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物诗

咏物诗

咏物是小诗，体制虽小但往往能以小见大，寄托诗人的情志。所以受到历代诗人的青睐，比较发达。古代的诗评家也多用有无寄托作为评价咏物诗的标准，如说：“咏物之诗，要托物以伸意”（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以言内之事，写言外之重旨。……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清代刘熙载《艺概》）；“咏物诗必须有寄托，无寄托而咏物，试帖体也”（清代施补华《岘佣说诗》）；“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清代陈仅《竹林答问》）；“咏物之作，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代沈详龙《论词随笔》）。可见，好的咏物诗都应该是有寄托的。唐以前，咏物诗基本是单纯的咏物类的赋体诗，它往往注重描绘物象的外部结构特征，为咏物而咏物，较少反映诗人的自我情感，此类咏物诗取其形而遗其神，只是给人以单纯的感性审美享受，可以说此时期的咏物诗没有多少“兴寄”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建安时期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给咏物诗的出现创造了契机，如三曹七子、竹林七贤都热衷咏物兴寄。但是由于此时期的咏物诗数量还有限，所以质量也有待提高。

唐代咏物诗的创作及其繁荣情况：第一，诗歌数量、规模巨大。据清人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今人陈尚君先生辑校《全唐诗补编》等典籍统计，有唐一代，咏物诗诗人800余人，而咏物诗有6789首（其中清编《全唐诗》6061首，今人陈尚君辑校《全唐诗外编》728首），将近占全唐诗总数的1/7。如果就整个唐代来看，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分布情况为：初唐有504首，盛唐有746首，中唐有1455首，晚唐有3356首。仅初唐“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峤一人就集中用五律形制创作咏物组诗120首。第二，诗人阵容强大。各个社会阶层的作者均有，创作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初唐至盛、中、晚唐间略有变化。初唐有以唐太宗（28首）为核心，以虞世南（5首）、李百药（2首）、杨师道（1首）、李义府（1首）、上官仪（4首）、许敬宗（2首）、董思恭（9首）、李峤（132首）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初唐以后，以中、下层及寒士诗人创作群为主。如“初唐四杰”今存咏物诗共40首，其中王勃1首、杨炯3首、卢照邻9首、骆宾王27首，陈子昂6首；盛唐，杜甫316首、李白103首；中唐，白居易341首、元稹136首、韩愈105首、刘禹锡101首；晚唐，李商隐120首、陆龟蒙187首、皮日休135首、齐己145首、徐夤（108首）。第三，咏物诗题材丰富、种类繁多，主要有动植物类、自然风物类、生活器物类等三类题材。一是动植物类：走兽如马、狐、牛等，代表作有白居易的《羸骏》《官牛》，韩愈的《驽骥赠欧阳詹》《入关咏马》，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等；飞禽如雀、鹤、子规、鹭鸶、鹘、鸠、乌鸦、雁、鹦鹉、鹰、莺等，代表作有白居易的《和大嘴乌》《晚燕》《失鹤》《鹦鹉》《劝病鹤》《池鹤八绝句》，元稹的《大嘴乌》《松鹤》，刘禹锡的《白鹰》，柳宗元的《笼鹰词》，韩愈的《孔雀》《病鸱》，孟郊的《黄雀吟》《晓鹤》，贾岛的《子规》《鹭鸶》《病鹘吟》，卢仝的《白鹭鸶》等；虫蚁如蜘蛛、蚊子、蛾、蚕、蛇、蜂、蚁、虻、虾、蝶、蝙蝠等，代表作有白居易的《虾蟆》《秋蝶》《早蝉》，孟郊的《蜘蛛讽》《蚊》，贾岛的《病蝉》《早蝉》，卢仝的《新蝉》，元稹的《春蝉》《虫豸诗》，刘禹锡的《聚蚊谣》等；植物如竹、柳、柿、蔷薇、松树、杏、葡萄、桂、荔枝、柏树、桑树、槐树、菟丝、桐花、牡丹、荷花、石榴、菊花、枇杷、桃花等，代表作有白居易的《浔阳三题》《松树》《枯桑》《新栽竹》《秋槿》《桐花》，韩愈的《杏花》《李花赠张十一署》《新竹》《楸树二首》，孟郊的《衰松》《罪松》《摇柳》，贾岛的《竹》，元稹的《兔丝》《松树》《桐花》《红芍药》，刘禹锡的《柳絮》等。二是自然风物类：如雪、露、雨、风、月、雷、云，亭台楼榭、江河湖海、溪流泉石等自然景观，代表作有白居易的《夜雪》《中秋月》，韩愈的《咏雪赠张籍》《昼月》《咏月》《春雪》等。三是生活器物类：如琵琶、琴、筝、镜、屏风、剑、箭、笔、灯等，代表作有白居易的《废琴》《夜琴》《题海图屏风》《百炼镜》《李都尉古剑》，元稹的《琵琶》，韩愈的《利剑》等。另外特别指出的是，在陈子昂“兴寄”理论的影响之下，咏物诗创作往往托物起兴、有感而发，或“寓物讽政”，或“因物喻志”，或“借物抒慨”，并借用比喻、拟人、联想、想象、意象象征等多种“比兴”艺术手法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整统一，达到“物我交融”的独特审美境界。因此，唐代出现大量的别有寄托的咏物诗，有1968余首。下面选取典型作家、典型作品，逐一从咏物诗的现实政治价值、“比兴”艺术手法、独特审美价值等几个方面入手，以展示别有寄托的咏物诗的全体特征。

一、咏物诗的“兴寄”内容及社会现实价值

以小见大、借咏物而关注社会问题的诗歌类型，在《诗经》中已出现端倪，如《诗经》中的《硕鼠》。唐代的咏物诗延续、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旧题贾岛《二南密旨》曰：“比者，类也。妍媸相类。相显之理，或君臣昏佞，则物象比而刺之；或君臣贤明，亦取物而象之。”（《二南密旨·比论三》）因此，“寓物讽政”成为唐代别有寄托咏物诗的一大特征。“寓物讽政”的实质是托物讽喻，借咏物揭露社会弊端，并达到讽喻美刺目的，集中体现诗人以诗歌为武器干预政治的勇气。具体而言，咏物诗干预现实的稽政作用又可以细分为：儒家忧国忧民、托物讽喻和针砭时弊、批判现实两个方面，前者多体现为补察时阙、有补于世；后者则多为揭露社会矛盾、讽刺黑暗现实，批判的意味更浓一些。

（一）托物讽喻，忧国忧民

“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借咏物而关注社会问题，将儒家忧国忧民、仁政爱物引入咏物题材的，首功当推杜甫。杜甫的咏物诗不仅寄托了个人的理想怀抱、身世之感，还将咏物诗与社会民生联系起来，体现其“民胞物与”忧国忧民的博大慈爱胸怀。此类题材咏物诗约有230首，占别有寄托咏物诗总量的十分之一强。杜甫《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四首诗，就是其中一组“托物兴寄”的名作。诗人在这组诗中借自然界的病、枯之物，讽刺当时社会的病态现象，对封建统治者给予了有力的谴责，更对广大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表现民生疾苦、时代之悲、君国之忧，充满着沉郁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鹄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病柏》）

