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情须远”与“用意愈深”

长忆西湖。尽日凭阑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酒泉子》之四）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下载：“阆有清才，尝作《忆余杭》一阕曰：（略）钱希白（易）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这段记载生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词调名；这里明确说潘阆作《忆余杭》，不曰“酒泉子”。由此，明人杨慎《词品》卷三“潘逍遥”一则便说此词是“忆西湖虞美人”，即以“忆西湖”为词题，以“虞美人”为词调名。而清初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辨”卷上“忆余杭”一则又说“非‘虞美人’，亦非‘酒泉子’，乃自制‘忆余杭’也”。杨慎所谓的“虞美人”，似是无据（唐圭璋《词话丛编》校云：“案此乃酒泉子，杨慎误此为虞美人。”或者曾以虞美人词调歌之，笔者尚未见有相关记载，待查）。但沈雄提出“自制‘忆余杭’”说，他的依据在词作的异文，也就是第二个问题。

这里所录的词作本文，是依据晚清王鹏运辑《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本《逍遥词》。这个本子是依据“明钞宋刊本”刻印的——书后附有“崇宁五年（1106）黄静记”“绍定元年（1232）陆子遹刊跋”。全书仅录《酒泉子》词十首并“致茂秀书札”一通，而书札之中又明确提及茂秀“所要《酒泉子》十一首并写封在宅内也者”，算得上坚实证据。只是当年沈雄不曾得见这个本子，他所依据的是清初朱彝尊等所编撰的《词综》。但《词综》征引了陆子遹对潘阆词的评语，而此评语正在陆子遹的刊跋之中；也就是说，《词综》所据也应该可以推原至“宋刊本”。但以它与现存“明钞宋刊本”的次序与文字间差异来看，应该属于另一钞本。因此，“《湘山野录》本”“明钞宋刊本”“《词品》本”“《词综》本”四者之间文字的不能一致，虽然已经不构成怀疑词调名的证据，但确有不容忽视之处。

这首词下片的“白鸟成行忽惊起”，“成行”，《湘山野录》本作“几行”；“惊起”，《词品》本作“飞起”；“閑整钓鱼竿”，《湘山野录》本作“闲想整渔竿”，《词品》本、《词综》本并作“闲想整纶竿”。“想”与“整”“钓”与“纶”，皆形近易混。此外，《词品》本、《词综》本首句皆作“长忆西湖湖水上”，即衍出三字，这也成为了沈雄下定“自制‘忆余杭’”断语的依据（《词话丛编》本《古今词话》校云：“按今逍遥词有十首，皆酒泉子，起句亦皆四字。”这里所谓的“逍遥词”，即四印斋本）。

五代后蜀赵崇祚辑《花间集》中已有“酒泉子”，温庭筠、韦庄、牛希济词皆作四（平韵）、七（仄韵）、三三（仄韵）、三（押首句平韵）；七（换另一仄韵）、五（仄韵）、三三（仄韵）、三（押首句平韵）句式。这如果设定为“定格”，则在顾夐词中，或者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二句皆作六字句；或者上片第三句、下片第三句皆作七字句；或者上片第二句作六字句，下片第二句作五字句。是在同一位置上，或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皆可；或三三句式与七字句可以任意选择。作为歌词的文辞间有一二字出入，为填词中常见；至少以上几首《酒泉子》押韵的位置还是一致的，而潘阆此作，不仅句式有差别，连押韵的方式也不同——这在《花间集》中也已经出现，如张泌的“紫陌青门”一首以及李珣的“秋雨连绵”“秋月婵娟”二首，也各有不同。

