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塞尔纳(Ernesto “Che” Gue-vara Serna，1928—1967)，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拉丁美洲“游击中心论”的创始人。

1928年6月14日，格瓦拉诞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的一个资产阶级兼庄园主家庭。父亲唐·埃内斯托是建筑工程师，曾经营建筑公司。母亲塞莉亚是名门望族的女儿，有一座马黛茶庄园。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格瓦拉的父亲经营的公司倒闭，庄园被迫出卖。家境的衰败，促使格瓦拉的父母对世道不满，他们多次参加反法西斯和反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些给年轻的格瓦拉以深刻影响。

格瓦拉在母亲的抚养和教育下成长。从四岁起，他开始读书识字，学习被阿根廷贵族引为时尚的法语。格瓦拉对大仲马、雨果和杰克·伦敦的小说爱不释手，喜欢阅读具有惊险情节的文艺作品。1941年，格瓦拉入国立富内斯主教中学。他厌烦刻板的正规教育，考试经常不及格。但他孜孜不倦地自学，广泛吸取各种历史和社会知识。墨西哥农民起义领袖萨帕塔和比利亚的斗争事迹，尼加拉瓜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桑地诺所领导的游击战争，曾使格瓦拉赞叹不已。他的脑子里逐渐萌生暴力反抗不公正社会的思想。一次，格瓦拉对要他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的朋友说：“上街，让警察揍我们吗?才不干呐!我要有一支枪才干。”

中学毕业时，格瓦拉决心学医，“想通过不懈的劳动做一番事业，以造福人类”。1946年，他考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院。大学期间，格瓦拉羡慕鲁宾逊式的漂流生活，想漫游拉丁美洲大陆。1951年12月，他同好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发，绕过安第斯山，穿过智利，游历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然后乘飞机途经美国返回阿根廷。这次旅行使他领略了拉美的壮丽风光，广泛接触了下层群众。他曾回忆道：我看到人们忍饥挨饿，受尽苦难。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还有一项任务，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成为出名的研究家或在医学上做出重大贡献。这项任务就是去援助他们。这次漫游是促使格瓦拉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转折点。

1953年7月，格瓦拉大学毕业，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他不顾父母劝告和女友的恳求，毅然踏上寻求革命的征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车站告别父母时，他寓意深长地说：“一个美洲士兵同你们告别了。”

格瓦拉先后到达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足迹所至，目睹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风云和反美浪潮，大大开阔了视野。

1953年末，格瓦拉由萨尔瓦多乘车抵达危地马拉首都危地马拉城。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来自拉美各国的流亡者，其中“很多是共产党人”。格瓦拉在他们的影响下，“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同秘鲁共产党员伊尔达·加德亚·阿科斯塔结了婚。

当时，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实行的反帝反封建措施，损害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1954年，美国支持阿马斯率领800名雇佣军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企图推翻阿本斯政府。危地马拉处于危急之中。格瓦拉参加了危地马拉城的防空小组，抵抗入侵者。他鼓动周围的危地马拉青年：“你们必须参加战斗”。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

格瓦拉被新上台的阿马斯总统列入黑名单，受到通缉。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危地马拉。格瓦拉在追述这段经历时说：“这一侵略将使联合果品公司、(美国)国务院、福斯特·杜勒斯(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为所欲为。于是，我认识了一个根本问题：要成为一个革命的医生，首先必须发动一次革命。”他在《颠覆阿本斯目击记》一文中指出：这场革命首先应该向镇压危地马拉革命的美帝国主义宣战。格瓦拉用这样一句话总结危地马拉事件对他的影响：“我是在危地马拉才成为革命者的。”

1954年9月21日，格瓦拉抵达墨西哥城。经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的帮助，进入墨西哥市立医院等单位工作。1955年7月的一个夜晚，格瓦拉在墨西哥城的埃姆帕朗街49号，与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经卡斯特罗的动员，加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古巴革命组织——“七·二六运动”①。不久，他在墨西哥城附近的圣罗莎庄园接受游击训练。格瓦拉还负责“干部工作”，对古巴革命者进行政治教育。1956年6月，他被墨西哥警察逮捕，经多方营救，获得自由。

