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布朗

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十九世纪美国反对黑人奴隶制的杰出人物，著名的彻底废奴主义者。他主张用暴力解决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问题，领导了著名的哈普斯渡口的起义。

约翰·布朗于1800年5月9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托林顿镇一个白人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参加过独立战争并为美国的独立而献身。父亲欧文·布朗是一个积极的废奴主义者。早在约翰·布朗幼年时，欧文就在俄亥俄州组织“地下铁道”①活动，经常帮助南部奴隶逃亡到加拿大去。他的家也成了“地下铁道”的一个“中转站”。布朗从小受他父亲的影响，同情黑人，憎恶奴隶制。

由于家境贫寒，布朗受的教育极不正规。1805年，布朗在俄亥俄州哈得逊镇开始上学，不到两年就辍学在家，参加劳动。8岁时母亲去世。这时他已学会放牧牲口和鞣制皮革。他常和印弟安人一起放牧，会说一口流利的印弟安语。1812—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他替父亲赶牲口到前线，在外地亲眼看到黑奴少年受到主人虐待的情景，加深了他对奴隶制的憎恨。

1816年夏，布朗加入哈得逊公理教会，从此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随后，他曾到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上学，不久因经济困难被迫停学。1817年夏，他当了一名鞣革匠。他边劳动边自学，阅读了许多关于革命斗争的书籍和人物传记，熟悉十八世纪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能背诵《人权宣言》和《独立宣言》;通过自学，他还掌握了测量技术。

1820年6月，他和农村姑娘狄安瑟·拉斯克结婚。1832年狄安瑟·拉斯克得产后热去世，留下5个孩子。1833年7月他又和玛丽·安·戴伊结婚。戴伊后来又生了13个孩子，但大多夭折了。

1825—1835年间，他不得不为众多人口的家庭生计奔波，先后辗转于俄亥俄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地。为了挣钱养家，除了当鞣革匠、乡邮员外，他还当过土地测量员、牧羊人、农民、家畜饲养者、木材商等等。沉重的家庭负担养成了他勤苦节俭、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为人严肃认真、勤于思索，富于正义感。

自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弗吉尼亚州做奴隶起，美国南部发展了以黑奴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在种植园里，劳动率低下，地力迅速耗尽。奴隶主企图用不断扩大奴隶制地盘来维持自己的经济利益。十九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北部资本主义发展较快，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充足的原料和广大的国内市场，与南部奴隶制经济发生了矛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北部废奴运动逐步兴起。废奴派内部起初大多主张以和平手段达到废奴的目的。

布朗这时的政治倾向也是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废奴派。除了积极帮助奴隶逃亡外，他一直打算积攒点钱在哈得逊为黑人办一个学校。他还打算亲自抚养黑孩子，使之受到良好的教育，用事实证明黑人的智力丝毫也不逊于白人。

1835年前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约翰·布朗经营的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他当了一个银行的董事。布朗开始筹办他计划已久的学校。1840年，他申请购买奥伯林学院位于弗吉尼亚北部的1，000英亩土地，得到奥伯林学院校董会批准。这时，他的计划又进了一步，想把那里办成黑人训练基地，开辟成“地下铁道”的新干线。由于1837—1839年的经济危机使他受到沉重打击，他不得不在1842年宣告破产。他和两个儿子为此而坐牢，办学校的事只好作罢。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布朗的思想随着全国反奴隶制斗争的发展，起了质的飞跃。从布朗青年时代起，美国社会上反奴隶制运动逐渐高涨。1831年爆发了著名的纳特·特纳奴隶起义，起义被血腥镇压了，但激起更多的人投入反奴隶制斗争。1833年“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全国有组织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地下铁道”遍布全国，成功地帮助一批批黑奴逃亡。奴隶主切齿痛恨废奴运动，不惜以反革命恐怖手段加以报复。蓄奴派暴徒到处袭击废奴主义者，气焰十分嚣张。1837年，著名的非暴力主义的废奴派报刊发行人伊莱贾·洛夫乔伊惨遭暴徒杀害。约翰·布朗家乡的一个女教师因为招收了黑孩子入学，学校也被暴徒捣毁。

蓄奴派的种种暴行深刻地教育了布朗。他在一次追悼洛夫乔伊的大会上说：“从现在起，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摧毁奴隶制的事业。”后来，他又对家人说，他打算积极对奴隶制作战，要求他的子女们和他一起宣誓，要“用暴力和武器”同奴隶制斗争到底。他要求他们一定要遵守这个誓言。自此，约翰·布朗由一个非暴力主义的废奴派转变为一个坚强的、主张用暴力解决美国奴隶制的积极战士。

