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Henri Ⅳ，1553—1610)，法国国王，波旁王朝的奠基人。他的统治大大巩固了法国君主专制政体。

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君主专制政体面临严重危机。由于价格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法国国内物价狂涨，经济衰退，加上法国政府对全国人民征收重税，以维持与西班牙争夺意大利领土的战争(1495—1559)，社会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因而对中央集权的政府普遍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法国南方尤为强烈，这是因为价格革命的后果最早在南方反映出来，还因为在意大利战争中，南方的城乡受到的破坏较大。人民生活更为困难，资产阶级的经济损失也较为严重，不少封建贵族濒临破产。各种矛盾因为得不到正当的解决，终于爆发了国内战争(1562—1598)。战争的实质是封建贵族的各个集团和国王互相争夺政治权利。这场战争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故史称宗教战争，又名胡格诺战争。法国的加尔文教徒叫做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教在法国南方有较大的发展。信仰加尔文教的不仅有城市的手工业者、资产阶级，还有农村的农民和封建贵族。在法国北方，天主教仍占统治地位。南方的胡格诺派贵族企图利用加尔文教的共和组织来对抗国王的专制主义，以恢复以前的独立地位，并没收教产来摆脱自己的困境。北方的天主教贵族也想削弱王权，但是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与国王有共同之处。在法国，国王是天主教会的首脑，支持天主教也就是支持国王。在内战初期，战争主要在胡格诺教派贵族和政府间进行，天主教贵族派站在政府一边，后来战争又在天主教派和政府间进行，间或又有两大教派之间的厮拼。资产阶级在内战中也根据自己的利益有时附和贵族势力，有时支持王权，有时独立成派。总之，矛盾错综复杂，政局极度混乱。亨利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内乱中度过的。他一生的经历和他所处时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特别是宗教战争都密切相关。

亨利出生在法国南方比利牛斯山区那瓦尔王国①的贝亚恩。外祖父是那瓦尔国王，去世后王位由亨利的母亲让娜继承。父亲安托万·波旁是法国国王手下的将军。亨利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贝亚恩的山村中度过的，虽身为王子，但过着节俭、艰苦的生活，衣食住行都如同贝亚恩的农民一样。这是因为他那野心勃勃的母亲希望他自幼受尽各种苦难，日后可成为伟大人物。他自小受的教育也极为严格，母亲为他选择了学识渊博，品行端正的老师。《恺撒回忆录》以及普鲁塔克的著作是他爱不释手的读物。他从古代伟人中寻找自己效法的楷模，书中一些著名格言，如“不战胜，毋宁死”，“宽容战败者，严惩倨傲者”，“纷争不除，国无宁日”等， 日后都成为他做人和统治国家的准绳。

1562年3月1日，代表法国东北部天主教贵族利益的吉士公爵路经瓦西镇的时候，率领武装随从袭击正在举行礼拜的胡格诺教徒，死伤200余人。事件发生后，南方的胡格诺贵族集团与北方的天主教贵族集团立即开始军事行动，从而拉开了宗教战争的序幕。亨利的母亲是一位狂热的胡格诺教派首领，在她的薰陶和鼓舞下，同样信奉胡格诺教的亨利在尚未成年时便投身参加宗教战争，反抗法国政府。内战中，他勇敢善战，初露锋芒。

1570年，政府和胡格诺教派签订圣日耳曼和约，出现了暂时的和平，政府对胡格诺教派作出了让步，允许他们在全国各地举行宗教仪式，并可在南部几个城市驻军设防，胡格诺教派的阵地大大加强了。为了巩固友好关系，双方同意将法国国王查理九世(1560—1574在位)的妹妹玛格丽特嫁于那瓦尔王子亨利。由于母亲去世而成为那瓦尔国王和胡格诺教派首领的亨利于1572年8月带领几千名胡格诺派的头面人物前来巴黎参加婚礼。就在婚礼举行后几天，1572年8月23日圣巴特勒穆节夜间发生了一起内战时期最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一夜之间，几千名胡格诺教徒大多横遭屠杀。巴黎以外的法国中部和北部各地也发生了类似的暴行。这个事件史称“巴特勒穆之夜”。这是法国宫廷的实权人物，具有政治和外交才能、但阴险毒辣的太后凯瑟琳·美第奇和吉士公爵之子亨利·吉士一手策划的政治阴谋。他们企图一举歼灭胡格诺教派的领袖人物，使其群龙无首。但胡格诺教徒人数众多，虽然力量大大削弱了，但他们仍在南方城市中顽强抵抗，终于于1576年成立了南方共和国，彻底与政府和北方脱离。法兰西分裂了。

