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棠、袁克文跋元建阳本《极玄集》述论

莫棠、袁克文跋元建阳本《极玄集》，前有元至元五年建阳蒋易题记（简称建阳本），上、下两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自明末至近现代，此本或题跋或钤印，递藏于多位藏书家之手。《极玄集》最早之版本为宋刊本，后出现元建阳蒋易刊本，以及包括明汲古阁本、秦酉严钞本等多种明刊本。宋代原刻本今已不见，仅有汲古阁影宋刊本和述古堂影宋钞本。此建阳本历来被当作元本，但以《唐人选唐诗新编》为代表，多将其视为明代重刻本。这一结论能否确立，尚需进一步探讨。

建阳本《极玄集》经多位藏书家辗转递藏，从所留印鉴和题跋中可梳理出此刊本之“前世今生”。诸多藏书家中袁克文所留的印鉴最多、题跋最详。袁克文，字豹岑，号寒云，袁世凯的次子，“民国四公子”之一，长于诗文，工于书法，极喜收藏书画、古玩等。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每将购书经过记载其中，其《寒云日记》“丁巳日记（1917）二月十七日”云：

于博古斋购得元刊《唐诗极玄集》及《滋溪文稿残本》，皆极精妙。合值四百二十元。

《唐诗极玄集》二卷，唐姚合纂、宋姜夔点。双栏小黑口，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目录后有至元五年建阳蒋易刊书题记。莫郘亭撰书题衣又跋。藏印有：“求是室藏本”“瘦”“蔼初”“人淡如菊”“宝研堂”“春水船”“胥江”“长宜子孙”（瘦下诸印皆沈鸣之印）“韶州府印”“莫棠楚生父印”。书尾有“壬子四月邻苏老人观于沪上”一行，下钤杨守敬印。刊刻楮墨不在宋本下也。

在袁克文之前，此书已辗转多家之手。寒云认为“瘦下诸印皆沈鸣之印”，若寒云所说不误，那么此书有印鉴为证的最早收藏家应为沈鸣。沈鸣，字稼园，吴兴人，由明入清，是清初遗民，著有《明史南都大略》。关于沈鸣的文献记载很少，虽然他有著作留存，但并未显示其喜爱藏书，而且他曾因躲避仕清而身入西南，人生漂泊，藏书似为不便。其实从“瘦下诸印”来看，更似叶树廉藏书，“宝研堂”和“胥江”皆为叶树廉藏书印。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有载：“项斯诗集一卷，钞本。唐项斯撰。卷内有‘宝研堂’‘胥江’等印记，卷末有朴学斋老人题记。按叶树廉一名万，字石君，藏书处曰朴学斋。”（“宝研堂”的“宝”字篆文，可能有误读，或读为“宝”，或读为“审”，但皆指叶树廉，因此对叶树廉此枚藏书章，一说“宝研堂”，一说“审研堂”）叶树廉是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江苏吴县人，嗜藏宋元善本。以印鉴而判断为沈鸣，仅有寒云一家之言，是为孤证。叶树廉和沈鸣的生活时代与地域都相近，不好判断藏于谁手，但若从收藏经历来论，叶树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叶树廉之后，此书可能流落到苏州虎丘山一僧人手中，何焯曾借来校对手中的明刻本，其跋曰：“此书心友借之虎丘一僧，留二日即还之。”后不知是馈赠还是购买，此书终归何焯弟何心友所有，但他们都未曾在书中留下钤印和题跋。有印鉴为证的递藏线索是被收于黄式三手中，书中目录页钤有“求是室藏本”。黄式三，浙江定海人，主要生活于清道光时期，是清代著名学者。“求是室”为黄氏家塾和藏书处，黄式三《儆居集五·杂著四·求是室记》：“余之家塾旧题求是室，所藏之书用求是室藏书印。丙申（1836）后，复题晚儆居之颜，而求是室之旧颜不废焉。”

