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十九世纪初法国的大思想家，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所创立的空想社会主义，与圣西门、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1772年4月7日，傅立叶诞生在法国东部商业城市贝桑松。他父亲是城里的大富商，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作为一个富裕家庭的子弟，傅立叶照例被送进当地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这时法国正处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但是，革命思潮在贝桑松这个外省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反响。这里的新兴资产阶级仍然遵循着封建的传统和宗教教义，过着古老的宗法式的平庸生活。

中学毕业之后，傅立叶在母亲的督促下，遵照父亲的遗嘱和商人独子必须继承父业的习惯，到里昂学习经商。从此，傅立叶开始独立生活。他几乎从事了一辈子的平凡的店员工作，先后担任过售货员、会计、推销员和经纪人。由于职业的需要，他跑遍了巴黎、马赛、里昂、波尔多等法国大城市，还到过德国、英国、荷兰等国家。这就使他有机会深入观察各种社会现象。他目睹了各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奢侈糜烂生活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

傅立叶的生活道路是不平坦的。正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阶段，傅立叶已成年了，他继承父亲一部分遗产，应家庭的要求，在里昂准备独立经商。这时，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策动了反雅各宾派的暴乱。傅立叶的全部商品被当地叛乱政权征用。他破产了，而且本人也被抓去当叛军。不久，雅各宾派攻克里昂，他又被捕。尽管傅立叶后来逃回了故乡，但是这一连串的不幸事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傅立叶由不关心革命而变为否定革命了，他坚决主张用改良而不是用革命的手段来改造社会。

傅立叶自幼勤奋好学，敏于思考。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商业的种种罪恶和弊端，以及对革命以来迅速激化的阶级斗争，作了多年的认真的观察、研究之后，傅立叶终于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末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由一个普通的商人转变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时，他仅二十六、七岁。

傅立叶的学说同圣西门的一样，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是他看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结果。但他自己则把它的产生，归之于一次偶然的事情。传说牛顿是从苹果落地这个现象得到启发，才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傅立叶自称，他也这样，是由一个苹果指出思想方向的。大约是在1798或1799年，傅立叶来到巴黎，在一家餐厅吃饭。结账时，他大吃一惊，一只苹果的价钱竟高出外省百余倍。为什么价钱如此悬殊?他开始怀疑这个社会制度，并着手探索，从而发现了比万有引力更为重要的情欲引力—世界运动的规律。

1803年，傅立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全世界和谐》。这篇文章标志着傅立叶学说的基本原理已初步形成。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称之为“文明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合理的，不是人类的最后命运，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

1808年，他写成并自费出版了题为《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关于发现的说明和解释》一书(简称《四种运动论》)。1811年完成《论情欲力学》一书。1822年完成并在巴黎出版了另一重要著述《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此书再版时，改名为《全世界统一的理论》。

傅立叶的一些著作虽然陆续出版了，但是，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他是一个老练的店员，曾想尽办法向读者推销。傅立叶把建立人类美好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富人和统治者身上。他到处乞求，也曾在大门口贴上通告，声明自己每天上午在家候客，盼望达官贵人，豪商巨贾前来共商改造社会的大计。傅立叶的希望自然落空了，他的学说仍然得不到社会的承认，甚至被认为“是大脑病患的产物”。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灾难更为深重了，人们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应当进行变革。社会底层中的一些中、小知识分子、小职员开始注意傅立叶的思想主张，并成为他的支持者。随着思想影响的扩大，信徒的增多，在傅立叶周围，慢慢形成了一个学派。

晚年，傅立叶完全摆脱了商业职务，继续从事他的创作。1829年在巴黎出版了他的新著《新世界》，这部著作被认为最能概括他的思想全貌，也是他思想成就的最高峰。同时，他还为建立理想社会积极进行宣传活动，并筹备一笔资金，雇用一批工人，亲自做了一次实验。结果，彻底失败了。

