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袖、理论家，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堕落为机会主义者。

1854年10月16日，考茨基诞生在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祖父是波兰人，父亲是捷克人，都是舞台美术家;母亲是德国颇有声望的演员和作家。考茨基称自己的家系是“奥地利帝国民族混杂状态的一个缩影。”

1863年，考茨基随父母迁居维也纳。1866年进中学读书。当时，奥匈帝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他受姑父、捷克的民族主义者普图克的启蒙，憎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考茨基受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学说。最初，他阅读的是乔治·桑、路易·勃朗和拉萨尔等人的著作。他承认：“从中所能得到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终究还是极不明确的和带有激情成分的”。1874年秋，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1月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大学期间，考茨基曾给奥地利和德国的党报撰稿，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建立了联系。1878年春，他写了题为《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鼓吹新马尔萨斯主义。他虽然不同意社会的贫困根源于人口过剩的说法，却认为社会主义带来的普遍富裕，将引起人口增长，导致新的贫困。这反映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十分肤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当时，我对马克思还抱着淡漠态度，我的经济学观点当时带有强烈的折衷主义性质。”

1880年1月，考茨基应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赫希伯格的邀请，到瑞士苏黎世为其主办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撰稿，并研究历史学和经济学。他结识了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伯恩施坦。他把伯恩施坦“看成是一位强有力的引导人”。

在这期间，考茨基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881年3月至6月，考茨基随倍倍尔去伦敦拜访恩格斯和马克思。他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很不错的青年”①，“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②同时他们指出，考茨基“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③“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④。

1882年夏天，考茨基向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版家狄茨提议出一个理论刊物。这一计划受到恩格斯、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支持，并于1883年1月在斯图加特出版了《新时代》。考茨基从《新时代》创刊到1917年一直担任主编。它曾刊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1891年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

在1885—1890年间，考茨基迁居伦敦，在大英博物馆研究经济学和历史学。他于1886年发表了经过恩格斯审阅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恩格斯称该书是叙述《资本论》的一个“提要”;认为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①，对宣传和解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起了积极作用。1888和1889年，考茨基先后发表了《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和《1879年的阶级矛盾》，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方面得到恩格斯的好评。考茨基还受恩格斯委托，从1889年开始整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手稿。

1890年，德国议会通过废除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提案。社会民主党重新取得了合法地位，需要制定一个新党纲。1891年，考茨基从伦敦返回斯图加特，以《新时代》主编身份参加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活动，并起草新党纲的理论部分。这个党纲草案回避了关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它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比以前的《哥达纲领》前进了一步，得到恩格斯和倍倍尔的肯定。与此同时，考茨基还代表德国党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这一切使他获得愈来愈高的声誉，成为德国党和第二国际中的主要理论家。

然而，考茨基由于脱离工人运动，脱离实际，始终未摆脱烦琐哲学，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就已流露出某些机会主义观点。他在1891—1893年，写了《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教义问答》。他认为资产阶级“代议制是为各个极不相同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议会斗争是使无产阶级摆脱屈辱地位的“最有力的杠杆”;甚至宣扬统治阶级会“自愿地退出舞台”。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恩格斯的严肃批评。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与世长辞，考茨基参加了在伦敦滑铁卢车站大厅举行的追悼会。

恩格斯逝世后，随着欧洲各国政府对工人运动较多地采取“自由主义”策略，机会主义在第二国际首先在德国党内泛滥起来。理论上的不彻底使考茨基在这重要关头产生动摇。他从1896年10月起，让《新时代》不加评述发表伯恩施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由于这些文章引起德国党内和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不满，考茨基才于1898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开辟栏辩论关于伯恩施坦问题。

1898年10月，德国党召开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开展了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考茨基在发言中，表示不能同意“伯恩施坦所建议的道路”;会后，考茨基给伯恩施坦写信，解释自己发言的动机是为了让他不致受到左派的严厉批判，表示对他在会上发表的批评意见“深有同感”。

1899年1月， 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考茨基于4月发表一些批判伯恩施坦观点的文章， 9月出版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批驳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列宁称该书是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①但是，考茨基回避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要害，宣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满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列宁对此指出：“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②。

这一年，考茨基还发表了《土地问题》一书。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剥夺农民，而应当通过合作制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列宁给予这一见解以肯定的评价。

1900年9月，考茨基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上就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加入资产阶级内阁展开激烈争论。各国左派对米勒兰的变节行为进行谴责，要求给予制裁，而右派为米勒兰辩护。考茨基提出了一个折衷的决议案。他不同意把社会党人入阁视为夺取政权的正常开端;然而认为，米勒兰入阁应看作是在特殊情况下势必要采取的临时的、例外的手段，“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国际代表大会不应对此发表意见”。考茨基的决议案以24票对4票被通过。这个决议在原则问题上持暧昧和调和的态度，具有类似橡皮一样的伸缩性，考茨基的名字正好是橡皮(Kautschuk)的谐音，结果被称为“橡皮决议”。这是考茨基在第二国际中首次以中派面目出现。

