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文化价值取向及其对三大名著的超越

《红楼梦》问世不久便大受欢迎：“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季羡林先生则把《红楼梦》视为中国文学的“状元”。这些都证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至尊地位。

那么，这座高高在上的巅峰是否孤独无偶，“高处不胜寒”呢？

任何高峰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需要坐落于广袤的现实土地上，与大地息息相关的。

四大名著各以其独有的思想与艺术魅力饮誉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巨著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其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具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巅峰之作的《红楼梦》与其他三部名著在价值取向方面相通的关联点在哪里？它作为巅峰之作高出其他三部名著者又在何处？

如果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轨迹：他们从下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其中《红楼梦》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与其他三部名著的异同既显示出通俗文化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自我调解机制的效率。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封建专制下新兴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动。结构宏大、情节委婉、细节精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声口毕现，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

《红楼梦》从诞生起，就一直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象受到社会上的极大关注。人们不断采用“评点”“索隐”等不同方法试图破解《红楼梦》这顶皇冠的密码，但直至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红樓梦》研究才找到接近于从文化哲学角度解读的正确路径。

《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清初社会感伤思潮的具体表现。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

首先，从小说的题材表层意义看，《红楼梦》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

作者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贾府这“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竟然在几年之间，“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同样，为什么贾宝玉和林黛玉心心相印的美好爱情却毁于一旦？

第一，作者将封建官僚家族政治上的腐败作为其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到“护官符”所曝光的四大家族黑暗政治内幕，都毫不掩饰地揭露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家族及其所依靠的封建政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崩溃解体边缘。

第二，作者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红楼梦》中有几个读者印象深刻的描写，大到元妃省亲、秦可卿葬礼这样声势浩大、竭尽铺张的家族盛事，小到用几十只鸡腌制出来的一盘茄子，乃至焦大嘴里那句名言“我们好不容易挣下的家业，哪里承望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摸狗，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这贾府除了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可说是无一物清静”等等，都形象地揭示出这个曾经的富贵大厦何以濒临倒塌。

第三，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

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来在贾府的后代中，贾宝玉最有条件成为家族振兴、金榜题名的光彩人物。贾政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遗憾的是，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他自身那些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他个人来说，体现了他作为社会新思潮和新气象人物的资格，但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却仍然是后继乏人的象征。

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其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这种爱情描写正是《红楼梦》高于其他爱情小说的地方。它既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那样以道德说教的冬烘面目出现，也不同于艳情小说的露骨肉欲描写。它的独特之处是写出了宝玉对女子世界的“意淫”——强调精神的契合，把宝玉、黛玉之间的情感升华为一种诗意的纯净的美感。

其次，从深层的文化层面看，曹雪芹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我们不仅可以从贾赦、贾琏、贾珍这些丧失廉耻的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而且就连那些作者肯定的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薛宝钗和林黛玉两个形象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个问题所在。

薛宝钗是婚姻的胜利者，她取得婚姻胜利的法宝就是她以儒家道德规范打造的淑女形象的成功。但是，正是那种循规蹈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训规则，使薛宝钗在很多场合隐藏掩盖了她本来具有的炽热情感和过人才华。失去真实才情表露的薛宝钗用淑女形象赢得了婚姻，但却失去了与贾宝玉进行精神对话交流的契机，成为爱情的失利者。而林黛玉虽然在这方面胜出薛宝钗，成为宝黛爱情的胜利者，但封建文化背景下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地位，使得林黛玉没有把爱情的胜利转化成为人生的积极要素和推动力量，相反却只能与零落的残花一起步入生命的绝境。

第三，从人生哲理的层面看，《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而是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

曹雪芹不仅昭示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而且还以贾宝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人生悲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命运的灾难，而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悲剧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脱的选择。

《红楼梦》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贾府的腐化堕落）、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主人公深受传统封建道德文化侵蚀而造成的厄运）和永恒的人生悲剧（贾宝玉的参透人生而出家）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这样，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也就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逐渐进入人的生命本质，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那么，这种人生悲剧价值观的认知的形成是否只是曹雪芹本人和《红楼梦》的个别认识？它与其他三部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否存在价值取向的内在关联呢，是否有高下之分呢？