天才的先进的思想和荒谬的落后的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傅立叶的思想体系。他的大多数著作，内容神秘虚幻，形式别致离奇，文字晦涩，有很多特别的术语和自造的怪字，很难读懂。这不仅阻碍了他的学说在当时得到迅速传播，也为后世研究他的学说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傅立叶自幼从家庭和学校接受了宗教思想。他同任何有神论者一样，不但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相信上帝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不过傅立叶认为上帝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按照数学的原则来推动世界。他所谓的数学原则实际上就是指自然规律。可见，傅立叶的基本哲学思想尽管是唯心的，但仍然承认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具有唯物主义的成分。这就决定了傅立叶的社会、历史观的复杂性。

傅立叶把世界运动分为四种形式：社会的运动、动物的运动、有机的运动和物质的运动。他说：物质运动的规律是万有引力，社会运动的规律是情欲引力。

按照傅立叶的理论，社会运动是通过上帝赋予人类的情欲表现出来的，情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把情欲分为三类12种，即物质的或感官的情欲5种(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依恋的情欲4种(爱情、友谊、荣誉、家庭)，谢利叶欲3种(神秘、轻浮、组合)。他认为：感官情欲使人类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依恋情欲使人类有充分自由，谢利叶欲使人类社会有公正的分配。要满足感官情欲，必须有物质财富作保证;要满足依恋情欲和谢利叶欲，又必须以满足感官情欲为前提。他说谢利叶欲更为重要，是“起安排作用的或使机构发动起来的情欲”。人类12种情欲都获得满足，即人类获得富足、自由和公正时，社会就进入和谐社会。

傅立叶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按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原始社会、蒙昧社会、宗法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他认为这些阶段都是无联系的强制的社会，其特点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利己主义使社会处于无联系的局面。如果要为社会集体办一点事，只有凭借强制的手段。傅立叶宣称，使人类进入和谐社会是历史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他说：自己出世太迟，要是早生500年，他的发现早500年问世，人类就早进入了幸福的和谐社会。

傅立叶的情欲引力学说是非科学的、唯心的，是超阶级的人性论，根本不是所谓的“社会运动规律”;他的英雄史观表现得异常明显。但是，他由这个学说引伸出来的某些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特点。例如，他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志划分历史时期，说小工业是宗法制度的特征，中等工业是野蛮制度的特征，大工业是文明制度的特征;断言历史是有规律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每个社会都具有较低阶段的残余和较高阶段因素的萌芽，没有纯粹的社会形态，等等。

在傅立叶的思想体系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对文明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和批判。恩格斯曾说过：“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①傅立叶几乎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他说：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他指出，在这种制度下，由于生产的分散性或劳动的不协调，必然导致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从而使经济危机不可避免。他在1825年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前，就预测到：文明制度的灾难就是丰足的灾难;它的危机就是多血症的危机，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傅立叶认为，竞争使人们追逐个人利益，所以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尖锐对立构成了文明制度的特征。每个人同集体，同他周围的人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他对这个社会勾画出一幅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上面的生动而鲜明的图画：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者希望发生旱灾和饥荒;律师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师希望每天失火，烧毁半座城市;玻璃商希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傅立叶还认为竞争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导致垄断。他把这一特点看作是文明制度向它最后阶段发展的重要标志。

傅立叶详尽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大约只有1/3的人从事生产劳动;绅士、军人、官吏、大多数的企业主、商人、游手好闲者、投机家、罪犯，等等，都是寄生虫，造成大量劳动力和物质财富的浪费，加剧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傅立叶还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他说：在文明制度社会里，“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雇佣劳动制度是“复活了的奴隶制度”。

傅立叶不了解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不懂得一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一个派生部分。他把文明制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商业垄断”或“商业统治”。他认为商业是经济轴心，是社会的中介。文明制度所以弊病百出，就在于这个社会经济的轴心和中介浸透了毒素。

傅立叶指出，商人是寄生阶级中最可恶的一帮，操纵着一切产品的分配大权。他说，资本主义商业的专横“是政治界中真正暴君”;商人就是一伙骗子、强盗和恶棍。他们为了掠夺消费者和生产者，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傅立叶列举了商业的36种罪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抬高物价、买空卖空、弄虚作假、贩卖黑奴，等等。一只苹果竟获利百倍，就是哄抬物价的结果。文明制度的思想道德，处事哲学，无不打上这种“商人”的烙印。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沦为商品的现象也十分痛恨。他认为文明制度的婚姻不外是特殊的商品交易，婚姻关系也不过是合法化了的卖淫。

