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贝夫

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sois-Noёl Babeuf，1760—1797)，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家，“平等派”密谋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空想共产主义的杰出代表之一。

巴贝夫生于皮卡底郡圣康坦城。他的父亲曾任当地税局雇员，后被撤职，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教师，收入微薄;家中子女较多，但家庭教育非常严格，为巴贝夫后来自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于家境贫寒，巴贝夫15岁就要独立谋生，资助家庭。从1775年起，他先后当过土地丈量员的秘书、法院公证处公证人助手和研究封建法律的专家的雇员。后来，巴贝夫自己开业，招雇助手，也成了这种“封建制律师”。“封建制律师”的工作，就是从大量布满尘埃的陈年档案文件中详查出领主的各种权利，把一些年代久远为人遗忘的特权翻出来，作为领主加重压榨农民的法律依据。巴贝夫从当雇员到自己开业，研究封建法律达十年之久，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充分了解封建剥削关系，对封建不平等制度有深刻感受，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剥削的实质。他写道：“我是在地主档案的尘埃中发现贵族霸占产业的丑恶秘密的”。

巴贝夫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能坚持不懈地自学，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其中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马布利、摩莱里等人的著作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他还与阿腊斯科学院保持经常联系，与该院常任秘书、一个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贵族杜布瓦·德·福塞通信，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皮卡底农村生活的实际经验，以及读书中所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使巴贝夫认识到私有制的不公平，产生了“完全平等”的思想。1786年，他在与福塞的通信中已经开始陈述他的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在1787年3月的一封信里，他提出在一种制度下，每个成员都应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土地应属于全体人民公有。1789年，他发表的《永久地籍册》一书，重新提出均分土地和改革税制的建议，把平均地权看作是消灭社会不平等的唯一途径。《永久地籍册》是巴贝夫提出“人民共同幸福”的政治纲领的第一次尝试。这本书使他在皮卡底初露头角。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巴贝夫的社会思想尚未定型，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明确的行动纲领。

1789年7月14日，巴黎发生革命，巴贝夫得悉，欣喜若狂。革命爆发后第三天，他为了出版《永久地籍册》并向领主讨还工钱而到了巴黎。这里的革命气氛深深感染了他。他发现自己职业和信仰之间的矛盾，于是决定留在巴黎，靠写通讯维持生活。他成了7月14日革命的一个重要见证人。

巴贝夫密切注视革命的进展和贵族的阴谋，及时揭露贵族不甘心失败，热烈赞许人民杀死贵族阴谋分子富伦的行动。他注意到首都粮食不足是投机商的反革命阴谋造成的，主张组织民兵保护粮食，并由革命机关管理粮食，以防止奸商投机。

革命以后，法国政治、经济面临困难。投降了的路易十六坚持消极对抗改革。10月1日御林军军官在凡尔赛宫举行宴会，为国王欢呼，蔑视革命。消息传到巴黎，群情激愤。在马拉号召下，10月5日—6日，巴黎人民武装进军凡尔赛，准备粉碎国王和贵族的阴谋。巴贝夫对这次行动作了分析和报道。他认为就其成份而言，参加者工人最多;就其性质而言，这是一桩政治事件，是经济与政治危机的结果。

巴贝夫在巴黎生活了3个月，更坚定了他拥护革命的思想。同年10月，他回到故乡皮卡底。1790—1791年，巴贝夫创办了《皮卡底通讯》，宣传革命，刊载各种诉苦书和请愿书，鼓动人民起来斗争。在皮卡底，他积极组织和领导人民反对酒类和食盐消费税，起草了一份有800个村镇居民签字的呈国民制宪议会的请愿书。巴贝夫的行动引起包税人的仇恨。1790年5月19日，管捐税的法庭控告并逮捕了他， 5月22日把他押送巴黎。巴贝夫在狱中写信给《人民之友》报，把自己的案情告诉马拉。马拉写文章为他辩护。在马拉帮助下，他被释放。

在皮卡底，巴贝夫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同封建领主霸占公地、树木等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但同时也树敌很多。因此，巴贝夫参加国民公会议员竞选没有成功。可是，拥护他的广大下层人民仍在1792年9月选他为索姆郡行政长官。他的敌人害怕他，利用一起涂改文书事件陷害他，把他撤职查办。1793年2月，他被迫逃往巴黎。

在巴黎，巴贝夫依靠“无套裤汉”的帮助，在巴黎市粮食管理局任职。这使他能熟悉当时各种重大经济问题。他特别注意保卫最贫苦的下层人民的经济利益。

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一些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措施。尤其是在1793年9月29日颁布最高限价法，打击了大商人和大资产阶级。但是，雅各宾专政没有、也不可能给人民带来更大好处，人民仍感不满。巴贝夫看到了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软弱，他认为社会政策不彻底。他谴责小资产阶级维护的私有财产制度，批评马拉对贫苦人民的福利不够关切的态度。巴贝夫是法国革命中第一个把生存权放在财产权之上的革命家。他的这些思想主张使他遭到革命政府的逮捕。

在1794年7月27日(热月9日)罗伯斯比尔倒台前几天，巴贝夫获释。出狱后，他积极办报，先办《新闻自由报》，后改名《人民的保民官》。他曾为热月9日政变欢呼，但是，热月党人敌视人民的政策逐渐使他醒悟。1794年12月24日，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废除最高限价法，投机商活动猖獗，劳动人民状况急剧恶化。巴贝夫认清了形势，公开承认批评罗伯斯比尔是错误的。他激烈地反对热月党人，在报纸上公开号召推翻国民公会。他在这时改名为格拉古·巴贝夫(Gracchus Babeuf)①。1795年2月，他因反对国民公会被捕，被解送阿腊斯监禁， 9月才被押回巴黎。在狱中，巴贝夫结识许多革命者，其中有以后“平等派密谋”的主要人物邦纳罗蒂等人。10月5日发生王党暴动，国民公会面临王党颠覆的危险。于是，热月党人宣布大赦，释放狱中政治犯，巴贝夫也在其中。出狱后，他继续办《人民的保民官》报。