《红楼梦》与《三国演义》，一个以儿女情长写世相，一个以帝王将相写历史，看上去二者相去甚远。但在作品文化价值取向方面却能找到背后的连线。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也有过种种说法。有的从皇权血统论角度，提出刘备作为合法皇帝的“正统”说。与之相关，有人从“拥刘反曹”角度解读三国皇权的人心向背。将此二者综合起来，并且从美学角度解读三分归一统结局的是所谓“悲剧”说。

该说以美学关于悲剧定义之一——“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为立论依据，将“拥刘反曹”说解释为：刘备一方是最优秀、最美好的，但具有最佳政治领袖（刘备）、最佳运筹帷幄智慧者（诸葛亮）、最佳忠义品德者（关羽）、最佳武将（五虎上将）等全面人才优势的刘备集团并没有如愿以偿取得政权，而是以失败告终。这虽然是历史的真实，但这个与人们心愿截然相反的结局却引起历代人们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倾向所体现的正统观念和三分归晋的结局，表现出古代市民阶层对于社会政治权力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心，以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图景的破灭。

于是也就潜在地提出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下层市民的政治理想往往要归于破灭，与此相关，社会上往往存在许多不公之事，那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那些不公之事是否有解决的途径办法？

如果把这个问题和《红楼梦》从社会的悲剧，写到文化悲剧，再到人生悲剧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么其因果逻辑关系和相互差别也就能够显现了：《三国演义》从市民阶层视角发现了社会上理想与现实背离，不公不平问题是社会重要痼疾。但是，《三国演义》只是提出了一个问号，没有找到合适的答案。这个悬念一方面留给了后面的名著，一方面也给《红楼梦》的汇总答案提供了素材。

《三国演义》提出的市民阶层所关心的社会政治理想破灭和社会不公如何解决问题，在《水浒传》那里给出了答案。

关于《水浒传》主题，明清以来众说纷纭。1949年之后比较主流的观点有三种，主流的说法是从阶级斗争理论出发，将梁山好汉聚义解释为农民起义，另外两种分别从《水浒传》结局和梁山好汉社会成分角度将其解读为“投降说”和“市民说”。

我认为这些说法都没能抓住《水浒传》这部小说的文化价值取向核心。在我看来，《水浒传》的文化价值取向恰好是对《三国演义》文化价值取向提出问题的延续和回答。如上所述，《三国演义》以具备条件而又深得民心的刘备错失皇位的故事提出世上出现不公正、不合理事情应该如何解决的问号，《水浒传》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三国演义》提出的社会问题。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全部理由，都是由于高俅之类的奸臣无道所致。高俅的无道和曹魏及司马氏政权在本质上别无二致，都是市民阶层理想政治的对立物。

《水浒传》用诸多梁山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说明，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指望官府等正常渠道，只能用自己的拳头来解决。这种思想的源头就是曾经在战国时代与儒家思想并列的墨家思想及其规定影响下的侠文化思潮。所不同的是，《水浒传》提出了市民階层自己对于社会政治不公正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绿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表现出市民阶层过问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体意识。

同是在思考社会和人生问题，《水浒传》虽然给《三国演义》提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但《水浒传》后半部分招安失败后的惨痛结局也给造反后绿林豪杰的归宿出路留下了很大的悬念——用拳头过问解决不合理不公正问题固然爽快过瘾，但高潮之后如何收场却是绿林文化无法回避而又难以解决的难题。

《水浒传》留下的绿林豪杰造反之后的归宿出路问题，在《西游记》那里得到相当圆满的解答。

关于《西游记》的主题，同样是众说纷纭。有人把孙悟空大闹天宫理解成为“农民起义”主题，而把孙悟空受到扼制跟随唐僧西天取经说成是“叛逆投降”主题。也有人把将前后二者联系起来，说成是“主题转化”。

