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隆

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on， 1895—1974)，阿根廷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阿根廷正义党和庇隆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共和国前总统。

1895年10月8日，庇隆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洛沃斯城的一个庄园主家庭。父亲是意大利移民的后代，农场主兼牧场主，曾做过地方治安官员。1911年，庇隆进入阿根廷陆军学校，走上了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的军人道路。1915年毕业以后的15年中，他默默无闻地过着职业军人生活，直到1930年才晋升为上尉。

1930年9月，庇隆支持反动军官乌里武鲁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代表本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激进公民联盟领导人伊里戈延为总统的政府，初次参与政治活动。次年晋升为少校。1930—1935年任高等军事学校军事史教官。1936年晋升为中校。1936—1938年任阿根廷驻智利大使馆武官。年轻时期的庇隆爱好体育，潜心研究军事史，著有《1914年世界大战的东方战线，战略研究》(1928年)、《军事史札记》(1932—1933年，共四卷)、《1870年的军事行动》(1939年)等著作。

1939年，庇隆奉命去意大利阿尔卑斯军团接受山地作战训练。在此期间，他研究了法西斯制度，选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课程。此外，他还常与同伴讨论有关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的问题。回国途中，他顺道考察了法、德、西班牙等国。

1941年1月从欧洲回国以后，庇隆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同年底晋升为上校。不久，他被任命为门多萨省安第斯山守备司令，参加陆军的秘密组织“联合军官团”。1943年6月4日，该团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庇隆是政变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政变成功后，他最初受命领导陆军部一个秘书处;1943年10月至1944年7月间，先后出任劳工和救济国务秘书、陆军部长和共和国副总统，成为政府中身兼三职的实权人物。

庇隆利用这种实权地位，开始贯彻其政治主张，扩展政治势力。他主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增加退休金和抚恤金等社会福利待遇，规定劳动者享受年终奖金和带薪假期的权利。在军队内部，将一批军官晋升为上校，组成以他为首的上校集团，取代“联合军官团”。这些措施赢得了劳动者和中、下层军官对他的好感，触犯了大农牧场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高级将领的忧虑。国内开始形成拥护和反对庇隆的两大政治派别。

1945年6月6日，一些大资产阶级的行业组织联合发表反对庇隆的宣言。7月，庇隆的拥护者利用当局允诺年底举行大选的时机，提出“要庇隆当总统”的口号。另一派则举行反对庇隆的集会、罢工和示威。两派矛盾迅速激化。10月9日，阿瓦雷斯将军发起暴动，迫使庇隆辞去一切政府职务，并把他囚禁在马丁·加西亚岛。

阿根廷工会和劳动者在埃娃·杜亚尔特女士等领导下，对庇隆被囚禁一事迅速作出反应。从10月17日凌晨起，大批群众高呼“还我庇隆”，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反庇隆势力惧怕形势急剧发展，由法雷尔总统出面召回庇隆。当天深夜，庇隆在总统府阳台上发表讲话，宣布他退出军队，“参加到正在为建设一个伟大国家而流汗受苦的劳动群众中来”。这次胜利是庇隆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10月17日成为以后形成的庇隆主义运动的重大节日。此后不久，庇隆和埃娃·杜亚尔特结婚。

1946年2月，阿根廷举行大选。竞选期间，庇隆针对美国驻阿根廷大使布雷登企图阻止他当选的种种活动，提出“要庇隆，还是要布雷登”的口号，使自己的竞选纲领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选举结果，庇隆以56%的多数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949年，他主持修改国家宪法，使总统职务可以连选连任。1951年11月，他再次当选总统。

庇隆认为，“一个没有理论指导的政府等于没有灵魂的躯体”。他十分重视著书立说。在第一次执政期间(四十年代中至五十年代中)，他先后发表了《政治指导》、《革命学说》、《卖国贼》、《武力是弱肉强食的权利》、《第三种立场》等政治著作和演讲集。国内外舆论把他的政治主张称为庇隆主义，庇隆本人把它称为正义主义。正义主义以“社会主义、经济独立、政治主权”作为纲领性口号，其中的核心是所谓“第三种立场”理论。庇隆在执政期间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鲜明地反映了正义主义的内容及其实质。

