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是当代西方思想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1905年6月21日，萨特出生于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年丧父，随母亲在当德语教师的外祖父家居住。他在自传里说自己四岁识字，八岁模仿别人的著作写小说，被家人视为“神童”。早年他的志趣在文学，对哲学也有兴趣，受到近代西方著名的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思想的影响。

1924年，萨特考入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正式开始攻读哲学。他于1929年毕业，并以第一名成绩通过哲学教师资格会考;同时，结识他的终身伴侣，在会考中名列第二的西蒙娜·德·波伏瓦。毕业后，萨特在勒哈佛尔一所高级中学当哲学教师。

1933年，萨特取得政府的奖学金，到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拜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一的现象学派创始人胡塞尔、德国存在主义创始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为师，研读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存在主义的先驱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正式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他当时写的《自我的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中，就提出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

1935年，萨特回到巴黎，在孔多塞高级中学教授哲学。这期间，他为《法兰西新评论》、《形而上学与道德》撰写了许多通俗文章，介绍国外的一些小说家。他经常出入于市民和知识分子阶层集中的咖啡馆、夜总会，悉心观察他们的生活。1938年，他的哲学小说《厌恶》问世，为他赢得了声誉。一般人认为，这是一部把哲学和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成功之作。其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据萨特自己说，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综合。法国一位评论家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在盲目探索存在概念时会陷入什么样的痛苦和不幸深渊之中，那你就必须读一读《厌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在陆军中当列兵;1940年被俘，在集中营度过了九个月。1941年获释，他回到被德国占领的巴黎，一面任教，一面从事戏剧创作和参加抵抗运动，一度与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反法西斯组织。1943年，他接连发表了《苍蝇》和《此路不通》两个剧本。前一个剧本根据古希腊传奇人物俄瑞斯特斯的题材写成。在这个剧本里，萨特用巧妙的隐喻，通过信仰自由和反抗暴政的俄瑞斯特斯的形象，把英雄主义的气概和战胜暴政的希望带给了在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统治下的法国人民。同年，他发表了本体论著作《存在与虚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奠定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1944年起，他辞去教职，埋头著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萨特的剧本接连在巴黎上演。他声名大噪。1945年10月，他与其他几个知识界名流联合创办激进的《现代》杂志。政治上，萨特一直比较进步。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有所揭露和批判。他认为“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它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利润而建立的”，要求改变这个不合理的制度。1948年，他参加一个名叫“革命民主联盟”的知识分子组织，后来因为这个组织有靠拢美国的倾向，便声明退出。1951年起，萨特与共产党人接近，他自称是“同路人”，试图在党之外思考真理，并且希望党能利用他思考出来的真理。1954年和1955年，他曾两次访问苏联。1955年，他与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访问了中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萨特与法共决裂。

战后，萨特积极支持国际进步与和平事业。1952年和1955年，他出席了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萨特坚决声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于生长在宗主国法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需要有对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制度的严肃批判，而且需要有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正是由于他强烈抗议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致使极右分子对他深恶痛绝。他们曾在游行时喊出“枪毙萨特”的口号，两次用塑性炸药炸毁他的寓所。

1960年，萨特发表《辩证理性批判》，探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宣称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要用存在主义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使马克思主义存在化。1964年，瑞典科学院宣布授予萨特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金。他拒绝这个荣誉：“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我都不接受，我只接受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他说，作家应该拒绝别人把他变成一种体制;如果给他列宁奖金，他同样也不会接受的。他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于1967年接受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邀请，参加由各国著名人士组成的“罗素国际战犯法庭”，担任主席。该法庭在他主持下，判定美国对越南犯有战争罪。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运动，萨特热情支持极左派学生的活动，后来还从道义上、经济上大力援助极左派出版的小报。他曾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人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社长、《革命》月刊主编。1971年他和记者莫里斯·克拉韦尔一起在巴黎组织解放通讯社。

萨特在晚年处于半失明状态，不能象过去那样从事繁忙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但是他对当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仍旧非常关注。他谴责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号召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七十年代初，他曾徒步街头，叫卖左翼报刊。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数万巴黎人自发参加他的葬礼，表达了对他的崇高敬意。

