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渔洋诗话》

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渔洋诗话》

清王士祯所著的一部诗话。计三卷，是作者“生平与兄弟友朋论诗，及之时谈谐之语可记忆者杂书”而成。它是作者应书商之征而撰，分条记述和议论，比较零散。

《渔洋诗话》倡神韵说。神韵说的特点是，追求艺术风格上的含蓄、 “冲和”和“淡远”，回避和脱离现实生活，反对诗歌表现现实内容。神韵说以非功利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是在清王朝基本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它企图缓和民族和阶级矛盾。 “神韵”思想，上承司空图“味外之旨”和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论诗主张而发展起来的， “余于古人论诗，最喜钟嵘《诗品》、严羽《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神韵说，还是对前后七子宗唐说的救弊补偏的产物。王士祯看到了前后七子的局限，企图纠正两派的偏差，所以一方面仍标举唐音，另一方面又不象七子那样主张盛唐的空套。

《渔洋诗话》没有正面、专门论述神韵，乃是在具体诗评中表露出作者的诗歌主张。所谓“神韵”，首先是指诗歌所描写的“虚”的方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即严羽所说的“兴趣”。王氏反对政治性较强的诗歌， “更不著判断一语，此盛唐之所以为高”。他认为诗应少“理路”，反对以议论为诗，这与严羽是一致的。王士祯主张诗应当“蕴藉”含蓄，神韵说的中心即主张艺术应追求冲和淡远的风格。在创作上王氏提倡“兴会神到”，认为只有兴会神到，才能达到神韵飘逸。对于王士源的“每有制作，佇兴而就”的观点，他非常信从，“含生平服膺此言，故未尝为人强作，亦不耐为和韵诗也”。但是他没有看到，一时的兴会神到，与长期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神韵，只是代表一种诗歌风格，而诗歌创作和鉴赏中，则要求风格多样化，神韵说是比较狭隘的。提倡神韵说，并没有起到补弊作用，而只能使诗歌更加脱离政治和社会，取消了它应有的现实性和战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