以前扬州师院的夏云璧先生认为《酒泉子》所填文辞格式，可以归总为六类，但俱在一个词调之下。至如潘阆《酒泉子》，夏云璧认为近似《尊前集》中的司空图“买得杏花”一首（《关于〈酒泉子〉一调的种种》）。但司空图与潘阆词在字数上有增减尚可不计，在押韵上也有不同；如换头处，潘阆用仄韵，而司空图用平韵，这与李珣是一致的。《酒泉子》在押韵上的多种格式，包括韵的有无以及平仄无一定，说明早期歌词填写中，文辞的字数与韵脚，都是相当自由的。这也就难怪后来人对同一调名而人各一体的唐宋词创作而批评道：“当时何不另创一名耶？”（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词中同调异体”条）虽然这种质疑因为忽略了它背后的乐曲因素并没有什么道理，但正是沈雄不能认潘阆之作为“酒泉子”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这首词的流传。与《湘山野录》记载是钱易书于玉堂后壁不同，杨湜的《古今词话》说是“石曼卿（延年）见此词，使画工绘之，作小景图”（赵万里《校辑宋金元明人词》下册。又，赵辑本原作“杨偍〔杜兮切〕字景倩”，《词话丛编》据《苕溪渔隐丛话》并《说郛》，改作“杨湜字曼倩”，未知孰是）。杨慎《词品》说是“东坡公爱之，书于玉堂屏风”。杨湜所云恐是另一事，而释文莹与杨慎所记当是一事，但钱易与苏轼在“玉堂”也就是任职“翰林学士”的时间又相去太远——钱易为翰林学士在仁宗朝初期，苏轼则在哲宗元祐中，相去有半个世纪之久。

《酒泉子》十首词中提供的信息证明，它们应该是潘阆客居京师而作。试着举出几处明显的证据来：其一云“别来隋柳几经秋”的“隋柳”，参证周邦彦之名作《兰陵王》咏柳“隋堤上、拂水飘绵送行色”，知为京城之标志；其三“东望眼将穿”的“东望”，盖自南唐、吴越之故地而赴汴京，宋人谓之“西入”；而潘阆此际必在京师，故云杭州为“东望”。其五“别来尘土污人衣”，化用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亦为客居京城之代语。又其六“别来几向画阑看。终是欠峰峦”，观此则自是将处在江南丘陵地带之杭州与位处平原之汴京作一对比，故有“欠峰峦”之语。同样是从江南来到汴京且年岁还要早于潘阆的南唐名臣徐铉也有类似的感触——“登楼无远山”（《和陈处士在雍丘见寄》）。

潘阆在京师的时间，现在有史可查的，是宋太宗至道元年（995）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的四月丙申，“赐布衣潘阆进士及第。未几，追还诏书，以阆所为狂妄故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七）。这本是极为蹊跷的事，即缘何“赐进士及第”呢？而阆之“狂妄”者，难道只是如沈括《梦溪笔谈》所说是行为上的“狂放不羁”（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卷二十五）？显然这都是另有隐情的。潘阆的进士及第，是他依附内廷宦官王继恩之故；且更由王继恩而主动参与到“立储”这样的牵涉国之根本的事件中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一）。在太宗朝，潘阆曾因此事而遭到黜落，至真宗即位后，更直接导致了牢狱之灾。虽然不久释放，但从此便也无机会踏足京城。除此之外，就是通过王禹偁的《小畜集》与《外集》与潘阆有关的诗文，可以知道潘阆在此前的宋太宗端拱、淳化年间（988—994），也有在京师居住卖药的经历（关于潘阆的生平，可以参看王兆鹏等的《潘阆考》）。

王禹偁对潘阆“处士”兼“诗人”身份，有着著意的强调。王禹偁《小畜外集》卷一《潘阆咏潮图赞并序》中说他“总角之岁，天与诗性”；“弱冠之年，世有诗名”；并引当时的翰林学士宋白赠潘阆诗云：“宋朝归圣主，潘阆是诗人。”下面更引了潘阆的数首诗以为证明，其中可以考见潘阆事迹的，是《哭高舍人（杨）〔锡〕诗》：“生前是客曾投卷，死后何人与撰杯。”高锡，《宋史》卷二百六十九有传，载他在太祖建隆三年（962）秋“拜左拾遗、知制诰，加屯田员外郎”。宋代的知制诰乃有中书舍人之责，故而又称为“舍人”。后来，高锡为其弟高铣参加科举而请托开封府推官石熙载遭到拒绝，反而在宋太祖面前中伤石熙载，被当时还是开封府尹的赵光义（宋太宗）揭穿，又加上他有出使青州而私受贿赂的事为人告发，因此在乾德二年（964）五月下御史府按劾，结果属实，被“责授莱州司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七）；后来高锡虽然被赦免，但始终不能重返庙堂得重用，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死去，而潘阆的《哭高舍人锡诗》，即这一年所写。

