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列士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1964)，法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莫里斯·多列士于1900年4月28日出生于法国巴特加莱省诺埃尔一古杜尔村。父亲和祖父都是矿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多列士童年时代，祖父克雷蒙·布德里对他有较大影响。祖父的一生几乎都是在黑暗的煤坑中度过的，他早年参加工会和法国社会党，在党内属于盖德派。多列士对祖父及其战友们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理想进行的斗争非常崇敬。

由于家境困难，多列士10岁就受雇干农活，每天工作12小时。1912年，多列士小学毕业，到矿井当拣石工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离开父母，同祖父一道背井离乡过了4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还和祖父一起当过船工。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多列士被征入伍。战后，多列士回到农场做工。原来就对工人的处境有很多了解的多列士，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的困苦处境。

多列士喜欢读法国的文学名著，也读了一些论述社会主义的著作，对社会主义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使他“看到东方升起了革命的太阳”，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多列士于1919年3月加入法国社会党，投身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

1920年，当社会党内就十月革命和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时，多列士站在加香和弗罗萨一边，参加了“加入第三国际委员会”。1920年12月25日社会党召开都尔代表大会，经过5天激烈辩论，于29日夜30日晨以3，208票对1，022票通过加香提出的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占社会党人数3/4的多数派组成了法国共产党，即共产国际法国支部。多列士和他所在的巴特加莱省的大多数党员脱离少数派把持的社会党，加入了共产国际法国支部。随着社会党的分裂，法国总工会也于1922年发生分裂。支持共产国际的人另组法国统一总工会，多列士所在的矿工工会加入了统一总工会。

自法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多列士同时在共青团、党内和省矿工统一工会内担任工作。从1923年起，多列士成为党的脱产专职干部，担任法共巴特加莱省的省委书记。1924年法共里昂代表大会时，他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同年10月兼任诺尔大区(包括巴特加莱省、诺尔省、索姆省)党委书记和全国矿工统一工会执行局委员。

1925年法国政府接连发动了对摩洛哥和叙利亚两场殖民主义战争。法国共产党发表声明，指责政府的对外政策，并组织对战争的抵制运动。这年夏天，反对摩洛哥战争中央行动委员会成立。多列士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巴黎、里尔、里昂、波尔多等12个城市组织了几十次工人会议反对殖民主义掠夺战争，发动工人声援摩洛哥人民。10月，法共领导了90万人的大罢工，罢工的口号是反对摩洛哥战争和叙利亚战争，要求普遍增加工资。政府逮捕了包括多列士在内的274名党员。多列士被判刑14个月。1929年，多列士又因组织示威反对政府的反苏政策，再次被捕入狱。他在狱中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学名著，特别欣赏歌德诗中所说的“实践是一切的开始”的名言。

1925年7月，多列士当选法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组织书记。1928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7月，多列士当选为法国共产党总书记。

法共建党后的许多年内，在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方面仍然保留着社会党的传统习惯和痕迹，党内存在派别纷争，党内开会如同议会辩论一般，争论不休，极难做出决议。党的组织形式仍保留社会党以选区建立区委做为基层组织的形式。从1924年起，多列士即按照共产国际的建党原则同党内多数派一起向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实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在工厂建立支部，选举支部委员会，出版企业报纸，把工人阶级活动的场所变成党的基层组织活动的基地。

1932年，多列士当选众议院议员。次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独裁政权，法国的法西斯组织和保皇势力纷纷活动起来。2月6日，法国的法西斯组织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向波旁宫进军，并企图火烧海军部。警察和保安队向法西斯集团组织的骚乱进行了还击。2月9日，在法共号召下，巴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在几十个城市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起来走上街头。400万劳动者进行罢工，迫使法西斯叛乱分子退却。

1933年，多列士提出建立社会党人、共产党人、共和派、民主派的广泛统一战线，以反对法西斯的威胁。1934年6月，多列士在法共全国会议上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行动”的口号。7月27日，法共同社会党签订了保卫自由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行动公约。次年，激进党也参加了统一行动公约的签字。为使这一公约进一步扩大到中间阶级，多列士又提出了建立争取面包、自由、和平的人民阵线的主张。

在法共倡议下，1935年7月14日，法共同社会党、激进党等69个党派和团体广泛地建立起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69个党派、团体的一万名代表在巴黎布法罗体育场集合，宣读了由保尔·瓦扬一古久里起草的人民阵线誓词：决心为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斗争;为解除法西斯叛乱集团的武装和解散它们，为保卫自由民主、保证人类伟大的和平而团结一致。跟着两大工会也签订了工会统一的协定， 合并为法国总工会。1936年大选前，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签署一项共同纲领，主要内容有：要求军事工业国有化，在国际联盟(1935年5月法国赖伐尔政府同斯大林签订了法苏条约)范围内实行国际合作;颁布大赦令;解除法西斯联盟的武装并解散它们，尊重工会权力;恢复劳动阶级的购买力，40小时工作周，制定银行业法令，实行纳税制度，民主改革税收，禁止资本外流等。

