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安德累斯·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

费尔巴哈于1804年7月28日诞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兰得休特城。他的父亲安塞尔谟·费尔巴哈是著名的刑法学家，曾经从法学观点批判过封建制度的专横。费尔巴哈有三个兄长、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大哥约瑟夫·安塞尔谟是弗赖堡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二哥卡尔是数学教授，三哥艾杜阿德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的法学家。

费尔巴哈少年时代的生活并不安定。他父母之间的关系一度很不和谐。随着父亲工作地点的频繁调动，他多次转学。先在慕尼黑上天主教小学。后来在斑堡和安斯巴哈等地上中学。在中学期间，他深受宗教课老师特·勒姆斯的影响。1822年秋，费尔巴哈从中学毕业，至1823年春，他一直在安斯巴哈的家中学习神学。

1823年秋，费尔巴哈进入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在这所大学里，他对许多教授的讲课都不满意，唯一感兴趣的是卡尔·道布讲的《神学道德》和《论恶的起源》等思辩神学课。由于这位神学教授的影响，费尔巴哈在1824年转学到了柏林。柏林大学为费尔巴哈的思想打开了一个新天地。1825年夏，他又转入哲学系学习，听完了黑格尔的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宗教哲学，为黑格尔的思辨力量所倾倒。

在柏林期间，费尔巴哈保持着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但在听完两年课程以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和抽象性质开始产生了怀疑。他问道，思维和存在，逻辑和自然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凭什么理由可以从逻辑转到自然呢?他认为，假如没有自然本身的存在，逻辑这个童贞玉女是永远不可能生出它来的。1826年费尔巴哈离开柏林。在向黑格尔告别时，他对这位尊敬的老师表示，以后他要转向同思辨哲学对立的其它科学。

1827年，费尔巴哈进入爱尔兰根大学。学习了植物学、解剖学和心理学。接着，用了一年的时间在家里准备博士论文。用拉丁文写的论文题为《论统一的、普遍的和无限的理性》，是献给黑格尔的，其内容也是按照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来写的。

1828年2月28日，费尔巴哈在爱尔兰根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答辩。从这年起到1832年，他在这所大学担任讲师，讲授哲学史、逻辑学和形而上学。

1830年，费尔巴哈在纽伦堡匿名出版一本小册子《论死与不死》。这件事给他整个学术生涯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同正统的基督教教义相背离的。它否定了个人的不死，证明只有人类作为精神上、道德上的实体即“类意识”，才是永恒和绝对的。费尔巴哈这些大胆思想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宗教神学具有无上权威的德国，它被看作是大逆不道。行政当局和宗教人士纷纷加以讨伐，小册子被政府没收。人们很快就知道了谁是这本书的作者。费尔巴哈不仅受到父亲和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而且被大学辞退，赶出了校门。

费尔巴哈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他把在爱尔兰根大学的讲稿加工整理，写成了三部哲学史著作。1833年出版《从培根到斯宾诺莎的近代哲学史》，四年后相继出版了《对莱布尼兹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1837)和《比埃尔·培尔》(1838)。这些著作并没有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但是，他对培根、斯宾诺莎等人的唯物主义思想给予热情的评价。他明确地把理性同宗教、哲学同神学对立起来，把哲学史看作是人类理性从神学下解放出来的过程。这表明费尔巴哈在转向唯物主义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哲学史著作，博得广泛的社会声誉，受到朋友们的赞扬。这期间，他还应《柏林科学评论年鉴》的约稿，撰写了评论黑格尔《哲学史》的文章。1834年发表《亚培拉和赫依斯，或作家与人》这部幽默哲学格言集，再度讨论了关于死与不死的问题。

