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的底斯

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396)，古代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

关于修昔的底斯的生平的材料，主要来自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流传至今的古代作家为他写的一些传记，也多少提供了一点材料。总的说来，对他一生的活动，我们了解不多，在学者中间有不少争论。

他出身于雅典的一个富裕而且显贵的家庭，父亲名叫奥洛罗斯，与马拉松战役的主要指挥者米尔提阿德斯的后裔以及色雷斯的王室都有亲戚关系。有材料说，他的墓在客蒙家族的坟地范围之内。公元前五世纪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上半叶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修昔的底斯(麦列西阿斯的儿子)也可能与他有亲戚关系。

据修昔的底斯自己说，公元前430年他曾传染上了一度流行于雅典的瘟疫，只是侥幸得以痊愈。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的最高军职十将军委员会的成员。这年冬天，斯巴达的杰出将领布拉西达斯率领远征军，在色雷斯的同盟军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色雷斯的重要战略据点阿姆菲波里斯发动进攻。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斯巴达军队强渡斯特吕蒙河，一举占领了阿姆菲波里斯的整个城郊。负责防守该城的雅典军队首脑遣急使向当时驻扎在塔索斯岛的修昔的底斯求助。修昔的底斯得信后立即亲率所部战舰7艘驰援。但当他赶到时，阿姆菲波里斯城已经失陷，他只得退守附近的海港埃伊昂。修昔的底斯组织了埃伊昂的防御工作，击退了斯巴达人的进攻，收容了从阿姆菲波里斯逃来的一批人。尽管如此，雅典公民大会还是通过了放逐修昔的底斯的决议。

在流放的20年间，修昔的底斯主要住在色雷斯，他在那里拥有开采金矿之权。

据修昔的底斯自己说，早在伯罗奔尼撤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着手收集有关材料，以备撰写历史之用，因为他深知这次战争的重要性。遭到流放后，他利用充裕的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作广泛的旅行，收集多方面的资料。他大概到过伯罗奔尼撒的许多地方以及西西里岛。

公元前403年，他得到赦免，返回雅典。

修昔的底斯去世的确切年代，现在无法确定。不过，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公元前396年。由于他留下的著作是没有经过最后加工定稿的，并且最后一个句子不完整，所以一般都认为他是猝然死亡。许多学者推测修昔的底斯是遇刺身死。不过，关于这一点缺少直接证据。

修昔的底斯生活的年代，正值雅典奴隶制经济和城邦民主政治充分发展，并且由极盛转而衰落的时期。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雅典的迅速向外扩张，雅典内部不同阶层和集团以及它与其他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尖锐。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诸城邦之间深刻矛盾的总爆发。在修昔的底斯身临其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的思想文化界充满了激烈、紧张的斗争。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伯里克利的逝世，激进民主派的一度掌权，民主派与贵族派的激烈斗争，贫民和富人之间矛盾的激化，雅典在西西里的惨败，三十僭主的暴虐，民主政体在雅典的恢复，雅典海上霸权的崩溃，斯巴达借波斯之助在希腊称雄，等等，都迫使有识之士进行思考。修昔的底斯也不例外。公元前六世纪和五世纪希腊文化的蓬勃发展，希波战争及其后雅典成为希腊文化中心时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使得修昔的底斯可以广泛借鉴希腊世界各方面的学术成就。古希腊当时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成就，给修昔的底斯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以深刻的影响，使其著述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艺术性上都能达到古希腊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

修昔的底斯以其特有的洞察力认识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意义和重大影响，对该书的写作倾注了毕生的精力。

现在流行的修昔的底斯的著作，共分8章。这种分法，大概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们作的。全书的结构是这样的：第一章开头有一个全书的序言，追溯了雅典和斯巴达两大敌对集团形成的历史。第二、三、四章及第五章前半部叙述战争第一阶段共10年间的事件。第五章的后半部写公元前421年签订尼基阿斯和约后6年多时间内的事件。第六、七章写雅典对西西岛的远征。第八章写所谓德凯列亚战争，中止于公元前411年的事件。由于过早的去世，修昔的底斯没有能够写完包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全过程的历史，也没能对已经写成的部分进行彻底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有许多不同于他的前人的地方。

首先，他选择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重大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像他的前辈那样主要记述过去的事情。他在书的开头写道：“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他企图通过对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记述，探求希腊城邦，特别是显赫一时的雅典霸国的兴废之迹和成败之由，集中从一个侧面描绘这一时代发展的图景和基本特征。

通过研究前人的著述，修昔的底斯认识到他们治史方法的缺陷，并力求匡正。他写道：“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或是我亲自看见的，或是我从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对于同时代的事件他采取这样慎重的态度，对于过去的材料更是如此。

他说，诗人常常夸大自己所写主题的重要性，有些史学家关心的不是说明事情的真相，主要注意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提出要求，在研究古代历史的时候，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出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

与希罗多德不同，修昔的底斯对神话、传说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神话和传说不是可靠的历史，在采用它们的时候应该结合其他材料加以审核。他认为，“可否完全相信荷马史诗中的人物，这是颇有问题的”。对于荷马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的规模，他也提出否定的意见，指出由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因而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庞大的军队。