1844年，布朗与阿克伦的商人西蒙·佩金斯合伙开办羊毛商行。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黑人人口调查和分布情况资料，绘制奴隶逃亡的地图。他研究了黑人的历次起义，特别是丹马克·维西和纳特·特纳的事迹。他还研究了海地革命史，对杜桑·卢维杜尔十分崇敬。他设法结识了加内特、洛关、格洛斯特和麦丘恩·史密斯等黑人领袖，与日益高涨的废奴运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1846—1851年间，他的武装斗争计划逐渐酝酿成熟。1846年，他曾把计划简要地告诉他的看门人和亲密朋友、黑人托马斯·托马斯。1847年他第一次会见著名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时，又详尽地告诉道格拉斯，征求他的意见。据道格拉斯回忆，布朗说他曾实地考察阿利根尼山脉(有人推测，他可能就是那次要购买奥伯林学院的土地时，去过该地)，认为那里地势险要，前有渡口、后有山脉，附近有军火库，可做游击队的基地。他准备先带领25名左右的精锐战士，分成5个小分队，分头发动黑奴参加队伍，帮助大批黑奴逃亡。道格拉斯是主张以合法斗争反对奴隶制的黑人领袖，他向布朗提出，也许可以用其它方法使奴隶主回心转意。布朗异常激动地回答说，劝说奴隶主回心转意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他了解这些奴隶主，除非让他们感到大棍子快要打倒头上，否则，靠劝说永远也不能使他们放弃奴隶。

1849年8月，布朗乘去英国销售羊毛的机会周游了欧洲大陆，参观了许多古战场和旧城堡，还收集了许多关于人民起义的书籍，希望把这些有益的经验用到美国的反奴隶制斗争中去。

1850年，在蓄奴派的操纵下，美国国会通过“逃亡奴隶法”，规定凡是南方黑奴，不论逃到北方何处，都可被追缉送回南方。约翰·布朗坚决反对这项法律。他向黑人宣传：应该组织起来，以武力抵抗它的实施。1851年1月15日，在布朗的积极组织下，在斯普林菲尔德成立了《美国基列人①同盟》，这是黑人反抗“逃亡奴隶法”的武装团体，也是布朗武装黑人的尝试。44个黑人加入同盟。盟约规定成员外出时要随身暗藏武器;如果遭到逮捕，全体成员应团结一致进行抵抗;发生战斗时，要“坚决、果断和冷静”，要奋勇杀敌，互相支援，坚持战斗;万一被捕，宁死也不泄露机密。布朗还告诫他们：发现叛徒就必须坚决处死。

1854年1月，佩金斯—布朗羊毛商行由于斗不过工厂主的联合压价，经过几年挣扎终于停办。布朗经营的经济事业失败了。但此时此刻，布朗心中装着更大的事业——反奴隶制斗争。他对于经营个人的经济事业早已不大关心，羊毛商行的关闭在他无异丢掉一个包袱。从此，他把自己的全副精力专心致志地投入反奴隶制斗争。

1856年，布朗率领儿子们参加了堪萨斯内战①。他坚决反对堪萨斯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人的妥协态度，带头武装抵抗奴隶主的疯狂进攻。为了回击奴隶主暴徒对自由土壤派在堪萨斯的据点劳伦斯的袭击，他在天鹅泽惩治了奴隶主歹徒。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在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中牺牲。布朗的行动激发了堪萨斯和全国人民的斗志，大大推动了争取堪萨斯成为自由州的运动。

堪萨斯的斗争经历使布朗更加坚信，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消灭奴隶制。他决心将计划多时的起义付诸实施。经过一番筹备，1858年5月8—10日，布朗在加拿大肯特县查达姆召开了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3个黑人，12个白人，其中包括东部资产阶级废奴派的代表。会上成立了黑人和白人联合战斗的革命组织，布朗当选为总司令。布朗为未来的革命政府起草的《临时宪法》也在会上通过了。这部宪法集中地反映了布朗的革命思想，说明他的思想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它指出，“奴隶是，而且应当是独立自由的，正象上帝万古不变的法律要求人人应当独立自由那样”。奴隶制是强加在黑人身上的“非正义战争”。它庄严宣告：奴隶“完全有权利、有充分和正当的理由去反抗压迫者的暴政”(序言)。它还提出：消灭奴隶制是美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因此，它代表黑人向美国各族人民发出呼吁，恳求帮助。《临时宪法》还规定：要剥夺奴隶主的财产(第36条)，这就意味着要摧毁奴隶制的基础。它还规定：本组织的成员人人必须参加劳动，不劳动者将受惩罚;一切缴获或没收的财物、本组织成员和家属的劳动所得属于全体成员所共有(第28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布朗具有这些先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查达姆会议上作出了武装起义的决定。起义预定在1858年秋天举行。但是，由于混进起义队伍的投机家英国人休·福贝斯的破坏活动，起义时间被迫推迟。这次推迟对布朗的起义计划是个很大的打击。由于没有可靠的基地供长期隐藏大批人员，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维持大批人员的生活，加拿大召募黑人的计划被取消，好容易聚集起来的骨干队员不得不分散，各自去谋生，造成以后召集的困难。布朗本人不得不再次奔走东、北部各州，去说服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废奴派领袖，筹集资金和武器，结果成效不大。

