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步诗》生成流播过程中的佛教因素

说起曹植的《七步诗》（或作《自愍诗》，见李昉等撰《太平广记》卷一七三“曹植”条引《世说》；或作《豆萁诗》，见元宋褧撰《燕石集》卷八《五王博塞图》；或作《煮豆诗》，见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三步五步七步十步之才”条），大家都耳熟能详。不过，它到底是曹植原作，或仅是托名曹植之作，则成了千古聚讼纷纭的难题。对此，笔者虽曾有所思考，却终不能遽定，故暂且搁置不论。倒是最早记载此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的注释者刘孝标，以及曹植本人，都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曹植被称尊为渔梵（渔呗）创始人；刘义庆是中古最重要的佛教灵验小说家之一，撰有《幽明录》《宣验记》，法琳《辩正论》卷三即称其崇佛表现是“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且“笃习文雅，义庆最优”（《大正藏》第52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刘孝标北魏延兴二年（472）十来岁时就担任过吉迦夜、昙曜翻译《杂宝藏经》《付法藏因缘经》《方便心论》之笔受（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二，《大正藏》第55册）。由此，笔者便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果然发现《七步诗》的文本生成，特别是在流播过程中，确实受过佛教经典、佛教文化的影响。兹先从《七步诗》的文本变异说起，因为文本变异往往受到传播语境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社会、政治、文化、宗教意识的时代变迁。

关于《七步诗》的来历，《世说新语·文学第四》是这样记载的：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嗣后，“七步”便成了齐梁以降诗文中的常用典故之一，如《文选》卷六GA996任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赞扬萧子良时说：“淮南取贵于食时，陈思见称于七步，方斯蔑如也。”初唐李善注引《世说》曰：“魏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李善之注，虽是摘引，并在文字上有改动，却奠定了《七步诗》在后世更为流行的四句体。不过，第一句，多数文献与盛唐徐坚《初学记》卷十“食时七步”条所引《世说》一样，作“煮豆燃豆萁”。

对七步成诗故事的题材归属，唐至北宋时期，虽说多数人的看法并未与《世说新语》完全保持一致，如《初学记》卷十列在“中宫部·王第五”，五代李翰《蒙求集注》卷下“曼倩三冬，陈思七步”条归于“博识”，《太平御览》卷六GA996GA996“文部第十六”归在“思疾”，《太平广记》卷一七三“曹植”条列于“俊辩”，但大家基本上赞成它反映的是曹植才思敏捷的个性。可到了南宋，情况大变，像祝穆撰《事文类聚·后集》卷八就把“煮豆燃萁”归入“人伦部·兄弟门”，结合祝氏同意刘克庄曹植“不肯夺嫡”“终不怨兄”观点之举，则知从南宋开始，世人扬曹植、贬曹丕的态度极其分明，这点与刘宋时期相同，而刘宋、南宋，恰恰是中国古代史上两个反曹（以曹操、曹丕为代表）浪潮的高峰（参宋战利《〈七步诗〉托名曹植考》，《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不过，刘义庆叙曹植七步成诗故事时，并未详细交待曹丕下令的动因何在，场景若何，这就留给后人极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各显神通，给出了不少有趣的、带有特殊时代印记的答案。如晚唐胡曾《咏史诗》（《四部丛刊三编》影宋钞本《新雕注胡曾咏史诗》）卷上《西园》曰：“月满西园夜未央，金风不动邺天凉。高情公子多秋兴，更领诗人入醉乡。”西园，即曹植与王粲、陈琳、徐幹、刘桢等建安文人赋诗游乐之所。本来，胡曾并未直接引用“七步”之典，然而主要活动于咸通（860—874）年间的陈盖给诗作注时，在介绍西园概况后接着便说：

魏文帝立，乃欲诛之。公子，公子！乃何作双陆？初进之，帝方令七步作诗，乃免其诛。诗曰：“煮荳然荳萁，豆在釜中泣。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免罪。初，为太后怜爱公子。文帝欲杀，白于太后。太后：“吾不意此子若是，此乃由汝国法也。”后乃免死。（又，原书本把北宋京兆郡米崇吉评注与陈盖之诗注合并刊刻。笔者根据前后文语境，认为“后乃免死”之后的一段话“夫至灵者……宁无惕励也”，是米氏评注之语。）

