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研究

中国词史，大体上经历了兴起期、高峰期、衰落期与复兴期四个阶段。纵观此四个阶段，南宋恰值高峰时期。它的时间很短，只有150余年（1127—1279），加上遗民词的创作，也还不足200年。比之唐（从中唐算起）、五代、北宋在内的兴起期（共约370年），时间约少200年。比之元、明的衰落期（共370余年），时间同样约少200年。比清代的复兴期（260余年），时间也约少近百年。但是，南宋词的价值、地位、影响，却远远超过词史上其他三个历史时期。因此，把南宋词归结为词史的高峰期，应当说是顺理成章，当之无愧的。如果可以把词史同中国诗史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南宋词的地位应当说跟诗史中唐诗的地位差不多。在此，我们想借唐诗中的三个诗句来概括南宋词在词史上的高峰状态。

首先是“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其一）南宋词人为数众多，名家辈出。按本书《前言》所引统计数字，在《全宋词》可考的873人中，北宋227人，南宋则有646人。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补南宋词人49家（待考者未计在内）。不仅如此，伟大杰出的词人也多出现于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词史上最杰出的两位女词人——李清照和朱淑真——也都出现在南宋词坛。正是这些风格各异，俊彩纷呈的词人，像秋夜晴空的繁星一样，璀璨夺目，熠熠生辉。不论从词人的个体性，还是从词史阶段的群体性来考察，能够从总体上掩盖他们的辉光，或者超越并凌驾于他们之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到晚清以前的词史已经证明了这一论断。

其次是“文质相炳焕。”（同上）如果我们把形式与艺术技巧当成“文”来解释，那么，“质”则指歌词的内容、思想与情感。用这二者完美结合的标准来考察整个词史，南宋以前兴起期的词，虽不乏浑融之作，但整体上停留在娱宾遣兴、花前月下、诗酒流连，以寄其抑塞磊落之情，其所作亦多剪红刻翠之句，故文胜于质。而南宋以后的词，又恰因文与质的游离或跌落而形成衰落态。至清代，又为挽救此一衰落态势奋起努力，为使二者完美结合而促其复兴。由此观之，则形式与内容、艺术与思想完美结合的历史阶段非南宋莫属。南宋词在题材的广阔、感情的深细、技巧的精致、风格的多样、词体的完备等许多方面，都是它以前和它以后各历史时期难以企及的。南宋词比任何时期都紧贴时代的主潮，并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跳动。爱国豪放词中所高唱的时代强音，如今仍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鞺鞳作响。南宋时期的历史风潮、重大事件，甚至日常生活在词人心中引起的微妙波动，在南宋词中均有生动而真实的反映，成为一般历史文献中难以发现的深潜层面的文化宝卷。南宋词不仅是研究与认识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是继承和发展中国诗歌不可缺少的文化遗产。

第三是“吟咏流千古。”（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由于以上两种原因，南宋词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正如前文所说，辛弃疾的出现标志着词史高峰期的到来。继之而起的姜夔、吴文英完成了婉约词艺术的深化与提高。他们和辛弃疾鼎足而三，共同屹立于词艺的高峰之巅，既震动于当时，又光照于后世。他们词作内容的高、阔、深，艺术技法的精、新、美，风格、体式的丰富多样和完整齐备，已达到词的极致。宋以后的词人几乎无一不笼罩于南宋这一词史高峰的阴影之下，不论他们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大发展变化，均未能超出他们的晕圈。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 ［南朝梁］刘勰著，黄叔琳等校注：《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3页。这个“变”字当然可用于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学现象，但对南宋词史来说，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个“变”字是南宋词史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段历史发展的归结。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 ［清］朱彝尊：《词综发凡》，朱彝尊、汪森编[0]《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而南宋词史高峰的出现，正是在这巨大变化中逐渐形成与实现的。

首先是功用的变化。周济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9页。南渡之后，国土沦丧，大敌当前，豺狼当道，南宋词人义愤填膺，于是发而为“壮怀激烈”的政治抒情诗，并使词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形式与案头文学。

其次是题材的变化。纵观全部中国词史，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学作品能像南宋词这样，紧密配合时代的节拍，同平民百姓的心贴得这样紧。南宋之前很少入词的家国大事、历史兴亡、报国之心、偏安之恨、灭虏之情、安邦之志、民生之苦，至南宋则几乎无一不可入词，这是古今词史题材的一大转移。通过这一变化，打通了诗与词之间的疆界，使词得以跻身于诗史的大雅之堂，开始与诗平起平坐，分镳并辔。