革命的反复，统治阶级的囚牢更坚定了巴贝夫的革命信念。他开始用新的观点看待法国革命：“政治革命就是贵族和平民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公开的战争”。他揭露“大多数人享受不到东西，正是由于少数人所占的东西太多和太丰富了”。他看出热月9日以后革命倒退了，人民依然饥寒交迫，国家依然灾难深重。他愤怒地写道：“革命并没有进行到底”，决心准备一场新的革命。

除了利用报纸进行宣传外，巴贝夫还参加民主派最集中的万神庙俱乐部的活动，发表演说，扩大影响。但是，新成立的督政府在政治上向右转，1796年2月查封了他的报纸，封闭了万神庙俱乐部，并试图逮捕他。巴贝夫丧失一切合法活动手段，只好转入地下。

督政府时期的法国，因为歉收，粮价昂贵，民不聊生。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醉生梦死。人民不满情绪高涨。巴贝夫利用这种形势，为推翻督政府，建立新的平等制度，秘密准备起义。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左翼反对派，组成了“平等派密谋”的核心。这些人中最主要的是达尔特、邦纳罗蒂、马雷夏尔、费·勒佩尔蒂埃。

巴贝夫及其战友们从启蒙思想中确认“平等!天赋的第一愿望，人的根本需要，一切合法的集体组合的主要纽带!”他们认为“平等”是最崇高的理想，最有号召力，所以自称平等派。他们在法国革命中第一次提出早期无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宣布自己奋斗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公有制。“土地不再归私人所有，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我们主张，我们要求共同享受土地的果实：这些果实是属于全体的”。他们憧憬取得政权后建立体现公有制的组织形式“国民公社”，参加公社的社员在平等基础上劳动和生活。热月9日前未卖掉的国家财产，革命的敌人的财产，以及公地应全部交给公社处理。公社则可利用巨大的物质和政治优势，尽快消灭掉私有制和私人企业。这样，公社可逐渐完全掌握国家的全部经济，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波折，人民的痛苦，巴贝夫及其战友清醒认识到靠空谈是达不到他们的理想社会的。所以，他们宣告“人民进入反抗暴政的起义状态中”，并且明确指出：“起义的目的在于恢复1793年的宪法，恢复自由、平等和普遍幸福”。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号召暴力夺取政权。巴贝夫作为运动首领，在宣传鼓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796年3月，巴贝夫和他的战友们成立一个秘密的起义指导委员会，布置了下属各区的联系人和五名军事代表，要求代表们彼此不发生联系，也不与指导委员会直接接触。这个密谋组织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联系。他们不仅在过去的雅各宾派中活动，而且还成功地与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革命派建立起联系。4月间，大街上出现宣传巴贝夫主义的标语和歌曲。督政府惶恐不安，宣布处于非常时期，加强镇压，大肆捕人。各密谋小组仍努力工作，预定5月11日发动1万7千人起义。但是，由于叛徒格里塞尔告密，与他们有联系的警察部队被解散;到起义前一天，即5月10日，“平等派密谋”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巴贝夫在内均遭逮捕。运动被彻底破坏。

被捕者之一德鲁埃是五百人院议员。根据1795年宪法规定，同案犯一律送往设在巴黎西南的旺多姆的最高法院受审。犯人们被装在铁笼里押往旺多姆，途中备受折磨。次年，即1797年2月开庭审讯。巴贝夫及其战友被指控要推翻督政府。在法庭上，巴贝夫公开承认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把法庭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巴贝夫庄严宣布：“革命就是为了追求大多数人的幸福”。他指出，废除私有制和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革命是必要的、必然的。面对死亡，巴贝夫毫无惧色：“如果你们子弟中的几个最忠诚的人必须在战场上倒下去，如果他们以殉难来培养未来的自由的奠基者和维护者的伟大英勇牺牲精神，那末，至少历史会这样记载，这是为人世间最神圣的事业而殉难的人们的最后遗言”。

5月26日，巴贝夫和达尔特被判死刑，包括邦纳罗蒂在内的7名首领被判流放。巴贝夫和达尔特曾试图用刀子自杀，但只是身受重伤。翌日，他们仍被血淋淋地拖上断头台，壮烈牺牲。巴贝夫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品格和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对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了深远影响。

巴贝夫是接受法国革命前启蒙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革命家。但是他明显地有别于他的先行者们。他果敢地提出为建立“平等共和国”而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问题，提出用暴力消灭旧的剥削制度的革命途径，并有组织地行动起来。巴贝夫关于建立“国民公社”的设想，实际上是指从剥削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要对剥削者实行革命专政的一种独创的、但仍很原始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与过去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重大区别。

但是，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十八世纪的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工人阶级尚未作为独立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巴贝夫不可能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不可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他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要是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反映了小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他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片面强调在消费上的严格“均等分配”。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的“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①这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其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有根本区别的。

尽管如此，巴贝夫平等派密谋运动仍被马克思看成是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被废除的时候，“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②他们的理想虽然在当时的法国不可能实现，但巴贝夫仍不失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先驱，早期无产阶级运动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