此书注中，虽文字时有夺讹，而且一些地方前后语义欠连贯，但其主体内容还是较为清楚的。笔者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七步诗》文字与徐坚《初学记》所引大同小异，然而第三句的一词之易（从“本自”换成“一种”），则有特别重要的版本意义（分析见后文）。二是“公子公子”云云，则补充叙述了曹植作七步诗的场景。换言之，是因为曹植进贡双陆而惹怒了曹丕。据清人历荃辑《事物异名录》卷二六“双陆”条介绍，双陆即双六，有六博、摴蒱、采战、长行、棋槊等异名，《涅槃经》称之为“波罗塞戏”，“后魏李邵序曹植作长行局，即双陆也”。宫梦仁编《读书纪数略》卷三二则把握槊、长行局、波罗塞戏、双陆合称为“雅戏四名”，并指出：“盖始于西竺，流于魏，盛于齐、梁、陈、隋、唐之间。刘存、冯鉴皆云：曹植始制。”总之，自北魏以降，曹植是被中土公认的双陆之祖。更有意思的是，按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一三《捔术争婚品下》描述，佛祖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时，曾与堂弟提婆达多等诸王子争婚，无论棒、槊、刀、箭，还是博奕、双六、投壶等技艺，他都独占鳌头，无人能敌（参《大正藏》第3册）。敦煌遗书有演绎是经的变文《太子成道经》（见P.2999、P.2299、P.2924、S.0548V、S.2682、S.2352等写卷），则说：“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 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即]问大臣：‘是何意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自称“弥勒佛身”的武则天在决定皇位继承人前，同样有“双陆不胜”之梦（见李邕《狄梁公传》、李繁《大唐说纂》、王谠《唐语林》卷八等），而宰相狄仁杰等人的解释是“双陆不胜，无子也”（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一一五狄仁杰本传），其意在于劝谏皇帝迎回庐陵王李显并重新立为太子，而不是立侄儿武三思。此“双陆不胜”的传说，至迟在初盛唐之际就广为流行，它和武则天的另一怪梦“鹦鹉折翅”一样，都有佛典依据，都关系着皇帝继承人的身家性命（具体分析，参杜朝晖《“双陆不胜”“鹦鹉折翅”来源考》，《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拙撰《政治、宗教与文学——阎朝隐〈鹦鹉猫儿篇〉发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概括而言，在唐代佛教政治文化的语境中，双陆争输赢，就象征着争夺皇位继承权。而曹植进贡双陆，在唐人看来，等于是想篡夺皇权，是谋逆的大罪，既然如此，曹丕就可以对曹植不客气了，难怪陈盖在注文中也只好让卞太后实事求是地说什么“此乃由汝国法也”。

晚唐栖复撰《法华经玄赞要集》（简称《玄赞要集》）卷二GA996又曰：

问：此方因何有梵呗？答：疏“陈思”等，按《历帝记》云：魏文帝曹丕，是魏武帝操之子，在位七年。武帝有二子，[一] 号曹丕，二名曹植，字子建。况（兄）曹丕主，封弟曹植为陈思王。陈思，郡名也。美貌有文，兄丕每礼重，偏置甄[妃]一阁。[植]遂被甄妃，后凌逼不从，自啮其臂。德困沐发，兄见妃后臂啮损，问得事由，便欲杀之。令行七步，诗成即不煞，如不成即煞。诗曰：“煮豆然豆〔以〕其（萁），豆子釜中治。一种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既成已，遂免煞之，除为何（河）东候（侯）也。初封河东，王殁后，封为陈思王也。十岁属文，下笔成咏，略无所改。每赞佛经，辄连嗟玩，以为真道之宗极也。（《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34册，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版）