我同样不能认同以上说法。但其中有些可以利用的要素和线索。如果把孙悟空理解成为梁山好汉那样的造反者，那么倒是与《水浒传》有很大的相似性——大闹天宫好似梁山好汉逼上梁山，与官军作对；孙悟空被唐僧从五行山解救后随其西天取经又好似接收招安。所不同的是，《水浒传》用招安后梁山好汉的悲惨结局严肃地否定招安道路，从而提出造反者归宿出路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西游记》则以孙悟空跟随协助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成佛的故事，为现实社会中梁山好汉那样的造反者描绘和指明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孙悟空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恰好是两个神话原型的再现：大闹天宫代表古代中国和西方桀骜不驯个性自由精神的神话原型（如鲧和普罗米修斯），西天取经则代表古代中国和西方那种锲而不舍追求精神的神话原型（如夸父和浮士德）。两个神话原型被成功“移位”为前后统一的文学形象。所以，比起梁山好汉从逼上梁山到接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全部行为不仅体现出批判现实，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而且还蕴含着造福人类和探索真理的深刻价值和积极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价值（取经）和个人价值（造反）统一在取经并成佛的猴行者身上。

到这里，《三国演义》提出的问题在《水浒传》中得到答案，《水浒传》提出的问题在《西游记》中又得到答案。人生问题从烦恼到解决似乎已经完成了全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还只是现实社会人生的问题，其价值取向也仅限于现实价值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哲理人生价值取向的层面。而《红楼梦》的价值取向不仅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更能将其上升到人生哲理价值取向的高度。所以，《西游记》这种看似圆满的人生价值判断其实本身就存在价值评价缺失的问题——它在《红楼梦》那里遭到了全部的否定和颠覆！

《红楼梦》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贾府的腐化堕落）、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主人公深受传统封建道德文化侵蚀而造成的厄运）和永恒的人生悲剧（贾宝玉的参透人生而出家）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

在传统儒家乐天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悲中有喜的悲剧传统尽管可以给人以乐观的鼓舞，但却缺少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对人生的棒喝激励作用。而《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大团圆式的悲剧意识，

而是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红楼梦》开篇中疯道人对甄士隐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隐回唱的《好了歌注》，可谓全书点题之笔。二人在歌中指出人们对功名、金钱、妻妾、儿孙等诸多方面的痴心与追求必将以落空而告终，从而点出“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的深刻主题。从全书的安排来看，无论是社会悲剧，还是道德文化悲剧，无不可以作为人生悲剧的注脚和例证。

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曾借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认为悲剧有三种，前两种或是由坏人作恶，或是由偶然意外所致。这两种悲剧尽管不幸，但毕竟不是危及人人。最可怕的就是人人无法躲避的人生悲剧，“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變故也”。因此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便正是第三种悲剧。他还就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举例说：“贾母爱宝钗之婉慝，而惩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说，而思厌宝玉之病；王夫人固亲于薛氏；凤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袭人惩尤二姐、香菱之事，闻黛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之语，惧祸之及，而自同于凤姐，亦自然之势也。宝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爱之祖母，则普通之道德使然；况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种种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又岂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哉？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由此观之，《红楼梦》者，可谓悲剧中之悲剧也。”（《红楼梦评论》第三章，转引自《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不仅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而且还以贾宝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人生悲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命运的灾难，而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悲剧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脱的选择。王国维认为人的解脱有二种，一种是因为个人被环境迫害，或其生活欲望不能满足，感到痛苦，所谓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惜春、紫娟就属于这种解脱。远远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的解脱。贾宝玉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这是因为他有高超的智力，能够洞察到生活的本质。贾宝玉的解脱是自然的、人类的，也是悲感的、壮美的、文学的。

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从关注社会现实到关注人的生命本质，显示了中国市民文化价值取向演变的逐渐雅化，而标志这一雅化过程极致的作品却非《红楼梦》莫属。如果说孙悟空的形象已经将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三大名著对于现实人生文化价值取向的圆满思考的话，那么《红楼梦》则不满意于这种现实层面的文化价值取向思考，而是在汇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关于现实人生文化价值取向思考的基础上，尝试将其上升和飞跃到哲理人生本质的高度思考，从而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认识从表层推向了本质。这样，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和价值取向也就从外在的社会现实思考逐渐进入内在的人的生命本质思考，完成了市民文化价值取向从现实通俗向内在雅化的过渡和转移。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