亨利免遭屠戮，是因为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而改宗天主教。在这充满阴谋的宫廷中，他受到严密监视，失去人身自由，被软禁于卢浮宫三年之久。1576年初，他终于逃出卢浮宫，潜回胡格诺派的南方根据地，恢复原有信仰，重新成为胡格诺教派的领袖。接着便是长达十多年的戎马生活。他经历过上百次大小不同的战役，几乎经常戎装不离身，利剑不入鞘。1580年为夺取卡奥城，他亲自参加了连续五天的激烈巷战，以后又在居伊埃钠、圣杜奇、普瓦杜等地攻占了无数要塞。战斗中他骁勇顽强，是一个勇猛的战士，又是一个杰出的统帅。这使他在人民中深孚众望。

1574年查理九世去世，他的弟弟亨利三世(1574—1589在位)即位。在亨利三世执政期间，政治混乱达到顶点。他向胡格诺教让步的政策使信奉天主教的北方各城市都加入了1576年产生的贵族集团天主教同盟。因受沉重捐税的压榨而对国王不满的巴黎市民也在吉士公爵及其党羽的煽动下纷纷加入天主教同盟。1588年5月，巴黎人民爆发“街垒日”起义，亨利三世被迫逃离巴黎，向那瓦尔的亨利求援。于是两个亨利结成联盟共同围困据守巴黎的天主教同盟。1589年，“同盟”派出的天主教徒暗杀了亨利三世。由于他既无儿子，又无兄弟，那瓦尔的亨利作为王室旁系波旁家族的后裔便成为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即亨利四世。天主教同盟绝不能同意一个异教徒作法兰西国王，何况吉士家族的亲王们早就觊觎王位，因而继续与亨利四世作战。当时，西班牙天主教国王腓力二世乘人之危，侵入法国领土，开进巴黎，与“同盟”勾结，企图扑灭异教徒，确保天主教在法国的统治。面对内外敌人，亨利四世又为夺取王位而战了。

尽管亨利四世在阿尔克(1589)和伊伏利(1590)两次战役中告捷，但围困巴黎之役却由于西班牙军队从荷兰赶来救援守军，迫使亨利四世撤围，终以失败告终。

由于经济崩溃，内战绵延，外敌入侵，城乡人民纷纷起而反抗，规模波及全国，最著名的是叫做“克罗堪”的农民起义，人民运动威胁着整个上层阶级的根本利益。巴黎市民也不再信任当时在巴黎执政的、由首都各区委员会代表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因为它不仅没有减轻巴黎人民的负担，而且实行暴政。更有甚者，它把西班牙卫戍部队引进了首都。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妄图让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登上法兰西王位，遭到了巴黎人民的拒绝。亨利四世认为敌人为他提供了有利时机，为了争取巴黎人民的信任，应该明智地作出些让步。于是他于1593年放弃胡格诺教，皈依天主教。翌年2月，他在沙尔特接受加冕，3月，信奉天主教的巴黎市民大开城门，欢迎亨利四世入城。接着，亨利四世开始平定天主教同盟、镇压农民起义以及驱逐外敌。1595年，在封丹—弗朗塞兹一仗，击溃天主教同盟首领梅埃纳(继吉士公爵后当“同盟”的首领)，“同盟”投降。1596年，“克罗堪”起义被政府雇佣军和贵族武装镇压下去。1597年，在亚眠大败西班牙腓力二世，迫使西班牙国王讲和。1598年，与西班牙签订韦尔樊和约，对外战争遂告结束。

由于天主教继续成为国教，亨利四世为安定胡格诺教徒的不满和恐惧，于1598年4月13日颁布“南特赦令”，以法令形式确定了法国胡格诺教徒在宗教、民事和政治上的地位，给胡格诺教徒以信仰和礼拜的自由，并允许他们享有政治上的重大特权：他们可以保留两百座在以往战争中掌握并得到条约认可的城堡，可在那里驻军，并自理财政;在波尔多等几个城市设立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各占半数的法庭;在高等法院中设立“敕令法庭”，也有胡格诺教徒参加。“南特赦令”是罗马帝国以来第一个承认宗教自由，确保宗教平等权利的文献。“南特赦令”的颁布拉上了宗教战争的帷幕，代之出现的是宗教容忍的时代，国内和平随之到来。

亨利四世争夺王位的斗争持续了将近十年(1589—1598)。在这期间，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人民倦于内战，渴望恢复秩序和和平，废除暴政，击退西班牙入侵者。当亨利四世进入巴黎时，首都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国王万岁!”“和平万岁!”“自由万岁!”就足以证明这点。亨利四世作为中央王权的代表，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结束了内外战争，实现了民族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这便是他成功的原因。在这场斗争中，人们不难看出，亨利显示出他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机智灵活的政治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巴黎，值得做场弥撒。”