据作者卷一开篇所云“栖复自大和末罢律讲后，屡涉京师，辄厕经论末行，多戴星霜，不惮寒暑。然精神曚昧，巡历数度先辈法席，随记得少善言，集成一家之说，冀其易见云尔”，则知是书最早完成在大和（827—835）末年，也可能迟至开成（836—840）年间或稍后（考虑是书篇幅较大，推算起来约70万字，费时应较长），作者属于京外律僧，所得材料主要是自己在京城诸寺的所见所闻，目的是想集众家讲解之精华，方便时人、后人研习《法华》。从其广引教内外文献看来，该书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且，早在宽治八年（1094）前就传入了东邻日本（释永超编《东域传灯目录》曰“《玄赞要集》三十五卷”，并有注曰“镜水寺栖复撰，本末七十卷”，参《大正藏》第55册。但今本缺第二二、二三、三GA996、三二等四卷）。但毋庸讳言的是，它与前述《新彫注胡曾咏史诗》一样，校勘质量不太好：如笔者用“[]”所加之字，当是脱文；加“〔〕”者，属于衍文；加“（）”者，则是校正讹误后的正字。所引《七步诗》第一句为六言，“以”字当删，“其”当作“萁”；第二句末字“治”可能是“泣”之音近而讹；不过，三、四两句，与陈盖注胡曾诗可以互证，至少说明“一种”这一版本的《七步诗》是曾经流行于长安等地的。另外，有些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符，像谓“陈思王”是曹丕所封以及曹植被贬为河东侯之类，则是讲经僧人信口开河，并未认真核对史书所致。

尽管《玄赞要集》存在不少史实方面的疏漏，但作者记录的当时长安讲经僧人对《七步诗》成因的另一种解释，却颇具口头文学之特色。它与陈盖的“兄弟争权”说不同，是“兄弟争妃”，即把甄妃（甄后）也卷了进来。

大概从唐初开始，小说家们就把曹植的名篇《洛神赋》附会成《感甄记》并形成“感甄传说”（具体考证，参余才林《〈感甄记〉探源》，《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范子烨《惊鸿瞥过游龙去，虚恼陈王一事无——“感甄故事”与“感甄说”证伪》，《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在当时小说家的心目中，曹植和甄妃的“叔嫂之恋”，充满了诗情画意，且为备受政治打击的曹植找到了精神寄托、心灵慰藉。中晚诗人对此传说，常津津乐道：如李贺《宫娃歌》“啼蛄吊月钩栏下，屈膝铜铺锁阿甄”之“阿甄”、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年十六时作）“班女恩移赵，思王赋感甄”之“感甄”，其本事皆出感甄传说；尤其是被刘熙载评为“深情绵邈”（《艺概》卷二《诗概》）的李义山，诗中多次使用有关“感甄”的典故，乃至在《东阿王》中作出大胆的猜测“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意即曹植、甄妃之恋情被发现后，才使他在曹操面前失去了争夺太子之位的主动权。这仅是诗人的一家之言，根本经不起反驳，因为甄妃建安九年（204）八月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只有13岁，即便他情感早熟，也不太可能公开宣称爱上了比自己大上十来岁的嫂子吧，况且，《感甄记》开篇云“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这种叙事口吻，也不是曹植的自述。再则，甄妃被谗害是在黄初二年（221），《洛神赋》则作于黄初三年朝京师返程途中经过洛水时，赋中作者明确指出是“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而赋洛水之神宓妃，此宓妃，当然不能等同于甄妃。

与当时世俗感甄传说所塑造的一往情深、儒雅高贵的王公形象迥然不同，长安佛寺的讲唱者则把曹植塑造成了一个“强奸犯”，曹丕反而是坦荡荡的正人君子了。他本好心地把曹植安排住在靠近甄妃阁（即自己寝宫）之地以示尊重，却未料到后者对爱妃早生歹意，并付诸行动。好在甄妃贞烈刚强，誓死不从，自啮其臂以保贞节。而且，曹丕施予的处罚也说不上有多么严厉，因为七步成诗对于才高八斗的曹植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啊。果不其然，曹植张口就吟出了《七步诗》，还趁机挖苦、讽刺了曹丕一番呢。因此，从听众的角度看，大家可能就不会同情曹植了。当然，讲经者何以对中土梵呗之祖曹植如此大不敬，笔者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讲唱者是想告诫听众不能像曹植那样沉溺于情色吧，毕竟不邪淫也是在家信众必须遵守的戒律之一。

以上介绍了《七步诗》流传过程中所受释家影响最鲜明的两个例证。现在回头再看看诗歌文本生成中可能存在的佛教因子，笔者发现，它至少在两点与汉译佛典有较密切的联系，或者说，是可以进行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的。