袁克文日记中称此书有“莫郘亭撰书题衣又跋”，书衣有篆文“极玄集”三字，可以确定在黄式三之后此书又被莫友芝收藏。莫友芝，字郘亭，善写篆书，他生活的年代比黃式三稍晚，是清代藏书大家。他曾领江南书局数年，并遍游江淮吴越，搜访奇书。黄式三所居之定海，正在莫友芝游览范围之内。因此，莫友芝在吴越之地揽入黄式三所藏元本《极玄集》亦是顺理成章。

莫友芝的藏书丰富，在他死后，其藏书大多归其侄儿莫棠所有。莫棠，字楚生，贵州独山人。早年游宦两广十余年，官至广东韶州知府。受其叔父莫友芝的影响，对藏书颇有兴趣。此书中钤有莫棠的藏书印“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莫棠楚生父印”，还钤有“韶州府印”，看来莫棠早年任韶州知府时即已为其所藏。民国后，莫棠弃官归隐，晚年一直寓居苏州。

据寒云日记所言，他“于博古斋购得”此书，“博古斋”是沪上书商柳蓉村开的一家书肆。柳蓉村，又名柳蓉春，因头脑精明，会做生意，书林中人送其绰号“柳树精”。莫棠在弃官而至苏州的途中，应该是卖掉了一些藏书，包括这本《极玄集》。袁克文跋文中亦云：“书中莫棠小印即其后裔。举所藏书尽付柳估蓉村，鬻诸市上。”但在袁克文购得之前，杨守敬曾于柳蓉村处观阅此书，并题曰“壬子四月邻苏老人观于沪上”，钤“杨守敬印”。柳蓉村虽是个书商，但淹雅好古，好友陈乃乾曾回忆说：“柳树精虽未尝学问，但勤于研讨，富于经验……家本寒素，居积致小康，每得善本，辄深自珍秘，不急于脱手。夜深人静时，招二三知音，纵谈藏书家故事，出新得书，欣赏传观。屋小于舟，一灯如豆，此情此景，至今犹萦回脑际也。”柳蓉村经常会聚集一些文人赏鉴古书，杨守敬方可借此机会得以观阅。杨守敬阅过此书，留下题签后，并未购买，之后被袁克文购得。

袁克文不仅为此书题书名、撰跋文，还钤有多方藏印，计有“皕宋书藏主人廿八岁小景”“流水音”“无垢”“八经阁”“侍儿文云掌记”“寒云如意”“无尘”“惟庚寅吾以降”“寒云庐”“克文与梅真夫人同赏”“瓶盦”“抱存欢喜”“祁乡侯印”“三琴趣斋”“克文之玺”“寒云主人”，卷末用篆文题款“寒云文云同鉴赏”。其中的“祁乡侯印”最是特出，“祁乡侯”本是小说《三国演义》中袁绍之称谓，袁克文刻此印，大概有因同姓而追攀袁绍之意。此印在袁克文藏书中很是罕见。购得此书观赏研读数日后，寒云又作诗《丁巳春日杂兴之一》：“百首选诗姚谏议，千年争诵《极玄编》。握珠怀璧惊奇构，珍重元朝蒋氏镌。中和节后二日，录于百宋书藏，寒云时年二十又八。”

此书尾页尚有高世异题记“戊午岁暮假与汲古阁刻本点校一过”，署名“华阳高世异题记”。袁克文与高世异过往甚密，购得好书亦会借与好友赏鉴。

袁克文晚年因生计所迫，将大部分收藏变卖，此本《极玄集》为周叔弢所得。书中钤有“曾在周叔弢处”“周暹”两枚藏印。周叔弢《自庄严堪书目》著录“《极玄集》元本，一本”，即此书。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将藏书捐献国家。

