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 Pierre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法国国务活动家，著名的历史学家。

基佐出生于尼姆一个新教徒家庭。其父是当地的一名律师，1794年4月被作为联邦分子送上了断头台。后来，基佐随母亲流亡瑞士，在那里接受加尔文教影响下的古典教育，形成了把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加尔文教严峻的伦理学揉合在一起的哲学观点，养成勤勉、严肃而又执拗的性格特征。据说，在他18岁离开瑞士时，已经能够阅读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意文和英文著作。

1805年，基佐去巴黎，以家庭教师身份住在前瑞士驻法公使斯塔普费尔家中。原来想研究法律，但不久即转向文学批评和历史著述。一些巴黎的新教徒使他有机会出入于文学沙龙，得以同拿破仑帝国的反对派发生交往。他的处女作发表在《记者报》上，通过该刊结识了比他大14岁的波利娜·德·默朗小姐(1773—1827)。此后两人经常合作写稿，并于1812年结婚。1827年波利娜去世后，基佐同她的侄女埃利莎·狄龙结婚。

基佐在1812年评注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引起社会注意。经教育大臣丰塔内介绍，他受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任教期间，基佐没有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但同哲学教授、温和保守派领袖鲁瓦耶-科拉尔过往甚密，抨击拿破仑专制统治，赞成波旁王朝复辟，以建立君主立宪政体。

1814年4月，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经科拉尔推荐，基佐就任内政部秘书长，受到路易十八的器重，参与了1814年宪章的起草工作。拿破仑百日政变时，路易十八逃亡根特。基佐曾前往谒见， 劝说国王公开采取自由主义政策， 以保持君主政体的生存。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后， 基佐曾短期出任司法部秘书长(1815—1816)和内政部督察(1819—1820)，两次都在极端保皇派的压力下被免职。

复辟王朝时，基佐同科拉尔一起领导着“空论派”集团。这是一个半保守主义和半自由主义的政治团体，既反对人民的最高主权，也反对君权神授说，主张“中庸”之道。1816年，基佐发表了《论代议制政府和法国的现状》，提出了建立英国式代议制政体的纲领。他认为，国王和议会两院决不是三个相等的权力机构，而是单一和最高的政权的组成部分;各部部长没有任何个人独立的权力;议会的多数既不能建立政府，也不能推翻政府。

1820年2月，王位继承人贝里公爵被刺。极端保皇派气焰嚣张，推翻了温和的德卡兹内阁。不久之后，基佐亦被解职，重返巴黎大学讲课。由于他的讲学和发表的政论文章不合当局口味，1822年被开除教职，直到1828年才得以重返讲坛。此一时期基佐著述甚多，所写的历史著作有：《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和沿草》(1820—1822)、《从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的英国革命史》(1826—1827)、《欧洲文明史》(1828)、《法国文明史》(1829—1832)。在这些著作中，基佐严厉地抨击贵族特权的捍卫者，赞扬代议制度，热情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历史。

1830年1月，基佐作为利济厄地区的代表选入议会(从此以后，在他政治活动时期一直是众议员)。他立即投入反对极端保皇派波利尼亚克内阁的斗争。3月，参加签署了《221人宣言》，要求查理十世把波利尼亚克内阁免职。结果，国王解散了议会。6月，基佐再度当选众议员。7月，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 7月27日，即革命高潮时，基佐应友人卡西米尔-帕里尔、拉菲特等的请求，起草了63名议员抗议书，抗议查理十世于26日颁布的“七月敕令”。但他极力控制革命的发展，拥戴波旁支系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

1830年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金融资产阶级所窃取。这时，基佐同复辟时期大多数自由主义分子一样，认为新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标志着自1789年革命开始的演变过程已告结束。他参加了1830年宪章的制定工作，加入以路易·菲力浦本人为首的“抵抗派”，竭力抵制对该宪章作任何改革的意图。此后的18年中，他官运亨通，位极人臣，同时也越来越保守，成了民主制度的顽固敌人。

七月王朝刚建立，基佐即出任内政大臣(1830，8—11)，继而又任国民教育大臣(1832，10—1836，2;1836，9—1837，4)。 1833年6月28日，他颁布了初等教育法，即著名的“基佐法”。该法规定，世俗的初等教育应当是全体公民所容易接受的;每个市镇都要办一所公共的初级学校，每个省都要办一所教师培训学校。该法对促进初等教育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但作为统治阶级狭隘观念的产物，其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它限制了穷人的免费教育，坚持把小学教员置于世俗和宗教名流的严密监视之下。

七月王朝前期，政局动荡不安，内阁更迭频繁。这时，基佐在政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参与了历次内阁成立和解散的议会阴谋。1840年春，在发生一次议会纠纷之后，基佐接受了驻英大使的任命，暂时离开法国。同年秋，梯也尔内阁倒台，基佐被从伦敦召回组阁， 自任外交大臣，苏尔特元帅名义上是内阁首相。直到1847年9月苏尔特退休之后，基佐才获首相头衔。但在此8年中，他始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脑。

基佐所实行的既不是个人负责的内阁制，也不是代议政府，因为内阁要对议会负责，而国王却又积极地参与政治领导。在他看来，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这种观点使路易·菲力浦对他无限信任，感到他是不可缺少的人。基佐提出了一个深得路易·菲力浦赞赏的纲领：通过加强保守派的地位来确保一个以私有制和纳税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一种相应的立法来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在谨慎地保障法国重新参与欧洲大国外交的同时，维护对外和平。