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蠹虫，采掇爽其宜。纷然不适口，岂只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

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沈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啅，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枯棕》）

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坼，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枯楠》）

《病柏》从柏树盛时叙起，喻唐王朝的繁荣鼎盛时期。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则说得比较中肯：“此以乔木喻故国也。国社之树，夏松殷柏，故以寄宗社之感焉。”接着，“岂知千年根”以下十句，形容衰时的柏树，点明题意——“病柏”。诗人的称赞口气一变哀叹，高大的千年古柏竟突然“岁寒无凭”“颜色坏”“柯叶改”，喻示唐王朝由盛而衰。诗以形象的语言说明衰败的原因就在于贤臣被逐、小人当道。明人王嗣爽《杜臆》：“此章有讬而发…… ‘丹凤，鸱鸮四句，喻正人摧折，则善类悲之，小人快之，又从而寝处之，形容痛切。”“丹凤”象征贤臣，“鸱鸮”象征奸佞。当时奸佞之徒，如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先后在朝廷中盘根错节“养子穿穴内”，恃宠弄权、志满意得，把持了朝政，致使正直有功的贤臣、元勋老将——郭子仪、李光弼、哥舒翰、马隧等遭受排挤，房馆、张镐等一贬再贬，他们就像哀鸣的丹凤一样“翔其外”。这首诗是借物言事、有托而发，观盛衰倏异，知造化难倚，可谓感慨遥深。诗人的用意，既不是叹息柏树的病态，也不是借物专指某一个人，其旨在对大唐王朝衰运的惋惜。

《病橘》全诗讽刺唐王朝因口腹之欲而劳民伤财。前十二句叙述橘病歉收情状，首句中的“少生意”，语意双关，既说橘病，更像民困，王嗣爽《杜臆》谓：“偏于无知之物写得有情。”其中无疑渗透着诗人对民困的同情之心。后十二句借橘病以慨时事，四川橘病而连年歉收，然而皇帝不察，反而责怪地方官吏进贡不力。诗中虽没有直接描写宜吏催贡柑橘、残害小民的情形，读者却可以从“愁”中想象其情状。接着诗人由“忆昔”引出汉代献荔的故事，借古讽今，巧妙地用历史的教训对统治者的劳民进行了谴责。

《枯棕》全诗以枯棕为喻，写在军兴赋繁的情况下，人民惨遭剥削的痛苦。诗人有感于军兴频繁、赋税沉重，便用比兴手法以诗为蜀民请命，宋人叶梦得谓此诗以枯棕“比民之残困”（《石林诗话》卷上），仇兆鳌谓：“此见枯棕而念生民”，《杜臆》谓“言棕而暗影小民”。开头八句先叙棕榈之枯，实则暗含比兴，以棕榈“皮剥”“易朽”立意，以伤棕比喻伤民。中间八句“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指出民困的根源在于官府的重敛。最后四句收还本题，遥应前八句，以农村萧瑟衰瑟的情景突出沉重剥削所造成的恶果。一唱三叹，真挚感人。

《枯楠》这首诗的主题不在痛惜枯楠，而在于借题喻人。陈沆《诗比兴笺》说：“通章自喻，末乃寄慨。慨大材以违时不用，而小材力小任重也。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正许身契梭，自负自伤之词。”但叶石林谓此为房馆而作，亦并非虚妄之说。诗歌头六句，描绘了枯楠老而孤立的凄惨景象，“上枝摩苍天，下根蟠厚地”两句则带有自喻的口吻，中间六句言枯楠憔悴而失所，句句寓意，可隐约感觉到诗人自况的影子。最后八句揭示大材如楠木不被赏识，贱材如榆树却屡被提携，意在慨叹大材莫用、宵小任重的唐王朝的用人情况。除了有自伤之意外，诗人用亲身的经历控诉和声讨了封建社会的残酷现实，在倾吐内心幽愤心情的同时，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的生活现状给予了深切同情，足以撼动人心。正如杨伦所说：“四诗寄托深远，语意沉郁，不袭汉魏之迹，而能得其神髓。”（《杜诗镜铨》卷八）

这四首咏物诗，《病柏》《枯楠》属忧国类，《病橘》《枯棕》属忧民类，或伤国家衰落，或伤志士失路，或伤贡献劳民，或伤民困重敛，或伤大材不用，无一不体现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愁思。艺术上纯熟地运用了我国传统的比兴手法，从小事物中揭示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寓有深刻的哲理，托物言志。再如《白小》：“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沾水族，风俗当园蔬。人肆银花乱，倾箱雪片虚。生成犹拾卵，尽取意何如？”“白小”指的是麦条鱼，属于鱼类中的弱小者，处于食物链末端。诗中借“白小”鱼的不幸遭际，寄寓了杜甫对广大贫困弱小人民的哀悯之情，深刻地批判了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向上层统治者发出了人道主义的呼吁。杜甫突破了咏物诗多“以物咏我”的个人局限，将咏物引入广阔的社会天地，为咏物诗题材的丰富与拓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韦应物是继杜甫后，盛、中唐诗人中以咏物诗干预社会，忧国忧民、仁政爱民的又一位重要诗人。

沉沉匣中镜，为此尘垢蚀。辉光何所如，月在云中黑。南金既雕错，鞶带共辉饰。空存鉴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肝胆，思照冰玉色。自非磨莹工，日日空叹息。（《杂体五首》其一）

古宅集袄鸟，群号枯树枝。黄昏窥人室，鬼物相与期。居人不安寝，搏击思此时。岂无鹰与鹯，饱肉不肯飞。既乖逐鸟节，空养凌云姿。孤负肉食恩，何异城上鸱。（《杂体五首》其二）

《杂体五首》（其一）是一首咏镜诗。诗歌以镜比君，“以明哲望其君也，磨莹其尘垢，其必由进德乎”。镜如果不磨，则只能“空存鉴物名”了。其规诫统治者们要以镜为鉴，时刻反省自身的执政得失。《杂体五首》（其二）中的“袄鸟”是怪鸟、恶鸟的意思。恶鸟群号扰人安寝，而平日喂养的专门用来驱赶恶鸟的鹰与鹯却“饱肉不肯飞”。诗中的鹰与鹯象征着那些重兵在握却不肯为国尽忠尽职的节镇将领，反映出了诗人对藩镇割据的政治形势的担忧。由此可见，以上二首均为忧君之作。诗人另一首咏物诗《莺夺巢》，写“鸥莺恃力夺鹊巢”，并且又残害野鹊，而身为百鸟之尊的凤凰却不闻不问，更加纵容了鸥莺的嚣张气焰。这首诗表现出作者对弱小生命的怜悯与同情，以及对残暴者的极大愤慨，乃忧民之作。再如，《乌引雏》也是有感于社会上以强凌弱的现象而作的。诗人的咏物诗中涌动着诗人对国事的强烈关注，对人民赋予了极大的同情，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同时诗中蕴含的批判力量也十分强烈，思想也更为深刻。