第三是风格的变化。北宋苏轼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后继乏人。“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豪放词风才得以复苏，并成为整个南宋时期的主潮。辛弃疾通过大量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将豪放词的创作推向词史的峰巅，奠定了其与婉约词并行不废的历史新格局，并且促进了婉约词向豪放词的倾斜和相互渗透，促进了词艺的深化与提高，出现了姜夔、吴文英这样有独创性成就的大词人，进一步巩固了南宋词史高峰的历史定位。

第四是意境的变化。随着爱国豪放词的出现，原来婉约词中很少出现的带有阳刚之美与悲壮之美的意象、意境大量出现。

第五是形式的变化。原来以短小的令词为主的北宋词，为以长调慢词为主的南宋词所取代，特别是最能反映豪气纵横、苍凉悲壮的词调大为普及。

第六，语言的变化。反映侧艳软媚的词语逐渐为反映豪情壮志的词语所代替，至少是在轻灵曼妙之外，又增加许多激昂、雄豪、悲壮的硬语。

以上六方面已足以说明南宋词的“极其工”与“极其变”了。这不仅是北宋词未能完成或来不及完成的，而且也是南宋以后历代词人难以企及的。因为这种变化是全面的，多层次的，带有根本性的。如果豪放与婉约两种词风中，只有一种词风发生巨大变化并由此登上词史高峰，那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可以容许别的时代与别的词人来填充这词史高峰上另一词风的空白。同样，如果上述六个方面还留下几个方面不曾发生变化，后人也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但南宋词人的成就实在过于全面和丰硕，他们不仅挤满了高峰上的席位，而且也没有留下多少可以让后人再加发挥的空间。这也许就是词史高峰的整体态势了。

那么，南宋以后，特别是清以后的现、当代就没事可做了吗？当然不是。正如赵翼在《论诗五绝》（之二）中所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问题在于有必要很好地总结南宋词的经验，为后世提供借鉴。通过本书4章13节的简单论述可以看出，以下三点是南宋词极尽其变化之能事并由此而迅速登上词史高峰的重要原因。

一是历史的机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对当时黎民百姓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加之此后南宋王朝始终执行妥协投降的政策，更使民族迭遭耻辱，百姓吃尽苦头。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在国家的极大不幸中，众多的词人遭受到了生死的磨难与考验，其生活阅历、思想感情、性格胸襟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词风的转变是时代造就，又是由一个个的词人具体来完成的。刘勰在总论“建安文学”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4页。南宋词也是志深笔长，慷慨多气，一反北宋词之珠圆玉润，四照玲珑。对此，前言尽之矣，兹不赘。

二是词人的自觉。总体来说，历史的机遇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每个人对待此机遇的态度又有所不同。由于这方面的不同，个人贡献之大小遂可有天壤之别。其关键是认知正确，态度积极，体验深刻，全力以赴，对所从事的事业与歌词创作做整体性投入，做前人不曾做过的事情。时代的机遇要靠词人主动争取与把握。词人只有将自身生命投入到创造性劳动中去，其作品才能有活泼而永恒的艺术生命。如前所述，南宋词人承担着比之前人更为沉重的历史负荷，南宋还有不少词人是用毕生精力来专业从事词艺的研究与词的创作的。时代没有抛弃他们，他们也没有辜负时代。这种主动、自觉、执着甚至是整个生命的投入，造就出南宋一大批风格与艺术个性均十分鲜明的词人，其词作既反映了时代的方方面面，又使南宋词坛焕彩增辉。

三是观念的解放。南宋词人的思想与审美观念，比前代大为开放。首先，他们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将词置于时代生活的广阔天地之中，使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词体形式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其次，他们打破了“花间”以来的狭窄传统的束缚，不再吃前人嚼过的馍，而是面向诗、文、词、赋等所有的前代文化、文学遗产，积极地吸收，消化。南宋词已成为开放性极强的体系，它四面伸手，八面开花，使词的思想内容、艺术格调与表现手段丰富多姿，花团锦簇。

作为一个合格的词人，需要有高才、伟抱、真情、卓识。这几方面并非天性，至少不完全决定于先天。上面所归纳的一些内容，或者可以成为历史的借鉴，对词人的成长也会有一定的启迪。这样的借鉴与启迪，对南宋之后词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宋以后词史的衰落、转化、复兴，都不可避免地与南宋词的总结、认知、借鉴密切相关。总结南宋词的历史经验，将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以后的词史，对发展当代诗歌庶几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