从1944年担任政府职务时起，特别是1946年出任总统以后，庇隆非常重视争得劳动群众的支持，主张“人道地使用资本”。庇隆参政以后，创办了埃娃社会救助基金会。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制订了扩大工人权利和增加工伤抚恤金等法令。在1945—1955年的10年中，使工人实际工资增加了50%，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46年的38.7%提高到1950年的45.9%。实行增加社会福利措施，提高工资，改善劳动者的物质待遇，就是庇隆主张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与此同时，庇隆支持广大劳动者参加由他的拥护者领导的工会，并建立许多新的行业工会，经过改组掌握了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的领导权。在采取这些措施后，阿根廷劳工总联合会会员人数从1941年的40万人，迅速扩大到1951年的300万人。通过劳工总联合会，庇隆把整个工会运动几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成为得心应手的强大政治工具。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庇隆在军队、大学，以及各类政权机关中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他还于1947年创建“唯一的革命党”(1949年改名为庇隆主义党，1964年又改称为正义党)，团结各阶层中的拥护者，逐渐形成一个松散的党的外围组织——庇隆主义运动。

为了实现其“经济独立”和“政治主权”的口号，庇隆在执政期间作出了许多努力。1947年7月9日，庇隆政府发表《经济独立宣言》，主张“把经济从监护、控制和支配它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下彻底解放出来”。为此，庇隆政府采取了外资企业国有化措施。它赎买了英、法资本的铁路公司和美国资本的电话公司;颁布限制外国投资的部门、降低利润汇出比例、推迟抽回资本时间等新外资法。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外资在阿根廷固定资本总额中占有的比例大为减低，从1945年的15.4%下降到1955年的5.1%。

为了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庇隆政府将中央银行收归国有，建立全国谷物委员会、全国肉类委员会、阿根廷贸易促进会等，以便制定主要农牧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统制产品的经销和对外贸易。此外，还采取了国家对汇兑、利率、价格、租金和工资等方面的干预措施。

庇隆政府重视发展民族工业。它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1947—1951、1953—1957);建立石油矿藏管理局、阿根廷海运公司、阿根廷航空公司等国营企业;除继续发展轻工业外，又建立和发展了钢铁、汽车、拖拉机、水泥、化工、电机等重工业部门。经过努力，阿根廷的工业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制造业的产值1955年比1945年增加了84.7%，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从22.8%提高到29.2%。

在国际上，庇隆政府执行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主导方针的外交路线。庇隆宣告：“任何国家，不论大小，都不得公开或隐蔽地干涉与我国主权有关的事务”;“作为一个自由国家行使选择权时，我们按本国的最大利益选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道路”。根据这一原则，庇隆政府于1946年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对美国干涉阿根廷事务和损害阿根廷民族利益的行径进行了斗争。庇隆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于提高阿根廷的国际地位，巩固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起了良好的作用。

对于正义主义的核心“第三种立场”的理论，庇隆的第三个夫人玛丽娅·埃斯特拉·马丁内斯·德庇隆(即伊莎贝尔·庇隆)曾作过这样的阐述：“我们正义主义学说的最基本原则，是与各种对抗的力量保持等距离而处于理想的协调状态，可以通过抑制两个极端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我们把这个叫作正义主义的第三种立场。”

正义主义运用于国内，就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企图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庇隆说，“我们不把人民分裂为互相斗争的阶级”，“我们谋求取消阶级斗争，代之以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工人与雇主，即人民之间的公正协议”。庇隆政府的劳工政策虽在客观上加强了劳动群众的组织程度，提高了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庇隆宣扬的阶级调和论，他所采取的改良主义和福利主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阶级矛盾，模糊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有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庇隆本人的言论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决不是资本的敌人，而且将来可以看到，我们一直是它的真正的保护者。”

