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舍夫

亚历山大·尼克拉耶维奇·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шев，1749—1802)，俄国十八世纪末叶著名的启蒙主义者，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思想家。他是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坚强战士，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先驱。

1749年8月20日，拉吉舍夫出生于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县一个地主家庭。他7岁时，被父母送到莫斯科去读书，寄住在舅父阿尔加马科夫家中。阿尔加马科夫当时担任莫斯科大学的督学，经常请大学教师来为自己的孩子和拉吉舍夫讲课，这些教师大多是罗蒙诺索夫思想的继承者。在他们的指导下，拉吉舍夫在童年时代就阅读了罗蒙诺索夫的著作，逐步认识到他在俄罗斯文化与科学发展中所建树的伟大功绩。1762—1765年，拉吉舍夫转到彼得堡贵族子弟军事学校学习。

1766—1771年，拉吉舍夫和另外11名贵族青年被派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拉吉舍夫深入地研究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爱尔维修、狄德罗、卢梭、马布里的著作。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学说，特别是卢梭“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对腐朽的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德国留学期间，拉吉舍夫开始认真思考俄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771年9月，拉吉舍夫从莱比锡回到彼得堡，在枢密院第一厅担任记录员。1773年，拉吉舍夫将马布里的《希腊史纲》一书译成俄文出版。他为该书作了许多注释，当解释“专制制度”这个名词时，他明确指出：“专制制度是极端违背人类本性的制度”。

当1773—1775年爆发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时，拉吉舍夫在第九芬兰师司令部担任师的检察长。由于职务之便，他对农民起义军的斗争目标及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有了明确的认识，他的革命思想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于他的进步世界观的最终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1783年，拉吉舍夫满腔热情地写出了俄国第一首革命长诗《自由颂》。他揭露农奴制的暴戾与黑暗，把君主称为恶魔，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将他杀死。诗中写道：

作战的队伍到处出现，

“希望”把所有的人都武装起来，

……

欢乐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推到断头台上。

拉吉舍夫的思想超越了同时代的俄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不仅揭露和批判农奴制，而且明确指出必须用暴力去消灭它。

在著名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出版)一书中，拉吉舍夫的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俄国进步思想界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即将到来的贵族革命家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拉吉舍夫的这一著作深刻反映了十八世纪俄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种种尖锐矛盾。当时，俄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严重恶化，不仅劳役、代役租越来越苛刻，人身依附关系加强，而且买卖农奴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出卖农奴的广告和出卖狗的广告在报纸上登在一起。一名农奴的幼女的售价竟抵不上一条纯种小狗的几十分之一。农奴制的加强使地主和贵族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如女地主萨尔蒂科娃在10年之中虐杀农奴达140人之多。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集中表达了拉吉舍夫的政治思想：废除农奴制，推翻专制统治，实行耕者有其田，给人民以自由。他认为俄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农奴制，人民是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力量。

书的各章以从彼得堡到莫斯科途中所经过的驿站为名。拉吉舍夫节录了特列佳科夫斯基《节列马克》一诗的诗句作为全书的题词，内容是说英雄节列马克在漫游地府时遇到了一个“臃肿的、凶恶的巨大怪物，它张开了百张血盆大口，狺狺狂吠”。他认为俄国的农奴制就是这样的怪物。拉吉舍夫揭露了农奴制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说：“我环视四周，我的心被人们的苦难刺痛了”。农民一周要无偿地为地主劳动六天，只有在夜晚和节日才能忙于自家的事情。他们在法律面前没有丝毫的权力。地主可以任意鞭打他们，并用足枷缚住双脚，用铁环套住头颈。拉吉舍夫愤慨地指出：“贵族的贪婪、劫盗的灾害、吾人的苦难、贫民的无告，至此一一洞若观火。穷凶极恶的野兽呀!不知餍足的吸血鬼呀!试问我们给农民留下什么呢?我们没法夺走的、留给农民的是空气，只有空气”。

拉吉舍夫认为，在农奴制俄国，由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受到破坏，所以农民两手空空，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农民要想自由地生活只有依靠勇敢的斗争。他主张把土地从贵族地主手中退给农民;农民用“热爱人类的复仇精神”进行反抗，毁坏农具，焚烧粮仓，直至把贵族地主杀死。拉吉舍夫指出，沙皇是俄国最大的罪犯和凶手，他的双手和衣服都沾满了鲜血。因此，企图得到沙皇的恩典只是渺茫的幻想。面对农奴制的黑暗统治，拉吉舍夫大声疾呼：“滚开，你这野蛮人的习俗;灭亡吧，你这猛虎般的苛政!”他幻想当俄国摆脱农奴制和沙皇的暴政之后，人人都能过上没有仇恨、没有压迫的幸福生活，人民是“真正的国王”。

