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米斯托克列斯

特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约公元前528—462)，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雅典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

特米斯托克列斯是公元前五世纪九十年代下半叶到七十年代初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对于希腊说来，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时代，正是希波战争(公元前500—449年)处于决定意义的阶段。

他的父亲涅奥克列斯虽然富有，但不属于雅典最显赫的望族。他的母亲不是雅典公民的后裔，究竟生于色雷斯还是生于卡里亚，说法不一。由于母亲来自异邦，特米斯托克列斯在青少年时代曾遭到名门子弟的歧视。

他从小就聪颖机智，富有辩才，努力于把自己造就成善于解决实际问题，工于心计的人物。人们经常发现，他在课业之余，或者是在苦苦思索，或者是在演习法庭中的起诉和答辩。对于他认为用处不大的课目，则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因此，他的老师一再对他说：“你这个小孩将来一定会成为伟大的人物，或者造福，或者作乱。”

公元前493年，特米斯托克列斯当选为名年执政官。他的当选与他在公元前494年倡议上演弗吕尼霍斯写的悲剧《占领米利都》有关。剧中关于波斯人在米利都的暴行和战败者的悲惨遭遇的描写，使观众大为震动。尽管剧本作者被科以巨额罚款，特米斯托克列斯却赢得了反波斯侵略的斗士的美名。他考虑到加强海军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开始增建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设施。

特米斯托克列斯的巨大历史功勋在于，他能正确地认识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之后雅典的国内外形势，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推行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国力的政策，促使雅典变成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据说，在马拉松战役之后，当所有的雅典人都为这次空前巨大的胜利所陶醉，对米尔提阿德斯的战斗策略赞不绝口的时候，他却夜不成寐，沉浸于深谋远虑之中。

拥有约2，500平方公里国土的雅典，是巴尔干半岛上按面积而论仅次于斯巴达的希腊人大城邦。它由于土地贫瘠，人口众多，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良港，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即已逐步走上向海外扩张的道路。但是，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八十年代初，它的海军力量仍然小得可怜。公元前487年，当雅典和埃基那发生冲突时，雅典不得不向科林斯借了20艘军舰。曾在马拉松英勇战斗过的特米斯托克列斯敏锐地觉察到，波斯人在马拉松的失败并不是希波战争的结束，而是更加严重的战斗的开端。要拯救雅典，非大力发展海军不可。但是，为了发展海军，一要筹措大笔经费，二要克服传统的重视陆军的习惯势力。马拉松的辉煌胜利，更是使重视陆军的人们振振有词。

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八十年代雅典内部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详情，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不得而知。但总的趋向是清楚的，就是以特米斯托克列斯为代表的政治派别接连取得胜利。公元前487年，他促成了执政官选举方法的改革，即由投票改为抽签，不仅第一等级的公民可以当选，第二等级的公民也可充任。这一改革有利于促进战神山议事会成份的改变，有利于加强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加强战备都是有益的。

海军力量的发展，对雅典的经济、政治生活和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巨大的影响。从公元前487年开始，他的政敌接连因陶片流放法遭到放逐，其中包括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里斯特伊德斯。特米斯托克列斯巧妙地利用了雅典人与拥有强大海军的近邻埃基那的敌对关系，说服了公民的大多数，把得自马罗涅伊阿新发现的丰富银矿的收入用于建造军舰，而不是象往常那样把钱分给每个公民。他把这样得来的100塔兰特①分发给雅典的100名最富有的公民，每人一个塔兰特，责成他们每人建造一艘三列桨战舰，不足款项由他们自己补贴。到波斯人再次入侵前夕，雅典人已经拥有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数量最多的新式军舰，总数达200艘左右。