继杜甫、韦应物之后，中唐白居易的咏物诗是“为君”“为民”而作：

百炼镜，镕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祇。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百炼镜》）

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

隋堤柳，岁久年深尽衰朽。风飘飘兮雨萧萧，三株两株汴河口。老枝病叶愁杀人，曾经大业年中春。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自黄河东至淮，绿阴一千三百里。大业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烟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应将此柳系龙舟。紫髯郎将护锦缆，青娥御史直迷楼。海内财力此时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势不久，宗社之危如缀旒。炀天子，自言福祚长无穷，岂知皇子封酅公。龙舟未过彭城阁，义旗已入长安宫。萧墙祸生人事变，晏驾不得归秦中。土坟数尺何处葬，吴公台下多悲风。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隋柳堤》）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焰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随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相，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无人知，可叹息！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牡丹芳》）

《百炼镜》，作者在诗序中就标明是“辨皇王鉴也”。诗的前部分主要是对百炼镜制作过程的描绘，暗示了百炼镜的精美。后部分作者主要是就太宗“以人为镜”之事发表议论，强调天子应像太宗一样“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关注“四海安危”，通晓“百王治乱”。《红线毯》，白氏在题下注“忧蚕桑之费也”，诗歌以咏物为契机，借题发挥，表达作者忧国忧民的政治见解。《隋柳堤》是“白氏追赋汴河旧游并深致感慨之作”，诗中以柳作为当年隋朝幸游江都的见证物，写出当年隋朝由盛及衰的历史兴亡之感，以隋朝的灭亡作为借鉴，向当朝统治者发出警告。《牡丹芳》在诗序中就已经标明“美天子忧农也”，所以整首诗中对帝王、大臣的劝讽意味是相当浓的。在诗的开头，作者对牡丹的妖艳作了细致的描绘；接着写王公、公主、豪家郎争相赏牡丹，他们对牡丹的喜爱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以致完全不关心农桑。诗人对王公、公主、豪家郎执迷牡丹的现象进行揭露，实际上已经将矛头指向了天子。陈寅恪先生分析此诗时曾说：“此花于高宗武后之时，始自汾晋移植于京师。当开元、天宝之世，独为珍品，至贞元、元和之际，遂成都下之盛玩。此后乃弥漫于士庶之家矣。”因而唐人对牡丹的痴迷正是上行下效、放任自流的结果，此诗在赞美的背后也就蕴含着深深的规谏意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别有寄托咏物类诗中，揭露社会矛盾、讽刺现实黑暗题材的数量最多，达到767首，占到整个别有寄托咏物诗数量的三分之一强。初、盛唐王维的《听百舌鸟》、储光羲的《群鸦咏》两首，借“百舌鸟”“群鸦”喻“群小”，讽刺朝廷花言巧语的“百舌鸟”“群鸦”等小人当道的现实。而真正有德司晨的雄鸡贤士，在当时是不被当权者所重视的，表达了诗人的愤懑之情。诗人无一字写及政治，但百舌鸟与鸣鸡的不同待遇，已经把当时政治的黑暗表露无遗。中唐白居易现存咏物诗341首，是有唐一代诗人中咏物诗数量最多的一位，但是奠定其咏物诗地位的还是他那些政治讽喻类的咏物诗。在白居易的172首讽喻诗中，共有咏物诗51首，将近占到30%；《新乐府》50首中的咏物诗有18首皆托物言事，借物兴讽的意味很浓。另外，他还创作了多组咏物组诗，如《有木诗八首》《池鹤八绝句》《禽虫十二章》等。这些讽喻类咏物诗往往寄托着作者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特别是咏物诗组，每组一个主题，具有明显的现实批评意义，诗人在其并序中曾经多次明确地提出讽喻思想：

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捕蝗》，刺长吏也。……《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百链镜》，辨皇王鉴也。《青石》，激忠烈也。……《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涧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官牛》，讽执政也。《紫毫笔》，讥失职也。《隋堤柳》，悯亡国也。……《黑潭龙》，疾贪吏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鸦九剑》，思决壅也。……（《新乐府并序》）

庄列寓言，风骚比兴，多假虫鸟以为筌蹄。故诗义始于关雎鹊巢，道说先乎鲲鹏蜩之类是也。予闲居，乘兴偶作一十二章，颇类志怪放言，每章可致一哂，一哂之外，亦有以自警其衰耄封执之惑焉。顷如此作，多与故人微之梦得共之。微之梦得尝云：此乃九奏中新声，八珍中异味也。有旨哉！今则独吟，想二君在目，能无恨乎！（《禽虫十二章序》）

余尝读《汉书·列传》，见佞顺媕娿，图身忘国，如张禹辈者。见惑上蛊下，交乱君亲，如江充辈者；见暴狠跋扈，壅君树党，如梁冀辈者；见色仁行违，先德后贼，如王莽辈者。又见外状恢弘，中无实用者；又见附离权势，随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动人之才，足以惑众媚主，莫不合于始而败于终也。因引风人骚人之兴，赋《有木》八章，不独讽前人，欲儆后代尔。（《有木诗八首序》）

在白居易现实主义诗论的影响下，中唐以后此类咏物诗的数量逐渐呈上升态势。白居易的《紫藤》，借紫藤缠绕在树上，喻依附权贵、为害一方的佞徒；《有木诗八首》其七“有木名凌霄”也针对那些“附离权势”的小人们进行了辛辣的讥讽；还有《感鹤》，以失群之鹤作比喻，揭露那些垂涎高官厚禄的人，这类人一旦贪欲燃起，便忘名失节、骨朽志丧，改变操守。韩愈的《咏雪赠张籍》《利剑》《昼月》《驽骥赠欧阳詹》《庭楸》，元稹的《虫豸诗》《兔丝》，卢仝的《夏夜闻蚯蚓吟》《月蚀》，孟郊的《蜘蛛讽》《蚊》《烛蛾》《罪松》皆针对大小官吏的种种丑恶行径进行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

只见纵横落，宁知远近来。飘飖还自弄，历乱竟谁催。座暖销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盖底，垤处遂成堆。慢有先居后，轻多去却回。度前铺瓦陇，发本积墙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层台。砧练终宜捣，阶纨未暇裁。城寒装睥睨，树冻裹莓苔。片片匀如剪，纷纷碎若挼。定非燖鹄鹭，真是屑琼瑰。纬繣观朝萼，冥茫瞩晚埃。当窗恒凛凛，出户即皑皑。压野荣芝菌，倾都委货财。娥嬉华荡漾，胥怒浪崔嵬。碛迥疑浮地，云平想辗雷。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万屋漫汗合，千株照曜开。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误鸡宵呃喔，惊雀暗裴回。浩浩过三暮，悠悠匝九垓。鲸鲵陆死骨，玉石火炎灰。厚虑填溟壑，高愁斗魁。日轮埋欲侧，坤轴压将颓。岸类长蛇搅，陵犹巨象豗。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著地无由卷，连天不易推。龙鱼冷蛰苦，虎豹饿号哀。巧借奢华便，专绳困约灾。威贪陵布被，光肯离金罍。赏玩捐他事，歌谣放我才。狂教诗硉矹，兴与酒陪鳃。惟子能谙耳，诸人得语哉。助留风作党，劝坐火为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莫烦相属和，传示及提孩。（韩愈《咏雪赠张籍》）