尽管在大学校门外费尔巴哈也能从事著述，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回到学院的讲台。1836年费尔巴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亲自向爱尔兰根大学提出任教申请。这所大学副校长恩格尔加尔特答复他说，主要的障碍是人们传说他是《论死与不死》的作者，如果他愿意公开“辟谣”加以否认，就有可能回到大学。但是费尔巴哈不愿背弃自己的思想，以奴颜婢膝作代价去换取职位。这时，费尔巴哈终于完全明白他同上层社会和官方学院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永远没有可能再登上大学讲台了。他内心深感痛苦，却并不颓丧。在他看来，丧失公职也是一种解放，从此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和思想。

使费尔巴哈感到欣慰的是他结识了一位能够理解自己的姑娘贝尔特·列夫。从1834年起，他们彼此间就有频繁的书信来往。1837年11月12日结成了终生伴侣，一同迁居在弗兰根中部纽伦吉亚的布鲁克堡村。贝尔特·列夫是这个村一家瓷器工厂的股东。他在工厂旁边安下家，依靠妻子的产业和自己的著作收入，维持着俭朴的生活。在这远离德国科学文化中心的穷乡僻壤，费尔巴哈渡过了将近25个年头，几乎没有离开过。

然而费尔巴哈并没有同城市的精神生活断绝联系。他参加了正在兴起的青年黑格尔运动，把卢格主编的《德意志艺术和科学哈雷年鉴》作为发表自己思想的阵地。从1837年10月卢格向他约稿到1843年这家刊物被政府查禁，费尔巴哈一直是它的积极撰稿人。他在这家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对青年黑格尔运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偏僻小村的独居生活，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朋友加普和卢格都极力劝他搬到海德堡或哈雷去居住。他拒绝了。他感到自由地生活在宁静的大自然里，也是一种快乐和幸福。正是在以自然为对象的沉思中，同时在青年黑格尔运动和宗教批判的推动下，费尔巴哈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

1838年底和1839年春，他发表过两篇文章，批判黑格尔关于宗教和哲学对象同一的思想，强调二者的根本区别。1839年8月和9月，费尔巴哈在《哈雷年鉴》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批判》。这是他的世界观根本转变的标志。这篇论文正式表明了他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彻底决裂，在文章里，费尔巴哈从感性存在和具体现实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对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颠倒，指出，不是观念决定具体现实，而是具体现实决定观念。哲学就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界。最深奥的秘密就在最简单的自然物里面。只有回到自然，才是幸福的源泉。在这里，费尔巴哈为他建立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

1841年夏末，费尔巴哈最著名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在莱比锡出版。在这部著作里，着重研究了基督教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把宗教批判和无神论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远远超出了青年黑格尔派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争论水平。费尔巴哈在书中指出，理性、意志、心是人的本质，而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依赖感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必须打破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幻想，确认人就是人的上帝，用对人类的爱来代替对上帝的爱。费尔巴哈阐述的这些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促使青年黑格尔派的加速解体和先进意识的重大发展，在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后来这部著作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流传在世界各地。

1841年以后，费尔巴哈致力于研究新哲学的建立问题。1842年他写出《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年又出版《未来哲学原理》。这两本小册子由于政府的查禁，是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的。这是两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在这两本书里，费尔巴哈第一次对自己所建立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作了系统地阐述和论证。这表明他的世界观转变的最后完成。费尔巴哈在书中指出了唯心主义同宗教的血缘关系和共同根源。他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的神学论证，唯心主义是宗教的哲学论证。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要扬弃神学，就要扬弃思辨哲学。而要恢复被神学颠倒了的人的真正本质，就要将“神学变为人本学”。

费尔巴哈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叫做“人本学”或“人本主义”。他认为，人本学就是“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的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自然先于精神，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它的特性是有形的、多样的、感性的。时间空间是自然的存在形式。只有自然的必然性，而没有超自然的力量。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感性的存在。人的本性在于肉体和灵魂的统一。感性肉体是基础，灵魂是属性，二者是不可分的。他还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它的基础或原因是客观的。人类有足够的能力去认识自然，深入它的奥秘。