一者，曹丕命曹植七步成诗的方式，这自然让我们想起相关的佛诞故事，如后汉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吴支谦译《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佛典，都不约而同地说佛祖诞生时，自行七步而诵16字自赞偈。其中，支译本作“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何可乐者”（《大正藏》第3册），隋吉藏大师《中观论疏》卷七《苦行品第十二》明确指出，此16字是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说偈”（《大正藏》第42册）。东晋竺难提译《大宝积经》卷一〇七则云“是故菩萨，无人扶持，令行七步，非六非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于方便”（《大正藏》第11册）。说句幽默话，曹丕给曹植七步的时间，仿佛菩萨慈悲，已经是最大的方便了。

二者，无论六句体、四句体《七步诗》，其关键词都在“煮豆”，但以此为诗，最早亦似出于汉译佛典，它描述的本是鬼卒在铁釜等地狱拷治罪人的场景。西晋竺法护译《修行道地经》卷七即云：

彼铁树边，有二大釜，犹若大山，守鬼即取犯罪之人，着铁釜中，汤沸或上或下，譬如人间大釜之中，煮于小豆而沸上下；又于镬汤若千万亿年，考治毒痛。于是颂曰：

设得为国长，横制于万民，以至地狱界，考治百亿年。堕于镬汤中，在釜而见煮，以火烧煮之，譬若如煮豆。（《大正藏》第3册）

与此内容相同者在佛典中较为常见，如西晋法立、法炬译《大楼炭经》卷二所说“铜釜泥犁”，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一九所说“铜/镬地狱”（参《大正藏》第1册）等。然从佛典翻译史而言，竺法护是鸠摩罗什之前最具影响的译经大师，更值得重视的是前引法护译本之偈颂，它至少有两方面与《七步诗》是相同或相似的：首先，受刑者的身份相似。佛偈说，即便为一国之长，若犯大罪，也得堕入地狱，无法赦免，同样，曹植虽贵为东阿王（其实东阿王不是曹丕所封，而是明帝曹叡所封），若完不成皇帝交待的任务，也要处以大刑。其次，主要的修辞手法相同，无论佛偈、《七步诗》，其实都用比喻，只是佛偈标明了喻词“譬若如”，是明喻；《七步诗》是借喻，且层次更加丰富，“豆根”之“根”喻父母，“豆”“豆萁”喻兄弟。此外，在佛经长行部分，大釜与小豆的对比，彰显出铁釜地狱的威慑力，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受；六句体《七步诗》则以釜下、釜中之对比（同时借喻兄弟位置不一），但“相煎”的惨烈结局，同样令人动容。

综上所析，《七步诗》的文本生成，其作者很有可能借鉴过相关汉译佛典。当然，若其作者确为曹植，西晋及其后译出的佛经，他是无法未卜先知；但作者若为刘义庆、刘孝标或是其他人，他们受汉、晋佛典之影响，自在情理之中吧。

最后，补充两点：一是陈盖注胡曾《西园》诗时说曹丕欲以国法治罪曹植的叙事套路，后世小说也有所继承，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刻本）卷一六《曹子建七步成章》即载曹丕对其母卞氏曰：“国法不可废也。”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三孝廉让产立高名》“入话”第三则故事中，曹丕则拟以“欺诳之罪”来试曹植之诗才。二是栖复把《七步诗》的直接原因归于甄妃的思路，后人也有所借鉴，徐《咏史七十首》（三六）即曰“奇才负八斗，七步犹嫌迟。猜昆数屏斥，封爵三徙之。只因《感甄赋》，酿成《煮豆诗》”（陈庆元编著《鳌峰集》卷六，广陵书社2012年版），当然，徐氏所说“感甄”，一如中晚唐诗人，对曹植是颇为同情的，而非像栖复那样带有贬意。此外，甄妃自保贞洁之举，后世竟有烈女加以仿效，明人唐胄撰《（正德）琼台志》卷四GA996、清人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三二二，都记载了同一故事，说正德初年，一位年仅14岁的林氏女（林伍娘）遭遇好色邻居之性侵犯时，她“自啮其臂，血流遍身”而“坠晕于地”，男方惧其死，才把她送回家中，可惜最后女方为了名节，还是自缢死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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