方世举曰：“此为王播入相而作也。元和、长庆间，宰相之言利者，皇甫镈、程异、王播，三人入相，虽有后先，其实相为终始。方宪宗六年，播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引异自副，异先坐王叔文党贬黜，李巽荐之，弃瑕录用。至是播令异治赋江淮，讽有土者以饶羡入贡，经费颇赢。播又荐皇甫镈，及镈用事，更排播而进异，播出为西川节度使，而镈与异遂同平章事。诏下之日，物情骇异，裴度、崔群力谏不从，以致罢相。异未几而卒，镈遂引用奸邪，中伤善类。穆宗即位，镈始败，而播遂求还，贿赂权幸，以取相位。朝政不纲，复失河北。宪宗中兴之业，一旦毁坏。然则三人之进退，有唐中叶兴衰治乱之关也。公不敢显言，故托之咏雪。”诗言“冥茫瞩晚埃”“当窗恒凛凛”“千株照耀开”“松篁遭挫抑”皆是借对飘雪的描绘，以“隐刺时相”，“言其位望之轻，而出入后先之异。……言其渐有气势，而进羡余，行贿赂，狼籍之甚也。……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不唯节钺可邀，抑且台阶可跻，包藏隐匿，扰乱蒸民，刑戮横加，贤愚莫辩。祸已烈矣。然犹未已也。彼其溪壑难填，崇高莫及，必将使乾坤震动，陵谷贸迁，善气无以导迎，阴邪为之锢蔽，含生皆失其所，困约尤受其灾，而后极焉。为害至此，不可胜言。”又如《昼月》，王元启曰：“此诗似为顺宗时伾、叔文弄权而作。”再如，《驽骥赠欧阳詹》批判世人良莠不分，《庭楸》表明自己不愿结交权贵。

又如元稹的《虫豸诗》《兔丝》，虫豸、菟丝成为当时社会上种种恶势力的象征，作者在这组诗中对在位者声色犬马、执政者狼狈为奸、势利小人阿谀奉承、攀附权贵的种种丑恶嘴脸予以无情的揭露，并对惨遭欺凌的百姓寄予深深的同情。又卢仝的《月蚀》，借“月蚀”来抨击朝政的昏暗。再如，孟郊的《蜘蛛讽》将蜘蛛和蚕对比，“蚕丝为裳衣，汝丝为网罗。济物几无功，害物日已多”，鲜明地揭露出蜘蛛害“物”的本质。诗歌以济物的蚕与为己的蜘蛛相比，暗寓讽刺，是对当时社会忠奸不分、小人得志现象的一种批判。《罪松》一反传统对松树的赞美，“人心忌孤直，木性随改易”，借木性改易写人心不古。

晚唐愤世嫉俗的讽刺诗，往往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的腐朽现实，因而冷嘲多于热讽，骂世多于劝世。他们多托讽禽鸟，寄词草木，以咏物诗的形式来讥刺社会、抒写忧愤，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诗人是罗隐。罗隐咏物讽刺诗的题材范围最为广泛，不仅直接讽刺、抨击统治阶级，如《黄河》《金钱花》《钱》；同时写百姓疾苦，如《雪》；还以咏物诗讽刺黑暗腐败的科举制度，如《杏花》。《唐才子传》云：“罗隐以褊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漫作，顷刻相传。以其事业非不五鼎也，学述非不经史也，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唐才子传》卷九）如《黄河》将黄河作为批判的对象，整个社会就像那黄河水一样浑浊，很明显这浑浊的黄河水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象征。“解通银汉应须曲”，“银汉”指代朝廷，“曲”字一语双关，黄河曲折环绕才能通天，也就是说，要想能够成为殿上之臣，必须通过“曲”等不正当的手段。“才出昆仑便不清”，这里的“昆仑”是指古人常说的黄河源头，如同“银汉”一样，是朝廷的象征，说明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官吏互相勾结，腐朽堕落，如黄河在发源地早就浑浊不堪了。又如《金钱花》，懿宗咸通末年，曹确、杨收、徐商、路岩同为宰相，“杨、路以弄权卖官，曹、徐但备官员而已。长安谣曰：‘确确无论事，钱财总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赂几时休。’”（《唐语林》卷七）金钱花，由花之形似钱，而想到钱，想到晚唐权贵对金钱的贪欲。由于国势衰微、政治腐败，官僚士大夫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于是转而走向贪图享乐，千方百计聚敛钱财来满足自己醉生梦死的享乐需要。此诗讽刺四位宰相贪纳财物，于政事无所关心的丑恶行为。罗隐另一首类似的诗歌《钱》中，诗歌的批判性更为激烈。首句“志士”，当指王衍。《世说新语·规篇》载：“王夷甫（夷甫：王衍的字）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前两句点明钱为万恶之源，所以为君子不齿。而小人虽无真才实学，却能将钱当成自己晋升的台阶。所以那些权贵豪门如虎狼般的残忍本性，多半是在对金钱的窥视中产生的。《金钱花》《钱》可以说是讽刺时弊的姊妹篇。又如《雪》一诗，诗人咏雪而无一字写雪，没有顺理成章地对“瑞雪兆丰年”之雪加以歌颂，反而诗意一转，祈求上苍“为瑞不宜多”，因为丰年也不会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丰收之后农民依旧处于贫苦境地，作者在对广大农民寄予深切同情的时候，也在诗中暗含对导致农民悲苦境地的腐朽社会的控诉。再如《杏花》，诗人以“梅谢杏兴”“半开半落”为比，揭示了黯然落第士子与春风得意进士的两种不同心态，末尾以“何异荣枯世上人”，反映出科举制度给落第士人造成的巨大伤痛。诗人还有一些咏史诗是讽刺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实的，如《春风》讽刺社会歪风邪气，因为社会黑暗，贤愚不辨，所以只要有人抬举，无才之人就像诗中秕糠一样，虽然腹中空空，却也能青云直上；《蜂》嘲横行乡里、聚敛无厌而终不能自保者；《萤》讽刺依仗别人扶持而攀升高位之人；《香》讽刺为了追名逐利，不惜身败名裂之人；《鹭鸳》讽刺那些假装清高、口是心非之人。总之，罗隐的咏物诗，将讽刺的笔锋伸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上至君王权贵，下到庸俗小人，大到社会政治生活，小至歪风邪气，诗人无不进行刺讥嘲讪，语言冷峻尖刻而又不失幽默。