11月25日，格瓦拉和新组成的古巴远征军共82人登上“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湾的图斯潘港向古巴进发。他们同惊涛骇浪搏斗了七天七夜，在古巴东南海岸的科洛多海滩登陆。经过几次激战，古巴远征军伤亡惨重，仅剩下15人。担任军医的格瓦拉脖子受了伤，同远征军一起冒着滂沱大雨，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区。

1957年5月28日，格瓦拉第一次以战斗员身份参加圣地亚哥附近的乌维罗战斗。他率军攻占乌维罗兵营，击毙敌军14名，击伤19名，打开了通向奥连特省平原的道路。格瓦拉被授予起义军最高军衔——少校，担任第二纵队司令员。

1958年8月31日，格瓦拉奉命下山，率领起义军向古巴中部的拉斯维利亚斯省挺进。1959年1月1日，解放古巴中部交通枢纽圣克拉腊市。在格瓦拉攻克该市当天，巴蒂斯塔总统宣布辞职，逃往多米尼加。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共和国成立。 1月4日，格瓦拉领兵解放了首都哈瓦那。他被称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2月9日，古巴政府通过特别法令，宣布格瓦拉为“天然的古巴公民”。

在古巴革命政府中，格瓦拉先后担任过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61年7月，“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①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②合并为“古巴革命组织”，次年5月改名“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格瓦拉担任该党书记。在古巴党政领导人中，格瓦拉成为仅次于卡斯特罗兄弟的第三号人物。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组建了古巴第一个民主改革的机构——全国土改委员会。他指出：“庄园制是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基础”，必须“摧毁国内外占有者的所有庄园”。在他的支持下，古巴政府于1959年5月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所有者只能拥有土地30卡瓦耶里亚③，超额部分予以征用。这次土改中，征收了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约162，000卡瓦耶里亚，合217万公顷。所征用的土地主要用来创办国营农场。

1960年，格瓦拉以国家银行行长名义，宣布银行国有化，接管了唯一发行货币的古巴国家银行，控制了国家的金融财政权力。他严禁滥发纸币，发行由他签字的新比索，维持了货币的稳定，平息了“挤兑风潮”，稳定了物价。

1961年2月23日，格瓦拉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和中央计划委员会委员之后，对古巴经济进行一系列改革。

在农业生产方面，他为使古巴摆脱外国资本的桎梏，主张把传统的单一经济改变为多种经营。他将30万亩甘蔗田改种牧草、玉米、水稻和其它农作物。由于蔗农缺乏种植其它作物的经验，多种经营没有取得效益，反使蔗糖生产大幅度下降。1960年古巴产糖量为560万吨，1964年只产340万吨，下降将近40%。1964年，格瓦拉在《古巴的经济—它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重要性》一文中，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我们所犯的第一个错误，“不是逐步着手干多种经营，而是一下子做得太多了”。

在工业生产方面，格瓦拉首先实行工业国有化政策。1959年10月，颁布了石油法和矿业法，规定废除一切租让地。到1960年10月，古巴已将全部美国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同时将382个主要由古巴人所有的公司收归国有。古巴政府用一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国有化计划。

在实现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格瓦拉提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口号。为了执行工业化计划，他集中国内资金，不惜大量引进外资。1961年，古巴与苏联签订两亿美元的贷款协定，用于开采镍矿和钴矿。格瓦拉还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及其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必须造就新人”，反对强调“物质刺激”，反对实行计件工资制，以至取消了工人享有工资的假期。在经济管理中，他主张国家严格执行预算控制，加强对各个企业的集中领导和监督，反对给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

格瓦拉的工业化计划只执行一年多，因投资于重工业的资金过大，忽视轻工业生产，造成消费品奇缺，遭到原人民社会党重要成员罗德里格斯等的强烈反对，被卡斯特罗宣布停止执行。1964年2月26日，格瓦拉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人民需要更多的东西，他们经常需要食品、鞋子、衣服和所有生活中必须的消费品，……但这样做时我们就延迟了目前的建设，或者延迟了消费品的生产。必须在两者之间加以平衡。”“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工业生产限制在最低目标上。”