这本书极大地震动了俄国反动政府。叶卡特琳娜二世在书中许多地方都批上“大逆不道”，并说拉吉舍夫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叛乱者”。1790年6月30日，叶卡特琳娜二世下令逮捕拉吉舍夫，亲自参加了对他的审讯。拉吉舍夫在法庭上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把全体农民都从地主那里收回，使他们成为自由民，这就是我的愿望”。不久，高等刑事法庭以谋害君主和蓄谋叛乱为名将拉吉舍夫判处死刑，以后又改为10年徒刑。秋季，拉吉舍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里姆斯克小城。

流放期间，拉吉舍夫完成了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论人、人的死和不死》。书中可以看出罗蒙诺索夫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启蒙学者对他的影响。拉吉舍夫反对农奴制和专制统治的政治观点是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紧紧联在一起的。这一论著共分四篇。它批判了当时俄国流行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使十八世纪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前进了一大步。

拉吉舍夫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先于人的存在，并按它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发展变化。他说：“物不依赖于认识力而独立自存。”“万物均独立自存，各有其特点。”“我们全部概念、推论、结论、乃至最抽象的思想，皆植根于感性的物象之中。”他还认为运动是永恒不变的物质不可缺少的属性。正如太阳不能不发光，火焰不能不燃烧一样，物质不能不运动。世间的一切“都在运动，运动存在于世界之中，而运动则是物质的属性”，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拉吉舍夫进而指出，人的思想及精神生活的本源是物质。人在深入理解和正确认识世界本质方面的能力是永远没有止境的，世界是可知的。然而，人的认识并不永远是正确的，往往还会出现曲解和错误，这是由于“对事物的联系或事物的关系认识太差”的结果，而谨慎和勤劳可以使人们少犯错误。当然，拉吉舍夫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超出十八世纪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范畴。他的唯心主义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烙印，如他认为运动只是“变换位置的属性”。同时，他也没有摆脱自然神论的束缚，有时还认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人类不仅有肉体的死亡，而且还有灵魂的死亡。

1796年叶卡特琳娜二世病死。沙皇保罗一世即位后，大赦政治犯，拉吉舍夫也获释。但不许他回到彼得堡，只能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住在莫斯科附近的涅姆左夫庄园。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继位，拉吉舍夫才被准许住到彼得堡。

回到京城后，拉吉舍夫撰写了许多诗文继续抨击农奴制。《我那个地方的记述》是他在这期间所写的文章之一。全文虽没写完，但仅从完成的部分来看，拉吉舍夫的思想更趋于成熟。他开始力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深入论证消灭农奴制度的必要性。文中谈到当时农业栽培、耕作、育种、播种和整个生产技术的落后。他希望通过用新的生产工具代替木犁，改良土壤，来提高农业生产率。然而，他又痛苦地承认，在“愚不可及”的农奴制下，这是无法实现的。拉吉舍夫认为农奴制是造成俄国贫困、落后和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

在彼得堡，拉吉舍夫曾参加了沙皇政府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他写了《关于法制》、《民法法典草案》、《俄国成文法分类草案》等法学著作。这些著作涉及到俄国法律的许多重要问题。他希望能通过法制的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拉吉舍夫坚决反对把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合法化”的叶卡特琳娜二世颁布的法律，认为它违背了自然法。他主张言论自由，废除肉刑，陪审官参加审判等等。他还提出：法律应当永远保护弱者和被冤枉的人;每个公民，不管其出身如何，都应具有同等的权利;农民单独反抗虐杀者或农民联合举行起义都是正当的。拉吉舍夫的言行招致了法制委员会主席查瓦多夫伯爵对他进行新的迫害，警告拉吉舍夫不要忘记西伯利亚流放的事，并扬言要重新将其流放。1802年9月12日，拉吉舍夫服毒自杀。临终前，他说：“后代将为我复仇!”他用自己的死对农奴制和专制统治发出了最后的抗议。

拉吉舍夫是俄国最早的民主主义者，他英勇地同俄国封建农奴制斗争了一生。然而，他不仅在实际行动上远远地脱离人民群众，而且认为只要废除农奴制，人民就会获得自由和幸福，就可以摆脱贫困和奴役，认识不到在保存私有制的条件下，人民还会套上新的枷锁。尽管如此，拉吉舍夫在俄国反对农奴制的社会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普希金、十二月党人到新的一代贵族革命家赫尔岑和奥格辽夫，到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留波夫，他们都继承并发展了拉吉舍夫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怀着诚挚的敬意，热情讴歌拉吉舍夫及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列宁认为他是俄国人民引以为骄傲的进步活动家之一。1918年，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分别建立了拉吉舍夫纪念碑，在其家乡建立了拉吉舍夫博物馆。