除罗隐之外，杜荀鹤、皮日休、陆龟蒙、曹邺、李山甫等人也是晚唐咏物诗人之代表。如杜荀鹤《春来燕》，借燕叹人贪心不足；又如《闻子规》则是借子规慨叹寒士遭遗弃而无人怜，平实的语言中饱含着对晚唐黑暗现实的深切怨愤与绝望之情。再如，皮日休在《桃花赋序》中写道：“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辄折而不发”，即表明了诗人在咏物诗中讥刺时政的创作主张；《蚊子》一诗，通过皇天让“微物教食肉”却使贫士“忍苦卧茅屋”来感慨皇天不平、世道不公，满腹牢骚语，一把辛酸泪，诗人的痛苦与不平可见一斑；《太湖石》以太湖石鬼斧神工的形状，引发王公贵族趋之若鹜、竞相罗致，说明在当时权贵眼中，那些雄才大略的王佐士远不如太湖石珍贵，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重物轻人的黑暗现实，诗歌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又如，陆龟蒙《浮萍》：“不用临池更相笑，最无根蒂是浮名”，讽刺那些汲汲于功名富贵之人，最后只是徒劳一场；而《鹤媒歌》则是托鹤讽世风日下、人心险恶，鞭挞了卖友求利、落井下石的卑劣小人。曹邺的《官仓鼠》则讽刺了那些像老鼠一样的贪官污吏，笔锋辛辣而愤激。无疑，这些官仓之鼠正是现实官场中那些中饱私囊、骄横跋扈的贪官的写照，表达了诗人对这些贪官的无比愤恨之情。李山甫也多有借物抒愤咏物之作，如《菊》，诗中之“菊”已不是传统高洁人格的象征物，而是作者的化身。菊花平时不被重视，甚至受到冷遇，而在需要时才被想起。菊花的命运就是作者人生的写照，诗人以这首诗来讥刺朝廷的刻薄寡恩。《风》，诗人以风比人，揭露奸佞小人兴风作浪、扰乱朝纲、欺压正直君子的丑恶行径。《早春微雨》讥讽吏治的堕落，以及朝臣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腐败现实。《月》讽刺君王荒废政事。诸如此类的诗歌，不一而足，诗人托情于花鸟树木，进而抒愤刺世，表达了诗人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

（二）因物喻志，寄托感慨

因物喻志、借物抒慨，是唐代咏物诗的一个主要特征，这类题材的咏物诗有971首，占别有寄托咏物诗总量的49%左右。诗人们常常借吟咏各类物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情怀、政治抱负，同时也借以感怀身世。总之，所咏之物并不是简单地以物拟人、移情于物，而是诗人自我人格的象征。

“初唐四杰”亦可谓咏物诗人的代表，如卢照邻有《浴浪鸟》、骆宾王有《挑灯杖》、杨炯有《紫骝马》。卢诗中依石独舞、踏浪群飞的鸥鸟，奋迅沙前而怀凌云之志，寄托着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骆诗则赋予挑灯杖高尚的品格，处身脂膏之中而不求自润，唯愿将脂膏用得其所而大放光焰，寓意双关，托物喻志，巧妙地表达了作者报国用世、勇于献身的进取精神和不慕荣利的高洁情怀。杨诗借一匹随侠客驰骋边塞的宝马抒发了“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的雄心壮志，在仕途蹭蹬的遭遇中饱含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在这种矛盾的境地中，他们没有阿谀权贵以博取功名，相反始终保持坚贞高洁的品质。类似的作品还有骆宾王的《玩初月》《浮槎》，卢照邻的《临阶竹》《曲池荷》，王勃的《咏风》等，无不寄寓着诗人的人生感慨及理想抱负。“初唐四杰”在仕途上无一例外地沉沦下僚，甚至遭受驱逐、下狱、贬官、罢职的惩处，因而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苦闷和愤慨之情成为诗中的又一主要内容，诗意的人生追求与尘俗事务的羁累在诗人笔下比比皆是，而这又构成了一个鲜活完整的个性诗人。

白居易咏物诗也多有寓怀才不遇之作，如在江州时写有《浔阳三题》：《庐山桂》《湓浦竹》《东林寺白莲》。他在诗前有序：“庐山多桂树，湓浦多修竹，东林寺有白莲花，皆植物之贞劲秀异者，虽宫囿省寺中，未必能尽有。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弃其竹，白眼于莲花者。予惜其不生于北土也，因赋三题，以唁之。”这里的桂、竹、莲所体现的贞洁秀异无疑是作者人格理念的形象化身，它们的不幸遭遇、可悲处境无疑也是作者自己处境的暗示，或者说，正是由于作者自己的遭遇才使他对这些贞洁秀异者萌动了特殊的认同感。如《杏园枣树》，赞美其貌不如桃李的枣树，却是“轮轴”之材；《折剑头》称颂那宁折勿弯的品格；《山雉》写山雉适性自然，遂得全身而退。韩愈的《李花赠张十一署》，由花及人，感物兴怀，今昔对比，自伤身世。再如《杏花》，眼前“漂泊随东西”的杏花触动了诗人内心深处，诗人心中忽然惆怅，因而借以寄慨。贾岛咏物诗意象看似平淡枯槁，实际上包含了无限的生机，他把它们融入一片清冷的和谐之中，创造了许多富有个性的清苦幽寂的意境。这种清苦幽寂的意境，实际上就是作者内敛幽愤的心境的表现，如贾岛的《病蝉》《鹭鸶》，以蝉自比，自叹才高命蹇。元人方回在《瀛奎律髓》二七中云：“贾浪仙诗得老杜之瘦而用意苦矣。蝉有何病，殆偶见之，托物寄情，喻寒士之不遇也。”表现出个体生命难以自保的深重忧患，充满了听天由命的哀叹。《鹭鸶》以鹭鸶的求食不得、沙岸独行、失侣无偶写自己孤苦无依的心境。又如钱起的《病鹤篇》，以一只羽折失群的病鹤来比喻自己的沦落不偶，但作者又极力刻画病鹤展翅高飞、远至千里的遐想，以此来自陈心迹。通过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中唐诗人的咏物诗表现出寄意深切、感物自伤的特点。

李商隐是晚唐创作咏物诗数量较多的诗人。他的咏物诗题材广泛、情感丰富，其中的讽世之诗如《嘲桃》《题鹅》《樱桃答》《赋得鸡》等，但最能代表李商隐咏物诗特点的则是那些托物寓怀、因物喻志、借物抒怀之作。《流莺》诗中飘荡的流莺正是诗人在党争排挤中，幕府漂泊、动荡不已的生活写照，它是诗人思想感情“人格化”了的物象。汪辟疆云：“此义山借流莺寓感也。起二语曰‘漂荡’，曰‘参差’，即隐喻身世飘蓬之感。三四喻己屡启陈情与见之诗文者，自有肺腑之言，而他人未必能共谅，此良辰佳期所以不至也。五六‘风朝’句，言朝局之万变。‘万户’句，言党派之分歧。结二句归到自身。词哀心苦，茫茫人海，无枝可栖，字字血泪矣。”李商隐在中年时期创作的《蝉》，也可以说是《流莺》的姊妹篇，诗中寓托着自身贫困梗泛的境遇和对冷漠无情环境的悲凉感受。李商隐在晚年写的《锦瑟》也是一篇借物自伤身世之作。持“咏物说”的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此诗的创作背景是，诗人辗转于不同幕府间，虽受到器重，官职也逐步升迁，可始终被当作一个文腆之才。诗人的政治理想几乎濒于破灭，个人生活的不幸更使他的感伤情绪逐步发展为颓唐甚至颓废。所以，他把凄婉美丽而又富于诗意的古乐器作为自身情感象征，将自我人格投射其中，用艺术的语言概括地反映了一生的悲剧境遇。李商隐的咏物诗善于借物寓怀，寄托身世之感，诗人笔下的物象，如嫩笋、牡丹、秋蝉、锦瑟等，不仅展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灵轨迹，而且这些极具悲剧性的物象身上，凝聚着出身卑微的诗人在宦海生涯中特有的感情与心态。

