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修正主义的鼻祖，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领和主要代表。

1850年1月6日，伯恩施坦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家庭，是15个孩子中的第7个。他的父亲是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庭的经济条件只允许他在读完中学后自谋生路。

伯恩施坦对政治很早发生兴趣，曾与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朋友创立“乌托邦”讨论俱乐部。青年时期，他崇拜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一个是著名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约翰·雅科比，伯恩施坦追忆说：他一直吸引着我，尤其是他的名言“国王们的不幸，在于他们不想听信真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1866年起，伯恩施坦在银行当了12年的学徒和职员。在此期间，他注意德国的政治形势，陆续结识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听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关心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吞并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因此遭到迫害和监禁，这一情况引起了他深深的同情。1872年初，伯恩施坦正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由于他的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以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著称的，伯恩施坦的入党在当时几乎被看作一桩大事。伯恩施坦入党后过了一段银行职员兼党的鼓动员的生活。1875年，他是社会主义者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代表。

加入爱森纳赫派不久，伯恩施坦读了欧根·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很感兴趣，便积极在党内外宣传杜林的观点。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替杜林《教程》一书所作的宣传比任何人都多。正是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了倍倍尔、白拉克、莫斯特、弗里茨舍等人。他吹捧杜林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他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由于伯恩施坦狂热追随杜林，他和莫斯特及弗里茨舍等人成了公认的党内杜林分子的首领。《前进报》从1877年1月开始陆续发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批判。这时，伯恩施坦才疏远了和杜林的私人关系。

1878年10月12日，伯恩施坦辞去银行的职务，到瑞士洛加诺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的私人秘书。10月22日，俾斯麦反动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迫转入地下，党的报刊全部遭到查封。在这困难时刻，党内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有所抬头。1879年夏，赫希柏格用路德维希·李希特尔的化名在苏黎世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它的第一年卷上发表了以三颗星花作为作者署名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回顾》一文，批评党的纲领和全部鼓动工作，宣传改良思想，甚至把“反社会党人法”颁布的罪责归咎于党。此文作者是赫希柏格和施拉姆，伯恩施坦被视为第三位作者。对此，伯恩施坦本人曾加以否认。他对倍倍尔说，他只是偶然地参加了赫希柏格和施拉姆的写作，文章的第三个作者不是他而是库尔蒂，他只在赫希柏格的催促下写了20多行，仅此而已。正如倍倍尔所驳斥的，即使如此，伯恩施坦对文章的基本观点和整个倾向是完全赞同的，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这篇文章除了在党内引起广泛的不满外，也引起了当时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震怒。他们在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作了严厉批判，并明确指出不能容忍文章的作者们留在党的队伍里。为此，倍倍尔带着伯恩施坦于1880年12月到伦敦进行了解释，取得了两位老人的原谅。

稍后，伯恩施坦代理福尔马尔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年2月起正式主编该报，直至报纸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停刊为止。在整个办报期间，前7年的时间他生活在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并与伦敦的恩格斯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恩格斯从办报的方针和对当时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评论和分析上给年轻的伯恩施坦以巨大的帮助和鼓舞。1888年5月，报纸编辑部和伯恩施坦本人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报纸便在伦敦出版，使他有机会直接处于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伯恩施坦把报纸办得生气勃勃，它明确而坚决地阐述和捍卫党的原则，又生动幽默地反映了德国工人同反动当局的英勇斗争。恩格斯称它为“德国党的旗帜”①。

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法废除，《社会民主党人报》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停刊。不少流亡在外的社会民主党人陆续返回德国。由于德国警察当局对伯恩施坦的传讯有效期要延续到1900年，所以他不得不继续留在伦敦为《新时代》和《前进报》撰稿。伯恩施坦在伦敦期间与恩格斯来往密切。恩格斯既称赞他“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也指出他缺乏自信心的毛病，同时不满意他对“费边社”发生浓厚兴趣。总的说，恩格斯当时还是信赖伯恩施坦的，他于1893年7月29日指定伯恩施坦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伯恩施坦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即使这样，伯恩施坦也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倾向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初步信仰到怀疑最后提出全面修正的过程。

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俾斯麦跟着迅速垮台，在这历史的转变关头，伯恩施坦开始动摇。1890—1892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茨一格弗尼茨、沃尔夫等人发表了几本著作，全面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否定由此得出的全部结论。1891年初，伯恩施坦受《新时代》编辑部的委托，准备写文章评论格弗尼茨的《论社会和平》和沃尔夫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2月，他发表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这篇文章一般地评论了他们的反动观点，却同意他们对马克思的有些指责，特别是同意他们宣扬的资本主义社会决不会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的论点。后来伯恩施坦在自传中承认，他在当时无法抗拒格弗尼茨和沃尔夫的责难，对马克思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例如，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职能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断，而在论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派的观点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了。这反映了伯恩施坦在1890至1895年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已发生怀疑并表示异议。

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便公开站出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了。

欧洲各国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曾经历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九十年代中期，在欧洲，特别在德国出现了长期没有见到过的经济繁荣。伯恩施坦于是想说服德国党的同志，在决定政策时，最好完全抛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的理论。为此，他于1896年秋天开始至1897年，在《新时代》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5篇文章。①在这批文章中，伯恩施坦提出时代和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完全不同了，要求社会民主党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具体地讲，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进行社会改良，并认为“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他特别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集中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的理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著名公式。