格瓦拉曾先后出访33个国家，两度来中国，三次去苏联。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他一再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呼吁建立亚、非、拉美团结反帝的统一战线。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格瓦拉曾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格瓦拉对苏联的批评，遭到原人民社会党书记布拉斯·罗加的反对，他指责格瓦拉是“社会主义阵线中引起不和的苹果”。

由于经济政策受挫，政治上遭到原人民社会党成员的反对，1965年4月，格瓦拉写信给卡斯特罗，表示辞去政府职务和少校军衔，放弃古巴国籍，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继续进行斗争，“哪里有帝国主义，就到那里去战斗”。他先后到非洲的刚果(利)〔今扎伊尔〕和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搞“游击中心”。

格瓦拉的游击中心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后，他就着手总结经验，写了许多著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古巴革命史》(1959)、《游击战》(1960)、《古巴：是历史上的例外，还是反殖斗争的先锋?》(1961)、《游击战：一种手段》(1963)、《革命战争随笔》(1963)、《给三大洲会议的信》(1967)等等。他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游击中心”思想，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在美洲，各国人民解放的道路——这也将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都将用武装斗争来开辟”;“在不发达的拉丁美洲，武装斗争的场所基本上应该是农村”。

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先锋”，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已经具备条件进行这种类型的战争”。拉美各国人民应以古巴为榜样，立即建立游击中心。

游击中心的建立最初只需要依靠那些能“扭转乾坤”的“天使”和“人民精华”。这些人应该“意志坚决、视死如归”，其人数只需要20至30人。当第一个游击中心人数增到100至150人时，再派一部分战士去开辟第二个游击中心。依此逐渐增加。

“游击队就是人民的先锋队”，而且是“先锋的先锋”。游击队就是孕育中的党。

从1962年起，格瓦拉先后支持拉美一些革命领导人在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秘鲁和哥伦比亚等国试验他的理论，结果均遭失败。格瓦拉认为：这是他的朋友们“不善于运用我的游击战理论”造成的。

1965年6月，格瓦拉以苏制装备，组织了125名古巴游击队员的小分队，开赴非洲。他们到达刚果(利)东南部的坦噶尼喀湖附近，支持刚果(利)游击队，反对刚果(利)政府。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格瓦拉在刚果(利)呆了六个月，被迫撤回古巴。

同年9月，格瓦拉正式确定在玻利维亚东南部的尼阿卡瓦苏地区建立游击中心。他先后选择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的20余人(以后有所增加)开展活动。他想将安第斯山变成“马埃斯特腊山区”，发动整个拉美地区的革命运动。

1966年11月，格瓦拉化名拉蒙·贝尼特斯·费尔南德(队员们都称他为“拉蒙”)从乌拉圭的蒙德维的亚城，经巴西圣保罗市，乘飞机到达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然后乘车抵达游击队营地。格瓦拉在尼阿卡瓦苏基地孤军奋战，带领游击队在莽林中辗转一年之久。

1967年3月初，负责游击队基地同拉巴斯联系①的情报员塔尼娅②，违反秘密工作的规定，擅自来到基地。她停放在基地外面的小汽车被玻利维亚警察发现，从中搜出了四本绝密笔记。玻利维亚当局根据笔记本提供的线索破获了游击队的城市组织，并包围了游击队基地。

格瓦拉分兵两路，进行突围。8月31日，以华金为首的战斗组在横渡基地附近的马西库里河时，遭到突然袭击，全部牺牲。格瓦拉率领的另一小组且战且退，被围于尤罗山峡。10月8日，格瓦拉中弹被俘，在一支特别警卫队的严密监视下，送到附近的依格拉村，关押在一所学校里。

9日凌晨，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和其他高级将领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头目，乘直升飞机来到依格拉村。他们对格瓦拉进行审讯。格瓦拉回答说：“革命是永垂不朽的!”审讯之后，根据玻利维亚总统和美国驻玻利维亚使馆的指示，格瓦拉被处死。

格瓦拉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他以献身精神参加古巴革命，为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作出了贡献;古巴革命胜利后，他主持实行民主改革，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的掠夺和奴役，做了不少努力。他竭力鼓吹游击中心主义，不看有无革命条件，不同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不作艰苦的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不要革命政党的领导，而仅寄希望于个别英雄人物包打天下，结果落得失败被杀，有碍于革命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