二、咏物诗的“比兴”艺术手法

唐人皎然《诗式》云：“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诗式·用事》）；明代李仲蒙云：“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近人潘飞声云：“咏物之作，大家不废，以其原于比兴之旨”（《草色联吟序》《南社》第十集）。一般而言，咏物诗惯用的艺术手法即为“比物拟人”，“咏人便比物，咏物便比人”（宋吴沆《环溪诗话》卷下）。“比物拟人”古已有之，《诗经》中《魏风·硕鼠》《周南·桃夭》，屈原的《橘颂》等开创了以物比兴的先河。另外，咏物在具体写作时还会用到比喻、双关、借代等修辞手法，比如说咏物诗中“柳”意象的发掘就是起源于“柳”“留”的谐音双关。以上各种修辞均可认为是“比兴”艺术的具体创作手法，在唐代其他类型诗歌中也屡见不鲜。这里，我们要侧重讨论唐诗咏物较为独特的“兴寄”创作手法——意象象征：“日月比君臣，龙比君位，雨露比君恩泽，雷霆比君威刑，山河比君邦国，阴阳比君臣，金石比忠烈，松柏比节义，鸾凤比君子，燕雀比小人，虫鱼草木各以其类之大小轻重比之。”（白居易《金针诗格》）咏物诗中寄托言外诗人之意的情感、思想内容，往往是通过象征的手法委婉含蓄地表现出来，而咏物的象征手法较其他诗歌类型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拟物比德，物象的高度人格化

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就有“君子比德”的传统，“比德”一词出自《礼记·玉藻》：“君子於玉比德焉。”意思是人的德行可以用自然物的某些形式特征来比附、象征。具体到文学创作，则从《诗经》开始，到《楚辞》，逐渐形成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儒学主要核心思想即培养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君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对自然事物的审美观照。他们往往将大自然中山水、花草及其他客观外物视为人之品性的象征，即用外物的自然属性来比拟道德人格，由此来净化心灵、升华人格，于是形成了“君子比德”的思想传统。如王逸《离骚经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嫓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由此产生了一个以物比德的物象体系，如竹、松、梅、菊、石等。这些物象在诗中已经具有了典型的象征意义，此物象体成为人类真、善、美的品格象征，如竹之于清寒高洁、松之于坚毅刚直、梅菊之于孤高傲骨等。很明显，这些咏物题材寄托了诗人对美好人生理想、高尚道德人格的追求，如竹、松、梅、菊、石等，唐代诗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以此类物象为题的咏物诗占有相当比重。以竹为例，有杜甫《苦竹》、元稹《新竹》、刘禹锡《庭竹》、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李赤《慈姥竹》、殷尧藩《竹》；以松为例，有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李商隐《题小松》、陆肱《松》、崔涤《涧松》、张蠙《华山孤松》；以梅、菊为例，有朱庆馀《早梅》、韩偓《梅花》、徐夤《菊花》；以石为例，有李德裕《题奇石》、戴叔伦《孤石》、白居易《双石》。

1.咏竹诗

对于唐代诗人来说，竹在很大程度上被用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竹的“虚心” “劲节”“坚贞”等品性虽然是自然属性，但在诗人看来它与士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的品质是互通的。如咏竹诗：

青冥亦自守，软弱强扶持。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轩墀曾不重，翦伐欲无辞。幸近幽人屋，霜根结在兹。（杜甫《苦竹》）

新篁才解箨，寒色已青葱。冉冉偏凝粉，萧萧渐引风。扶疏多透日，寥落未成丛。惟有团团节，坚贞大小同。（元稹《新竹》）

窗户尽萧森，空阶凝碧阴。不缘冰雪里，为识岁寒心。（殷尧藩《竹》）

数竿苍翠拟龙形，峭拔须教此地生。无限野花开不得，半山寒色与春争。（裴说《春日山中竹》）

月笼翠叶秋承露，风亚繁梢暝扫烟。知道雪霜终不变，永留寒色在庭前。（唐求《庭竹》）

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刘禹锡《庭竹》）

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张九龄《和黄门卢侍御咏竹》）

不学蒲柳凋，贞心常自保。（李赤《慈姥竹》）

唐代诗人着重对竹的“清”“寒”特点进行描写，而这些特点正是竹在唐代诗人笔下所表现出的魅力所在。“寒”是对生命力的一种考验，竹本身就具有“寒色”，加之能够耐风霜、斗严寒，在诗人的眼中，这样的一种自然本性遂成了士人们所崇尚的人格风范的象征。咏竹诗体现出了竹人合一，以竹来比喻谦谦君子，也反映出了唐人所崇尚的一种人格精神。

2.咏松诗

除咏竹之外，唐代咏松诗中也蕴含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松柏挺拔、刚毅以及凌冬不凋的特征，象征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人格——正直、高尚、不畏磨难。例如：

青青山上松，数里不见今更逢。不见君，心相忆，此心向君君应识。为君颜色高且闲，亭亭迥出浮云间。（王维《新秦郡松树歌》）

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幕。清风无闲时，潇洒终日夕。阴生古苔绿，色染秋烟碧。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李白《南轩松》）

虽小天然别，难将众木同。侵僧半窗月，向客满襟风。枝拂行苔鹤，声分叫砌虫。如今未堪看，须是雪霜中。（杜荀鹤《题唐兴寺小松》）

怜君孤秀植庭中，细叶轻阴满座风。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李商隐《题小松》）

寸寸凌霜长劲条，路人犹笑未干霄。南园桃李虽堪羡，争奈春残又寂寥。（崔涂《涧松》）

石罅引根非土力，冒寒犹助岳莲光。绿槐生在膏腴地，何得无心拒雪霜。（张蠙《华山孤松》）

雪霜知劲质，今古占嘉名。断砌盘根远，疏林偃盖清。（陆肱《松》）

松与其他树种的不同之处是能够使人一望而升崇敬之情，因而使人联想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同时，因它能够迎寒傲雪、四季常青，所以许多诗人对此进行热情地歌咏，并寄托了对坚强意志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之情。大部分咏松诗把松与霜雪联系在一起，因为霜雪对松来说是一种磨炼和考验，以此来比拟人事，正体现出艰辛和磨难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松柏要在傲霜斗雪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能担大任的仁人志士也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出来的。另外，咏松诗在风格上与时代特色相契合，松的苍劲、挺拔与大唐蓬勃向上的精神有着内在的相似性，所以唐代诗人以洒脱、劲健的笔力描写了松所带给人的力量和希望。

