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读史杂诗》借咏古事以抒己怀

读史杂诗·吴伟业

萧何虚上座，故侯城门东。
曹参避正堂，屈己事盖公。
咄咄两布衣，不仕隆准翁。
其术总黄老，阅世浮沉中。
所以辅两人，俱以功名终。
出处虽有异，道义将毋同。
何必致两生，彼哉叔孙通！

借咏古事以抒己怀，这是班固、左思所开创和发展的“咏史”之体的一大特点。它的妙处，正在于主意分明却又吐语蕴藉，只在古今映照中，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领会诗中所不欲直说的深意。

吴伟业的《读史杂诗》四首就正如此。这里选析“其三”，读者不妨与笔者一起，来领略一下它究竟说了些什么？

“萧何虚上座，故侯城门东”——起笔似乎颇为突兀，想必诗人诵读《史记·萧相国世家》，正到了紧要关头：萧何计诛淮阴侯韩信，率师在外的汉高祖刘邦对他顿生疑忌：一面遣使拜他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一面又安排五百士卒为他警卫，实则防范他暗中谋反。要不是种瓜长安东门的“故秦东陵侯”召平提醒，萧何赶紧依计“让封勿受，悉以家私则佐军”，这次祸患就怕很难度过。但当他要“虚上座”以厚待召平时，这位“故侯”却又长揖而辞，还是回他的“城门东”种瓜去了！

诗人终于松了口气，又翻到了《史记·曹相国世家》。才识平庸的曹参刚任齐相，齐地“诸儒”便七嘴八舌指教他治国之方，听得曹参头脑一片糊涂、不知所从。正巧胶西有位“盖公”，专治“黄老”之道。请来一谈，说是诸儒之言全听不得，“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由此如梦初醒。于是让出“正堂”，尊盖公为师，按他所教的办法治齐，果然民心大安。萧何逝世之后，曹参还因此被拔擢为汉惠帝之相国。

“咄咄两布衣，不仕隆准翁”！诗人读史至此，不禁发出“咄咄”的感叹声，对召平、盖公大为钦服：这两位汉初布衣，都不肯屈节折腰做刘邦(隆准翁，谓刘邦，《史记》载刘邦有“隆准”，即高颧骨)的官，但在世事“浮沉”之中，却又多么富于阅历、妙于治术！为他们所辅助的萧、曹，因此均能功成名就、远祸善终。从他们的“出处”看，召平之长揖萧何、终身种瓜东门，盖公的清静无为、淡泊仕进，自与萧、曹不同；但他们所执守的“道义”，在造福万民这一点上，恐怕是没什么不同的吧？诗人由此联想到《史记》所记载的另一位古人：以面谀秦二世而逃脱“虎口”的秦博士叔孙通，不因为能逢迎刘邦之意而得到了“亲贵”之位么？当他得意洋洋地征召鲁之诸生一起去为刘邦制作礼乐时，“鲁有两生不肯行”，并直斥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公往矣，无污我！”这样的清操劲节，又岂是叔孙通所可同日而语？所以诗之收束，忽作冷峻的反诘：“何必致两生，彼哉(意为“那个人呀”，有鄙视之意)叔孙通！”

全诗以召平、盖公古事发端，而又以叔孙通遭鲁“两生”严词拒绝古事收结，其感慨叹息，似乎全为古人而发——读者咏罢掩卷，恐怕都会满腹狐疑：诗人所要说的，难道只是这些？

当然不是。但倘要猜透此诗的真实含意，就不能不联系它的写作背景了。原来自南明弘光王朝倾覆以后，吴伟业这位先朝遗臣便从此“杜门不出”。用他《偶成》诗中的说法就是：“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智如樗里何用？穷似黔娄不妨”——他是决心仿效陶渊明，就是再穷也不肯为清廷卖命了。谁知顺治十年(1653)，投靠清廷而执掌权柄的大学士陈名夏、陈之遴，却想借诗人之“文采以结主知”，让江南总督马国柱上疏力荐，敦促吴伟业赴京就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诗人挥笔写成了《读史杂诗》。

这背景一经说清，此诗之面貌就顿然改观：诗人之所以“发思古之幽情”，赞召、盖，叹叔孙通，其实都是针对二陈征召而发的：人之“出处”固不可一概而论，你可以出仕清廷，我则可以像召平那样种瓜东门。只要大家都能不忘“道义”，使百姓得到安定、生息之福，又何须拘执“出、处”之不同？这意蕴表述得颇微妙：在明亡清立之际，既为自身的“闭门不出”剖明了心迹，又不致使那些被迫仕清者太过难堪；而且委婉敦厚，字行间淌满了对仕清之士的规劝和寄望。但是，倘若你要学叔孙通的阿谀新主、烦劳百姓，而且“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那就对不起——我就是那鲁之“两生”，你还是归休吧，请不要“污”了我的清节！借咏古事以喻比现实，吐语委婉而意蕴自见，此诗就这样变成了一篇拒仕清廷的巧妙答辞。至今读来，犹可令人拍案叫绝！

可惜的是，由于清廷的催逼，吴伟业最终还是违背己愿被迫出仕了——这曾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几多悔恨。不过那已超出本诗的鉴赏范围，笔者大可“带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