在考察希腊古代的历史时，修昔的底斯运用了多方面的材料。他参考了荷马的史诗和众多的传说，考虑了经济发展的情况，对不同部落、部族之间的风俗习惯进行了比较，并研究了现有的遗物。最后他得出结论，早期希腊人的一些风俗和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里的某些蛮族人的风俗是类似的。由于古代海盗的猖獗，城市一般建筑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发明了倒推法，即按照现在社会中保存的遗迹推断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情况。譬如，在他生活的时代，有些大陆地区的居民认为借海上行劫而致富非但不是耻辱，反而是值得自豪的事情;古诗中也经常并不谴责人们的海盗行径，反而认为从事海盗活动是一种正常现象。他由此得出结论，在古代的某个时候，雅典人以及其他希腊人曾经历过类似的时代。当时由于商业不发达，海盗劫掠曾经一度是各部落人们交往的一种形式。又如，鉴于雅典最古的一些庙宇都在卫城境内，他推断古代雅典的城区曾经仅仅限于卫城一带。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的底斯很注意引用当时的正式文件，例如城邦之间签订的条约文本。其中之一是记载公元前419年以雅典为一方， 阿尔哥斯、曼提涅亚、埃利斯为另一方缔结的百年同盟条约。刻有这一条约全文的大理石碑已于1877年春天在雅典发现。碑文的内容和书中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略有修改。有人推测，当时流放在外的修昔的底斯可能是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把条约文本的铭刻抄下来的。正是由于修昔的底斯对待史料的严肃态度，使得他的著作的可靠性博得广泛的承认。在这方面，他比有闻必录的希罗多德显得高明。

希罗多德认为自己写作希波战争史的目的在于“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修昔的底斯则认为，治史的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使之避免重犯前人的错误。按照他的意见，因为存在共通的人性，过去发生的事情将来可能重新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说自己写历史“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为垂训后世，他着意剖析雅典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引导人们从失败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纠正对内对外政策的错误，挽回雅典城邦的颓势。

修昔的底斯力图揭示历史事件发展中的真正因果关系。这突出表现在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及其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的深刻分析上。他详细考察了雅典和斯巴达的早期历史，以这两个城邦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进而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他认为，雅典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在于国内各派别间的斗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奴隶逃亡和同盟者的叛离给了雅典致命的打击。他一再指明，长期战争必须有强大的经济支持，海军是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

古代希腊社会中各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修昔的底斯的书中也有所反映。他明确指出，“斯巴达人对黑劳士的政策，总是完全以自己的安全为基础的”。他记述了雅典人占领皮洛斯期间黑劳士的逃亡使斯巴达人感到十分不安。在叙述战争过程时，他交错叙述了民主派和贵族派的斗争，特别详细地描述了科西拉内部的流血斗争。

修昔的底斯对神谶和灵祥灾异之说持否定态度，认为日蚀、月蚀、地震、风暴等是自然现象，不能作为人世吉凶的预兆。在这方面，他比希罗多德高明。他揭露说，有的神谶是由于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尼基阿斯因为月蚀而延误了撤军的日期，修昔的底斯谴责他愚蠢。在古代即已有人称修昔的底斯为不信神的人。

像许多古代的历史学家一样，修昔的底斯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著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构谨严，文字简洁，叙事生动。虽然他在叙述过程中严格根据实际材料，并不多加渲染，但巧妙的剪裁仍然产生巨大的艺术效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某些篇章，例如对雅典的瘟疫的描写，对科西拉的流血内争的记述，对雅典远征西西里岛的叙述，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佳作。

书中叙事的部分与当事人的演说交织在一起，这是修昔的底斯著作的特色之一。他用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说词，借历史人物之口，来阐发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对人对事的评价。这些演说词涉及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关的各种政治问题，含有深刻的哲理。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著名演说，实乃热烈赞扬雅典民主政体的颂歌。

作为2，000多年以前雅典这样一个奴隶占有制社会中的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不可避免地有他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例如，他在叙述战争的过程中，虽然有时提到经济因素的作用，但整个来看，对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注意是很不够的。他以人性不变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共性，也就是把人的心理当作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他的著作中，人民群众没有独立的意义，他们只是当时一些政治家的追随者而已。只有当人民群众的意愿和某位政治家的图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才能作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因素发挥作用。在纪年方法上，虽然他作了创新，较之前人已进了一步，但仍然不够精确。

修昔的底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色诺芬、特奥波姆波斯、克拉提波斯都曾把自己的著述看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继续。据说，德摩斯梯尼为了学习他的简练文体，将他的书抄写了8遍。老伽图、西塞罗、塔西陀等人都熟悉修昔的底斯的著作。著名的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翻译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修昔的底斯作了细致的研究。麦考莱、尼布尔、兰克都高度评价修昔的底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多次引述过修昔的底斯的论述。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说，“读修昔的底斯的著作”“令人感到新鲜”。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