3.咏梅诗

在咏梅诗中，诗人们常常把梅花耐寒的生活习性作为一种孤高傲世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的象征，并以此来赞美君子的品德。例如：

天然根性异，万物尽难陪。自古承春早，严冬斗雪开。艳寒宜雨露，香冷隔尘埃。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朱庆馀《早梅》）

风虽强暴翻添思，雪欲侵凌更助香。应笑暂时桃李树，盗天和气作年芳。（韩偓《梅花》）

梅花傲霜斗雪，在万物凋零的严冬给人送来阵阵清香，这使人无比愉悦，同时使人联想到一种令人崇敬的卓尔不群的精神品质。以上诗歌表面写花，实则写人。风雪的压制、侵凌并没有使梅花屈服，反而更加衬托出它的美丽和清香，而随波逐流的桃李却只能趁春暖花开时节炫耀一下自己短暂的美丽，相比之下，高下、清浊便不言自明了，诗人借此来表达自己对世态人生的深刻见解。

菊与梅一样是能给人的心灵深刻启迪的物类，它使人联想到君子雅洁的品质，许多咏菊诗也表现出了诗人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如徐夤《菊花》：“桓景登高事可寻，黄花开处绿畦深。消灾辟恶君须采，冷露寒霜我自禁。篱槿早荣还早谢，涧松同德复同心。陶公岂是贫居者，剩有东篱万朵金。”菊花于人有益，却独自默默地承受着磨难和艰辛，这种奉献精神正是中国古代高尚的贤人志士所追求的，这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所在。

4.咏石诗

唐代咏石诗常常把对石的咏叹与对孤高坚定的人格精神的赞美联系起来。如诗中通过咏石含蓄地表露了对像石一样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的崇敬，石昂然屹立于天地之间，不折不弯、无私无欲，这正是贤德之人所渴望的一种生活状态。例如：

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块然天地间，自是孤生者。（李德裕《题奇石》）

迥若千仞峰，孤危不盈尺。早晚他山来，犹带烟雨迹。贞坚自有分，不乱和氏璧。（戴叔伦《孤石》）

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人皆有所好，物各求其偶。渐恐少年场，不容垂白叟。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白居易《双石》）

“贞坚”是石的本色，诗人以此象征孤高之人所拥有的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诗人在奇石、孤石、丑石身上找到了可以信赖的精神寄托，这足以说明“石”所孕育的精神力量。王立认为：“中国古代文人惯于以带有某种价值蕴涵的物——意象作为自身人格理想的对象化载体，而竹的劲节、梅的贞丽、柳的婀娜、松的伟岸等，在此都无法替代丑石的对象化象征意义。”

（二）典型意象，诗人自我人格的投射

纵观唐代咏物诗，我们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唐代诗人非常喜好创作咏马、咏蝉两类诗歌题材。粗略检索《全唐诗》，以咏马为主题的诗作就有150余首，仅杜甫一人就有16首咏马诗，李贺咏马组诗23首；以咏蝉为主题的诗作有70余首。有唐一代，咏马和咏蝉是咏物诗的独特审美意象。具体而言，马诗是整个唐代时代风貌精神的见证，蝉诗则是唐代寒士道德品质的高度人格化。

1.咏马诗

在唐代，咏马诗成为了时代精神气质的象征。如初、盛唐的咏马诗有杨炯的《紫骝马》，沈佺期的《紫骝马》《骢马》，杜甫的《房兵曹胡马》《高都护骢马行》《天育骠骑歌》，李白的《天马歌》《紫骝马》《高句骊》，高适的《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岑参的《卫节度赤骠马歌》，等等。初、盛唐诗人笔下的骏马充满着浪漫色彩，它们在形象上是雄姿英发、气度不凡的，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出乐观向上、慷慨豪迈的格调，反映了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强大国威。那时的人们对国家充满信心，对未来无限乐观。诗歌中出现的阔大、雄放的风格，就是所谓的“盛唐气象”。初、盛唐诗人的咏马诗比较注重对骏马英武的外形的渲染，诗中骏马勇猛、刚毅、不辞辛劳、不畏艰险的特点，表达了诗人的豪情壮志和浪漫情怀。马成为唐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载体和不怕苦难、不畏挫折的气魄象征。另一方面，初、盛唐的时代环境和诗人的人生理想都与骏马这一意象达成了奇妙的契合。这一意象在蕴含了浓郁的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寄托了诗人们的情感，成为他们自我形象的写照，表达了其对理想实现的期冀。

安史之乱使国势由盛转衰以来，咏马诗显现出了与初、盛唐完全不同的时代风貌特征。杜甫咏马诗以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为界，后期的作品如《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丹青引》《白马》诸篇已没有早期那种乐观、奋发的情调，有的是对封建制度的深深忧虑与失望。李白的《天马歌》，借天马反映了诗人在现实社会中的坎坷遭际，天马的命运正是李白的命运，而李白的命运又正与唐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此诗不仅可当作李白一生的历史来读，也可当作唐王朝的盛衰史来看。中、晚唐国势日衰，盛唐积极高昂的创作风气逐渐被一种审慎反思的态度所替代。诗人在明朗美好的理想与穷愁困顿的现实世界夹缝中苦苦坚守着原来的执着，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希望与失望的碰撞，使得诗人的张扬个性逐步消解，情感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进一步促成了咏物诗对物象精神内涵的深度挖掘，咏马诗中的马的形象也由原来意气风发转变为了老、弱、病、残，以丑为美、以悲为壮成为了唐诗咏马诗的一大特征。如李贺的《马诗》23首、曹唐的《病马五首》、罗隐的《病骢马》、杜荀鹤的《伤病马》皆是多事之秋衰微国运的如实反映。李贺《马诗》23首，一方面刻画了齐桓公驳象的耀武扬威，唐太宗拳毛騧的奔驰勃飞；另一方面，更刻画了项王乌骓的临风垂泣，骏马的“骨立毛残、鬣焦发断”。通过咏马来表现志士的非凡才华、远大抱负和不遇于时的感慨与愤懑。诗中所咏之马资质超凡，却无用武之地，而在逆境的压迫下仍不失其骏骨，不失其气节。曹唐的《病马五首》，反映的也是封建社会里怀才不遇的志士的不幸遭遇和郁郁情怀。诗人以好马得不到应有的饲养，来比喻真正的人才得不到重用的现实，表现了一种生不逢时之叹、托足无门之悲。愤慨、哀愁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为之凄然。“病马”落魄不堪的形象，困顿艰难的遭际以及“千里追风”的远大志向，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长卿《疲马》、杜荀鹤《伤病马》、李端《瘦马行》，疲马、病马、瘦马虽然表达了诗人们对改变现实处境无力回天的愁苦，但他们还是不甘于平庸，心中仍然深藏着一种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渴望。这表现了诗人们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思索，也是诗人自身遭际的深刻反映。中、晚唐诗人将原来一些外形不美的物象也放入咏物诗中，注重挖掘隐藏在丑事物背后的美，通过对丑的否定达到对美的肯定，展现咏马“以丑为美，以悲为壮”的独特审美。此时期的咏马诗背后蕴含着中、晚唐深沉、内敛、哀壮、无奈，以及令人悲恸的巨大精神魅力和时代风貌特征。

