发事件,差点丢掉性命,但他以雷霆手段处置,转危为安。《宋史·辛弃疾传》记载这件事的原委是:辛弃疾归耿京之后,曾劝说一位义兵头领义端和尚带领千余人归顺耿京部下。不想这义端为人不义,行为不端,是个投机分子。参与耿京的队伍不久,他就盗窃辛弃疾掌管的军印潜逃。耿京大怒,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期限,抓不到义端,再来就死不迟。”果然,辛弃疾很快就追上了义端,义端向辛弃疾求饶说:“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手起刀落,斩其首级,夺回军印。耿京自此更加信任辛弃疾。
辛弃疾料定义端是叛逃至金兵军营,把掌握的军事情报献给金帅,以博取个人利益,表明辛弃疾判断力强,料事如神。义端逃跑之后,他能追上义端并活捉生擒,表明辛弃疾的“气力过人”且“勇能行之”。义端喜谈兵,又能聚众千余人,自非等闲之辈。而他见辛弃疾追来就恐惧不已,说辛弃疾的前身是犀牛,足见辛弃疾力大无比,他毫不留情地杀死叛徒义端,足见他行事果敢。
3. 决策南向
辛弃疾任耿京掌书记数月之后,就向耿京献策,把队伍拉到南宋,图谋发展。这就是《宋史·辛弃疾传》里说的“劝京决策南向”。《美芹十论》里也说:“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所谓“决策南向”,“纳款于朝”,是说要带领二十万五兵马,投诚南宋王朝。
为什么辛弃疾要耿京“决策南向”?他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原来,绍兴三十一年冬天完颜亮南侵渡淮不久,十一月就被部下杀死。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这对义军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更为严重的,金世宗继位后,对北方义军采取了攻心瓦解的策略,下令“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章颖《宋中兴四将传·魏胜传》),“放罪”赦免抗金义军。于是北方义军人心涣散,大多解甲归田,不少义军队伍随即土崩瓦解。如王友直部,原“有众数十万”,自从金世宗下达归农为民的赦令后,只剩下三十多人。因无法生存,王友直只好率三十名部下南奔向南宋投诚(《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九)。
王友直部队瓦解之后,耿京部队自然是独木难支。如果不及时另寻出路,也很快会像王友直部队一样溃散,或被金兵消灭。所以,辛弃疾劝耿京“决策南向”,而耿京也言听计从,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敏锐地察觉到部队的生存危机,为二十五万的军队寻找出路,辛弃疾的“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展现。
4. 生擒叛将
耿京听从辛弃疾南下投诚的计策后,即委派贾瑞和辛弃疾等十一人前往南宋接洽。辛弃疾一行从山东东平出发,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到达楚州(今江苏淮阴),会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正月十八日,来到建康(今南京)。其时宋高宗赵构巡幸至建康,闻辛弃疾一行南来,大喜,随即召见,并分别授予官职,耿京部下有二百多人被授官。贾瑞、辛弃疾一行接受任命之后,即返回山东。枢密院委派使臣吴革、李彪二人携带官诰文书随贾瑞、辛弃疾等一同前往,准备到山东当面宣布朝廷的任命。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后,京东招讨使李宝又派部将王世隆率十数名骑兵护送贾瑞、辛弃疾一行。
就在辛弃疾等人准备离开海州前往山东时,原来的部下马全福前来报讯,说耿京被叛将张安国杀害,义兵队伍已经溃散,张安国率部投降了金人。辛弃疾闻讯大惊,立机立断,与王世隆及马全福等相约潜回山东,生擒张安国。将张安国活捉生擒之后,送往临安正法。史载: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宋史·辛弃疾传》)
即帐中缚之,献于临安斩之。(陈泾《通鉴续编》卷十七)
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洪迈《稼轩记》)
挟安国马上,还朝以正典刑。(《朱子语类》卷一三三)这几条记载,详略虽然不同,但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信息:一、辛弃疾率领的是五十骑兵,而金兵营中有五万之众,敌我力量悬殊一千倍;二、辛弃疾是在金兵营帐中活捉生擒张安国的。三、辛弃疾是将张安国绑缚于马上,昼夜不停,越过淮河,将张安国送至临安问斩。
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作战任务,辛弃疾却完成了。这充分体现出辛弃疾超常的智慧、超常的胆略,超常的勇力。
辛弃疾是怎样以少胜多,从五万之众中生擒叛将?惊心动魄的具体过程已无法复原,但我们可以从辛弃疾一贯的战略战术可以推测个大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有“察情”“观衅”两篇。观衅,就是洞察敌人的失误、过失、软肋、薄弱环节,伺机击之。“察情”,就是掌握敌人的动向,了解对手的情报。辛弃疾在《察情》中说:“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辛弃疾强调,两军对垒,必须了解对手,不了解对手就会怀疑,怀疑就会恐惧,在恐惧之中应战,肯定考虑不周详。能充分了解对手,心情就安定,安定就不会被表象所疑惑,不疑惑就能掌握主动权。古代善用兵的,并非能每战必胜,而是能做到不被敌人占胜,立于不败之地,不被敌人战胜,就可以寻找破敌之机,最终获得胜利。
辛弃疾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常常派间谍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他曾对友人程珌说:“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洺水集》卷二《丙子轮对札子》)辛弃疾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也一再强调:“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可想而知,辛弃疾到山东后,绝对不会是大张旗鼓地强攻进入金人营地活捉张安国,必定是先派人去侦察敌情,了解金兵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松懈时机,对金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貌了然于心后,再制定出万无一失的突击方案,然后一举而成。
我们要问,辛弃疾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活捉生擒张安国,而不是像擒杀义端那样就地杀掉?暗杀张安国比生擒张安国要容易得多。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张安国送给临安行在?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
辛弃疾回归南宋,是想担当大任,成就恢复大业。而要担当大任,就要有政治资本进入仕途,要表现出超常的才干、智慧、胆略为上峰所知。说服耿京把二十五万军队拉到南宋,原本是回归南宋的重要资本和投名状,随着耿京被杀,义军解体,这个投名状立即化为乌有。《美芹十论》说:“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所谓“事乃大谬”,不仅是说原本想带回南宋献给朝廷的二十五万兵马已然溃散,自己个人的“事”业前途也将遭受重创!他必须策划新的方案,重新设计投名状。辛弃疾一直重视战略规划,他的《美芹十论》开篇就说:“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计,则应之常不足。”国家层面是这样,个人层面也是这样。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做好规划安排,一旦事情发生,就可以绰有余裕地应对。事情发生后再考虑处置的方案,应对总会有疏漏不足。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就是这样的战略规划意识,实在是非常的超前,他超越的不止一个时代。
耿京被杀,原来承诺带回南宋的二十五万军队全部瓦解之后,辛弃疾回南宋朝廷后怎样解释?谁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二十五万军队是真实的?辛弃疾想到,如果把叛徒张安国活捉到南宋,既能做“人证”,也能在南宋群臣面前展现他非凡的智慧、非凡的胆略和非凡的勇气。于是,他经过精心策划,精心部署,活捉生擒了张安国,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洪迈是这样描述辛弃疾活捉张安国事件的社会影响的:“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稼轩记》)孝宗皇帝闻知辛弃疾的壮举,感叹不已,赞赏有加,从此深加信任器重。可以说,活捉张安国,为辛弃疾打响了回归南宋的声名,打拼出了未来仕途的政治资本,达到了辛弃疾展示自我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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