从建阳本《极玄集》钤印和题跋中，梳理出五百余年的流转递藏过程。令人不禁感叹：在其楮墨芸香的张张书页中，凝结的不仅是岁月，更是历代藏书家对文化传承的敬畏与责任。

建阳本《极玄集》半叶九行，行十八字。小黑口，黑鱼尾，四周双栏。版心上、下两卷分别题“玄上”“玄下”，下有页码。书衣为莫友芝题篆文“极玄集”，后为莫棠和袁克文跋，后袁克文再题“极玄集二卷”并撰题记，后袁克文录自作杂兴七言绝句一首。接下来是原刻内容，首页首行书名“唐诗极玄集”，后分两行标“唐谏议大夫姚合纂”“宋白石先生姜夔点”。然后是目录，分上、下卷，以诗人为目，每一诗人下标出诗作数量。目录后是姚武功自题、姜尧章题和建阳蒋易题。其后为诗集正文，卷首标“极玄集卷上”“唐谏议大夫姚合选”。选诗按诗人编排，诗人下附小传，诗句有校勘，亦有姜白石密点。

建阳本《极玄集》被历代藏书家认定为元本，如莫棠跋曰：“瞿氏《丛书志》载：明抄本，此书之最旧本也，然即从此书。此元刊精雅，白石评点，尤世所未闻。《爱日精庐志》亦载较详。”瞿氏的《铁琴铜劍楼藏书目录》和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所收皆为张超然藏明秦酉严手钞本，此本亦有姜夔点和蒋易题，明显出于元建阳本。莫棠之意即此。袁克文的题跋则更为明确：“此元刊绝精之本，校订尤佳而传世独罕。持此校汲古阁刻之《唐人选唐诗》，颇多是正，洵善本也。”“《极玄集》二卷，《郘亭知见闻书目》谓收得元刊本，即此册也。”杨守敬在观阅此书后，于《日本访书志》记录曰：“《唐诗极玄集》二卷（元刊本）……《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秦酉严手钞本，即从此出也。日本文政八年有翻刻本。”周叔弢《自庄严堪书目》也认定其为元本。

但今人多认为建阳本为明刻本，多位藏书家皆为误判，之所以这样认为，缘于毛晋于汲古阁《唐人选唐诗八种》本《极玄集》卷末跋语：

按武功自题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凡廿一人，共百首。”今已缺其一，吉光片羽，良可惜也。向传姜白石点本最善，竟不行于世。即留署中近刻，只挂空名于简端。虽然，刘须溪点次鸿文典册，奚止什伯，悉为坊间冒滥，混入耳目。赝刻之行，日以长伪，何如原本之藏，适以存真也。戊辰花朝湖南毛晋记。

毛晋所说“姜白石点本”即建阳本，他未曾见，而他所见“署中近刻”只有姜白石的名，而无点，因此他说“只挂空名于简端”。之后毛晋以坊间流行的诸多刘辰翁点校书籍作类比，说明《极玄集》并非姜夔所点，而是书坊冒用姜夔的名号擅自添加。今人据此认为元刻本应该有姜夔对诗句的评语，而今所见建阳本仅有白石的题、点，无评语，实为明人刊刻时擅自窜入，真正的元本惟何焯见过，现已不传，因此元建阳本非元刻本，而是明刻本。

所谓元刻本惟何焯见过，记于何氏评校汲古阁本《极玄集》后，何义门“先校元蒋氏刻姜白石评点本”，即建阳本，何氏跋曰：“元板建阳蒋氏师文所开雕《极玄集》，其首列序、诗人氏名，次武功自题，次姜白石题识，最后则师文所题。此书虽不为大佳，然毛氏多藏书，尤云不见白石点本，则世人稀睹可知。因以墨笔对临斯本，留之箧中。戊辰二月初十日，灯下书。”何焯断定此即毛晋所称未曾见过的“白石点本”。需要注意的是，何焯所见元本，其所刊内容以及刊载顺序与建阳本一模一样。而且何焯并未提到姜夔的品评语，因此可以推断何焯所见元本亦仅有姜白石点，无品评。对于是否元本，何焯极为确定，“其字颇精致，元板之善者也”。毛扆也曾借阅此书，毛扆是毛晋之子，明代著名藏书家，“此书今归心友，毛丈斧季（毛斧季，毛扆）极重之，从心友借传一本”。能让毛扆“极重之”的书，相信不会是以刊刻讹滥著称的明刻本，何焯对建阳本《极玄集》的判断无误。因此，何焯所见元本即是建阳本，并非不传，而是经莫棠、袁克文等收藏家辗转递藏流传至今。何焯在以元建阳本对校明刻本《极玄集》三十年后，又校以“述古堂影宋本”，跋曰：“康熙戊戌十月望，借蒋西谷（蒋廷锡）架上述古堂宋本影钞《极玄集》勘校，始知戴叔伦诗中亦误一首，前此所见元板姜白石点本非完书，今后庶几为善本矣。焯记。”