之后，为了系统阐述他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任务的见解，1899年1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就上述文章中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说明。他把辩证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致命之点”，是妨碍对事物正确考察的“陷阱”，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成经济唯物主义。他歪曲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相等的。他把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哥森—杰文斯—柏姆学派的边际效用论②混为一谈。他引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证明，资本并没有集中，阶级关系并没有尖锐化，并认为卡特尔的兴起甚至改变了危机的性质。他认为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消灭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据，说资产阶级民主“在原则上是阶级统治的消灭”，它既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则是“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等等。伯恩施坦修正的矛头所向涉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所有基本原理。他还鼓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生命力的，完全“用不着炸毁”，“只需要继续发展”，所以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要集中于“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过渡到一个更高级的制度”。把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不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点滴的改良，即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至于这些改良工作是否促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那就无关紧要了。

1901年2月，伯恩施坦在离开德国22年后，从伦敦返回祖国。5月，他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发表题为《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演说，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在德国党内引起了强烈不满。广大党员纷纷要求讨论伯恩施坦的问题。1898至1903年，德国党在斯图加特(1898)、汉诺威(1899)、卢卑克(1901)、慕尼黑(1902)和德累斯顿(1903)召开的5次代表大会上，就伯恩施坦的观点开展了辩论。辩论的主要问题是“最终目的和运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党的原则和策略。各次大会批判并拒绝了伯恩施坦的修正意图。汉诺威、卢卑克和德累斯顿三次大会还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这几次大会只从思想上批判伯恩施坦，未从组织上采取措施，伯恩施坦还继续留在党内。在德国党集中批判修正主义思想的5年间，伯恩施坦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前两次大会用书面材料、后3次大会亲自出席为自己辩护，否认党内存在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声明不能收回他所说过的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1900年4月起，他退出《新时代》固定撰稿人集团，和他的追随者一起专门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瑟夫·布洛赫编辑的《社会主义月刊》撰稿。德累斯顿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再没有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施坦和修正主义进行过讨论和批判。此后，伯恩施坦本人成了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成了全面修正马克思学说的“‘最时髦的’机会主义英雄。”①修正主义作为一股思潮，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在继续蔓延。

伯恩施坦有较长的议会活动的历史。他从1902至1906年连续当选帝国国会议员，此后从1912—1918、1920—1928年都担任国会议员，在那儿着重研究捐税政策和贸易政策的问题。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这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8月4日，它的议员在国会辩论增加军事拨款时投了赞成票，背叛了德国工人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伯恩施坦作为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也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发表题为《工人阶级国际与欧洲战争》的小册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背叛行为和他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辩护。但是，战争爆发不久，他的观点有所改变。11月2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讨论第二次军事拨款案时，有17人其中包括伯恩施坦在内投票反对。伯恩施坦认为帝国政府把口头上的防御战争变成事实上的征服战争。因此，他加入了反对第二次军事拨款的反对派(即中派)。1915年6月，他和考茨基、哈阿兹联合发表《当务之急》的呼吁书，主张党“用最强有力的方式”来反对“征服计划”，采取断然的步骤为和平“创造基础”。由于同党团的多数派在军事拨款问题上对立，伯恩施坦退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于1917年加入4月成立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之后，他关于战争的观点又前进了一步。1919年，伯恩施坦在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演说时，首次明确指出德国党在1914年8月4日投票后不再享有别的社会党的信赖了，并承认自己参加那次投票是错误的。他说：“8月3—4日是我政治生活中最黑暗的日子，我的观点，我们的投票对我们的人民和文明世界都是灾难。如果我们曾说“不”，就像我们有权说的，……德国人民一定不会比现在的状况坏。成百万士兵也不会被杀害或变成残废。

德国十一月革命成果被社会民主党右派篡夺后，伯恩施坦出任艾伯特—谢德曼反动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助理。1920年，德意志共和国成立，伯恩施坦被选入议会，积极参加了1920至1921年间和1922年的捐税立法会议。1921年春，他奉政府之命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的讲座，继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伯恩施坦对德意志共和国持积极支持和合作态度，竭力加以维护，说它是德国作为民族而继续存在的必需条件。他在《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和最初的活动时期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德国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要想站住脚，只能同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者合作，而不能对它们采用暴力;公开宣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与他这一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他极端仇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语言十分恶毒，诸如布尔什维克陷入了“对暴力的无限创造力的迷信”，它是“社会主义的变种”，它的学说是“一种非常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成了“一种祸患无穷的蹩脚试验的始祖”，它的专政是“一个党的专政”，“是极端的社会唯心主义和东方的暴君专制并列”等等。

1918年12月，伯恩施坦未正式退出独立社会民主党，就回到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当了几个月的跨党党员。1919年，独立社会民主党为了限制党内左派斯巴达克同盟的行动，在3月党代表大会上决定禁止党员跨党。这时，伯恩施坦发表《再见!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告别信》，表示不满独立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共和国持否定态度，正式退出。但是，由于他1919年公开承认德国党和他自己支持1914年侵略战争的错误，又坚持帝国政府对大战的爆发负有罪责的观点，以及不满当时党的领导鼓吹直接的全盘的民族化，而与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发生争吵，受到压力。他曾流露出与其放弃自己的观点，不如离开党好的思想。这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

1925年他得过两次轻微的中风，仍在国会工作了3年多，1928年退出国会，不再当议员。他的晚年是在越来越孤立的状态中度过的，与党的领导没有接触，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1932年12月18日，伯恩施坦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