1936年5月的大选，人民阵线各党获得重大胜利，在众议院的610席中获得375席的绝对多数。法共的选票从1932年的79万增至150万，其议席由原来的10席增至72席。社会党获得190万张选票，从而建立了由法共支持的、由社会党人勃鲁姆组阁的人民阵线政府。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西班牙反动军官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的武力支援下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扼杀新生的共和政权。西班牙共和政府根据同法国签订的正式贸易协定，要求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提供武器。法国勃鲁姆政府惧怕德意干涉，宣布“保持中立”、“不干涉西班牙的战争”，英国政府采取了同样的“不干涉”政策。德意态度更加强硬，公开把军队和武器运往西班牙。多列士领导法共强烈谴责佛朗哥的叛乱和英法政府的不干涉政策，指出国际法西斯的侵略对法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已构成严重威胁。多列士领导法共组织了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国际声援，派出了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巴黎公社旅”、“马赛曲旅”和其他英雄旅，到西班牙保卫共和政权。这场战争为法共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为后来的抗德战争准备了骨干。由于法国所处的地理地位，法共承担了通过法国向西班牙输送战争物资的艰巨任务。

1938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28日，张伯伦、达拉第又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进一步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10月7日，多列士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抗议签订慕尼黑协定。法共对达拉第政府投了不信任票，人民阵线宣告破裂。

1939年9月1日，法国侵入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当日，多列士被征入伍。9月26日，达拉第政府以8月23日德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和法共追随苏联为由颁布解散法国共产党的法令，撤销法共全体议员资格，查封法共党报《人道报》和所有刊物。法共随之转入地下。为领导党的工作，多列士离开兵营。法共议会党团为继续进行斗争改组为工农议会党团，再次遭到镇压。1940年3月，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参加工农议会党团的法共44名议员，以违反政府解散法共令、传播“第三国际”口号、组织工农议会党团罪名，判处他们5年监禁。这时，44人中的26人已被逮捕关进集中营，9名议员在逃，其中包括被判刑的多列士和杜克洛等。多列士还因战时逃离兵营罪被判重刑。法庭宣布对违反解散法共令继续从事党的活动的法共党员将判以死刑。内政部宣布查封300个共产党掌权的市议会，撤销2，718名法共各级议员资格。至3月7日止，已逮捕法共干部3，400人，多数已被关入集中营。

1940年6月22日，法国战败。 7月10日，多列士和杜克洛签署发表了致法国人民呼吁书，指出：法国已被占领。像法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做奴隶，法兰西绝不会成为殖民地，绝不屈服，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呼吁书号召法国人民团结起来，同德国占领者和法国叛徒进行斗争。由于维希政府和德国占领者的搜捕，根据党的决定，多列士于1940年移居莫斯科。

多列士在莫斯科期间，一直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同国内保持联系，鼓舞并指导国内的斗争。1943年5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参与讨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

从1941年起，多列士通过莫斯科电台多次向国内人民发表讲话。1944年4月，他发表讲话总结了法国抵抗运动三个时期的斗争情况，特别谈到法共领导的法国义勇军游击队的斗争情况。他指出，法共的游击队从城市到农村、到山区的发展壮大成为国内强大的抵抗力量。法共团结全民抗战，倡议并建立了包括各爱国党派和力量参加的民族阵线，并在以后建立了全国抵抗委员会。

戴高乐不能不重视法共武装力量的作用和影响，于1942年11月派代表同法共会晤，达成共同准备全国起义的协议。1943年1月，法共地下党派格雷尼埃抵达伦敦，做为法共和义勇军游击队驻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代表。1943年9月，15，000名法国义勇军游击队，在科西嘉岛人民的支持下，以闪电方式击败了德国占领军，解放了科西嘉岛。同一时期，戴高乐、法共、社会党等6个党派组成全国解放委员会，并建立了各地区解放委员会。多列士指出，对全国人民来说，只有一个口号和目标：“团结、武装、战斗”，“一切为了全民起义。”

1944年7月，多列士在莫斯科电台向国内发出呼吁：“公民们，拿起武器，走向决定性战斗”。8月，多列士再次讲话，欢呼：从8月19日开始，在法共党员领导的巴黎解放委员会指挥下发动了巴黎起义，经过5天激烈的战斗，“巴黎解放了!整个法国正以巴黎为榜样!”