傅增湘临何义门评校本，过录何氏的跋语后，又作跋语对《极玄集》的版本进行说明：

此集宋刊不分卷，然世久不传，惟述古堂有影宋钞。元至元五年有蒋易刊本，分为上、下卷。易字师文，即刻《皇元风雅》三十卷者。此书刻于白鹤书院，附姜白石评点及跋语。明万历丁亥有武林邵重生刻本。汲古阁重梓时未言所据何本，然观其手跋，则姜白石点本子晋实未曾见，其所称近刻，或即武林邵氏参校者耶？此外虞山瞿氏有又玄斋钞本，为名秦酉严手录，然录有蒋易跋，是亦出于建阳本矣。义门校此集于康熙戊辰，先得元本于虎丘僧寺，惟下卷颇有脱叶。嗣越三十年戊戌，又假得述古堂影宋本于蒋西谷家重校，始臻完善。前辈访书志艰勤如此，吾辈乃坐享其成，良足幸也。

沅叔梳理出《极玄集》的四个版本。一、 述古堂影宋钞本，此本不分卷，诗人无小传，选诗中出入最大者是戴叔伦《送谢夷甫宰县》五律一首其他版本皆无。其实在述古堂影宋本之前已有毛晋汲古阁影宋刊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述古堂本出于汲古阁影宋本。二、元建阳蒋易本，分上、下卷，附姜夔的点、跋，此本有明万历丁亥武林邵重生刻本。三、明汲古阁本，并非汲古阁影宋本，而是崇祯元年汲古阁刊《唐人选唐诗八种》本，即毛晋作跋本、何焯评校本。其所据为“武林邵氏”本，即元建阳本。四、明秦酉严手钞本，此本虽为钞本，亦出于元建阳本。傅增湘亦未否定元建阳本，并且指出明汲古刻本和明秦酉严钞本皆出于建阳本。

从版本流传来看，影宋本《极玄集》是目前可知最早的版本，其特点是不分卷，有姚合题序，诗人无小传。至元代，建阳蒋易重刊《极玄集》，分为上、下两卷，增加了姜白石题、点，并自作题序，每个诗人下附小传，但亦将戴叔伦的诗刊错，增入《赠李山人》一首，而漏收《送谢夷甫宰县》。至明代，出现了汲古阁刻本、秦酉严钞本和武林邵氏本，这些明刻本皆出于元建阳本。因此，可以确定，诸多藏书家并未集体“看走眼”，莫棠、袁克文跋元建阳本《极玄集》是元刻本无疑。

何焯参校述古堂影宋本《极玄集》后，遗憾“前此所见元板姜白石点本非完书，今后庶几为善本矣”。尽管元本相比宋本有错收、漏收之弊，但远比明本精严得多。明刻本基本上是重新刊刻元本，内容未做增改，但其字句多有错讹。杨守敬在沪上观元建阳本后，细致对比了元本和明本，载于《日本访书志》：