对于共产主义，庇隆也有鲜明的立场。他声称，“正义主义是唯一实际的、有效的反共运动”。“‘红色瘟疫’不是那种可以用阿斯匹林医治的病症。资本主义有朝一日会认识到，用自己在这种瘟疫恶化中所耗费掉的一半，就能够消灭共产主义”。基于这种思想，庇隆在国际上既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又把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把四十年代的苏联与实行霸权主义的苏联相提并论。他把帝国主义分为“资本帝国主义”和“共产帝国主义”两种类型，主张对两者之间保持等距离的关系。

七十年代初，庇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把他的“第三种立场”的理论赋予团结反霸的内容，解释为“第三世界”的理论根据。他说，“三十年前，我在阿根廷就提出了第三种立场，……现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都站在这个立场上，称为第三世界”。“在这个第三世界里，必须摆脱对超级大国的依赖”。“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第三世界必须形成一个实体来说话”，“我们越能团结，就能举足轻重”。庇隆的这些观点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反霸事业，具有积极的意义。

四十年代中到五十年代初，庇隆执行上述正义主义的各项主张，促进了阿根廷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但赎买外资企业耗尽了战时积累的外汇储备，财政赤字导致通货恶性膨胀，压低农产品价格引起农牧业主缩减生产。进入五十年代以后，又遇到天灾及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等不利情况，阿根廷的经济逐渐恶化。在这种形势下，大农牧业主和大资产阶级加强了他们的反政府活动。劳动者由于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也逐渐降低了支持庇隆的热情。

1954年11月，庇隆政府颁布一项允许离婚、堕胎和在学校中禁止宗教教育的法令。次年6月，驱逐两名天主教教长出境。这两项措施激怒了罗马教廷。梵蒂冈随即宣布开除庇隆教籍。反庇隆势力利用这一形势，加紧推翻庇隆的步伐。当年6月和9月，先后发生两次未遂政变。9月16日，陆军将领爱德华多·洛纳尔迪再次发动政变。19日庇隆被迫辞职，并流亡国外。他先后在巴拉圭、巴拿马、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短暂居留，1960年起定居西班牙。1961年，他与伊莎贝尔结婚。流亡期间，庇隆对国内的拥护者仍保持领导关系，并通过他们对政局发挥影响。1964年12月，庇隆作了一次回国的尝试，受阻于巴西而未能成行。

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阿根廷政局持续动荡，游击队活动不断增加，经济形势日益严重，劳动者的生活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怀念庇隆执政时期较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1966年建立的军政府，在其首脑几经更迭后，从1971年起执政的拉努塞将军决定邀请庇隆回国，“帮助治愈国家的创伤”。

1972年11月17日，庇隆在流亡17年后首次回国。在国内短暂停留期间，他与一些政党协商建立名为解放正义阵线的选举联盟，并推举其在国内的私人代表坎波拉为总统候选人。1973年6月20日，庇隆在新总统坎波拉的陪同下，以英雄的姿态凯旋回国，受到几百万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12日，刚刚就职七个星期的坎波拉总统为了给庇隆“恢复其合法地位”，宣布辞职。9月23日，庇隆当选总统，成为阿根廷历史上唯一三次当选总统的政治家。

10月12日就职后，面对经济上的各种难题、庇隆主义运动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恐怖活动造成的社会动乱，79岁的庇隆很快心衰力竭。1974年7月1日，这位在阿根廷历史上叱咤风云达30年的人物，在总统任期内与世长辞。

庇隆是在阿根廷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但民族资产阶级并未牢固掌握政权的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他为阿根廷资产阶级击溃封建势力，牢固地掌握国家政权作出了贡献，对阿根廷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被本国舆论称为“在阿根廷留下深深足迹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