10月28日，戴高乐主持临时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发布由戴高乐签署的解散法国国内的非正规爱国武装力量的法令。11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赦免多列士的命令。11月30日，多列士返回巴黎。从1944年多列士回国至1946年，他连续当选谘询议会议员和立宪议会议员，1946年11月起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1945年6月，多列士在法共十大做报告，提出“复兴、民主、团结”的纲领。党的全部活动集中在使法国从战争的破坏中复兴起来。多列士以“团结、战斗、工作”的口号取代了抵抗运动时期提出的“团结、武器、战斗”的口号，呼吁一切工厂充分转动起来，所有土地耕种起来，发展工业、农业、艺术和科学，实现国有化和革新民主，动员群众支持政府的纲领。

法共由于在抗德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力量和影响有很大的发展，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在1945年10月的立宪议会选举和次年1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共都取得可观的胜利。从1944—1947年，法共先后参加五届政府，在政府内外对社会党采取合作政策，执行民族团结路线。法共8名领导人在政府中任部长职。多列士在第二届戴高乐政府中任国务部长，随后在古安政府、皮杜尔政府和拉马迪埃政府中三次任副总理职务。法共参政期间取得一些重要社会成果：对一批关键工业企业和银行实行国有化、妇女获得选举权、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和企业委员会、确定佃农雇农法和公务人员法、制定发展教育文化计划等。

战后，多列士在社会党、革命道路等问题上提出一些新的主张。1945年2月2日，多列士向《现时代》刊物发表讲话提出：在当前法国民主的条件下，“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可能合并成为一个党”。同年6月，多列士在法共十大报告中再次建议由共、社两党共同讨论建立一个“大的法国工人政府”的问题。他提出两党可以“共同讨论”、“共同决定建立一个法国工人党的原则、方法和组织形式”。

1946年11月，多列士在向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由于世界民主的进展”，使法共“可以考虑走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不管怎样，各国的道路必然是不同的”，“具有光荣传统的法国人民将找到自己走向具有更大的民主、进步和社会正义的道路”。

1947年3月，有法共参政的拉马迪埃政府在国民议会中讨论进行印支战争的拨款问题，法共议员对政府投了反对票。4月，法共对拉马迪埃政府再次投了不信任票。5月，法共部长被排出政府，从此成为政权的反对派。法共领导的总工会于12月再次发生分裂，亲社会党的少数派另行成立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1950年11月，多列士患病赴莫斯科治疗。1953年4月多列士返回巴黎。这时，社会党已退出政府成为反对派。多列士于6月重新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统一阵线的路线，指出争取民族独立同争取和平的斗争不可分割。

在1954年法共十三大上，多列士指出全党面临的任务是：实现民族民主力量的团结，为法国的民族独立和和平、为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民主权力而斗争。1956年大选，法共获得100个席位，尽管社会党选票减少，法共仍支持了社会党的摩勒组阁。同年7月，多列士主持召开法共十四大，支持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的立场，但对赫鲁晓夫全盘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态度。

1958年戴高乐上台，修改宪法，建立第五共和国。多列士认为戴高乐上台是非法的，是对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严重打击，这个政权是垄断资本和一切反动势力的代表。他呼吁一切共和人士：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一切民主人士实现统一行动，反对戴高乐个人政权。在1959年法共十五大上，多列士提出，在一项“恢复与革新民主的纲领”的基础上， 实现包括社会党在内的一切共和派的团结，建立广泛的反垄断联盟;同时指出，争取真正的民主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这次大会把和平过渡形成一条系统的路线，指出议会道路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种特殊情况。1961年法共十六大，多列士提出同社会党等民主党派结盟的问题。1962年，多列士进一步提出左翼制定共同纲领的主张，并于同年支持社会党人德费尔参加总统竞选。

1964年法共十七大，多列士肯定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多党制，指出法共不把一党制做为过渡的必要条件，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暂时性”。这次大会修改了党章，使党内生活有更多民主，同时选举具有改革思想的瓦德克·罗歇任党的总书记，多列士当选为党的主席。1964年7月11日多列士乘“立陶宛”号轮船赴苏联休假，途中心脏病猝发逝世。

法共为多列士逝世举行了隆重的追掉会，遗体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墓地。

多列士的代表作有《人民的儿子》(1937年初版，1960年修定再版)、《法国劳动人民的贫困化》(1961年)、《多列士选集》三卷(1965年出齐)、《多列士全集》(1965年出至二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