2.咏蝉诗

物象的人格化源于拟人的修辞手法，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关系类型化、程式化、典型化的结果。如前面所述，咏物诗中的竹、松、梅、菊、石等物象与人格品质之间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久而久之这些物象就被赋予了某种人的品格，被人格化了。而唐代咏物人格化已经不局限于少数典型物象，诗人们纷纷着力全面地挖掘一切物象中所可能包含着的人格精神。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以物比德，典型意象象征”，诗人还将美好的人格理想物化投射至所咏之物，将人格精神与自然之物融合为一体，使这些物象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真、善、美的象征。

以咏蝉诗为例，“蝉”具有“文、清、廉、俭、信”五德，是儒家温柔敦厚、内敛中庸的人格化身，这一物象与唐代位卑志大的诗人们在外部形态和内在品质上都达成了完美的契合。从李百药《咏蝉》、虞世南《蝉》开始，以蝉为代表的物象进入唐代咏物诗创作视野。李、虞二人的咏蝉诗都将蝉的形象作为完美道德的化身，象征自身人格的理想追求。李白、杜甫、高适、王维、岑参、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陆龟蒙诸人都有以蝉为题的咏物诗存世。

饮露身何在，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计避螳螂。（戴叔伦《画蝉》）

微风方满树，落日稍沉城。（司空曙《新蝉》）

蝉鸣兮夕曛，声和兮夏云。（耿湋《听早蝉歌》）

夕响依山谷，余悲散秋景。（韦应物《郊园闻蝉寄诸弟》）

故国白云远，闲居春草生。因垂数行泪，书寄十年兄。响悲遇衰齿，节谢属离群。（韦应物《始闻夏蝉》）

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微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乍闻愁北客，静听忆东京。我有竹林宅，别来蝉再鸣。不知池上月，谁拨小船行。（白居易《六月三日夜闻蝉》）

蝉发一声树，槐花带两枝。只应催我老，兼遣报君知（白居易《闻新蝉赠刘二十八》）

夹道喧古槐，临池思垂杨。离人下忆泪，志士激刚肠。（刘禹锡《酬乐天闻新蝉见寄》）

一声清溽暑，几处促流年。志士心偏苦，初闻独泫然。（雍裕之《早蝉》）

病蝉飞不得，向我掌中行。拆翼犹能薄，酸吟尚极清。露华凝在腹，尘点误侵睛。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贾岛《病蝉》）

早岁孤抱芳槐叶，噪向残阳意度秋。也任一声催我老，堪怜两耳畏吟休。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若问此心嗟叹否，天人不可怨而尤。（贾岛《早蝉》）

恐是千年恨，偏令落日呼。（陆龟蒙《蝉》）

暂默斜阳雨，重吟远岸烟。（李咸用《早蝉》）

西风正相乱，休上夕阳城。（吴融《闻蝉》）

咏蝉诗中，虽然诗人所寄托的思想内容有所偏重，但是蝉的“五德”形象象征意义是稳定地保留下来了。例如，骆宾王《在狱咏蝉》寄托的是诗人志不得托、怀才不遇之幽愤，但是依然保持着蝉“清”“信”的品格，以及独立于世的决心。戴叔伦《画蝉》、雍裕之《早蝉》、贾岛《病蝉》等都与骆宾王《在狱咏蝉》一脉相承，诗歌在兼寄诗人的幽愤感慨的同时，依然将蝉作为理想人格之化身，寄托着诗人高洁的理想追求。虞世南、骆宾王、李商隐三人都写过咏蝉诗，但三人所寄托的思想感情却各不相同。清人施补华说：“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比兴不同如此。”（《岘佣说诗》）虞世南之“清华”寄托的是诗人作为上层重臣所要保守的节操；骆宾王之“患难”抒发了在强权政治下压抑、扭曲个体生命的幽愤感慨；李商隐之“牢骚”则寄托诗人“寒士不遇”而沉郁悲壮、处境艰难的悲凉之感。同为咏蝉，但“蝉”的象征意义却是不同的，这是因诗人不同人格投射的结果。唐人咏物往往在所咏之物中抓住某一与自我个性相通的特征，深入发掘，将诗人主观情感投射到吟咏对象身上，以达到物即是我、我即是物的物我交融境界。方回评论说：“蝉有何病？殆偶见之，托物之情，喻寒士之不遇也。”（清代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七）“蝉”意象在唐代别具一格，它已成为没沉下僚、怀才不遇之寒士悲伤心理的代名词，突显了个体生命在不幸时代的悲凉，同时也表现了当时以悲为美的时代心理。

三、咏物诗的审美价值

唐代以前的咏物诗往往“体物肖形”有余，而“传神写意”不足。体物肖形只是一般物象外在形态的描摹，而唐代咏物诗则是灌注了诗人的真情实感，诗中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感情体验，寄寓了美好的政治理想，包含着人生的哲理思考。唐代咏物诗成为了有言外之意、另有寄托内容的咏物诗，是咏物诗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唐代咏物诗个性特征鲜明，营造了物我同一、兴寄深远的艺术境界，从而提升了咏物诗的审美价值。诗人抓住所咏之物与自身境遇或情感的相似处，比兴寓托，从而达到物我交融的艺术境界。咏物诗中，诗人处理物我关系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由物及我，物我分离。在由我及物这类诗歌中，诗人善于运用移情的手法设身处地地推己及物、推物及我，使无情的事物有情化，把人的生命体验移注于外物身上，使它显现出内在的精神，又从这种内在的精神中感受到自己的心灵。

第二，以物拟我，若即若离。在这些诗歌中，通过运用比兴手法，把诗人的遭遇、感受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象表现出来。借物寓怀，虽隐却显。使咏物诗由单纯的比附发展到注重物我整体的契合，丰富了咏物诗的情感内容，对后世咏物诗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物我交融，兴寄深远。唐代咏物诗在前朝的基础上，克服了物我、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达到了心物感应、物我同一、情景交融。唐代咏物诗往往以物咏我，诗人表面上是吟咏物象的品质、描摹物象的外貌，但其实通篇皆用比兴之体，或比喻，或拟人，或借代，或象征，以达到拟物比德、因物喻志、借物抒慨的寄托之意，有时甚至物象成为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诗人由物感兴、自物发兴，心物感应，托物寄情，所咏之物是诗人表达思想感情的寄托物，物我之间“不沾不脱，不即不离”，从而达到融我于物，“物我交融，兴寄深远”的艺术世界，开创了咏物诗全新的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