在神学和唯心主义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德国，费尔巴哈奋起批判宗教，批判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并且继承了黑格尔的某些辩证思想，对唯物主义有所发展。这是他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历史功绩。但由于长期脱离社会实践，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他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和直观性。他不懂得人的社会本质，在社会历史观上是唯心主义的。

1843年，费尔巴哈曾同卢格和马克思等人筹办的《德法年鉴》有过接触。这年5月，卢格邀请费尔巴哈为年鉴的创刊号撰稿，7月又去布鲁克堡同他面商。马克思也曾为此给他写信。费尔巴哈赞同他们的行动，但不完全同意他们的纲领，他怀疑通过革命是否能根本改造德国。他拒绝了卢格和马克思再三的约请。不久，由于意见分歧，他同卢格的关系也破裂了。

费尔巴哈所重视的是宗教问题。他认为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扬弃宗教异化来解决。1845年他发表《宗教的本质》这部重要著作，1846年又发表《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他把对宗教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基督教以前的自然宗教，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无神论思想。

费尔巴哈思想发生根本转变的时候，正是他的祖国在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1844年6月，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起义。1848年，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费尔巴哈赞成资产阶级民主制，相信对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末日审判终将到来。但他认为那是遥远未来的事。他不懂得正在发生的革命的意义，不愿投身到建立民主制度的实际斗争中去。在革命高潮中，他所作的只是一件事：1848年12月1日到1849年3月2日，应海德堡大学生的邀请，去海德堡讲演。那时费尔巴哈在大学生和许多工人中有很高的声望，被看作是自由思想的象征。但大学当局拒绝他走进校门，他只得在市政大厅发表演说。这就是后来在1851年出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这是他对自己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的综合性论述。在海德堡，费尔巴哈曾经被推举为代表，出席过1849年5月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以资产阶级代表为主，但费尔巴哈对它持消极的态度，他说他只是一个“批判的观者或听者”。

1849年，革命失败，反动势力更加猖獗。许多所谓的革命思想家如卢格等人，都投身到了反革命营垒。费尔巴哈回到布鲁克堡，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仍然保持着激进的民主主义的信念。在寄给侨居美洲的朋友加普的信中，他写道：“欧洲是监狱。自由和囚禁的差别纯粹是量的问题。……我永远感到自己是一个囚徒。”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同现实的严重冲突。在五十年代，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用了5年时间埋头研究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有关基督教的材料，写出《神谱》一书，于1857年发表。可是这本书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此后，他拒绝朋友们的劝告，不愿投稿于任何报纸杂志，沉默了将近10年之久。

费尔巴哈的晚年生活十分凄苦。1859年他妻子在布鲁克堡的那家工厂破产倒闭。他们失去了产业，不得不离开这个给了他们多年生活乐趣的令人留恋的环境，迁居到纽伦堡附近一个小村镇雷亨堡去，在那里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费尔巴哈曾经一度中断了同当时文化潮流的联系。他痛苦地感到参考书的缺乏而又无力购买。但是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朋友关心着他，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英国、美国有不少人发起了一个募集基金运动，来援助费尔巴哈的生活。这位老人在友情的支持下，顶着窘迫生活的压力，仍然努力从事著述。从1863到1866年写作了《论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特别是从意志自由方面着眼》，于1866年出版。在1867到1869年贫病交加的日子里，费尔巴哈还写出《论幸福》一书。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可惜这部著作和其它许多关于伦理学的有价值的札记手稿，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费尔巴哈伦理学著作，从“合理的利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神学禁欲主义的伦理思想。应当肯定，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也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然，对于那时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他所鼓吹的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是不可取的。费尔巴哈在晚年也曾努力学习过一些社会主义的文献，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于1870年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1869年以后，费尔巴哈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在发生几次中风之后，终于在1872年9月13日与世长辞。15日被安葬在纽伦堡的约翰公墓。社会民主党派一位代表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以费尔巴哈的友人马克思、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名义，在墓前献上花圈。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