其以本集《中兴集》互校，（建阳本）与汲古阁刊本同，而字句则往往胜之。如祖咏《夕次圃田店》“中夜渡京水”，毛本作“泾水”。按：圃田安得有泾水？阎百诗已议之。钱起《送弹琴李长史赴洪洲》“皆添白发声”，毛本作“白雪”，何义门校《中兴间气集》云：“《极玄》、善本作‘白发’，若作‘白雪’，则与上‘复’字不相应。大抵不学者因弹琴而妄改之。”《送元盛归潜山》注云：“《中兴集》作‘送元晟’”云云。毛本题与注并作“元晟”，谬矣。其他皆与《唐诗纪事》所引合。据毛氏跋，亦称有武功自题，而所刻本乃删之，何耶？又称“向传姜白石点本最善，竟不行于世，近刊挂空名于简端。”是毛氏所见本只有白石名而无点;若有点，安得谓之空名？况其所点，皆矜慎不苟，绝非坊贾所能。若以为无评品语而疑之，则浅之乎视白石矣。

杨守敬所说毛本指明汲古阁刻《唐人选唐诗八种》本，即何义门评校本。他举多处说明元本“字句则往往胜之”，同时他认为毛晋“所见本只有白石名而无点”，不然怎能称为“空名”，“况其所点，皆矜慎不苟，绝非坊贾所能。若以为无评品语而疑之，则浅之乎视白石矣”。事实上，不应以是否有姜夔的评语来论断元本或明本，观建阳本内姜白石题记，并未言及其对诗句加以品评，反而说“吾所不加点者，亦非后世所能到”，显见他只作了点与不点的工作。因此，根本不存在白石的评点本，“白石点本”即是元本。

元本与明本的诗句异同处，除了杨守敬所举之外，实则还有较多，袁克文在建阳本末记曰：

取向藏明初活字本唐人小集粗校一过，举其异同如下。二月二十六日，寒云。

王维《送晁监归日本》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九州何处所“所”作“远”，鼇身映天黑“鼇”作“鳌”。

《送丘为》下有“落第归江东”;羞称献纳臣“称”作“为”。

祖咏《兰峰赠张九皋》作“扈从御宿池”：君王既巡狩“巡”作“出”;远戍低苍垒“戍”作“树”，“苍”作“枪”;孤山出草城“出草”作“入幔”。

丰水在园林“丰”作“灃”，“在”做“映”。

《夕次圃田店》无“圃”字：前路入郑郊“路”作“程”;马烦时欲歇“烦”作“颁”;遥村烟火起“村”作“林”;中夜度京水“京”作“泾”。

阴覆座闲“”作“松”，“闲”作“间”。

寒云应该只校对了前面几页而已，因王维和祖咏是集中首选的两位诗人，但已列出近二十处异同。其中，如“苍”作“枪”、“出草”作“入幔”、“烦”作“颁”、“村”作“林”等字词，明显元本所用在情感表达和诗歌意蕴上都更胜一筹。

姚合《极玄集》选录盛唐王维、祖咏及大历以下共二十一家一百首诗（诸本皆阙一首），题记称“此皆诗家射雕之手也，合于众集中选其极玄者”。所选多五言律诗，其中入选数量较多者是钱起、郎士元、耿、司空曙、皇甫冉、戴叔伦，可见姚合偏爱王维直至大历诗人的清隽诗风。其选诗多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重合，胡震亨谓其“颇与高（仲武）合，大指并较殷（璠）殊”。与《中兴间气集》相较而言，《极玄集》选诗更为精审，何焯跋云：“此书所采不越大历以还诗格，然比之《间气集》颇多名句，若刊其凡近，风味正似贾长江（贾岛）也。”选诗数量不多，蒋易作题记分析原因说：“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取仅若此。”姚合本身有诗名，其诗称为“武功体”，现存《姚少监诗集》十卷。姚合善作五律，刻意求工，诗风清切峻拔。《极玄集》所选诗歌与其诗风相近，何焯在评校后云：“阅《姚秘监集》，乃知其生平作诗体源全出于此，虽所诣不为高深，要不似今人入门便错杂不伦也。”《极玄集》所选诗歌不仅符合“诗家射雕手”，更符合姚合的审美，从“其生平作诗体源全出于此”即可看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唐诗选本整理与研究”（16ZDA17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