为了吸引更多的黑人群众参加他的行列，布朗曾努力争取很有号召力的黑人领袖道格拉斯，希望道格拉斯和他一起干。但道格拉斯认为他袭击哈普斯渡口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联邦政府而不是对准奴隶制。道格拉斯表示他只同意布朗过去的计划：建立基地训练黑人，帮助黑人逃亡。两人各自坚持己见，不能说服对方，只好分手。

1859年6月，布朗在离哈普斯渡口四、五英里的地方临时租了一个农场，储存武器，隐蔽起义人员。他决心单独干。

1859年10月16日，布朗不顾身体有病，带领一支由22人组成的队伍，其中有他的三个儿子和女婿的两个弟弟，还有六、七个黑人，袭击哈普斯渡口。计划占领那里的军火库，期望一旦义旗高举，成千上万的奴隶就会蜂拥而来参加他的队伍，夺取军火库的武器后进入附近的山区，建立游击据点。

布朗轻而易举地切断电线、扣住火车、占领了城镇、控制了军火库。但是布朗带领的人员太少了，因为上次起义计划被推迟后，分散的人员中，不少人来不及赶到。在查达姆会议前后曾答应参加起义的黑人领袖哈里埃特·塔布曼在起义前就病倒了，不能前来。有的废奴派领袖不同意布朗的袭击计划，撤销了对他的支持。因为事先并未进行周密详尽的调查，与预期的相反，这一带只有少数黑人家奴，并没有大批田间奴隶能够发动来参加起义，因而起义队伍未能迅速扩大。军火库虽到手了，却无法实现夺取武器以壮大起义队伍的计划。10月17日凌晨，奴隶主调来1，500名民团，把布朗包围在消防站里。当天午夜以前，罗伯特·李上校和斯图尔特中尉率领一支海军陆战队从巴尔的摩赶到。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血战两昼夜，布朗身负重伤，起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者中9人牺牲，其中有布朗的两个儿子奥利弗和沃森; 6人逃脱;包括布朗在内的7人被俘。

被俘期间，布朗大义凛然，英勇不屈，视死如归。有人要营救他，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想，我除了一死报我所热爱的事业外，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布朗和他的战友以“谋叛罪”被判以绞刑。1859年12月2日布朗毫无惧色地走上绞刑台。在就义前，他留下遗言说：“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只有鲜血才能洗清这个有罪国土的罪恶。我过去自以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看到，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这是布朗自己对起义失败的最好的总结，是他用鲜血换得的教训。

布朗起义尽管由于准备不充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军事上带有一定的盲动性和冒险性而终至失败，但他的牺牲不是无谓的。在北方，许多城市为布朗举行哀悼仪式，甚至游行示威。这次起义大大推动了废奴运动的发展，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布朗起义是用暴力消灭奴隶制的尝试，也是这种斗争的催化剂。布朗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发动起义并从容就义的，因而曾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说：“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布朗的死而展开的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①美国反奴隶制斗争的进程也证明了布朗起义的影响。原来一些温和的、主张非暴力的废奴运动领导人，也不得不承认武装反对奴隶制的必要性。布朗牺牲后不久，废奴运动领袖之一温德尔·菲力浦斯在纽约的群众大会上号召人们向布朗学习，拿起武器同奴隶制斗争。他说，美国人民反奴隶制运动经过30年的“思想起义”阶段，现在已进入“武装起义”的新阶段;哈普斯渡口就是今天的列克星屯(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地方)。布朗起义成了美国1861—1865年内战的先声。在后来的内战中，著名的《约翰·布朗之歌》成为北方军队中激励人心的军歌。歌词写道：

“约翰·布朗的尸体在坟墓里躺着朽坏了。

但是他的灵魂正在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