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克吕兹

沙尔·德勒克吕兹(Charles Delescluze，1809—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新雅各宾派著名代表，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杰出的公社委员之一。

1809年10月2日，德勒克吕兹诞生于厄尔—卢瓦尔省德勒。他的父亲是第一共和国和第一帝国时期的残废退伍中士。正是他在德勒克吕兹的心灵里播下对国民公会议员，特别是对雅各宾党人的敬仰崇拜的感情，决定了德勒克吕兹一生的政治态度。

德勒克吕兹中学毕业后曾入法律学校学习，由于家贫，中途辍学，当了一名律师的秘书。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深深吸引了年青的德勒克吕兹。1830年他投身于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此后，他更积极地参加共和派政治团体的活动，反对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的七月王朝，开始他漫长的斗争生涯。

1832年6月5日，在众议院反对党议员拉马克将军的葬仪上，巴黎人民举行示威，与军队发生冲突。德勒克吕兹站在人民中间，参加了圣玛丽修道院附近街垒的战斗。1834年，他参加4月起义而被捕。不久获释。这时，他已加入秘密的共和派组织“人民之友社”。1835年，德勒克吕兹被卷入一件谋杀路易·菲力浦未遂案件里，被迫逃离法国，在比利时开始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841年，他获准回国，担任瓦朗西安地方报纸《北方无党派报》总编辑，直到1848年。该报对路易·菲力浦政权猛烈抨击，大力宣传民主共和原则，因而成为外省最重要报纸之一。德勒克吕兹是首先在报上提出改革选举制的人之一。他还是里尔“宴会运动”①组织者之一。因他的报纸触怒当局，被判监禁一个月和罚款2，000法郎。

1848年，德勒克吕兹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革命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组成第二共和国政府。上台执政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中有德勒克吕兹的好友赖德律·洛兰。因此，德勒克吕兹被任命为共和国驻诺尔省和加莱省的总委员，常驻里尔。不久发生里斯贡-杜村事件②，损害了他的威望，致使他辞去官职， 重操记者旧业。

1848年5月底，德勒克吕兹回到巴黎，他对掌权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不满。10月，由赖德律·洛兰的朋友们组成的“共和团结社”成立，德勒克吕兹任总秘书。他指出，结社目的在于“集合所有分散的持民主观点的人，进行统一领导，并在坚实的基础上组织民主和社会共和国的大党”。他在一封信中进一步提到：“通过它，我们将组织革命政府”。同年11月，他创办《民主社会革命报》。

1849年3月12日，德勒克吕兹在《民主社会革命报》上发表一篇有关1848年6月事件的揭露政府的文章，为此受到审判，被判监禁一年和罚款1，000法郎。几个月后，他的另一文章又开罪政府，被判3年监禁和11，000法郎罚金。由于他坚持反政府立场，1849年6月13日，《民主社会革命报》被取缔查封。他在友人帮助下先逃往比利时，后到伦敦。

按1849年12月13日一项法令，“共和团结社”被视为秘密社团。1850年4月，法庭对该社进行审讯，德勒克吕兹被缺席判处一年徒刑。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的反革命政变给他沉重打击。1851年—1853年他虽然在英国，却密切注视国内事态。

1853年8月，德勒克吕兹秘密回到巴黎，加入正在组织的秘密社团“青年山岳派”，很快成为该团体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他还与另一共和派秘密社团“马丽亚娜”取得联系。 由于叛徒出卖，德勒克吕兹于1853年10月15日被捕，关押在马扎斯监狱。1854年3月，他因参加秘密团体而被判4年徒刑，监禁在贝尔岛。1857年12月，他被转押到科西嘉岛的科尔泰。1858年刑满前夕，他又被加判流放10年徒刑，在马赛被戴上镣铐送往土伦苦役牢，6个月后被转押布列斯特苦役场。同年9月由“塞纳号”船押往圭亚那的卡宴(又译凯恩)的鬼岛上。这里条件恶劣，劳动繁重，幸而不久德勒克吕兹被卡宴城一商人聘为家庭教师，才免受苦役。1860年1月，他被赦免回巴黎。长期艰苦生活严重损害他的健康，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念。1860年，他出版回忆录《从巴黎到卡宴》，真实地记载了他从马扎斯监狱到卡宴流放地6年中饱受磨难的经历和感受，阐明他坚持大革命的共和民主原则的政治观点。回巴黎后，他和母亲、妹妹生活在一起，暂时放弃政治活动。