尽管萨特在政治上一直比较进步，但这并没有使他所宣扬的存在主义哲学因此就变得正确。存在主义哲学有两个支流：基督教的和无神论的。萨特宣扬的是无神论的存在主义。他声称：“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使人类生活成为可能的学说，并主张每一真理、每一行动，都包含有人类的背景和人类的主观性在内。”在他看来，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就是“人学”，存在主义是一种“唯一给人以尊严的理论”。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从本体论角度，把世界上的存在分成两大类：“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所谓“自在的存在”就是指外部世界。他说，万物处于静止、不变、浑成、充实状态，“与自身相符合”，归入“自在”的范畴。但萨特所说的“自在”，并非唯物主义者称之为“外部世界”的东西。他认为，外部世界自在的存在，是纯粹的、绝对的，本身既无意义，亦无本质。只有当人的纯粹意识活动指向它时，它才成为意识对象的外物，才被赋予意义和本质。

所谓“自为的存在”就是指人的自我存在。萨特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当人的纯粹意识活动指向人本身时，就发现了人的存在，从而构成了自我的意识活动，而这种自我的意识活动也就是“自为”。它“与自身不相符合”，不断地在否定和创造自己，“‘自为’永远是它现在所不是的东西，而不是它现在所是的东西”。“自为和自在是由一个综合的联系联结起来的，这个联系不是别的，正是‘自为’本身”。由此可见，萨特的存在主义实际上是把人的意识作为整个世界的基础和决定者，从而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 上帝不存在，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把这个观点称作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他认为，人首先存在着，然后通过一系列行动、一连串自由选择，赋予本来没有意义的人生以一个意义。没有任何准则可以指导、约束他的行动，因此，他要对自己的行动负完全责任。他否定上帝的存在，宣扬人的自由，这一思想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但是，他否定任何决定论和必然性，把个人自由夸大为一种超自然、超历史、超现实的主观想象的东西。他说，人“永远是、完全是自由的，否则就不存在”，“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不容有决定论”。人的思想的自由是绝对的，不论在任何条件下，人都可以完全自主地去选择自己的行动。这种绝对自由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且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萨特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975年，他在《70岁自画像》中自供：“如果人们重读我的全部著作，人们将会明白，我在骨子里没有改变，我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于萨特的大力鼓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存在主义哲学曾在西欧风靡一时。二次大战再一次粉碎了资本主义秩序永恒的神话，战后的冷战使人们更看不清楚历史的进程要把世界引向什么结局。对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来说，旧的价值观念已土崩瓦解，新的观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哲学由于强调“自由”和“责任”两个概念，使他们得以面对恐怖和荒谬而不失去人的尊严，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归宿。

萨特与共产党人的交往，促使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探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体系，存在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不过是一种观念形态学，即寄生在一种绝对知识(哲学)上的次要的、部分的努力。但是，萨特并没有放弃他的存在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唯一有生命力的哲学，应当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一种“人学”，而存在主义哲学关心的焦点正是作为主体的人。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包括存在主义。

萨特说，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历史必然性对人的制约，没有看到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创造历史，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存在主义可以在方法论上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人”，从而恢复它自身的活力。一旦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就不再有存在理由了。萨特自称，写作《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让存在主义消融到马克思主义里面去。

实际上，这种做法所能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使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因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根本否定必然性，鼓吹人的绝对自由，与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如果马克思主义在这上面吸收哪怕是半点存在主义观点，都会使自己失去原有的科学价值。萨特说马克思主义丢掉了人，不讲人道主义，无视人的创造性，显然是一种误解或歪曲。当然，这种误解或歪曲的产生，与西欧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一度为教条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不无关系。

萨特的一生不断探索，他的思想也不断变化。到了晚年，他越来越认识到社会条件对人的制约，但始终没有放弃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他不满足于解释世界，也企图改变世界。他毕生追求真理，虽然他最后发现的并非就是真理。1980年3月，萨特逝世前不久，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他晚年的助手作过几次长谈。他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不以为，我单枪匹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辨认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进的社会力量。我以为，我的位置是在它们中间的。”

萨特一生著述甚丰，共写了50多部文学和哲学著作，他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贯穿在文学作品里。除了文中已经提及的一些著作外，还有小说《墙》(1939年)，剧本《可尊敬的妓女》(1947年)、《魔鬼和上帝》(1951年)、《涅克拉索夫》(1956年)、《隐藏在阿尔托纳的人》(1959年)等，哲学著作有《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