在引述了潘阆的几首诗后，王禹偁在《潘阆咏潮图赞并序》接着说潘阆“趣尚自远，交游不群”，还说他“脱屣场屋，栖心云泉，有终焉之计”，紧接着落到这篇文章的主题，说他“言念吴越，跨江而来，钱塘、会稽，卖药自给，因赋《钱塘观潮》之什，称为冠绝”。这是王禹偁在宋太宗雍熙三年或四年（986或987）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知县任内所写的文字（依据徐规《王禹偁事跡著作编年》）；既然文中已经提到潘阆到钱塘会稽来，则他实际的来到，自应不会晚于王禹偁任职长洲的时间（984—987）了。王禹偁文中又提到了潘阆太平兴国八年（983）哀悼高锡的诗，那么潘阆“跨江而来”的时间，也应该参照这个时间点，即在太宗太平兴国中（979年左右）来到了钱塘会稽一带，并有《钱塘观潮》诗作的流传（王兆鹏等《潘阆考》认为就是《酒泉子》中的“长忆观潮”一首，恐非是）。

《酒泉子》词中有“别来已是二十年”（其三）；“别来已白数茎头”（其九）。潘阆的《尊前勉兄长》诗也说：“一家久寄浙江滨，倏忽如今二十春。须信百年都似梦，莫嗟万事不如人。尊中有酒何妨醉，箧里无金未是贫。但看故乡荣达者，算来多葬北邙尘。”这诗词中的“二十年”，虽然所处的地方不同：词中是身在京师而说离开钱塘已经二十年了，而诗中是身在钱塘说自己的家眷寄居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其实，可以说是一回事。如何这样讲呢？上文引了王禹偁说潘阆是“卖药自给”，他的行踪本也是无定的，而他的家人则始终是停留在钱塘的。如果我们推测潘阆在太平兴国年间移居到了钱塘，那么二十年后也就是宋真宗即位不久的咸平年间（公元1000年左右），这正是潘阆积极参予宫廷政治斗争而被降罪甚至追捕的时间段。

怀念杭州的《酒泉子》词也便当是作于咸平年间，这是潘阆人生中最后一度客居京师之时。其实，潘阆以“处士”身份参与到宫廷政治斗争，并不是偶然的。据释文莹《湘山野录》载：“卢相多逊欲立秦邸（按，即太宗弟秦王赵廷美），潘预其谋。”“卢多逊立储案”发生时间正在此时。不过，此或为释文莹混“王继恩立储案”与“卢多逊立储案”为一，即潘阆有史可查的是参与前者。这在宋代已经被明确地指出，如李焘便说：“《湘山野录》及《（梦溪）笔谈》载阆与卢多逊同谋立秦王，盖误以继恩为多逊，楚王为秦王，传闻不审也。”只是，潘阆与太宗朝初年的宰相卢多逊，恐非完全没有瓜葛。《酒泉子》词其八云：“别来有负谒灵祠。”此词为回忆杭州伍子胥祠堂作。所谓“吴相”者，疑代指卢多逊。词又云“千古恨犹高”，又云“遥奠酒盈卮”，亦非限于古典。《酒泉子》其余各篇，因缺乏上述十分明显政治寓意之表征，为避穿凿，若其四“别来闲整钓鱼竿”或以严子陵自诩而为帝王之友，其九“日月宫中谁得到”或以道家仙宫以譬帝王居所之类，无须一一为之坐实。换言之，纵然潘阆不曾直接参与卢多逊立储秦王案，但记录者释文莹本人既结交名公，其所录潘阆事，非全无根据；即潘阆或与卢多逊有一定关系，虽不必一定也参与立储大事中。因此，以这样的视角来通观十篇《酒泉子》，则潘阆所写绝非一般意义上之风物，则不必更有疑问。

从宋人开始，就认定潘阆诗词不过是“放怀湖山，随意吟咏”（《逍遥词》黄静记），现在来看，这或许是不免为潘阆“放情须远”的表象所瞒过，而忽略了他的“用意愈深”（《与茂秀书》）之处。一组回忆杭州风光的小词，是否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寄寓，这个问题不好给出确定的答案。作品本文内外的考证——指历史的考实，它是从诗歌用辞的多义性以及它可能兼具的实指、虚指、代指等涵义出发，寻求与诗歌相关的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理与人事的相互合榫，因此，也只能隐约地见出历史来。这只能视为诗歌读解的一种方案，可以选择，也可以舍弃。之所以无从舍弃，并未全是因为不能摆脱历史，而是诗歌中本有着特殊性质的历史。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新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