1868年，他重新投入斗争，创办《觉醒报》。在7月2日的创刊号上，德勒克吕兹坚定地表明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政治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我们的纲领。”《觉醒报》是自1851年12月政变以来第一份敢于公开宣布共和观点和重新举起十八世纪大革命旗号的报纸。德勒克吕兹因创刊号文章被判监禁15天和罚款5，000法郎。

1868年春，拿仑第三对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进行公开审讯，在这桩诉讼案中，国际会员对第二帝国英勇斗争的精神激起德勒克吕兹的同情和支持。6月，他著文向受审会员致敬。这时期，他开始注意此伏彼起的工人罢工运动，对工人提出的生活和劳动权利的要求表示关注和支持。

同年11月5日，德勒克吕兹在《觉醒报》上发出募捐呼吁，要求为在1851年12月政变时牺牲的议员博丹①建立纪念碑，并且对11月2日巴黎民主分子在蒙马特尔墓地博丹墓前的示威发表了评述，因此，在11月13日他受到法庭审讯。著名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甘必大出庭为他辩护，激烈地抨击第二帝国。甘必大的精彩辩护产生惊人反响。事后，《政治评论》指出：“被揭露和被谴责有罪行的帝国才是真正的犯人。”但德勒克吕兹仍被判监禁6个月。

1869年5月2日，德勒克吕兹把《觉醒报》改成日报。不久，他因评述博丹墓前示威一事服刑，关押在圣彼拉吉监狱。由于惧怕他的影响，当局禁止人探访他，但又慑于舆论压力，不敢阻挠他向报纸投稿。在狱中，他写了《从巴黎到卡宴》的序言。他在痛苦和折磨中坚强地等待着：“也许我将见不到这美好的日子到来;但有什么关系呢?数代人在我们之前死于贫困和屈辱，甚至看不到希望，难道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倒下的人会抱怨吗?为民主而战斗并受苦的光荣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他们可以安息，有其他人来收获他们所播种的成果。”

1869年6月14日—7月10日，《觉醒报》编辑部一半以上人员被控阴谋反政府而被捕，报纸被迫停刊，直到德勒克吕兹本人大赦后获释才复刊。

1870年1月，拿破仑第三的堂兄弟比埃尔·波拿巴杀害记者维克多·诺瓦。1月12日诺瓦出殡时，许多人出于义愤，准备行动。政府派来数千名警察和士兵。德勒克吕兹和一些有影响的共和派首领发表演说，提醒人民尚末作好准备，而敌人早已埋伏。群众听从了劝告，避免了冲突，保存了力量。

2月，警察局检查员违法在夜间搜查机械师梅日的家，被梅日开枪打死，案件轰动一时。许多共和派报纸不敢公开支持梅日。唯独德勒克吕兹在《觉醒报》为梅日辩护，呼吁“为使公民权得到尊重而团结起来”。因此，在7月他被判监禁13个月和罚款2，000法郎。他不得不逃往国外，在布鲁塞尔继续写文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统治。

普法战争后，他从国外寄给《觉醒报》的文章谴责政府封锁战争消息，揭露法军将领无能。这种态度使他在8月4日又被缺席判监禁18个月和罚款4，000法郎。8月7日，他在《觉醒报》发表一份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抵御外敌。他像其他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样持沙文主义态度，声称“宁可推迟我们的希望，也不让普鲁士皇帝专制制度得逞”。马克思严厉地谴责过这种态度。但是在拿破仑第三当局看来，他提出改组国民自卫军和全民武装，并要求巴黎像1792年一样再次拯救法兰西，仍然是不能容忍的。当局指控他的言论已经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因而于8月10日查封《觉醒报》。

