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1948)，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杰出的活动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日丹诺夫1896年2月26日诞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今顿涅茨克州)马利乌波尔市(今日丹诺夫市)。父亲是当地国民教育视察员。日丹诺夫毕业于应用学校。1912年，他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加入特维尔(今加里宁格勒)青年学生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小组。1915年，他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特维尔工人区中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1916年3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维尔省(今加里宁州)委员会委员。1917年在沙德林斯克的沙俄军队第一三九预备团服役，在士兵中进行反战宣传，号召他们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

同年，日丹诺夫在乌拉尔参加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发起建立沙德林斯克县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先后被选为该县第一个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1918—1920年，他在乌拉尔和特维尔红军中作政治教育工作，曾任《特维尔真理报》主编、俄共(布)特维尔省委副书记。1922年起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以充沛的精力从事组织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1924—1934年任俄共(布)和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员会书记、联共(布)高尔基边疆区委书记。他带领当地人民把下诺夫哥罗德从旧日的商业城市逐步建设成为崭新的工业城市。1935年3月15日，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1925年12月，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 日丹诺夫当选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在发言中，赞扬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次代表大会后，日丹诺夫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1934年12月1日，苏联党和国家著名的活动家、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联共(布)中央派日丹诺夫兼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日丹诺夫动员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等人的斗争，他把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团结在以斯大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周围。日丹诺夫以其不倦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列宁格勒劳动人民的热爱和尊敬。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日丹诺夫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年1月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9年3月起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年4月4日，日丹诺夫获劳动红旗勋章。1940年3月21日被授予红旗勋章。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任职期间，重视改造和发展国防工业。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他主张加强红军，特别是红海军的建设。1935年5月，他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1940年，与沃兹涅先斯基共同领导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检查武装力量状况特别委员会。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德国侵略苏联。6月23日，日丹诺夫被任命为统帅部大本营常务顾问。1941年9月5日至1944年8月，他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苏联陆军总政治部军政宣传委员会委员。

从1941年9月4日开始，列宁格勒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达17个月之久。日丹诺夫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他把列宁格勒的工业转入了战时轨道。由他发起开辟的著名的“生命之路”，即通过拉多加湖的冰上大道到列宁格勒的道路， 曾对列宁格勒和前线的粮食、燃料、弹药的供应起过极大的作用。为了抵抗希特勒军队对列宁格勒的进攻，在以日丹诺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下，约16万居民参加了民兵师，七万名党员走上前线;几十万人，主要是妇女，参加了修筑防御工事的劳动。工厂冒着敌军的炮火和轰炸的危险为前线生产。列宁格勒人的英勇奋战，终于使希特勒攻占列宁格勒的计划遭到破产。1944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日丹诺夫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和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以及陆军上将的军衔。次年1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列宁格勒以“英雄城”光荣称号。1946年2月25日，日丹诺夫50寿辰时，再次被授予列宁勋章。

1944年日丹诺夫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46年3月至1948年8月，任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

日丹诺夫在完成日常繁重的党政工作的同时，还用相当大的精力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1934年8月17日，日丹诺夫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要求苏联作家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他指出，要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要“两脚踏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就要“批判地接受各个时代的文学遗产”;就要“用社会主义精神来不倦地提高自己”。他强调了文学的党性原则，认为，“在阶级斗争时代，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种非阶级的、非倾向性的、仿佛不问政治的文学”。他鼓励作家们使“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日丹诺夫的讲话，对于发展苏联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1938—1941年，日丹诺夫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为培养党的干部，使他们跟上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的形势，做了大量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

在1939年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日丹诺夫做了《修改联共(布)党章》的报告。他说：“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统治。随着经济方面的根本改变，苏联的阶级构成也改变了。……苏联劳动群众之间的阶级界限，正在消除着，正在绝灭着。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正在消除着。”他认为，随着苏联经济和阶级构成发生的根本变化，接收党员再按旧党章的规定，对被吸收人的社会成分进行分类的方法，应当“废止”。他提出所有入党的人，不管是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都要规定“统一的条件和同一的候补期”。