公元前480年，当波斯人的大军从水陆两方面直逼阿提加的时候，特米斯托克列斯表现出了卓越的治军治国才能。根据他的提议，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让包括阿里斯特伊德斯在内的所有流放者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战斗。虽然斯巴达人只有十几艘军舰，但他主动把希腊盟军中对海军的最高指挥权让给斯巴达人，以增强反抗波斯同盟内部的团结。在保卫温泉关的战斗中，他负责指挥驻在阿尔特米西昂的雅典舰队，从海上迎击波斯人。当温泉关失守之后，他出色地组织了雅典公民的大撤退。

萨拉米斯战役之前雅典人的大撤退值得提一笔。虽然波斯人大军压境，但对于大多数雅典人来说，仍然是故土难离。在这种情况下，特米斯托克列斯巧妙地利用解释神谕的方法，说服绝大部分雅典公民离开雅典，让他们撤退到萨拉米斯和特罗伊津等地。希罗多德在其名著《历史》中生动地记述了雅典人中关于如何解释神谕的争论。按照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意见，雅典人必须相信海军的作用，做好海上作战的准备。1959年在希腊古代的特洛伊津境内发掘出了一个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80年雅典公民大会为应付波斯人入侵所通过的决议的铭文。这个文件说明，萨拉米斯战役前的撤退是按计划进行的。这个计划的倡议人和主要执行者便是特米斯托克列斯。

特米斯托克列斯说服了希腊盟军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斯巴达人埃于吕比阿德斯，在萨拉米斯附近同波斯海军决战。他施展计谋诱使波斯人在最有利于希腊人的地方开始海战。

希腊人，首先是雅典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辉煌胜利，使庞大的波斯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从而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希罗多德对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人的胜利作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正是为自由而战的雅典人在海上的顽强战斗，使其成了希腊的救主。这种说法虽然有夸大的成份，但萨拉米斯海战给雅典人以及其他希腊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却是无可怀疑的。雅典人长期为他们在这次海战中提供了最多的战舰，最有才智的将军，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而深感自豪。

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胜利给特米斯托克列斯带来了极大的荣誉。他一度成为希腊最显赫的人物。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当希腊各城邦的将领齐聚在科林斯地峡举行投票，以便确定他们之中谁的功劳最大的时候，每个人都投自己的票，自认功劳最大。不过，他们大多把第二位让给特米斯托克列斯。结果是，他们每个人只得到一票，而被置诸第二位的特米斯托克列斯所得票数遥遥领先。当特米斯托克列斯访问斯巴达的时候，据希罗多德说，他受到了“绝无仅有”的礼遇。斯巴达人赠给他一顶橄榄冠，褒奖他的智慧和机智。当他离开斯巴达时，派了300名显贵的斯巴达人把他送出国境。

特米斯托克列斯在波斯人撤离巴尔干半岛之后，并没有因斯巴达人给予他的崇高荣誉而放松对斯巴达的警惕。他凭借自己的崇高威望，在过去的政敌阿里斯特伊德斯等人的通力合作之下，依靠全体雅典人的高昂的爱国热情，及时地组织了修建雅典卫城城墙的工作。

在公元前480年和479年，波斯人两度占领雅典。当他们第二次撤出雅典时，放火把城中的建筑物烧了。据修昔的底斯说，当雅典人回到城里时，发现大部分房屋都变成了废墟，四周的城墙只有一小部分还保存着。特米斯托克列斯鉴于数十年前斯巴达人一再派兵干涉雅典的内政，以及在与波斯人的斗争中斯巴达人的种种表现，认为尽快修起卫城的城墙是当务之急。因为在当时那种以重装步兵为主要陆军兵种的情况下，要攻克筑有坚固城墙的堡寨是十分困难的事。拥有当时希腊最优良的重装步兵的斯巴达人就不善于攻城。斯巴达人提出的建议，即雅典不但自己不要建筑要塞，还应该和斯巴达一起摧毁伯罗奔尼撒以外所有的要塞，更使雅典人提高了警惕。