帝国崩溃后，9月4日国防政府成立。德勒克吕兹结束流亡生活，重新发行《觉醒报》。最初他支持国防政府。前线的节节败退，虽然使德勒克吕兹失望，但他仍期待政府强硬起来，希望政府接受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传统，呼吁建立大革命时期那样的民族团结。但是在国防政府准备抵御的根本不是普鲁士人，而是巴黎工人的时候，这种宣传只会使工人群众被1792年的回忆所迷惑，使工人运动失去独立性，明显违背马克思代表国际总委员会提出的“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的立场。德勒克吕兹对国防政府的态度受到群众指责。不久，政府的卖国行径使德勒克吕兹逐步改变态度。他更多地倾听工人阶级的意见，要求政府满足人民选举自己代表的愿望。他在报上也开始提出选举公社的口号。

10月底，拥有17万军队的巴赞元帅在麦茨向普鲁士政府投降;接着，10月28日被法军攻占的勒布尔热由于特罗胥不予支援而失守。消息传来，德勒克吕兹在报上愤怒地声讨政府的背叛行为，提出“取消国防政府”，“世界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这是他的一个重大转折。

10月31日巴黎人民起义，德勒克吕兹积极参加。起义失败后，他在报上谴责政府对起义者的迫害。

11月5日德勒克吕兹当选为巴黎第十九区区长。1871年1月4日，他在区长会议上提出6项拯救被围困的巴黎的建议，遭到政府反对，他愤然离开市政厅。1月6日再次开会，依然只是空谈。德勒克吕兹立即向内政部长辞职。

政府准备投降的行径激起巴黎人民的愤怒。1月22日巴黎人民在市政厅前示威，要求推翻政府，受到无情镇压。事后当局还封闭俱乐部，查禁《觉醒报》、《战斗报》等。德勒克吕兹也被监禁在文新监狱。2月8日国民议会选举，他当选为塞纳省代表，才被释放出狱。在波尔多议会上，他坚决抗议1月28日停战协定，指控政府委员犯叛国罪，要求法庭审判。他的提议遭到拒绝，德勒克吕兹像离开区长会议一样离开了这个会议。

3月18日巴黎人民起义掌握了政权。3月26日举行公社选举，德勒克吕兹在第十一区和第十九区当选为公社委员。他的共和主义信念、爱国主义热情，使他毅然加入公社阵营，并在3月29日公社会议上声明放弃国民议会议员称号。此后，德勒克吕兹坚定不移地支持公社的重要措施，曾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外交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救亡委员会委员和军事代表。他参加公社纲领的制定，并违反自己一贯主张集权的信念，在地方分权和公社自治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公社委员阿尔努回忆道：“他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与公社战士们的想法一致，……但应该说句公道话，他完全理解新的纲领，并懂得它的意义。”他的正直坚定和革命经历使他成为公社最有威望的委员之一。在公社两派斗争中，他强调统一与团结。虽然他完全倾向多数派，但他善于正确地对待少数派，善于理解和承认少数派的作用。5月中旬，他在危难之中任军事代表。虽然年迈体衰，缺乏军事经验，但他舍生忘死地日夜工作，忠诚勇敢地与公社共命运。当公社处在“希望已绝，但勇气尚存”的时刻，他鼓励战友们努力坚持到底。5月24日，他在大炮轰鸣声中壮严地号召公社委员们系上自己的绶带去检阅能够集合的营队，并身先士卒收复失地。5月25日在伏尔泰街垒上，德勒克吕兹不幸阵亡。5月27日，他的尸体才被发现，几天后埋在蒙马特尔墓地。1883年11月26日迁葬拉雪兹墓地。

德勒克吕兹的一生是不平常的一生。他为捍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念，30多年历尽艰辛，饱受铁窗之苦。他是真诚地为共和、民主原则奋斗的代表人物。毋庸置疑，他既非理论家，亦非社会主义者，他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可贵的是，当他确认共和国的命运受到威胁时，能够坚定地站到巴黎无产阶级红旗下，不计较个人信仰与公社原则之间的矛盾，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并为之献出生命。他“像那些年老的山岳党人上断头台一样，不声不响地向街垒走去”。从1832年圣玛丽修道院街垒到1871年伏尔泰街街垒，他百折不挠地走完一条曲折坎坷、充满自我牺牲的道路。“为了捍卫正义，他作为雅各宾主义者战死在人民战士的身旁”。公社战士利沙加勒满怀崇敬的心情歌颂这位德高望重的公社委员，并且坚信：“法国只要还是革命策源地，人民的心中就会永远铭记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