在内政方面，基佐的中心目标是维持国内和平和秩序，让大资产阶级快快发财。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法国政治上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问题。1830年宪章规定，每年交纳200法郎以上捐税的人拥有选举权，交纳500法郎以上的人拥有被选举权。自由主义者、共和派、社会主义者都要求更广泛的选举权，甚至普选权。基佐却顽固地坚持纳税200法郎以上才具有选举资格。他露骨地说：“先生们，赶快发财吧，到那时候你会成为选民的。”他严厉地镇压共和派运动和工人罢工，又以贿买的办法控制议员选举，使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多数。

在外交方面，基佐的宗旨是保持对外和平，实现法英和善，甚至不惜以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遭受凌辱作为代价。他说：“我们不想谈论征服、战争和复仇。让法国繁荣吧，让它自由、富裕、聪明起来和无忧无虑吧——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世界大事不发生影响而惋惜的。”

基佐的内外政策曾在他执政的前半期获得成功。法英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以退让的办法较顺利地处理了同英国发生的若干外交争执和殖民地纠纷。国内政局也相对稳定，经济一度繁荣，工人运动和共和派运动暂时低落。基佐得意忘形地说： “起义完蛋了，俱乐部完蛋了，革命宣传、革命精神这个仿佛突然控制了整个民族的盲目斗争精神也完蛋了。”但是，在他执政的后半期，农业危机和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的丑闻相继被揭露;人民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选举改革运动再度高涨。基佐政府却仍然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终于酿成了1848年的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巴黎人民拥上街头，高呼“打倒基佐!改革万岁!”的口号，冲向基佐的官邸，执政达八年之久的基佐最后被轰下了台。

被革命赶下台的基佐，取道比利时避居英国，在那里埋头研究英国档案。一年后返回法国，蛰居于诺曼底半岛利济厄附近的瓦尔里歇庄园中。晚年专心致力于历史著述工作，除了1849年曾企图纠集反共和国的力量和1870年企图重返政治舞台而俱告失败之外，基本上是在政治孤立状态中度过余生的。晚期的主要著作有：《英吉利共和国和克伦威尔时期史》(1854)、《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和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史》(1856)、《法国议会史》(1863)、《为当代史提供的回忆录》(1868—1868)、《为我的孩子们讲述的法国史》(1872—1876)。此外，在他死后又陆续出版了他的书信集，如《基佐先生和他的家属及朋友》(1880)、《基佐先生给他的家属及朋友的信》(1884)、《弗朗索瓦·基佐和列文公主通信集》。

基佐是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在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漫长而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他采取了介乎革命和反动、民主和保皇之间的“中庸”路线。他笃信英国式的代议制度，坚持君主立宪派立场。在他政治活动的早期阶段，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曾经抨击过拿破仑的专制制度、查理十世的封建反动，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在七月王朝时期，随着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直至执掌大权，思想日趋保守，态度愈加专横，成为民主主义的顽固敌人。尽管他一直遵循早年所接受的加尔文教严格的伦理教条，可是，操纵社会多数控制政局的欲望，驱使他任用一批卑鄙下流的部属，纵容贪赃枉法之徒，终至酿成弊端丛生、丑闻百出、不可收拾的败局。

基佐知识渊博，长于辞令，精通议会战术，善于随机应变，能够以简洁生动的演说击败论敌，扭转辩论形势。但长期以来身居高位，使他滋长了盲目的自信。他是法国从1789年革命开始的争取民主共和斗争历程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在他看来，1830年革命中建立起来的金融贵族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已经达到完善境界，发展业已结束，斗争已告终止，此后需要的就只有国内和平了。“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①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续滚滚向前，基佐本人也被1848年革命的浪潮冲刷出去，结束了政治生涯。

作为历史学家，基佐在法国史学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他是复辟时期阶级斗争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阶级斗争“构成为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并且充满近代历史之中”。他从当时流行的理论出发，断定公元五世纪时法兰克人征服高卢是法国阶级分化的起源，胜利者法兰克人成了贵族，被征服者高卢-罗马人则成了农奴;农奴同贵族进行了长达十三个世纪的斗争，从农奴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等级不断成长壮大，成为“法国文明中最活跃的和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的一场大决战，而这场革命的主要目标却又只是“自由制度和世袭君主政体的联盟”。

基佐的阶级斗争理论后来发生重大变化。他放弃了阶级分化征服起源论，进而从土地关系、所有制关系中寻找阶级斗争的根据。他放弃了把第三等级看成是一支统一力量的见解，论述了第三等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寻求同封建贵族妥协的途径，越来越把无产阶级视为仇敌。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强调：“国内和平，所有公民阶级之间的和平，社会和平!这就是法国的主要责任，这就是求救的呼声。”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基佐等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曾经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①;另方面又揭示，“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基佐，被1848年革命“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②

基佐是法国史学中“哲学学派”的奠基人，提出了运用综合和分析方法代替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基佐写道：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人类的进步合乎规律地进行的情形，象是星球运行一样清晰，而现时代甚至比星球运行还要清晰……。人类的历史虽然有许多空白，但是却并不神秘。我有许多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没有不理解的东西。”在1823年出版的《法国史论文集》中，基佐强调了运用批判方法和直接使用原始史料的必要性。《英国革命史》则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作。

他编写了许多历史著作，整理了大批史料，建立了历史学术团体。1833年，他创设法国历史学会，罗致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学家。该协会出版原始资料累计达350多卷。他还劝路易·菲力浦同意在国民教育部之下设立一个附属委员会，从事法国史原始资料的公布工作。自1836年起，该委员会公布出版的《有关法国历史的未公布的文件集》达290卷之多。

有的史学史家把基佐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比作德国的冯·斯泰因，把他对法国史学的影响则比作德国的冯·兰克，恐怕不能不说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