考茨基在1902年出版的《社会革命》一书中宣称，要反对机会主义，宣传革命思想;认为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过时，社会革命的时代也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应当夺取国家政权。但是，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说“没有任何根据设想，武装起义和街垒战以及类似的军事事件现在还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列宁对该书的评价是：考茨基“发表了许多极宝贵的见解，但是恰恰回避了国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选择的说法都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①

考茨基对俄国1905年革命抱支持和欢迎态度。他在这场革命和随后在欧洲国家爆发的政治罢工的鼓舞下，于1909年出版了《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他认为，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遏止的”，号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准备夺取政权。但他仍然回避打碎旧国家机器问题，一般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回避这一专政的实质与内容。列宁认为， 这是“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①，但由于他在国家问题上保持缄默，躲躲闪闪，“就必然使他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②

1912年7月， 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潘涅库克发表《群众行动与革命》一文，对考茨基在革命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批判。考茨基发表《新策略》一文进行答辩。他提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是“通过在议会中取得多数， 并且使议会上升为政府的主宰而夺取国家政权， 但不是破坏国家政权”。 他明显地主张无产阶级在保留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条件下去掌握政权，在国家问题上完全堕落到机会主义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了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1912年11月，考茨基参加了巴塞尔代表大会，并在大会通过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上签了字。但他在行动上却背叛了巴塞尔宣言。

大战爆发后， 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集团在“保卫祖国”口号下支持本国政府进行战争。考茨基公然为他们辩护，堕落为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在1914年8月德国帝国议会表决军事预算的前一天，向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建议，要他们在表决时弃权，对帝国主义战争采取默许态度。此后，他在《新时代》上接连发表《战争的影响》、《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等文章，否认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宣扬帝国主义“没有一个真正要战争”，战争既是帝国主义的又是民族性质的。

考茨基为了给他的社会沙文主义提供理论依据，以1914年9月发表的《帝国主义》一文为标志，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宣称随着国际垄断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帝国主义可以进入一个彼此联合，即“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的“超帝国主义”阶段。这样，统一的世界托拉斯将消除资本主义各国间的冲突、战争、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他要求工人阶级不要“为时过早”地谈论资本主义完全的、最终的破产和夺取政权。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否定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一种巧妙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的谬论。

1916年后半年，考茨基用“超帝国主义”论为帝国主义的“和平”烟幕辩护，宣扬帝国主义政府相互达成协议会“带来世界和平”，“甚至能保障和平”。他同列宁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正确口号相对抗，离开阶级斗争和革命，空谈“和平”，成为向帝国主义效劳的社会和平主义者。

大战期间，德国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社会民主党右派的社会沙文主义言行愈益不得人心。1917年4月，考茨基为欺骗群众，阻止左派组成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伙同伯恩施坦作出向“左”转的姿态;纠集中派，建立独立社会民主党，诱骗左派党和工人加入他们的组织，破坏工人运动。

考茨基极端仇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18年夏天，他配合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一书，鼓吹“纯粹民主”、“一般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专横”和“毁灭民主”，苏维埃政权是“专制政权”，是“军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器”;咒骂苏维埃国家是“早产”和“活不成”的“孩子”。列宁痛斥说：“考茨基的书就不应该叫做《无产阶级专政》， 而应该叫做《附和资产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攻击》”①。这时，考茨基已经彻底堕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社会民主党右派篡夺了革命成果，成立了临时政府。考茨基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他反对左派——斯巴达克联盟提出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支持右派召开资产阶级国民议会的主张。当右派血腥镇压革命，杀害左派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时，他为右派辩护，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1919年8月，考茨基写了《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续篇，攻击苏维埃俄国。他诬蔑布尔什维克党已“从工人苏维埃的独占统治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苏维埃政权是“俄国迄今有过的一切暴政中最暴虐的一个”。

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考茨基访问了当时还在孟什维克控制下的格鲁吉亚，写了《格鲁吉亚·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农民共和国》。他吹捧孟什维克政府是“纯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东方地区的“榜样”。当这个政府被推翻后，考茨基哀叹：“这朵大有前途的香花在未结出果实之前就被活活地折断了。”此后，考茨基一再发表著作，对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进行诽谤。

从二十年代以后，考茨基还在国际和国内进行分裂工人队伍的活动。1921年2月，他为对抗列宁建立的共产国际，积极赞助原第二国际内的中派在维也纳建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即“第二半国际”(1923年与战后复活的第二国际合并)。1922年，考茨基为与国内的左派相抗衡，将以他为代表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重新并入社会民主党。

考茨基的晚年，把主要精力花在使其机会主义理论系统化上。1927年，他发表了两厚本《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考茨基“毕生著作的精华”，在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问题上，全面、彻底、公开地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的机会主义理论的总结。

1933年希特勒上台，考茨基从德国迁往维也纳。1938年德军侵入奥地利，他从维也纳到了布拉格，不久又移居荷兰。同年10月17日，考茨基正好年满84岁，病死在阿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