修昔的底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公元前478年围绕筑城问题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斗争。根据特米斯托克列斯的提议，雅典人把斯巴达派来建议不要筑城的代表团打发走了。紧接着他们选举了一个包括特米斯托克列斯在内的代表团到斯巴达去解释雅典的意图。但特米斯托克列斯留下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自己首先到了斯巴达。起初，他采取种种方法拖延与斯巴达当局的会晤。待他得到确切的情报，雅典人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把城墙修到了应有的高度时，才对斯巴达人说，他认为雅典人修筑城墙，无论是对雅典来说，还是对其他城邦来说，都是有利的。因为只有在平等力量的基础上，才可能平等地和公平地讨论共同的利益。斯巴达人鉴于既成的事实，只得隐藏起内心的不悦，让他回国。

雅典人又根据特米斯托克列斯的建议，进一步修建了比雷埃夫斯的城墙。

在特米斯托克列斯当政时开始修建，屡加扩充，而在伯里克利时期最后建成的雅典的著名城墙，极大地加强了雅典抵御外敌的力量。因此，当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胜雅典人之后，提出的和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雅典必须拆除卫城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城墙。公元前393年，当科农在克尼多斯附近大败斯巴达舰队之后，又重建了著名的雅典城墙。

但是，特米斯托克列斯威震天下的日子不长。公元前478年以后，我们对他的事迹就知道得不多了。他的政敌阿里斯特伊德斯、客蒙等人取其地位而代之。

公元前476年，特米斯托克列斯参加了奥林匹亚的赛会。同一年，他承担了组织悲剧演出的任务，安排上演了他的老友弗吕尼霍斯的悲剧《腓尼基妇女》。这个剧的主题是歌颂萨拉米斯之战。

又过了五、六年，特米斯托克列斯因陶片流放法而遭到放逐。他最初移居阿尔哥斯。不久，又因有人控告他与斯巴达的帕于山尼阿斯一起私通波斯而遭到追究。他断定返回雅典受审凶多吉少，因而辗转逃避，屡历艰险，最后到达波斯，投奔了波斯国王。

为什么一度坚决捍卫雅典城邦利益的特米斯托克列斯竟被控私通波斯，最后真的投靠了波斯国王?这是一件值得深究的历史悬案。由于史料不足，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两方面的原因。在政治方面，他过激过早地推行了反对斯巴达的方针。他的政敌，亲斯巴达的客蒙的扶摇直上，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普鲁塔克在特米斯托克列斯的传记中提到，特米斯托克列斯因为在宗教联盟的会议上反对斯巴达提出的建议，即要把所有没有参加反波斯人战争的城邦逐出联盟，引起了斯巴达人的忌恨。更重要的是，对于雅典来说，在公元前五世纪七十年代推行坚决反对波斯，向海上扩张，而与斯巴达保持和睦的政策，是更为有利，更得人心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缺陷招致了群众的不满，成了他的政敌可以充分利用的口实。

作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特米斯托克列斯不可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作用。普鲁塔克指出，特米斯托克列斯既贪财又酷爱虚荣。他用各种方式不断炫耀自己的劳绩，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叙述自己的功劳，以致令人生厌，使人们乐于相信诽谤他的各种传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七十年代，在雅典公民的意识中，城邦集体的力量和公民平等的原则起着巨大的作用。过度的自我夸张，只能引起广泛的反感。

希罗多德说，特米斯托克列斯营私肥己的事件层出不穷。他滥用自己的声望，既向国内的人勒索，也向同盟国勒索，从而聚敛了大量资财。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当特米斯托克列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的家产不过3个塔兰特，而当他遭到流放时，财产总额竟达80甚至100塔兰特。尽管这里的数字显然有所夸大，但他利用职权和声望聚敛财富这一事实却是无可怀疑的。

特米斯托克列斯在波斯得到了国王的礼遇。国王把小亚细亚的马格涅西亚等三个城市交给他治理。他的传记作者普鲁塔克说，当国王要他为进攻希腊出谋效力时，他服毒自杀了，以此表明他虽然被迫离开了雅典，但不甘充当反对祖国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