傅立叶把商业作为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点是片面的;而且又不正确地把商业和工业，把商业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对立起来，宣称商人是工业家的掠夺者，强调产业资本家和产业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造成傅立叶这种错误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一生从事商业活动，对商业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看得很清楚，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第二，在他那个时代，劳动和资本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关系暴露得还不明显，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商业资本的猖狂投机活动也给他造成一种错觉。

傅立叶把他理想的未来社会称为“和谐制度”。他的哲学思想，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都是为了论证文明制度必然为和谐制度所代替。他一再说明，在他理想的和谐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集体之间协调无间，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人们生活在一个个有组织的生产——消费协作社中，无数的协作社有机的联合起来便组成了整个社会。傅立叶把这种协作社即社会的基层组织称之为“法郎吉”。法郎吉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严整的步兵队伍”。他采用这个词是想说明，和谐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比较，具有根本不同的秩序。

傅立叶设想的法郎吉的组织可大可小，但是他认为正常规模应当是1620人。这个人数是根据他对人的性格分类确定的。他说，人的性格——上帝赋于人类的情欲在各人身上的表现，归纳起来有810种，一个法郎吉里要有两个性格相同的人。每个法郎吉占地一平方英里。它采取招股的方式按股份公司形式组成，领导人由成员选举产生。法郎吉既有农业也有工业。但以农业为主，工业只是小工业，是农业的附属和补充。

法郎吉内按劳动专业分成若干谢利叶(生产队或小组);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几个以至几十个谢利叶，可以时常调换工作。在这里，人人参加劳动。劳动已不是沉重的负担和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类乐生的要素。

法郎吉的收入按劳动、资本和才能分配。劳动占5/12，资本占4/12，才能占3/12。傅立叶说，持有股票的人也会参加劳动，因为劳动是愉快的，是人的情欲所要求的，同时，参加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由于劳动在分配中占的比例较高，没有资本的人，比其他成员收入也不会相差太多;有才能的人，如作家、艺术家可以依靠自己的创作而取得收入，同样，出于乐生的需要，他们也会参加体力劳动。

傅立叶详尽地描绘了法郎吉的美好生活。他为法郎吉设计了一套建筑物蓝图。建筑物取名为“法伦斯泰尔”。它设在法郎吉的中心区，由一个主楼和两个侧翼组成，其间有长廊联结。主楼是食堂、商场、俱乐部、图书馆、研究所、教堂、礼堂、气象台、花房等，一侧是工厂，另一侧是旅馆、宿舍和会议厅等。每个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分别租用大小不等的宿舍;在公共食堂按自己的口味选择饭菜。

傅立叶认为，未来的教育制度必须适应法郎吉的组织原则和经济制度。他主张：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法郎吉内不仅有幼儿园，还有适合儿童劳动的“小工厂”。傅立叶很重视妇女的解放问题。他说：“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般尺度”。因此，在他理想的和谐社会里，妇女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婚姻关系完全建筑在相互爱慕的基础上。

在傅立叶的和谐社会里，各个法郎吉之间不是隔绝而无联系的。它们彼此交换产品，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大型的公共工程，如开凿运河、修筑道路、改造沙漠等。

傅立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蒙上了一层情欲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他也不了解现代化大工业在未来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特别是，他的法郎吉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协作社。在那里，实际上以股本形式保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股息形式保存了非劳动的剥削收入。他的分配方案，实质上也是想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但是，在他的种种玄想中，确也包含一些天才的思想和预测。例如，原则上否定雇用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以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私人经营，组织集体生产和集体消费;人们既从事农业劳动，又从事工业劳动。在和谐社会里，将自由劳动，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劳动将由谋生的手段变为乐生的要素，协作竞赛将代替残酷的竞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等。他的按才能分配的主张，也含有“按劳分配”的萌芽。这些，为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傅立叶的和谐社会，只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曾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①作为早期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傅立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无产阶级当时也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社会主义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而且除了妄想通过宣传，通过示范，把它强加于社会之外，是找不到别的途径的。“人们会乐于原谅他的幻想的”。

傅立叶终生未婚，1837年10月10日死于巴黎，被安葬在蒙马特尔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