日丹诺夫建议在新党章中应增写条款，以保证在开除党员党籍时能认真地研究指控理由是否充足。他建议“废止大批清党”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过渡时期是改善党的成分的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资本主义成分已经消灭的条件下就失去意义了。他说：“大批清党的运动式的性质会引起许多错误，首先是违反列宁主义关于分别对待人们的原则。”日丹诺夫在报告里为党的干部中出现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欢欣鼓舞，他强调：“必须及时地和大胆地提拔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力量和无敌于天下的保证”。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日丹诺夫报告的决议。

卫国战争胜利后，日丹诺夫在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文艺理论方面作了许多工作。

随着和平时期到来，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强调文艺的非政治性等错误倾向，在苏联社会中有所表现。1946年9月， 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作家会议上，就列宁格勒两种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的错误作了报告。他认为《星》的主要错误是发表了左琴科①的小说《猴子奇遇记》。左琴科对苏联人民的劳动、英雄气概和高尚道德品质不加颂扬，反而在这部作品中把苏联人民描绘成粗野的、没有文化的、愚蠢的、庸俗趣味的人。《星》的另一个错误是极力推销女作家阿赫玛托娃②的空洞的没有思想性的诗歌。《列宁格勒》杂志也常发表左琴科的下流、诽谤的言论和阿赫玛托娃的空洞的不问政治的诗作。此外，这两家刊物还发表了其他一些充满悲观主义的颓废诗歌、庸俗的剧本、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小说，以及俯首崇拜一切外国事物的作品。

日丹诺夫严厉谴责这两个杂志的错误倾向和文学战线的错误。他说：“与现代苏维埃现实相违背的”作品，“是不能容于我们的杂志篇幅中的。我们的文学不是那指望满足文学市场各种趣味的私人企业”。他要求文艺界的领导者和作家都以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为指针”，“要以生气勃勃和革命的精神来教育青年”。他说，苏联之所以克服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和战胜德、日法西斯，正是由于苏联文学帮助党以生气勃勃的、对自己力量充满信心的精神教育青年的结果。

日丹诺夫在报告中还批评了《星》和《列宁格勒》两个刊物的领导人的另一个错误：把个人友情作为他们和文学家建立关系的基础。他们不愿得罪这个或那个作家，发表了许多思想上有害和艺术上低劣的作品。他认为这是“以友情关系代替原则关系”，“是完全不正确和政治上错误的立场”。他强调：杂志的“主编应当对该杂志的方向负责，对该杂志中登载的作品的高度思想和艺术的质量负责。”根据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有关报告，《列宁格勒》杂志被停刊，《星》杂志的主编易人，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吉洪诺夫被解职。

1947年6月24日，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罗夫著《西欧哲学史》①一书的讨论会上发言，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的党性与原则性。他指出该书的缺点是忘记党性原则，企图抹杀马列主义和同它格格不入的哲学派别之间的矛盾，脱离现代最重要的问题。他要求苏联哲学家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斗争时要毫不调和。他号召与学究式的客观主义，与冷漠地阐明事实的态度断绝关系。他在发言中，对哲学史作了如下的定义：哲学史是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孕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创造了新的哲学，即在质上与所有以前的、包括进步哲学体系在内的一切哲学体系不同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群众为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而斗争的科学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点是战斗的党性原则。日丹诺夫的发言，对推动苏联的哲学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影响。不久，苏联创办了《哲学问题》杂志。

1948年1月，联共(布)中央召开音乐工作者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穆拉杰里①的新歌剧《伟大的友谊》的评论，确定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苏联音乐艺术的任务。日丹诺夫在会上两次发言，着重指出音乐艺术在苏联人民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继承俄国古典音乐进步传统对发展苏联音乐的重要意义。他批判了音乐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谴责了蔑视俄罗斯古典音乐和俄罗斯古典歌剧传统的错误。他认为，肖斯塔柯维奇②、普罗柯菲耶夫③等苏联著名作曲家是这一错误倾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日丹诺夫全面否定穆拉杰里的新歌剧《伟大的友谊》，认为在它的音乐中“没有一个能使听众记住的旋律”，“歌剧大部分成为噪音的纷乱的集合”，“情节是捏造的”。

在日丹诺夫报告之后，联共(布)中央于1948年2月10日作出了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决议指责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等人的作品脱离人民群众，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影响④。

1948年8月31日，日丹诺夫在莫斯科病故。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在讣告中说：日丹诺夫“积极的一生和活动，对于党和人民都是忘我服务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