1598年，国内外的和平恢复了。亨利四世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国家权威，巩固君主专制政体。他大力推崇十六世纪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让·博丹论述专制制度理论的《论共和国》一书。作者抨击了反君主派的理论，主张实行专制制度，以巩固统一的民族国家，并认为君主是一切权力和权利的源泉。亨利作为专制君主，对高等法院置之不理，三级会议也不再召开。然而他注意通过赠送礼物和发给养老金等办法，把一些大官僚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他注意加强中央政权。1604年他发布“小波勒赦令”，允许官吏在交付卖官年金后，可世袭国家官职。这项法令不只为增加一些财政收入，主要是企图在官吏中间牢固树立起为国家效劳的传统。亨利注重国内和平，他对国内封建贵族的阴谋叛乱，始终采取安抚、收买、防御的政策。经再三斟酌后除对叛乱头目比隆元帅于1602年处决外，亨利没有施行过暴力镇压手段。此外，对天主教贵族授以官职，俸禄和特权，甚至对那些妄图推翻并暗害他的耶稣会士报以容忍和宽恕的态度。亨利四世懂得要巩固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农民中度过童年的亨利四世，经历了内战的烽火、夺取王位的艰辛，对下层人民的生活，尤其是农民的贫困和痛苦有过体验，因此他登上王位后曾许愿，让“每个农民星期日罐子里有只炖鸡吃”。他虽为君王，并不蛰居深宫，而经常策马外出，广泛接触各种社会地位的人，因此他在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亨利四世在执政期间，积极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和振兴了国内经济。财政大臣苏利公爵和其他一些忠实而能干的大臣辅佐他完成了这项比夺取王权更为艰辛的工作。

在财政方面，苏利大臣充分利用旧有的财政体制，采取严密控制收税官，禁止滥免显贵税收，量入为出等措施，使国家财政从1601年起做到收支基本平衡，不仅偿清了亨利四世在长期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债款，而且做到有数量可观的盈余。

在工农业方面，亨利四世鼓励革新。他重用农业革新家奥利维埃·德赛尔和工业革新家巴特勒穆·拉斐马，并赐予他们荣誉和奖赏。

亨利大力推荐并宣传德赛尔的农学论著《农业园圃和农田管理》。他部分削减对农民征收的直接税，动用人力财力排干沼泽地，辟为良田，禁止高利贷者扣押牲口和农具，允许自由买卖小麦等。此外，农村发展了新兴的养蚕业，引进并推广了玉米、啤酒花、甜菜等作物。由于亨利四世采取以上一些措施，农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亨利四世对于工商业的重视不亚于农业。他设立“贸易委员会”，起用拉斐马领导该委员会。拉斐马大力扶持手工工场，鼓励革新和发明。为了使法国商品不受外国商品的排挤，防止由于进口外国货而使大量铸币外流，根据拉斐马的意见，亨利力主重商主义政策和保护关税政策，并设法创建自己的民族工业。例如，过去法国必须进口意大利丝织品，为了发展法国自己的丝织业，国家鼓励种桑树，发展养蚕业，结果优质的法国丝织品终于使意大利丝织业濒于破产。其它手工业，如贵重花边、精制皮革、地毯等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亨利废除国内关卡的措施使国内各地区的贸易也活跃起来了。

亨利四世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疏通河道，开凿运河，建筑桥梁，修缮公路等。城市建设随之也大大发展，单在巴黎就建造了蓬纳夫大桥、连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长廊、圣·路易医院、罗瓦亚勒广场、圣日耳曼-昂莱宫、拉弗莱什军事学校，扩建了皇家图书馆。

经过短短十多年的恢复和建设，亨利四世使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出现了经济的高涨，跃居为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

绝对君主制的加强和巩固以及经济的繁荣昌盛并不意味着政局的稳定。天主教同盟的残余势力对曾是胡格诺教徒的国王不寄予真正的信任。而胡格诺教派的封建贵族也由于没有得到支配法兰西财富和宗教信仰的最高权力而感觉受到了歧视，他们习惯于封建割据，对中央集权的政府格格不入。而亨利四世的政治宿敌西班牙宫廷、罗马教廷和耶稣会等在宗教战争结束以后，仍然支持法国的天主教徒进行反对亨利的颠覆活动。自亨利上台后曾发生过无数起阴谋叛乱和暗杀国王事件。亨利四世对西班牙的反法政策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一方面竭力避免与西班牙发生战争，以赢得国内建设的时间，同时他也认识到这场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正当他与英国、荷兰、德国境内的新教诸侯结成反西班牙的同盟，积极练兵备战时，在1610年5月4日，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拉法亚克在行驶于巴黎费洛纳里街的国王马车里将他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